|
. “小长征” 北京日报 | 2022年11月22日 胡松涛 1939年，全国各地的共产党组织选举出七大代表。应中共中央的要求，七大代表秘密赶赴革命圣地延安，准备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南方数省的七大代表，1939年11月出发，1940年12月到达延安。这个艰辛之旅，被毛泽东称为“小长征”。 南方的七大代表 听了几位女代表的自我介绍，项英有点吃惊地说：“呵，你们原来大多数是来自城市的小姐呀！往后的路可不好走哇！太苦了，太苦了，你们会吃不消的！” 1939年11月，广东韶关。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的同志这些天格外忙碌。按照中央要求，办事处要尽快安排华南地区的七大代表赶赴延安参加七大。廖承志作为中共南方局委员、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亲自组织华南片七大代表的集结工作。 韶关办事处里，已经秘密集结的七大代表有：闽粤赣边区的方方、苏惠、伍洪祥、王维、谢南石，广东的古大存、区梦觉、唐初、方华、朱荣，香港的吴有恒、周才、何潮、周小鼎、钟明等。 在廖承志主持下，三个地方的代表合并组成南方代表团，由古大存任代表团团长兼临时党支部书记，带队奔赴延安。古大存1896年生，是15位代表中最年长的一位。 按照计划安排，古大存带领代表团乘坐火车，秘密抵达广西桂林，住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原计划从桂林出发，途经西安去延安。这时接到中央指示：由于国民党封锁陕甘宁边区，从西安进入陕北异常困难，南方各省的七大代表一律改道，到新四军军部集中，经敌后抗日根据地来延安。 11月底，古大存一行14位代表（方方因其他工作离开），穿上新四军的军装，乘坐新四军军车前往新四军军部。古大存一行一路还算顺利，途经湖南衡阳，江西吉安、兴国、南丰、上饶，浙江开化等地，到达安徽徽州岩寺新四军留守处。再往前走，车辆无法通行，一行人舍车步行，经屯溪(今黄山市)、泾县茂林镇，来到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云岭。 云岭在泾县城西25公里左右，是黄山的余脉。1938年7月1日，新四军军部进驻云岭地区，军部司令部及其下设机构就设在云岭山冲的村庄里。南方代表团的14位代表，以及来自湖南、上海、浙江等地的七大代表先后到达云岭，共有42位（另据苏惠回忆说共有50人），听候党中央的具体指示。 40多位七大代表，从新四军军部去延安，路途遥远，险阻重重。必须突破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层层封锁。1938年秋天，国民党政府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在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敌后根据地周围设置了许多关卡。日本侵略军宣称，在八路军各根据地周围修筑了1.1万公里的封锁沟（墙），7700多个据点。 为了打破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坚持长期抗战，保证中共中央与各根据地以及各根据地之间的紧密联系，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与新四军军部驻地之间建立了一条党内秘密交通线，既传递文件与信息，同时输送干部和物质。南方的七大代表去延安，唯一可走的道路是这条秘密交通线。 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曾山向七大代表分析了路途的艰险，他说：“尽管代表们有新四军、八路军的部队护送，但是各个抗日根据地不连片，由这个根据地到那个根据地都要通过敌占区，穿越敌人的铁路、公路交通封锁线；而且没有汽车，只能靠大家两条腿走路，步行上万里。”曾山还强调说：“途中经过的许多地方又是新开辟的根据地，群众往往还不很了解我们党的政策，我们要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重视密切群众关系；还必须对外保密，每一个人都绝对不能泄露自己的七大代表身份。”为了便于长途跋涉，曾山要求各省代表像部队那样统一组织起来，实行军事化的管理。他说：大家思想上要时刻保持高度敌情观念，要发扬阶级友爱和团结互助精神。 党内秘密交通工作规定：过路人员的一切行动，必须服从交通站及护送人员的指挥。东南局决定，在新四军总部集结的各省七大代表组成“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古大存任党支部书记兼团长，下面分成若干小组，各组选出党小组长和小队长，负责代表的行军、学习和生活等一切活动。 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给“服务团”作了国内外形势的报告，他还专门接见苏惠（时任中共闽粤赣边省妇女部部长）、区梦觉（时任广东省委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徐莲娇（时任中共东南局妇委工作团团长）、刘贞（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工委沪西中国纱厂委员会书记）、周婉如（时任中共苏南特委妇女部部长）5位女代表，询问了几位代表的经历。听了几位女代表的自我介绍，项英有点吃惊地说：“呵，你们原来大多数是来自城市的小姐呀！往后的路可不好走哇！太苦了，太苦了，你们会吃不消的！”几位女代表异口同声地说：“我们都是被选出来的代表，是受地方组织的委托，到延安去出席党的七大的！走不动，爬也得爬去呀！” 偷渡长江 “是晚，月色灰暗，风平浪静，几丈之外便看不见江中景物，船工奋力驾驶，破浪前进。” 1940年1月中，新四军粉碎了日寇对铜陵、繁昌等地的扫荡，解放了铜陵、繁昌等城市，北上的通道基本打通，上级通知：“战地服务团”立即出发。 长江，是去延安的第一道天堑。隆冬天气，“服务团”紧急行军，来到长江南岸。 刘先代表时任中共鼎平县委书记。他回忆说：“军部派部队护送，经两天两夜急行军，通过友军区域，到达日军严密封锁的长江南岸地带，我们一面做好战斗准备，一面就下船横渡长江。长江江面宽阔，浩浩荡荡，船头浪花纷飞，江上烟雾迷茫。江北平原，驻扎着友军，但江中有敌军巡逻船来往频繁，企图阻止长江南北我军的联系。部队由护送部队团长统一指挥，留一半在后面掩护，以防止遭到从后面来的突然袭击，前一半先渡江，上北岸后，分三班放哨，埋伏江北西侧，以掩护后一半过江，终于全部胜利地渡过了敌人封锁的天险长江。” 肖岗代表时任中共余姚县委书记。他回忆：“1月28日夜晚，我们秘密登船准备出港，刚出港，忽闻江上有敌舰的马达轰鸣声，我船立即缩回港湾中隐蔽，待敌巡逻艇走远后，我们即再出港，横渡长江。是晚，月色灰暗，风平浪静，几丈之外便看不见江中景物，船工奋力驾驶，破浪前进，我船很快就冲过江心，靠近北岸，旋即登陆，到了江北岸的巢县、无为地区。” 钟明代表时任中共九龙区委书记。他回忆说：“我们全团在军部一个连的护送下，直奔长江南岸芜湖西头的渡口，登上两艘大木船，避开日军的巡逻艇，向北岸驰去。穿过江心，同志们不约而同地哼起了《偷渡长江》歌：'薄雾弥漫在江面，微风嫌弃了波纹，在黑沉沉的午夜，我们要渡过长江……去争取最后的胜利。’胜利的喜悦使我们忘却了彻夜未眠的疲劳。” 渡过长江天险，整理队伍，“服务团”在部队的护送下继续前进。 刘贞代表是第一次跟着部队长途行军。她回忆说：“渡江以后，到达了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的驻地，那里是一个新开辟的江北解放区，虽然开辟不久，但发展很快。我们从皖中到皖北，由第二师罗炳辉率领部队亲自护送。罗炳辉，斯诺在《西行漫记》里称他为'神行太保’，果然名不虚传。他的部队走得并不快，但部队的每个人间隔很均匀，井然有序，除了跨越铁路时有小跑以外，正常的行军速度保持在一小时五六公里，跟他长途行军并不吃力，没有掉队的。” 刘先代表回忆：“1940年2月初，我们到了江北新四军第五支队队部。在那里休息了整两天后，恰逢支队机关要从路西转移。罗炳辉司令员便亲自带了一个团与支队机关的同志跨越京汉路，护送我们。其中有几位女同志，身体瘦弱，但在枪林弹雨之中，却英姿勃发，勇猛直前。当我们夜间到达铁路边时，被铁路两边敌人发觉。他们缩在碉堡里用机枪扫射，企图封锁路面。夜色漆黑，敌人的串串子弹带着点点火光，掠过我们身边。罗炳辉指挥若定，他站在铁路旁，很风趣地招呼我们：'服务团快跟上！快跟上！敌人用机枪夹道欢迎我们哩！’” “服务团”到达皖北。此时，新四军某部正四面受敌，北面有国民党顽固军分三路向根据地进攻，东南西三面有日本侵略军与伪军的夹攻，“服务团”一时无法继续北上，只得在部队驻地停留，等待时机。这一停，就是近半年时间。直到在新四军和地方党组织的艰苦奋斗下，长江以北，陇海以南，大别山以东，黄海以西五十多个县，形成了比较巩固的六七个根据地，“服务团”可以北上了。 驻扎的村子被包围 没有跟上队伍的是“服务团”里负责医疗工作的三位同志。他们为了携带宝贵的药箱，掉队了。 新四军军部驻地至延安之间的秘密交通线大致是：从苏北地区出发，越过陇海铁路，经过鲁南地区，再穿过津浦铁路，进入太行山根据地，过黄河，最终到达陕北。 陇海铁路是日寇的“堡垒线”，沿线有敌人武装巡逻。“服务团”计划趁夜色穿过陇海线，要求所有人员急行军，不准抽烟，不准说话，不准咳嗽，不准使用手电筒，摔跤摔疼了也要咬紧牙关，连马的嘴巴都给绑起来，防止它嘶叫。 张妙根代表回忆说：“要过陇海路了，部队一位首长对我们说：'陇海铁路敌人封锁严密，过了铁路还得过一条大沙河，一共要走180里路……平时你们行军50到80里，还可以吃到饭，这次全部带干粮，你们要做好充分准备。’那天下午两点，吃罢饭就出发，深夜12点左右过铁路。敌人在铁路两边都挖了三到四公尺宽和深的护路沟，敌人的机车巡逻队每半小时来回一次，要通过有很多困难。我们靠当地党的向导带领，从邳县附近两个车站的一条通道，急行军冲过去了。第二天上午8点过大沙河，河面宽，中间流水急，我走到河中央水位超过肚子，脚无力蹚水了。一位骑骡子的同志告诉我一个办法，叫我拉住骡子尾巴，这才算过了河。” 过了大沙河，考虑到“服务团”的同志长途行军比较疲劳，上级安排在村子里休息一个晚上。不料，第二天凌晨，伪军把村子包围了。 张妙根代表回忆：“天将拂晓，敌人打进了我们住的村庄。营长马上命令一个连队抵抗，一个连队两侧掩护，一个连队带领我们突围，走出50里路，脱离了危险。到达根据地整理队伍时，发现我们七大代表中少了三个人。真是急死人呀！我们一面电告中央，一面通过地方党委去寻找……” 没有跟上队伍的是“服务团”里负责医疗工作的三位同志。他们为了携带宝贵的药箱，掉队了。 钟明代表回忆：“这天，我一大早起来到外面查动静，发现敌人的迫击炮已打到了隔壁院子。在行军路上，组织安排我负责服务团的医疗工作，并分配了一个卫生员随同我保管药箱，那些药物都是各地区很艰难地从敌占城市采购回来的。我发现敌情后，立即返回驻地找卫生员，同他一起收拾好药箱，带着他随同志们一起冲出村子。可是，大部人员已经撤了出去，我们走在后面，来到村口时，村口已经被敌人的机枪封锁了，我们只好往回走。路上碰到了另外一个掉队的同志，便会合在一起找当地老乡，请教出村办法。老乡很着急地告诉我们：此地不可久留，敌人一旦进村搜索，在村子里是无法躲藏的，现在只有翻过后墙，躲进村边的苞谷地里再做打算。后墙并不高，我刚爬上去，就看见几个敌人向我们这边开来，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我反觉心情特别平静。我们果断地往下跳，敌人误以为我们发动进攻，连忙后退了几步趴在地下。我们靠苞谷地的掩护，很快跑出很远的地方。”“我们以苞谷为屏障静观各方的动静，发现不远处有一名老乡向我们走来，认出他是村里的合作社主任，于是把他叫来并告诉了情况。他听完后说：你们好险啊！不能老躲在这里，要设法与我们的人取得联络。前面有个村子，里面驻的不知是敌人还是我们的游击队。你们暂时在这里隐蔽，我是老百姓不要紧，让我先去看看，如果是游击队，我就向你们招手，你们就可以走过来；如果是敌人，我就大模大样地走过来，你们依旧在这里隐藏，千万不要露面，等我把情况弄清后再带你们出去。不久，我们看到合作社主任向我们招手，就连忙走了过去。原来那里驻的是我们的游击队。他们热情地接待，要我们好好休息，并表示会千方百计地打听到撤退队伍的去向。当天晚上，我们在游击队的引导下终于找到了'服务团’。” 偷越平汉铁路 “前头部队刚接近铁路，立即就被哨所的敌人发现，沿途哨所马上连锁熄灯。我军见行动已经暴露，迅速传令撤退。” “服务团”里的“医生”“护士”都由七大代表兼任。香港代表团的钟明懂西药，上海代表团的刘贞兼职护士，他们一起负责“服务团”成员的医疗工作。古大存在红军游击队打仗时，腿部受过伤，小腿骨上还有处疮伤一直未愈，成了陈年的溃疡，皮肉外头烂了一个小孔，常年流脓不止，每天需要往疮口里面塞消毒药，塞纱布，进行消毒护理。苏惠从小就怕见血，开始为古大存护理伤口时，只见纱布带出脓血，恶臭难闻，她不敢看，更不敢下手，经过几个月的锻炼，终于不怕了，护理操作也日渐熟练。 “服务团”继续行军，从山东进入河北，面前又是一道封锁线——平汉铁路。 平汉铁路是日本侵略者占领华北的大动脉。日寇严密封锁平汉线，每隔几里地就建立一个固定哨所，维护这条路的运行。为了切断共产党人在太行山与冀鲁豫平原之间的联系，他们还在铁路两侧挖了宽4米、深5米的封锁沟。要想通过封锁线，只有走他们预留的路口，而每个路口处都有敌人设置的固定哨所看守；敌人的哨所与哨所之间联络呼应，一旦有情况，发出信号弹，可以互相支援。 “服务团”穿越敌人的封锁线，由部队护送，利用夜色掩护。钟明代表回忆说：“8月间的一个黑夜，部队派出一个团护送我们过铁路。前头部队刚接近铁路，立即就被哨所的敌人发现，沿途哨所马上连锁熄灯。我军见行动已经暴露，迅速传令撤退，转回永年县暂住。第一次偷越铁路没有成功。过了十多天，部队派出一个营再次送我们过路。这一次，我们仍然利用夜幕掩护，但另找小路潜行，在离铁路大约两里地处隐蔽待命。营长带着一个突击组靠近路口的哨所，营部一名十六七岁的通讯员摸到哨所跟前，突然大步跃进哨所，里面两个伪军还没来得及反应就成了我们的俘虏。我们奉命立即跑步越过铁路，一口气跑了十几里路，到了一个村子才停下来休息。我们安全地越过了平汉铁路以后，即进入了冀西的武安山地区。” 9月底，“服务团”终于来到了太行山根据地。根据地的领导人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左权等同志在指挥部队与日寇作战的间隙，先后来看望七大代表。代表们大都是第一次见到这些威震四方的名将，格外兴奋。八路军总部一看“服务团”经过长途跋涉，衣衫褴褛，给每个代表发了一套棉衣棉裤和绑腿布。 为了保证“服务团”的安全，八路军精心部署，寻找最佳时机。就在几个月前，晋察冀根据地七大代表由赵振声（李葆华）、鲁贲、吴德等带队赴延安，5月26日在阳曲以北的白水镇遭到敌人袭击，七大代表、冀中区党委副书记兼民运部部长鲁贲和地委书记吴健民牺牲，护送代表的不少官兵也英勇牺牲。 “服务团”继续向西北行进。八路军派出部队掩护他们通过最后一道敌人封锁线——同蒲路和汾河。这是去延安的必经之路。日寇为了切断华北与延安的联系，特别加强了对同蒲路的封锁，不仅在铁路两侧挖了壕沟，还在壕沟里放了水，每隔几里地设有一座碉堡，有伪军沿途昼夜巡逻。 肖岗代表回忆说：“我们在太行山随总部活动了一个来月，一天忽然总部通知我们，要我们准备出发西行。原来是徐向前由山东经总部去延安，总部派两个团护送他通过同蒲铁路和汾河封锁线……总部要我们与徐向前同行。”“我们离开总部，又经过蟠龙、武乡，转到太岳山崎。从太岳山上下到晋中平原……我们从太岳山上下来，黎明前进入一个大庄院。这院子围墙很高，四角有石砌的碉堡型角楼；院内有几十栋房子，有整齐的石板甬道；有几口水井，粮仓很大。一个园子里竟住下两个团的全部人马，而且并不拥挤。部队一进入园子，立即封锁消息，禁止行人出入。我们在大院里隐蔽了一天一夜，周围毫无动静。翌日黄昏，天尚未黑，我们即随部队向西疾进。当晚，我们通过了五道封锁线，即先过了两条公路，然后冲过同蒲路，再涉水渡过汾河，又过了一条公路，走到天色大亮后，才进入吕梁山区。是夜，竟走了150多华里路，有的地方是跑步通过的，有的女同志和体弱者几乎昏厥过去，但是不如此不能安全地越过敌人的占领区。” 通过敌人封锁线时，一切可能引起响动的东西都扎得紧紧的，马蹄子也用布包起来；一切可能发光的东西，都用炭灰抹成黑的，连白马身上都涂上泥巴。 刘先代表回忆：“我们第一次带着跳板想架桥过去，被敌人发觉，拿机枪扫射，被迫撤退。第二天，护送我们的八路军增强了兵力，另选去路，终于强行通过了。在这两次通过铁路战斗中，我们有几个人受伤，两个老战士还不幸牺牲了。” 翻过海拔2830米的关帝山，“服务团”到了临县，进入吕梁山抗日根据地。几个月前行军时脚上常常打血泡，现在脚上已经磨出了厚厚的老茧；原来行军时离不开“木马”（木棍），现在习惯了各种地形的行军，扔掉“木马”也不会掉队了，尽管走夜路时还常常摔跟头。 12月初，“服务团”终于来到了黄河边。寒风刺骨，大浪翻卷。眼前的黄河，与几个月前他们在山东境内看到的黄河完全是两幅面孔。这里的黄河水急浪高，波涛滚滚，代表们个个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渡黄河的时候，惊心动魄。船到中流，水流湍急，恶浪翻腾，发出阵阵怒吼，如鬼哭狼嚎。渡船受到冲击，左右摇荡，上下颠簸，十分危险。好在船工掌舵技术熟练，破浪前进，最后安全到岸，进入陕北境内。 1940年12月26日下午，“服务团”安全地到达延安。他们是1939年底从广东等地出发的，整整走了13个月，行程万里。苏惠回忆说：“到延安时，大多数人身上只剩下一根裤带拴着一只口杯，其他就一无所有了，一个个都像叫花子。” 毛泽东接见了苏惠等人，他说：“你们过了长江，又过了黄河，过了津浦路，又过了陇海路，还翻过了太行山。中国有名的河流、山川、铁路，都让你们走过来了！我们过去叫长征，你们呢，也是长征，人数少一点，是小长征。”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