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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2022年第5期 一 母亲四十八岁丧偶，直到六十岁她找了一个老伴，这中间有十二年的时间。这十二年，对母亲来说显然很宝贵，她坚持没有再婚，我想有下面两个原因。 一、需要时间从失去我父亲的阴影里走出来（他俩感情很好）。二、母亲总觉得我和哥哥的生活尚未安定。这十二年里我结婚、离婚，找过女朋友，又分手了。工作上则辞去了在大学的教职，决意卖文为生。哥哥婚姻和工作上都没有问题，可我嫂子得了癌症。母亲伺候了我嫂子好几年，去年，嫂子因癌细胞扩散不治去世，母亲终于轻松下来，可以考虑一下她的个人问题了。 母亲年轻的时候是个美人。她和父亲的结合是典型的男才女貌（我父亲是作家）。母亲五十岁时看上去只有四十来岁，围着她转的大多是些老年人，五六十岁，甚至年近七旬。老头们来我们家看望母亲，对他们而言绝对是考验，因为我们家住在八楼的顶层，而且没有电梯，并不是谁都能一口气爬上来的。如此，便阻止了一部分太老的老头。都说寡妇门前是非多，但住在没有电梯的高楼上的寡妇就不一样了。这么多年下来，母亲并没有任何“是非”。清清白白做人，独来独往爬楼，以爬楼锻炼身体，气色不免更加白里透红…… 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母亲看上眼的。杨伯伯是我父亲的生前好友，行政级别比父亲要高，并且在职，是宣传部门的一个“文官”。此人相貌堂堂，又有文化，我们觉得他和母亲很合适，可还没有轮到他爬楼呢，政治上却出了问题。从此以后，母亲再也没有提到过杨伯伯。在我父母这一辈人中，政治品质对婚姻而言是首要的考量，我们完全理解。 十二年里，母亲除了这次“未遂”，就再也没有起心动念过。直到六十岁，又出现了一个崔伯伯。崔伯伯在行政级别上和杨伯伯是平级，但已经离休五六年了，也就是说是一个前官员。至于学问、修养，崔伯伯没法和杨伯伯比，更不用说和我父亲相比了。实际上，他和我父亲完全是两种人，出身于农家，打过仗，肯定杀过人。尽管有种种的不如，崔伯伯还是坚持到了爬楼的考验。后来我才知道，爬我们家八楼，对崔伯伯来说岂止是考验，简直就是要了他的老命！ 崔伯伯个子不高，一米七不到，体重却有两百斤，况且已经过了七十岁。就这么从一楼开始爬了上来，爬一层歇一层，一面用自带的毛巾擦汗不止。听见响动，在厨房里忙活的母亲让我“赶快”，赶快迎下去接人。我夺门而出，飞奔下楼，看见崔伯伯的一条裸臂（他撸起了袖子）正扒着楼梯扶手，一顿一顿地往上挪。他的大肚子像是一个大皮球，从敞开的衣服里挺出来，几乎都蹭着水泥台阶了。好在崔伯伯的手臂相当结实，带住了身体重量。我来到他下面一级楼梯上，又是推又是托，总算把崔伯伯弄上了八楼。崔伯伯喘息稍定，和我打招呼道：“你，你就是，小华子啊。” “小华”是我的小名，平时母亲就是这么叫我的。可崔伯伯带了一个“子”字，“小华子”，虽然显得很土气，不知为何却让我感到十分亲切。崔伯伯说，是“小车子”把他送到楼下的，“他们”要把他送上楼，崔伯伯没同意，让车和人先回去了。这大概是某种表白，告诉母亲他没有作弊。母亲听后露出了赞赏的表情。 然后，崔伯伯就进了母亲的房间。这也是母亲特意安排的，没有让他待在客厅里。我们家的客厅没有对外的窗户，白天也显得很昏暗。母亲的房间则不然，朝南、朝东都有大窗户，不免阳光明媚。那房间里放着我母亲睡觉的席梦思床，写字的写字台（我父亲的遗物），以及母亲和父亲结婚时购置的一只带穿衣镜的大衣橱。总之，这是母亲的私人空间，从来不对外的，让崔伯伯进来坐是把他当成了自家人。 母亲房间里有两只小沙发，一个小茶几，崔伯伯坐进其中的一只小沙发，立刻就将它塞满了。小沙发没有坍塌是个奇迹，很可能母亲事先加固过了。崔伯伯坐得满满当当的，看上去让人觉得异常踏实，有一种物尽其用之感。 母亲端了两杯茶进来，之后就去厨房里继续做饭了，留下我独自面对崔伯伯。我在想：这人将成为我继父，就是这个老男人。怎么说呢，此人不仅够胖，而且很黑，五官就不说了，毕竟年过七十，无论美丑都随着岁月的流逝消磨了。这是一张超越了审美的老人的脸。可有一点，崔伯伯和我说话时似有毫光一闪，就像空气中有小刺一样。原来，崔伯伯镶了金牙！当然也不是什么金牙，没那么多的金子，但他至少有一颗牙齿是金属的。母亲找了一个有金属牙齿的老伴，的确令人诧异，我身上的“排异反应”顿起，不觉打了一个寒战。 但总体说来我对崔伯伯的印象不错。没错，就是总体上不错，局部则没法说。这个总体的意思就是指崔伯伯的全部，那不无庞大的身躯上，仿佛有源源不断的热能散发出来。不是年轻人的性欲，也不是他爬楼爬热了，而是某种令人感到异常亲切的暖融融的东西。其实，崔伯伯和我的交谈也很日常，什么“小华子你在哪里工作”“一定要注意身体啊”，但就是让我觉得舒服，如沐春风。 吃饭就在母亲的房间里，菜盘放在小茶几上。母亲坐进另一张小沙发，我拖了一张塑料凳子过来，也坐下了。两高一低，就像两个大人带着一个孩子。母亲不断抱歉，说地方太小了，不像崔伯伯家那么宽敞，又说起自己不会做饭。崔伯伯说：“不碍事，不碍事。”折叠着无法折叠的肥厚身躯吃得呼啦有声。他不像是装的，一副十分享受的模样。 事后母亲问我对崔伯伯的感觉。我说：“很好啊，人不错。” “不错在哪里？你说具体一点。” “不错，不错就是他是一个老实人。”我仍然没法说得很具体。 母亲深深吐出一口气，道：“是啊，如果不是个老实人，我干吗要找他呀。”眼圈竟然红了。 那天我哥哥晓宁出差去了外地，但他已经见过崔伯伯。晓宁是自报家门去崔伯伯家见他的，顺便在崔伯伯家混了一顿晚饭。晓宁不像我，比较外向，而且是长子，责任不同。都说长子如父，他是代表我父亲去见父亲的“接班人”的，结论和我一样，就是这是一个靠得住的人。也就是说，到我这儿，已经是最后一审了。我的反应就像在对母亲说：没问题的，您就放心地嫁吧！ 二 就这样，母亲嫁到了崔伯伯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甚至崔伯伯家连房子都没有粉刷。用作新房的房间就是崔伯伯原先睡的房间，也没有购置家具。只是母亲搬过去以前，崔家请了木匠，打了一张结实的大床。 “结实的大床”是母亲的原话。她解释说崔伯伯太胖了，所以床一定得结实，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不在家具店里买床，而要自己打——家具店买的床不结实。但我仍然有一个疑问，既然没换任何家具，为什么要换床呢？母亲说，换床是应她的要求，她从来都是睡床的，最早是棕绷床，后来是席梦思，而崔伯伯一直都是睡炕的。 “啊？”我就像看见了崔伯伯的金牙一样觉得太不可思议。 “为这床的事，”母亲继续道，“在你崔伯伯家里还发生了一些小争议。崔桑桑认为她爸爸睡炕睡惯了，床太软，对老年人的身体不好。最后崔伯伯力排众议，坚持让人把土炕给砸掉了。” 母亲说她亦有妥协，那张新打的结实的床只是一个床架，上面既没放席梦思，也没放棕绷，而是担了一块很厚的木板。“这样睡上去对崔伯伯的身体就不会产生不良影响了。” 母亲一再强调，崔伯伯是向着她的，嫁过去以后也会保护她，让我和晓宁放心。“再说了，将来就我和崔伯伯两个人过日子，崔广虽然身体不好，但完全可以照顾自己。” 且慢，母亲明明说了三个人（她、崔伯伯、崔广），为什么又说是“两个人过日子”呢？母亲的“口误”显然和她对崔广的认知有关。 崔广是崔伯伯的二儿子，因为身体原因，一直没有结婚，以后也不太可能结婚。崔伯伯的意思是，这辈子他总得带着他过。就像那是一个小朋友，并非是成年人，就成人的意义上说是不算数的。这自然是母亲的一个错觉，而错觉的产生则是因为崔伯伯。说到崔广的存在时他尤其轻描淡写，一句话带过，就像那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相反，他强调了那孩子没有出息，既无学历，也无任何技能，目前在崔伯伯原单位的保卫处混日子，显然是靠他爸的关系硬塞进去的。说句过分的话，母亲就没有把崔广当成一个完整的人，所谓的“半条命”，病弱体虚，不足为虑。 母亲说，“将来就我和崔伯伯两个人过日子”，大可深究的还有这“将来”二字。这就关系到崔伯伯的女儿崔桑桑了。崔桑桑倒是结过婚，又离了，目前带着一个四五岁的男孩住在家里。崔伯伯告诉母亲，崔桑桑已经交往了男朋友，结婚在即，一旦结婚自然会带着孩子搬出去。后一层意思崔伯伯没有明说，逻辑如此，但崔伯伯的确使用了“暂住”一词。崔桑桑和她儿子是暂住在家里的。 回头再看母亲说的“将来就我和崔伯伯两个人过日子”，我和晓宁也就释然了。崔伯伯和前妻育有两儿一女，老大事业有成，早就另立门户。老二是半条命，可忽略不计。老三不过是回娘家暂住，总归是要回夫家的（前夫、后夫可不论），她带着孩子这一走，崔伯伯家可不就只剩下母亲和崔伯伯“两个人”了？不过这里还是忘了一个人，就是崔家的老保姆徐婶。徐婶和崔家沾一点远亲，是老家人，在他们家有二十年了。徐婶的存在应该是一个正面信息，日后可以照顾老二的生活。 崔伯伯家住一楼，由于崔伯伯的级别关系，分的房子特别大，有六七个房间。“将来”母亲不怕别的，怕就怕“地广人稀”，难免空旷寂寞。大概因为同样的原因，崔伯伯才想起来要找老伴的。老伴老伴，就是两个老人做伴嘛。 母亲嫁到崔家后，我的生活并无任何变化。这之前我就不住在家里，在外面另租了房子，只是周末的时候回家吃晚饭。现在依然如此，只不过不再回“我们家”了。我和晓宁会去崔家或者“妈妈那儿”。届时参加家庭聚会的当然也不止我们，崔伯伯的两儿一女也都会到齐。崔胜、大媳妇带着他们的女儿回来看崔伯伯，崔广、崔桑桑和崔桑桑的儿子本来就住家里。崔桑桑的男朋友也会过来。我们家三口，崔伯伯祖孙三代是八口，加上保姆徐婶，一共是十二个人。吃饭时用的是那种饭店或者机关食堂里才有的带转盘的大圆桌（我高度怀疑就是从机关食堂搬过来的），不免挤得满满当当。徐婶自然不在桌上，她要伺候一大家子人吃饭。另一个不在桌子上的人是母亲，她得指挥徐婶，桌上甚至都没有母亲的位置。 一开始我不知道，总是问：“我妈呢？”没人搭腔。于是我就直起上身冲着厨房的方向喊：“妈，妈，吃饭了！”母亲不无温柔的声音遥遥地传过来，“你们先吃，不用等我。”其实并没有人等她，桌子上早就响起一片呼呼啦啦喝棒子面粥的声音。 另一个人有时也不在桌上，但桌边预留了他的座位。这人便是崔广，每顿饭以前他都得给自己打一针。一次我去厨房里叫母亲，路过崔广的房间，门开着但屋里没有开灯，只见一个人影背窗而坐，两只手放在前面正在用力。崔广的背影相当猥琐，夹肩缩脖子的，就像在手淫一样。母亲告诉我，崔广是在注射胰岛素。 “快去吃饭，桌上有你的座位。” 母亲道：“那是留给崔广的，我和徐婶在厨房里吃。” 为了不让我和晓宁太难堪，有几次桌上有人吃完离开了，母亲也会走过来，坐进空出的椅子，陪我们（她的两个儿子）把饭吃完。 当然，如果母亲来到桌子上，也不会有人说什么。但如果是徐婶，那就另说了。我亲眼见过一次，吃得差不多了，徐婶端着半碗饭过来，在一张长板凳上担了半边屁股，去菜盘里搛菜。崔桑桑对她说，“你去厨房吃，中午还剩了不少酸菜炖大肠，你把它们解决了。” 对母亲，她倒不会这样，最多是脸色不好。崔桑桑大概三十六七岁的年纪，模样还算俊俏，只是双眉之间有一道很深的皱纹，看上去凶巴巴的。每当母亲坐上桌，她那道竖纹就更深了。 我和晓宁为母亲抱不平。母亲解释说：“每家有每家的情况，他们家是北方人，女人、孩子从来不上桌……” “难道崔桑桑不是女人吗，崔胜老婆不是女人吗？两个小孩不也都在桌子上？” “桑桑是家里的女儿，他们家就这么一个女儿，老大媳妇是客……” “我看不是因为是北方人，是他们家是乡下人！” “别说那么难听。”母亲道，“我也是他们家的人。” 和母亲的对话当然是背着崔家人进行的。有时在崔家的厨房里（母亲的岗位？），有时则是母亲打电话给我和晓宁的时候。 如果你认为母亲因为上不了饭桌而感到非常委屈，那就错了。她只是稍微有些不习惯，并无任何委屈，甚至还有一点兴奋。此话怎讲？那就得从母亲的经历说起。 她是独女，和我父亲结婚不是嫁到男方家去的，而是，我父亲到了他们家。也就是说父亲是“上门女婿”，所谓的“倒插门”。母亲虽然结过婚，但从来没出嫁过，在“出嫁”这个词的严格意义上。母亲从小到大没有离开过“家”，一开始是在父母家里，结婚后仍然在父母家里，外公外婆去世以后她就在自己的家里了，但家还是那个家。我父亲因病去世，这一点并没有改变。母亲嫁给崔伯伯是二婚，第二次结婚，可嫁人只有一次。这对母亲来说绝对是一件新鲜事，全新的经验和尝试…… 母亲只是没有想到，崔伯伯家人口众多，人际关系也比较复杂。但既然来了，就得迎接挑战。崔家没有公婆，只是儿孙，这已经是老天爷格外眷顾了，挑战难度顿减，剩下的不过是对付几个儿女。再者，母亲现在是崔家名正言顺的主妇，有责任也有义务整饬这个家，开始阶段的委曲求全也是必要的吧。 “这么大一个家，要彻底理顺也真不容易。”母亲对我们说，“好在你崔伯伯是支持我的，崔胜和大媳妇也蛮通情达理。” 母亲开始学习做家务，这些方面她多少有些自卑。因为是独养女的原因，从小外公外婆比较娇惯，母亲对家务活并不擅长。外公、外婆活着的时候一切由他们代劳，他们去世后家里请了钟点工，再加上我们家人口少，家务规模有限，母亲竟然也能做到应付自如。可到了崔家就不一样了，她得独当一面，至少需要做好崔家希望的“本职工作”。母亲于是向崔桑桑虚心求教（母亲进住以前，她是崔家的女主人），大概也是个借机联络感情的意思。崔桑桑爱答不理，意思是母亲连这些分内的事都不会做，“我们家不是白娶了这么个媳妇吗？”虽然没有说出口，但母亲岂能不知？因此就更加自卑了。由于自卑也就更加地努力和发奋。母亲大概真的觉得，自己是没有资格坐上崔家的大饭桌的。 两家人的生活习惯也的确不同。母亲在自己家为照顾我们而练就的技能，到了崔家完全不管用。比如他们家是北方人，吃饭以面食为主，母亲既不会包饺子，也不会蒸馒头，和面擀面切面条之类的更是不灵。棒子面粥、小米稀饭、面片汤、酸辣汤什么的母亲几乎闻所未闻——我的意思是从来也不会出现在我们家的饭桌上。洗衣服，母亲只会开动洗衣机，崔家的衣服却要求用手洗，使用母亲早就忘到九霄云外去的搓衣板，或者放进一只大木盆里人脱鞋进去用脚踩。就差没有去到小河边上用棒槌槌了。崔家也有一台单缸洗衣机，纯粹是摆设，买来以后从没有插过电。母亲嫁过去以前，崔家的衣服都是徐婶在大木盆里用手洗的，母亲嫁过来后，至少崔伯伯的内衣和她自己的衣服得母亲洗吧？自然不能用洗衣机，只有大木盆和搓衣板。被子，我们家的被子都是被套套上棉花胎，崔家不行，需要洗被面、被里，还要缝被子。棉花胎也得三年一弹，请专门弹棉花的来家里弹。好在时候未到，这件事还没有提上日程。遥望未来，母亲不禁犯愁：这年头去哪儿找一个弹棉花的呀！ 不过崔家人也有一些良好的习惯，比如讲卫生。母亲悄悄告诉我和晓宁，“你崔伯伯每次大便都要洗，别看他是一个粗人，其实很爱干净。” 崔伯伯身躯硕大，每次大解后都要在一只木桶里（其实是木盆，崔家称之为桶）洗屁股，弯腰屈膝很不方便。每回他都需要别人帮忙，崔桑桑、徐婶显然不合适，所以都是崔广来。打水、递毛巾、扶人。有时崔广下班回家晚了，或者崔伯伯闹肚子，那就麻烦了。崔伯伯憋着一张涨成猪肝色的脸，眼巴巴地盼儿归。母亲嫁到崔家后，至少在这件事上帮上了大忙。母亲不禁获得了某种存在感，大概也因为这个原因，她才会向我们透露崔伯伯的这个纯属个人隐私的习惯的吧。 三 母亲终于坚持不住，开始回娘家。这个娘家就是“我们家”，具体来说就是她原来住的八楼，娘家人也就是我和晓宁。回娘家对母亲来说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每次归来，她都会把我们哥俩招集到一起，诉说在崔家种种遭遇和不平，宣泄一番。 母亲说，她小看崔广了，以为他是一个病弱的孩子，没想到是个人物。“这人阴得很，”母亲道，“在家里走路的时候一点声音都没有，飘过来飘过去的，整天在屋里转悠。干什么？摸摸看看，检查门户，巡逻嘛。大概也是一种职业病，他不是在崔伯伯原来的单位干保安吗，没见干出什么名堂，保安工作做到家里来了，防我就跟防贼似的。我多心了？这家里可不就我一个外人吗，徐婶在他们家已经二十年了。说具体的事情？其实也都是一些小事，就是因为事情小，所以才让人讨厌，我就像吃了个苍蝇一样。比如家里东西的摆放，我想换个花样，挪个柜子搬个衣橱什么的。你崔伯伯帮我，我们两个老的加上徐婶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家重新布置了一番，崔广回来会把东西搬回头。当然他一个人也搬不动，就让崔桑桑还有徐婶过去帮忙。关键是，他什么话都不说，也不说我的审美到底哪里有问题，就这么招来他们不打招呼地把家具搬回原来的地方。之后也不解释，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似的。后来我就不再挪动'公共区域’里的东西了，但我和崔伯伯的房间，布置权总归在我吧？我只调整我们房间里的家具位置。崔广一视同仁，竟然把崔桑桑、徐婶招到我们的房间里，把挪过的家具再按原样挪回去。真是岂有此理！后来，我就不再动那些大物件了，小东西，垃圾桶啦，碗橱里餐具的分类啦，我挪动它们也只是顺手。这也不行，崔广回家会一一地放回原处。连崔伯伯洗屁股的木桶、吐痰的痰盂他也不放过，都得检查一遍，按原样放好。这人还细心得很，什么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人瘦得像个猴儿，体重只有崔伯伯的一半，长得也一点不像他爸，两个眼睛整天滴溜溜乱转，脸色煞白，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这不是难为徐婶吗，她虽然是个老实人，但也委屈呀。刚帮我和崔伯伯搬过东西，又要帮崔广搬回去，做的不是无用功吗？崔广有时候还骂人，说家里什么东西找不到了，什么东西乱放一气。不是对我说，只是盯着徐婶责骂，徐婶代我受过，其实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实在看不下去，就对崔广说，那是我让搬的，或者是我放的。崔广这才会抬起眼睛看我一下，在这之前他根本就不朝我看。崔广面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目光又飘走了，没有任何回答。他继续指挥徐婶、崔桑桑搬东西，就像我说话是放屁一样！” 母亲竟然说出了“放屁”这样粗俗的字眼，我吃了一惊。也是她压抑太久，或者是在崔家待得时间长了，近墨者黑，受到了传染。 母亲继续。 “这崔桑桑也不是一个善茬，凶得很。对她儿子凶，三个不来就是一巴掌，打得孩子吱哇乱叫。对崔伯伯也不好好说话，冲她爸一冲一个跟头。对徐婶更不用说。唯独对她这个二哥百依百顺，让她干什么她就干什么，搬箱子挪柜子不带含糊。我对崔广说，这是我的主意，是我和你爸一起搬过去的。崔广不说话，崔桑桑就替他回我，回我的时候一口一个'我妈’。床头柜以前我妈就是这么放的，碗橱里的碗我妈是大碗小碗分开摞的，剩菜我妈从来都是自己吃的。她对我还算客气，不像对她爸，但总是提她妈这不是故意的吗？现在，我不就是你妈吗，虽然是后母，你可以不叫妈，但至少不看僧面看佛面，我是你爸现在的老婆！ “什么，崔伯伯的态度？他当然向着我，否则也不会和我一起搬家具了。但这人怕老婆，以前在这家里肯定是他的前妻做主。晚上关上房门，崔伯伯也会给我赔不是，说他害怕崔桑桑，看见崔桑桑就像看见了他前妻，崔桑桑和她妈一样凶。崔伯伯说他前妻是地地道道的北方人，比崔伯伯的老家还要北的北方，在公寓房里砌了个大火炕就是她要砌的，离了火炕她睡不着觉。而且，这前妻还抽烟，不是抽纸烟，是抽旱烟袋，一袋一袋地抽。崔伯伯这么一说，我马上就有了想象：一个北方农村的老娘们儿，盘腿坐在土炕上，喷云吐雾，时不时地还在炕沿上磕磕烟锅。这，就是崔桑桑的亲妈！当然了，崔桑桑不抽烟，也不睡炕，崔伯伯说她像她妈，说的就是她的脾气和做派吧，所谓的'灵魂的画像’。总而言之，一想到崔桑桑盘在炕上抽烟袋，我就斗志全无。我怎么可能斗得过这种人？崔伯伯不敢为我出头，我也能理解了。你崔伯伯真是太可怜了，前半生摊上了这么一个老婆太不幸了。难怪他总是说，能碰见我是天上掉馅饼，不知道哪辈子修来的福，而我那是吃了大亏了。你崔伯伯真是一个好人，可怜人……” 说到这里，我们发现母亲的话锋已转。我们正在为母亲的处境犯愁，琢磨可能的对策时，母亲开始可怜崔伯伯。原来她找“娘家人”只是想宣泄一下，并没有太多别的意思。之后母亲说起崔伯伯的大儿子，也就是崔胜，可以说是赞不绝口。 “老大不像那两个，对我很尊重。本人也有出息，是他们学校校办工厂的厂长。大媳妇也好看，高高挑挑的，每次回来都会折进厨房里帮我和徐婶，徐婶不在就拉着我说点女人之间才有的体己话。他们的女儿也好，懂礼貌，每回都喊我奶奶，就像我是她的亲奶奶一样。不像崔桑桑儿子，父母离异，也不知道落下了什么毛病，看动画片的时候要去摸痰盂。节目开始以前他非得去摸一下崔伯伯的痰盂不可，然后才会在小板凳上坐坐好。那痰盂多脏啊！我把痰盂挪了个地方，他还到处去找，弄得他妈对我直翻白眼。等崔广找到痰盂，捧在手上端回来，那孩子上去就摸。崔桑桑也知道痰盂脏，上去就给了她儿子一巴掌，吼她儿子说，摸过了要洗手！她不禁止儿子摸痰盂，只是说要洗手，有这么做母亲的吗！” 母亲突然停下了，大概意识到，话题又绕回了崔广、崔桑桑。“总之，老大一家没问题。”母亲再次绕回来，“这崔胜长得也像你崔伯伯，崔伯伯年轻的时候长的就是他那样，崔胜老了以后就是崔伯伯那样子……” 我给母亲泼冷水，“你对崔胜一家印象好，主要还是他们不住在家里吧，没有利害冲突。如果住一起，那就难说了。” 晓宁表示赞同，但同样的逻辑经他一说就不一样了，是对母亲的莫大安慰。“没错，一旦崔桑桑结婚搬出去，她也会对你有礼貌的，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为难你。剩一个崔广也就孤掌难鸣了。” “是啊是啊，我就盼着她嫁出去了，越快越好！” 四 由于崔伯伯家的氛围，加上母亲透露的“内幕”，后来我就不太愿意去崔家了。但不去也得去，甚至更应该去了，为了给母亲“加势”。好在每周只有一次，并不是天天去，能做的只是缩短逗留时间，吃完晚饭就借故告辞。每次，也是临到开饭才抵达，放下饭碗就站起身走人。晓宁的情况也差不多。我们夺门而出，把一大家子的欢声笑语留在身后，心里其实内疚得不行。母亲眼睁睁地把我们送到门外，那眼神我至今难忘。她自然愿意我们多待一会儿，多陪她几分钟，但崔家的确留不住人。更有甚者，后来我和晓宁开始错开，每个周六，母亲这边都会有人去崔家，但不再是两个儿子全体到齐，而是只去一人。我们保证有一个人周末会去崔家。这就不再是团聚了，完成任务而已，说明母亲的娘家还是有人的。 去了之后，自然都是兄弟姐妹。对崔伯伯的两儿一女我们以礼相待，对方待我们也算客气，没有发生任何冲突。当我们的面，崔广、崔桑桑对母亲谈不上亲热，但也没有过分，显然大家都在装模作样。这又不费什么劲，我们抵达到离开，前后最多不超过一小时。 崔胜甚至会邀请母亲上桌。他说，“华阿姨，你也一起来吧，灶上的事就交给徐婶。” 饭后，崔胜媳妇也会折进厨房，就像母亲说的那样，站在洗碗的母亲身边递递拿拿，叽叽咕咕，说着“女人之间才有的体己话”。 如果不是在崔家，而是在外面的大街上，碰见崔家的这些姊妹，情形就又不一样了。感觉上就像他们真的是我的哥哥、姐姐，至少是一家的，有那么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特殊联系。我要说的是这么一件事。 一天并非周末，我路经一家电影院。我没打算看电影，竟然鬼使神差地去电影院的售票大厅转了一圈——大概是门口聚了很多人，我进去想看个究竟吧。更奇的是，居然看见了崔桑桑，她没有带儿子，和男朋友一起站在一堆买票的人后面。四目相对，我犹豫不决要不要喊“姐”，一瞟旁边，男朋友也正在犹豫，要不要挤进去买票。实际上他已经开始准备行动了，摘手表、撸袖子……也许是为避免尴尬，或者因为别的什么，我对崔桑桑说：“我来！”不等她回答便一头扎进了人堆里。三分钟后我一身大汗再次出现在他们面前，把两张皱巴巴的电影票递过去。崔桑桑要付我钱，我死活没有要，几乎是跑着出了售票厅。下了电影院台阶我仍然小跑了一段，这才心潮难平地换成步行。 这自然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事后我非常纳闷，怎么我就看见崔桑桑了呢？我自己并没有要看电影，怎么就想起来帮她买票的呢？好像我是个买票高手一样。当时我是怎么想的，心理活动如何？事实上，当时我想都没想，正因为想都没想，不假思索，所以这事儿才意味深长。我在巴结崔桑桑吗，希望她对母亲好一点？或者说我在展示身手，炫耀武力，说明自己不完全是一个文弱书生？或者就是觉得和崔桑桑是一家人，她是我姐姐，理应为她效劳？或者是所有的这些因素加在了一起，我是在直觉下行动？总之，这票买得及时、漂亮、正确，我极为正确地没有要崔桑桑的钱，类似于向她行贿。我的潜台词大概是：看在我帮你买票、请你和你男朋友看电影的份上，希望日后对我母亲能手下留情。 反正买完票之后，我便有了一种针对崔桑桑的意识：我是帮你买过电影票的人，其他的事，你就看着办吧。 母亲再一次回到“娘家”，我向她汇报了这件事，母亲大为赞许，甚至露出了深感宽慰的笑容。这又一次证明我做对了。 母亲拿出二十元钱交给我，说：“崔桑桑让我给你的，我问她什么事，她也不说。原来是电影票的钱啊，早知道我就不收了。” 我说：“即使我收了她的钱，她也是欠我的。这根本不是钱的事，那种场合，买票是需要技巧的，你不能从人群后面挤，得顺着墙边挤过去……” 母亲说：“知道啦，知道啦，还是我儿有本事。” 五 母亲在崔家的处境继续恶化。怎么说呢，她和崔家子女的相处关系到大是大非，并不是我想当然的小恩小惠所能改变的。这天，终于出事了，崔桑桑动手打了母亲。当然不可能是殴打，她打了母亲一耳光。母亲做梦都不会碰见这种事，我和晓宁更是不敢想象。放下母亲哭诉的电话，我在工具箱里找了一把大号改锥，揣在裤兜里就奔崔家了。晓宁因为病毒性痢疾，正在医院挂水，我在楼下车棚里取自行车的时候接到他的传呼，回电话过去，他也知道消息了。晓宁让我不要轻举妄动，说他马上找几个人一起过去，让我在崔家的小区门口等他们。一场大战在即，我不禁激动得浑身发抖。 骑到一半，我腰间一麻，是母亲呼我。马上拐到路边的一家小店回电话，母亲仍然带着哭腔，但这次不是哭诉，而是央求我不要现在过去。她说她也通知了晓宁，让他别过来。“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我也有错……” “她到底打没打你？” “大家都需要冷静一下，你们过来也解决不了问题。” “到底打没打，你快说呀。” “你答应妈妈不过来。” “打没打！” “也就是刮到一下。”母亲终于说，“而且，而且，她爸爸已经向我道歉了……” “他道歉有什么用，崔桑桑呢！” “她肯定也知道错了，连崔广也说了他妹妹，我保证她会向我道歉的。” 反正母亲死活不让我现在过去，她说：“早知道我就不跟你们说了，也是事情来得太急。” 母亲又说：“你们这么一来，两家肯定得打起来，我们家几个人？他们家多少人？肯定打不过的。” “打不过也得打。”我说，“晓宁已经去叫人了。” “晓华啊，你就听妈妈一句，你一向生得单薄，你哥哥又正在生病……” “那也得拼！” “不要来！不准来！”母亲发火了，声音震得听筒里一阵滋啦乱响。她又开始带上了哭腔。 我心里不忍，想立马奔到母亲身边，但这恰恰又是令她情绪再次激动起来的原因。 我换了一种语调，“我保证，我们过去不会打架的。” “那也不行，不准来！” “那，那你说，我们什么时候过去？” 母亲平静下来，想了一会儿说：“老规矩，星期六。” “啊？” “这种事急不得的，明天就是周末了。” 第二天我去了崔家。令人惊讶的是，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和以前的那些周末并无任何不同。当然了，我没有掐着饭点去，下午三点就抵达了崔家。整座房子里静悄悄的，母亲和徐婶在厨房准备晚饭，崔伯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崔桑桑的儿子坐在他脚下的小板凳上，一边放着崔伯伯的那只痰盂。电视只开了一点声音，唯有老鼠和猫在荧屏上折腾不已。崔伯伯特地告诉我，崔桑桑还在睡午觉，但他提到崔桑桑的时候，声音和表情又极为正常。于是我也坐下来看电视，一边等待崔桑桑的出现。但说实话，我并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崔桑桑。也许这就是“冷静下来”的效果，冷到了冰点以下，似乎需要的时候也没有能量和动力可用了。 母亲走进客厅里几次，用眼神告诉我：不可造次。 陆陆续续，有人来了。崔胜一家，拖儿带女、提着水果，崔广夹着一个公文包下班。我像主人一样，站起身来迎接，崔胜和他媳妇不免露出惊奇的表情，但似乎让他们感到吃惊的只是我早到了，而非昨天家里发生了恶性事件。也许他们真的不知道呢。晓宁没有来，这是我和他商量好的，也征得了母亲同意。母亲的意思是，不要激化矛盾，一切都要像以前一样，以前我们就是一个人来的。晓宁的意思则是，需要保存预备力量，我先前往一探究竟，他在“外面”也好有个策应，需要的时候再带上人手直扑崔家。况且晓宁的痢疾没有好利索，一副病容，贸然前来难免会暴露我方的虚弱。 之后就开饭了。和往常一样，一大家的人坐了满满一桌。崔桑桑自然出现了。她睡眼惺忪，甚至于衣冠不整，因此看上去也不像以前那么凶了。 我还是想挑点事，直起上身冲厨房的方向喊：“妈，妈，你也来吃！” 已经有三个月我没这么喊了，这次显然是故意的。大概为了缓和我的情绪，母亲没有回答“你们先吃”，而是说：“我来了，来了，就来。”她真的过来吃饭了，桌上没有她的座位，母亲自带了一张板凳。大家又挤又挪，为她让出一个空当。我注意到崔桑桑也往边上挪了一下。实际上她并没有挪，只是做了一个挪的动作，这也行啊！ 吃饭过程中，我没有朝崔桑桑看。不是害怕她，是怕四目相对我会爆发（我的裤兜里还放着改锥呢）。她大概也是同样的想法，没朝我看。但我们都会忍不住，在对方不看自己的时候迅速瞟上一眼，然后，再把目光移开。就这样彼此瞟来瞟去，同时又得避免目光接触，相当暧昧。 崔桑桑是崔家最小的孩子，我也是我们家最小的孩子。崔桑桑结过婚，又离了，我也结过婚，离婚了。再说了，崔桑桑的模样可圈可点，除了眉心的那道竖纹……我一通胡思乱想，醒悟过来，不禁汗如雨下。难道，我这是想通过“和亲”解决问题吗？我在心里开始痛骂自己，搜集对崔桑桑的恨意。为激励自己我暗自念叨着：你打了我妈，你打了我妈，你打了我妈……我他妈的还为你买过电影票呢，把你当成我姐姐，你他妈的真是没有人性！ 吃完晚饭，我并没有马上告辞离开，而是坚持到了最后。崔胜一家走了，崔桑桑的男朋友走了，崔桑桑和崔广也都回了自己的房间，甚至徐婶也睡下了，我还没有离开。这栋大房子终于归于彻底的寂静，除了崔伯伯在卫生间里准备洗屁股发出的谨慎响动。我站起来，对母亲说：“那我走了。”母亲的回答是：“不，今天你不要走，就住在这里，留下来保卫妈妈。” “保卫妈妈”，她就是这么说的。我自然义不容辞，而且非常内疚，自己竟然没有想到！ 母亲告诉我，这一举措是她和崔伯伯商量好的，并且已经告知了家庭其他成员，也就是说，崔广和崔桑桑是知道的。 当然，我住在崔家并起不到“保卫”的作用（崔家人多势众，我不是对手），这一举措只是某种必要的姿态，总不能说，打了就打了，抗议还是需要的。“我们可以吃亏，顾全大局，但我们知道自己吃亏了，也要告诉他们我们知道自己吃亏了。”母亲后来说，我完全赞同。 伺候完崔伯伯，母亲抱了被褥，给我铺床。我就睡在她和崔伯伯房间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不仅当天晚上我睡在崔家，第二天、第三天，我也是在那小房间里睡的。母亲的计划是我和晓宁两个人轮值，轮流“保卫妈妈”，每天晚上都得有一个儿子在崔家过夜。晓宁由于身体原因，前一周都是我值班，等他的身体彻底康复，恢复了一定体力，就会来换班的。并且母亲决定，近期内她也不回“娘家”，要在崔家坚持下去，看看到底会有什么结果。 六 我每天去崔家吃晚饭，然后住在小房间里。由于不是周末，崔家吃饭的人少，我就更加难受了。饭桌上，崔桑桑这个目标不禁被放得更大，好在她也意识到爆发冲突的危险性，变得不无客气。当然，这只限于对我。对母亲，她仍然眉头紧锁，不置一词，更别说道歉了。我心里想：你对我如何真的无关紧要，关键是对我母亲的态度，这个简单的道理难道你不懂吗？两天以后，崔桑桑竟然开始和我套近乎，帮我夹菜，甚至主动提起我帮她买电影票的事，就像在说，我和她是一头的，至少可以互相理解，而母亲是另一头的。大有挑拨我们母子关系的意思。我告诫自己说：你一定得守住，她越是虚情假意，你就越需要不为所动。我也的确是这么做的，坚持对对方爱理不答，在对峙中一时间占尽了上风。 母亲为我铺床，悄悄对我说：“你搞错啦，其实，这家里最坏的是崔广！”于是终于有机会，说起那天冲突的前因后果。 母亲把崔伯伯的一双破得不能再破的拖鞋扔进垃圾桶里，崔广下班回家检查垃圾桶，又捡了回来。他捡回来，母亲就再扔，崔广就再捡，如此反复再三至少三个来回，两人不禁较上劲儿了。最后，母亲实在忍不住，对崔广说：“这拖鞋是我扔的，烂得不能再穿了。”她当着崔广的面，再一次把拖鞋扔进了垃圾桶，崔广当着母亲的面，立刻又把拖鞋捡了起来。崔广一只手拿着一只拖鞋，鞋底对鞋底磕碰了半天（除灰），也不说话，将那双拖鞋公然放回到母亲和崔伯伯的床下面。母亲这才叫喊起来：“崔广！”这之后崔桑桑出现了，奔过来问：“怎么啦？”母亲说：“你问你哥哥。” 崔桑桑并没有问崔广，显然她早已经知道拖鞋的事。“这是我妈给我爸买的拖鞋。”她恶狠狠地说，“我妈的东西你不能动！” 崔广这时候说了一句话：“我妈买的是皮拖鞋，她买的是什么，连农民工都不会穿。” 母亲给崔伯伯买的是一双普通的塑料拖鞋。她还没有想明白崔广话里的意思，崔桑桑就抬手打了母亲一巴掌。 “如果崔广不说皮拖鞋，崔桑桑也不会动手的。”母亲对我说，声音里带上了哭腔，仿佛又回到了她挨打受辱的那一刻。 “那崔正呢？”崔正是崔伯伯的大名，我直呼其名以表达我的愤怒。“他当时在哪里？为这狗屎的拖鞋吵的时候他人在哪里！” “他能怎么样？”母亲摇头道，“除了坚定不移地穿着我给他买的拖鞋，还能怎么样？也是他挡了一下，崔桑桑只是手指头刮到了我的脸。唉，我也有错，的确不应该给崔伯伯买一双塑料拖鞋的，塑料拖鞋太硬，老年人穿了站不稳，容易摔跤。我也是顺手在门口的超市里买的……” 在崔家连着住了三晚，实在难熬，甚至我的工作也受到了很大影响。早上回到我租的房子里，不免心乱如麻，一个字也写不下去。睡眠更不用说。我本来就有失眠的毛病，在崔家那样的氛围和环境里根本睡不着，白天昏头涨脑的，于是就补觉。到了下午，又开始琢磨去崔家吃晚饭的事。挨到傍晚，鼓足勇气骑车前往，越走越犯怵，但一想到母亲还在等我又不得不去。去了无非是吃饭、睡觉，“保卫妈妈”的任务则非常抽象，很不明确。打也不能打，吵也不能吵，缓和气氛搞和平外交又找不准对象……总之心情上非常压抑。 这天，我干脆不写作了，补了一个觉后便骑车去了晓宁那里。以探病为名，看看他的情况，看他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换班。晓宁住在母亲原先住的房子里，也就是“我们家”，或者说是母亲的“娘家”。 我在楼下锁了车，爬上八楼，用钥匙开门进去。看见晓宁正和三个我不认识的人坐在客厅里的桌子前面打扑克。见我进来，晓宁点了一下头，然后继续出牌。当着外人不方便讨论母亲的事，我只好暗中观察。晓宁的气色仍然很差，并且几次让我替他摸牌，自己跑进卫生间里关上门。气味和马桶冲水的声音告诉我，他还没有好利索。难怪这么多天了，他仍然按兵不动呢。 再看一起打牌的那几位，个个膀大腰圆，眉眼不善。所以说晓宁也不是没有把母亲的事放在心上，这三人想必就是他找的帮手了。他们每天坐在这里，静观事态的变化，就等我的一个电话进来。桌子上放着摩托车头盔、自行车链条锁，“武器”都已经准备好了。看来晓宁的思虑仍然沉浸在母亲被打的那天，做好了策应准备。我在想，幸亏我今天过来了，否则这枕戈待旦的局面还将继续下去。 洗牌的间隙，晓宁起身，将我带到母亲的房间里（母亲嫁给崔伯伯后，她的房间仍然保持着原样），关上门。我正准备告诉晓宁，这几天崔家的情况，没等我开口，晓宁弯下腰，呼啦一声从母亲的席梦思床下面抽出一块硬纸板。硬纸板是从纸板箱上拆下来的两片，上面系了一根绿电线。晓宁将电线往自己的脖子上一套，硬纸板垂挂下来，遮住了他的上半身直到膝盖。上面用马克笔赫然写着一行大字：“崔局长，你们对不起我母亲！” “我左思右想，”晓宁开始现身说法，“打架解决不了问题。我们能找人，崔家也能找人。如果两家都不找人，我们又人少，寡不敌众。而且这件事从根本上说不在子女，而在崔伯伯本人，是他让妈妈落到了现在的境地……” “你准备挂着它去示威？” “不，不是我，”晓宁道，“我只是给你做个样子。你，是你，弟弟，你挂上这牌子去他们家门口一站，站好通知我……不不，挂着牌子你也不方便找地方打电话，我们可以同步，我这几个做媒体的朋友会跟着你。一旦你站好了，他们马上就会出现。” “你……” “不是我不去。我现在这样的身体情况不适合完成挂牌子的任务，站着是需要体力的，而且，可能会有居委会的人过来，要应付各种情况……我们要么不站，要站最少得站两小时，必须引起围观，把事情搞大，我目前的情况是坚持不下来的。” 我总算明白了，客厅里的那三个家伙并不是“道上”的，只是晓宁媒体界的朋友。摩托车头盔和自行车链条锁也并非凶器，他们不过是骑摩托和自行车过来的。但是晓宁找来的帮手却确凿无疑。 晓宁取下那牌子，要往我的脖子上套。我后退一步说：“我知道你的计划了，但是……”边说边将那牌子对折好，放回到母亲床下。“这件事关系重大，我们需要征得妈妈的同意。” “这是最佳的办法了。”晓宁说，“时代不同了，武斗不如文斗。没有人不害怕媒体，尤其是那些当官的。” 我表示赞同，但心里却说：让我挂着这牌子去崔家门口站着，那还真不如和他们打一架呢。 当天晚上，母亲为我铺床的时候，我对她说了这件事。母亲当即表示反对。她说：“我和崔伯伯还要往下过呀，这么一闹还怎么过？只有离婚。如果真到了离婚的地步，也犯不着这么做了。再说了，是他们家的子女不好，我丈夫是无辜的！” 母亲的胳膊往外拐，挂牌子的事幸而作罢。第二天，母亲不放心，趁崔广、崔桑桑不在家特意致电晓宁，千叮咛万嘱咐，让他千万不能这么干。晓宁这才把人马给撤了，当时就撑着病体乖乖地去了崔家，在崔家吃了晚饭，并且住在了那间小房间里，执行“保卫妈妈”的任务。我被换了下来。 七 晓宁的感受和我是一样的，在崔家待不下去，因此在轮班这件事情上我们不免斤斤计较。他说，“我宁愿打一架，哪怕玉石俱焚！”我说，“我也一样。”但我们只能按母亲的方案来，恭敬不如从命。 每天过去一人“保卫妈妈”。我们从来不一起去崔家，就算是周末或者节假日两家团圆，也只去一个。两人一起来难免有炫耀武力的倾向，而一次一人不过是站岗。虽然目前处于某种“战时”状态，前者不无进攻的态势，后者则是被动防御，但无论被动还是主动都是一种相持，属于非常时期，令人神经紧张是免不了的。估计崔广、崔桑桑也一样吧。好在双方都比较克制，没有擦枪走火的事发生。当然了，崔伯伯、崔胜和崔胜媳妇这些“中立分子”从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说是中立，但背着崔广、崔桑桑，他们对母亲表达了极大的同情，并在语言上对崔广、崔桑桑给予了严厉的谴责。这也是母亲能够在崔家继续待下去的原因。 但时间一长，也就疲沓了。“保卫妈妈”的任务执行起来越来越不严格。开始是衔接方面出了一点问题，我外地来了朋友，或者晓宁出差，恰逢我们中的一个值班，对方又不愿意代班，或者没有通知到，那一天就没有人去崔家“保卫妈妈”。再往后，轮班中间空个一两天甚至两三天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即使有人过去，我和晓宁也都宁晚不早。开饭的时候才抵达，放下饭碗就溜进小房间，第二天一大早天没亮我们就撤了。有时候我甚至比五点钟就起床的徐婶起得还要早，有时候也不去吃晚饭，只是到崔家睡个觉。有时候睡也睡不着，我就熬夜苦读，准备睡的时候发现已经三点多了。那还不如干脆起床走人呢，回到工作室后再补觉。完全是一种敷衍，或者说“保卫妈妈”已成为一种仪式，渐渐变得有名无实了。 母亲心疼两个儿子，也不说破。当然，她也没有宣布任务结束。日子就这么过着，慢慢地习惯变成了自然。直到最后，我们完全不去崔家吃晚饭、睡觉了，只是那小房间还为我们保留着，成了我和晓宁的房间。周末一大家子聚会仍然照常进行，我们仍然会去，仍然保持一次只去一人。 也就是说，我和晓宁是先撤的，把母亲一个人留在了崔家。事情仿佛又回到了当初，母亲孤身一人出嫁到了他们家。好在经过这番较量，崔广和崔桑桑多少有所收敛，至少没再动手打母亲了。崔桑桑自然没有向母亲道歉。崔广一如既往地在那栋大房子里游走，到处摸摸看看，检查门户。对此，母亲也不再有太多的怨言，她越来越习惯了。甚至回娘家的次数也变得稀少。偶尔回来看看，我们问起母亲“在那边”的情况，她说：“就那样吧。”如果不是崔家突然开始装修，也许母亲就会这么一直待下去的，陪伴崔伯伯直到终老。 事先母亲没有得到任何通知，崔家兄妹就招了装修工人进场。砸墙、砌墙、铺设水管电线、安装地板，崔家整个儿变成了一个工地，日夜不宁。母亲问崔伯伯怎么回事？他说：“我也不清楚，回头我问问他们……”其实不用问，这是在装修崔桑桑和她男朋友未来的新房，他们准备在家里结婚。当然，这么大的房子也不是全装，被一隔为二，七间房子装了四间，那四间便是崔桑桑的新房。剩下的三间包括母亲和崔伯伯的房间、崔广的房间，还有我和晓宁的“值班室”。“值班室”在装修结束后被自动取缔了，成了徐婶的房间，徐婶从属于崔桑桑家的那一部分里搬了过来。 母亲的反应先是生气，后来，发现崔桑桑把崔家的房子分成了两部分，她竟然有些高兴。她大概想，虽然住的地方小了，但好歹和这个女魔头分开了。砌墙的时候母亲还走过去帮忙，给抹灰的工人拿瓶水什么的。后来看见他们居然在那道新起的墙上留了一扇门，有一条狭窄的走道直通这边的饭厅、厨房。母亲恍然大悟，以后崔桑桑那边是不开伙的，每天三顿饭他们一家都会过来吃。过道尽头的那扇门是从崔桑桑那边开关的，也就是说，她想过来就过来，母亲这边则无法开关。来往的决定权完全掌握在崔桑桑手里，她和崔伯伯只能被动接受。再加上崔广仍然住在这边，无异于对方在此安插了一个间谍。展望未来的日子，母亲彻底绝望了。 以前家里地方大，心情不愉快的时候还能找个地方待一待，但以后，真是连躲的地方都没有……想到此处，母亲借故家里装修太吵闹，向崔伯伯请假“回娘家”住几天。崔伯伯只有同意。他也只剩下这点权力了，无法制止崔桑桑公然侵占他的大房子，总不能拉着母亲一起受罪吧？ 这是母亲最后一次回娘家，因为回来之后她再也没有离开过，没有再回到崔家。当然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些，不过似乎也有预感。母亲收拾完她的行李，打电话叫来我和晓宁帮她搬东西，走的时候恋恋不舍，眼眶都湿润发红了。“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母亲对崔伯伯说。 电刨的轰鸣声中崔伯伯没听见她在说什么，后来终于听清了，崔伯伯喊道：“你们家的八楼我爬不起啊！” “也罢，也罢。”母亲说，“你要照顾好自己！” “什么，你说什么？” 母亲叫道：“我没说什么！太吵了，说不清楚，我给你打电话说吧！”她用手指比了一个六，那是接听电话的意思。 崔伯伯终于明白了，使劲地点点头。 八 就这样，母亲搬了回来，搬回到她以前住的房子里，八楼顶层“我们家”。 这里真是安静啊，真是简单啊。安静是说没有人砸墙装修，简单就是指人际关系了。没人装修当然是暂时的（这栋楼里每年也会响起几次装修的砸墙声或者电钻的咆哮），人际关系的简单则可谓永恒，进出此地的人也就是我和晓宁。并且因为住得高，窗外的景色也那么明媚，可以看见远处郊区灰色的山影。笔直的塔松从下面一直长上来，高度几乎和这栋楼平齐。母亲遥望半空，不禁落泪，她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自己家让人如此放松和惬意。母亲的房间仍然保持着她再婚前的样子。东摸西看，母亲折往阳台，给快要枯死的花草浇水。 她打算住得久一点，至少等到崔家装修完毕。我和晓宁趁机怂恿母亲和崔伯伯分居。我们首先肯定了二老之间的感情，他们的结合不是心血来潮，障碍出在崔家子女，子女不堪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但完全可以换一种交往方式嘛，不离婚但各过各的，然后隔三岔五地幽会。这也是一种浪漫呀，不要太浪漫了，说到底是一种洒脱！就算崔伯伯爬不起八楼，他们也可以去宾馆开房间啊。 母亲说：“去去去，我们又不是你们年轻人！” 我们说：“就算没有那方面的需要，也可以找个安静的地方聊聊天呀。” “聊天哪里不能聊？电话里也能聊。” “那也行，你就多给崔伯伯打几个电话，千万不要在乎电话费。” 晓宁当即表示，家里的电话费他来出，打多久都可以。于是母亲就开始给崔伯伯打电话了。 她坐在自己房间里的小沙发上，眼望窗外塔松尖削的树梢，每天至少给崔伯伯打一个电话，最多也只打一个。但通话的时间颇长，不知不觉就是一两个小时，有时能打两三个小时。崔伯伯很照顾母亲，接通以后总是说：“你挂了电话，我打过去，我打电话是不要钱的。”大概由于级别关系，按规定崔伯伯享受什么待遇，母亲也搞不清楚。总之现在她不用为电话费的事犯愁了。 开始时电话里总是传出装修的声音，电钻、电刨，至少也是敲敲打打。后来，这些背景声通通没有了，变得异常安静，也就是说崔家装完了。在这片意味深长的寂静之中，崔伯伯并没有提让母亲搬回去住，母亲也没有因此而生气，反倒可怜起崔伯伯来。她告诉我们，崔伯伯之所以没有提让她搬回去，是因为不好意思提，说不出口。母亲在崔家的遭遇最清楚的人莫过于崔伯伯，如果他真的爱她，就不会要求她再回去。实际上母亲也的确不想回去了，在我和晓宁的轮番劝说下她已经有了自己的决定。母亲想好了该对崔伯伯怎么说，但他不主动提起这事，她也犯不着挑明。 母亲说：“崔正真是一个好人，处处为我着想。” 崔伯伯又开始上门，爬八楼。自然不可能经常如此，一年中有个一两次吧，最多三次。他拼了老命往上爬，如果我在家，照例会飞奔下去迎接崔伯伯，站在下面一层台阶上又推又托。崔伯伯一身大汗地进了门，坐进母亲的房间里，母亲则去厨房里忙两个小菜，端进来放在小茶几上。二老边吃边聊，有时候还会喝点黄酒。一切又回到了当初。 下午三点多，接崔伯伯回家的“小车子”来了，我或者晓宁再架着崔伯伯下楼。届时母亲会跟到楼下，和崔伯伯道别。崔伯伯在司机的搀扶下坐进小车里，那车不免向下一沉，母亲的心大概也向下一沉。之后，小车在小巷子里调头，远去，崔伯伯的一只手还留在窗外，一挥再挥…… 见面缓和了母亲的相思之苦。说来奇怪，每次见面之后，母亲给崔伯伯打电话反倒不那么频繁了，通话的时间也大为缩短，一两个小时变成了一二十分钟。后来也不是每天都打了，但隔个两三天总会打一次电话。无非是问候对方的身体，聊几句彼此知道的熟人。崔伯伯从来不说他的儿女，母亲也不问。倒是我和晓宁的情况，崔伯伯每每问起。总而言之，他俩互通电话越来越像老朋友之间的问候致意，而不像分居两处的两口子了。 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我可以作证，母亲从来没有刻意调整和崔伯伯通话的频率以及方式。可能是有段时间崔伯伯身体欠佳，住进医院调养，打电话不方便。又或者母亲跟着一帮老同事去外地旅游了，没机会打电话。由于这些卡顿，打电话的规律就改变了。有时候一两个月没见母亲和崔伯伯通电话，母亲倒没什么，反倒是我和晓宁会提醒她：怎么这么长时间没给崔伯伯电话了？他也没有来电话。母亲说：“哎哟，我都忘了这件事了！” 随即打电话过去，崔伯伯一切正常。他们也没有多聊，“正常就好，身体没问题就好。”母亲说，然后挂了电话。 然后有一两年，崔伯伯也没有再上门了。我们问起来，母亲说：“他多大了？快八十了吧，八楼看来是爬不动了。”可不是吗，过了七十五就奔八十岁了，四舍五入，母亲说得没错。估计崔伯伯即使没有生病，体力也不允许他再爬高上低了。 有一阵“我们家”所在的这栋楼，邻居们闹着集资加装电梯，母亲积极响应，举双手赞成。但她说的是：“装上电梯我上下楼就方便了，毕竟也快七十岁了，我还要在这房子里养老呢。”她说的是自己，根本就没有提崔伯伯。也许母亲也想到了，只是没有说出口，两种情况都有可能。最后，由于该方案是费用所有的住户均摊，住在三层以下的不答应了。母亲为自己的晚年计，自然愿意多出钱，可其他住高层的业主却不同意，加装电梯的事因此不了了之。 不过，这件事倒是提醒了我和晓宁，母亲目前过得逍遥自在，但总得想清楚以后的事吧。她根本的后患不是被困在没有电梯的八楼，而是崔伯伯的子女。为此，我和晓宁找到母亲，专门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 “这么多年了，你和崔伯伯的婚姻是不是有名无实？” “是啊。这样也好，我早就想通了，他过他的，我过我的。” “那为什么不离婚呢？” “离婚？我这辈子也没离过婚，老都老了。再说了，离和不离还不是一样的。” “不对，现在是没什么不同，但万一崔伯伯有个三长两短，我们问你，你去不去参加他的追悼会？” “不去。”母亲想都没想，非常干脆地回答，“我怕看见崔广、崔桑桑。” “不去行吗？你是崔正的遗孀，法律意义上的配偶，是他夫人。” “这……我倒没想过，到时候可以找个借口，说我年纪大了，身体不好。” “去不去追悼会是小事。崔伯伯的遗产你参不参加分配？” “他有什么遗产，不就是那套房子吗，我不会要。” “要不要是你的事，但在法律上你有一定的权利。” “我放弃权利。” “放弃权利也需要办手续。反正你会卷入到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里去的，肯定得和崔家子女打交道，他们会纠缠上你的。说不定，你连现在住的房子都保不住。” “岂有此理！” “所以呀，与其如此，还不如趁现在崔正还清醒，你们去办一下手续……” “嗯嗯，嗯嗯。”母亲点头道，算是听进去了。 九 母亲和崔伯伯又见了一面。这次见面不是崔伯伯来我们家，他没有爬八楼，也不是母亲去了崔家。两人找了一个中间地点。这中间地点也不是宾馆。我直接说了吧，他们去了规定的民政部门，二老办理了离婚手续。我们这边是晓宁护送母亲，崔家则是崔胜搀扶着崔伯伯，办完手续后四人在路边的一家小餐馆吃了一顿便饭。大概由于子女在场，二老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依依惜别之类的更是没有。 崔伯伯说：“这样也好，你也轻松了，我们还是老朋友。” 母亲道：“本来就是老朋友。不是轻松了，而是清爽了。” “是是是，我们的友谊万古长青！” 晓宁说，本来也没有吃饭的打算，是崔伯伯办完手续需要歇息一下再往回走，这才随便找了一个能坐的地方。那天唯一比较激烈的场面是他和崔胜抢着买单。最后，崔胜胜出，买了单。看得出来，崔伯伯因此深感安慰。母亲当然也不觉得欠了崔家什么。 回归彼此的家庭后，一度，母亲和崔伯伯的电话又有些频繁。这些电话基本上都是崔伯伯主动打过来的，母亲照接不误，但对通话时间有所控制，一般五六分钟就挂了。崔伯伯主动打三四个电话后，母亲也会打一个给对方，就像回礼。后来终于没有电话了，据说崔伯伯的身体不好，又住进了医院。再后来，听说崔伯伯出院了，但电话仍然稀疏。只是每年春节的时候，混在一堆拜年的电话里会有崔伯伯的一个电话。再再后来，过年也没有崔伯伯的电话了。原因无须解释，人老了，体力不支，或者精神不济，崔伯伯已经八十多了吧。 我们偶尔也会提及老人家，但不是议论打电话的事，而是赞扬母亲这婚离得英明。“如果前几年不办这个手续，没准现在你就得伺候老头儿了。” “我不会去崔家的。”母亲说。 “你是不会去崔家，但他住在高干病房里，你总得去陪夜吧，端屎端尿……” “没这回事。”母亲说，“就算我想去，崔广、崔桑桑也不会让我靠近他爸的。” “那不一定。”我们说，“他们不想你分老头的遗产，但照顾老头却是你的义务。崔正要是死得干脆还好说，死得不干脆，拖个一年半载，他们一定会讹上你的。” 现在，谈论起崔伯伯的百年之后，母亲已经没有顾忌了。如果是以前，她一定会让我们“呸呸呸”的。 母亲突然清醒过来，说：“我们不是已经离了吗？办了手续的，你们说的那种情况根本就不会出现！” “是是是。所以说，您当初的决定很英明，太英明了。” 母亲的脸上露出那种刚刚摆脱了噩梦的表情，“幸亏儿子提醒了我，要是现在还没有离，想想我都害怕啊。” 这些年，我们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晓宁南下去深圳发展，公司经营得有模有样。他又结婚了，有了孩子，房子也越住越大。他和我嫂子计划将母亲接过去，说是照看小孩，大概也是想找个机会尽孝吧。我们家原来的老房子最终也没有加装电梯，上下八楼对年过七旬的母亲来说的确越发不方便了。就这样母亲去了深圳，尽享天伦之乐。我每年一次飞往深圳过年，和母亲、哥嫂以及小侄儿团圆。 这年，我去深圳的时候，一天无事，母亲以聊家常的口吻对我说：“你知道吗，崔伯伯死了。”我大吃一惊，然后问了母亲，是什么时候的事？崔伯伯得的是什么病？她是怎么知道的，听谁说的？母亲一一作了回答，语气平淡，就像在说一个遥远的熟人。也的确，两地相隔了有一千多公里。 我盯着母亲看了半天，问她说：“你难过吗？” “难过？”母亲说，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你没事吧，妈妈。” 一个笑容浮上了母亲苍老但仍然美丽光洁的面孔，“没有什么，都是以前的事情了。”她说。 我特别理解母亲的这个笑容。她是在安慰我，让我不必担心。也确实没有任何事是需要担心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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