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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中文系云集了各方中文的学术泰斗。全校各系百余名正教授，中文系占十分之一以上。中文系在北大文科各系中，录取分数线也是最高的，戏称为“天下第一系”。 杨晦先生当了中文系主任，达16载。好多届的学生都听过“老主任”的课，他的门下也带出了不少研究生。杨晦先生以诲人不倦出名，燕东园桥西37号杨家院子的大门朝南开，进出的拜访者多多，其中学生们来的最勤。
杨晦先生在燕东园37号家中辅导学生们 在学生的回忆中，走进杨家,扑面而来的就是那幽幽的书香。房间里、过道上都是书架, 上面摆满了线装古书。1955级的学生费振刚说：“有一次，他要给我一本参考书看，就领我上楼，到他的书房，我见他满屋藏书，满案头都堆满书籍和文稿，深为感叹他的博学和勤勉。他曾经给我们年级开一门专题课，讲九鼎，旁征博引，竟讲了一个学期也没有讲完。” 他的学生胡经之描绘37号小楼里的见闻说：我是在1952年秋见到晦师的，那年我被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在此之前，只闻其名，未见其人。我以为大学教授或是西装革履，或是长袍马褂，威赫森严，高不可攀。可是我见到的晦师，却是穿了一身灰青布衣中山服，我的第一印象，这是一位亲切慈祥、平易近人的忠厚长者。当时，我是这门课程的课代表，负责师生沟通，从此我就常出入于他的燕东园寓所（37号），直到1983年。其间还有两年，我就住在他家的客厅里，停电时常能秉烛夜谈。 另一学生谢冕则缓缓地展开了一幅画面：杨晦先生的家是真的常去的。杨先生家客厅宽敞，庭院幽深，一般小型的会议为了让杨先生少走路，往往选择在杨府召开。每当此时，教授夫人姚冬先生总会款款走进客厅，为我们倒茶，为花瓶插上园中新剪的鲜花，随即退出。不退出的只有杨先生的小公子杨铸，杨铸当年约三、四岁，他腻在杨先生身上，为所欲为，全然无视在场的我们。 杨晦先生有五个儿子：老大杨锄、老二杨镰、老三杨斧，老四因病早夭，小五便是“腻在杨先生身上为所欲为”的杨铸了。 我和杨镰幼儿园同班，上小学的时候分开了，那一年北大附小入学年龄卡在1946年底。杨镰是1947年2月出生，不容分说地卡下去了，他还要再上一年幼儿园。当时谁也没有料到这影响了日后命运，我搭上了文革前高考的末班车，而杨镰成了 “老高三”，卡在高考的门外。 杨伯母比杨晦先生年轻不少，我第一次听到“师生恋”这个词说的就是他们夫妻。印象中的杨伯母非常喜欢种花，自家宽敞的院子里种满了四季花草，姹紫嫣红，她还到我家的院子里和母亲切磋园艺。我妹妹徐溶说：杨伯母长的很漂亮，高挑的身材，皮肤很白，挺爱说话的。但杨小四去世以后，就很少见到她了。 园子里的男孩子们对杨晦先生的印象很好，说他没有架子，愿意和孩子们搭讪。1966年下半年，学校全部停课闹革命了。燕东园里有一帮半大小子，都是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子弟，参加不了红卫兵，于是他们结在一起。我的大弟弟徐澂，一零一中老初三，他说：我们都是逍遥派。就在咱们家前面的草地上，踢球、打垒球、下象棋、围棋、五子棋，混日子。 桥东25号的马志学是北大附中老高三，他曾对我说：文革期间打破了年龄和学校的界限，我与咱园子里一些初中生就是在逍遥中熟识的。诚如你弟弟所言，浑浑噩噩，吃饱了混天黑。 汇集的地点就在杨晦先生家院门口、公共草坪北边的一条长石凳周围。当时理发店去不了，他们就彼此理发。有一次，我弟弟徐澂手举个推子正忙乱着，杨晦先生笑吟吟地从园子里走出来，看了一会儿说：给我也理理发吧。我弟弟胆子大，在“太岁头上动起土来”，推子下去才知道杨晦先生头发的厉害，一根根支棱着，又硬又粗。好歹理完了，杨先生摸着坑洼不平的头顶，连说：挺好，挺好。 杨晦先生个子不高，身材清瘦，一头花白的浓发，呈“怒发上冲冠”状。他的学生们说：先生的面容与鲁迅先生有点像，他拥有鲁迅一般“一生到老志不屈”的品格。 杨晦先生1899年出生于东北辽阳贫苦农家， 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和谭平山、陈公博、朱自清、潘菽是同班同学。1919年五四运动中，他和学生领袖许德珩，是最先爬墙进入赵家楼的热血青年。从北大毕业后，他就走向社会，辗转于几个学校教书。由于深切感受到那个时代风雨如晦，他将原名杨兴栋改为杨晦。 这次在翻阅史料，我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一份名单中找到了杨兴栋。1918年10月14日，北大校长蔡元培发起新闻学研究会，曾办过两期学员班，请来徐宝璜、邵飘萍主讲。听讲一年获得证书者有23人，听讲半年获得证书者有32人。1919年10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公布了发给证书的名单，在32人的名单上有杨兴栋，与他相隔两三行的是毛泽东。 方汉奇教授在《新闻学研究会》一文中分析会员情况时写道：“会员中年纪最大的是谭鸣谦 （即谭平山），入学前就已经当过中学校长，一副老学究模样。年纪最轻的是杨兴栋，当时才十九岁，是哲学系二年级的学生，身材瘦小， 一口东北口音，脸上还时时流露出稚气。”据说，对这位当时最年轻的会友，毛泽东二十多年后还记得很清楚。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杨晦先后在江西、广西、西北联大、重庆中央大学任教，讲授“现代文学”“文学批评”。抗战胜利后，随中央大学复校到南京。1948年11月，中共安排他从香港转道解放区，滞留香港数月。在港期间，杨晦先生留下了一些珍贵的照片。
这张照片1949年初摄于香港，杨晦先生与左翼作家在一起：端木蕻良（左1）臧克家（右2）、楼适夷（后右1）、張慕辛（后右2）。杨晦先生身着白色衬衫束深色领带，标志性的浓发直立，精神抖擞，身边站立的是大儿子杨锄，膝上抱着的是二儿子杨镰。
这张照片家庭气氛浓浓，杨晦夫妇带着孩子们站在香港住所的小露台上，三个孩子从左至右依次为1945年出生的杨锄、1947年出生的杨镰，端庄秀丽的杨夫人姚冬怀里抱着的婴儿杨斧，好像还在酣睡中，从时间算，三子杨斧大概是在香港出生的。 1949年杨晦先生和一批左翼作家回到北平，出席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1950年6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天，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一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共16年之久，是历届系主任中任期最长的。杨晦先生的办学理念对中文系建设有重要影响，奠定了文学、语言、古典文献 “三足鼎立”的专业体系。 杨晦先生一直强调文学与语言的“有机联系”。当时大部分学生对语言学缺乏兴趣，要求分专业，杨晦坚决不同意，反复跟大家辩论，他性格直率，说话毫无遮拦，对当时的诸多文艺批评史著作都颇有微词，一时间成为同学们的主攻焦点，文史楼里贴满了针对他的大字报。 胡乔木对杨晦先生有一个评价，说他 “半生寂寞”。显然指的是他的后半生。为什么？找到了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大跃进”过去后，晦师逐渐走向“沉寂”，他退出文坛，潜心于中国文艺思想史的研究，带研究生。 翻看了一些研究杨晦先生的文章，对此只有一些含糊其辞的分析，比如说他讲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做了一些“不合时宜”的事。前者举的例子：在当时学术批判流行 “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时，杨晦先生力倡“立字当头，破在其中”，他说，批判容易，立起来难。立，就要自己花功夫深入研究。再说，学术界也要与人为善，人家花了心力做了研究，就不要轻易否定人家。后者举的例子：杨晦先生要求学生把学问做扎实，不要老写大批判文章，他态度鲜明地表示：北大中文系绝不培养姚文元、李某某这样的人！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响亮起来的时候，杨晦先生在党内遭到过两个星期的批判，心力交瘁。以他倔强的个性，一定要把是非弄个明白。于是他重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而且要阅读原著。为此65岁的杨晦先生开始学习德文。教德文的老师是现成的——老朋友冯至就住桥东22号。杨晦先生在冯至先生指导下学习德文，钻研马克思主义。 1966年文革开始，中文系开会批判杨晦搞修正主义。他不服，与红卫兵辩论，用德文版、英文版、俄文版和中文版的马恩全集据理力争，说明他的观点符合德文版原意，中文版是从俄文版转译的，而俄文版不准确。学生们理屈词穷，喊了一通“打倒杨晦”的口号，要把他轰出去，他竟不愿离开，一边被拖着，一边口里叫着：“年轻人，我是爱你们的！” 杨晦与冯至是终生挚友。早在1920年代，冯至对杨晦就有一句颇为传神的评价 ：“在一般人面前沉默寡言。若是遇见他所憎恶的人，往往神情枯冷，甚至厌形于色。但是在朋友与青年学生中间，他内心里则是一团火。” 冯至先生1921年考入北大预科。1923年秋天，在北大国文系教授张凤举的家里结识了杨晦，两人一见如故。那时杨晦先生已从北大哲学系毕业，刚由厦门集美中学转回北京孔德学校任教。他居室的窗子正对着文学院操场。傍晚，冯至到操场散步，经常将杨晦的窗子敲开，一内一外，两人靠着窗台交谈。暮色合围，谈兴未尽，冯至便越窗而入，两人继续畅聊。 通过冯至，杨晦认识了陈炜谟、陈翔鹤。1925年秋天，四位文学青年在北海公园湖畔，商定要办一份文学刊物。夕阳西下，晚钟敲响，他们受到启示，为刊物命名为《沉钟》，也取自德国作家霍普特曼的童话象征剧《沉钟》，意在以剧中主人公坚韧不拔的精神自勉。按照分工，陈炜谟和陈翔鹤写小说，冯至写诗，杨晦写剧本，还翻译一些外国文学。 从1925年创刊到1934年停刊，《沉钟》断断续续坚持了8年多。鲁迅当时也在北大兼课，虽然以后去了上海，但他始终和《沉钟》保持联系，几乎每期都看。《鲁迅日记》记载：杨晦、冯至和他多有交往，常到家中请求指点。鲁迅对《沉钟》给予了高度评价：“看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沉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在《野草》最后一篇《一觉》中，鲁迅动情地写道：“《沉钟》就在这风沙澒洞中，深深地在人海的底里寂寞地鸣动……我爱这些流血和隐痛的魂灵，因为他使我觉得是在人间，是在人间活着。” 1935年，鲁迅在上海还说：“沉钟社确是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 1950年代初，杨晦与冯至再度相遇，两人同到北京大学教书，杨晦担任中文系系主任，冯至担任西语系系主任。两家都住进了燕东园，杨家在桥西，冯家在桥东。住的楼型也基本一样，两层小楼，从中一分为二，只不过杨家从37号楼朝东的门进，住楼的南半部分；冯家从22号楼朝西的门进，住的也是楼的南半部分。 无论外界的风云如何变化，杨晦与冯至彼此推心置腹，谈学论道，感世伤时，忧国忧民，君子之交始终依旧。 杨晦与冯至先生的友情恩泽下一代。1967年底，杨家二儿子杨镰招到新疆哈密巴里坤军马场“接受再教育”。临行之前杨镰去向冯伯伯告别。冯至先生听说他要去新疆，吩咐保姆，用热毛巾捂湿“红卫兵”抄家时贴在书柜上的封条，轻轻揭下来，从书柜中取出一本竖排繁体字的书送给了杨镰：这是瑞典人斯文·赫定写的在新疆的探险发现。工作之余你读读，可以加深对新疆的历史文化的认识。’这本书就是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自传《我的探险生涯》（又译《亚洲腹地旅行记》）。 杨镰在天山北麓当了四年牧马人，每天干的活儿是放马和“压生马”，把自由散养的野马调教成可被人类骑乘的良驹。工作之余，他孜孜不倦地啃读着《我的探险生涯》，翻了一遍又一遍，从旧到破，直至几乎可以背诵。斯文·赫定作为地理大发现时代最后的古典探险英雄，从1890年到1935年的45年间，五次来到中国边疆进行探险考察，翻越雪域高原，横穿戈壁荒漠，发现古城楼兰，寻找罗布泊、填补世界中亚地图上的未知空白。杨镰的心追随赫定而去，他默默定下了一个目标：赫定走过的文明遗迹，自己也要重新标注，他说：“现在想起来，冯伯伯是有意识地培养我走这条路”。“这本书就伴随我从北京前往新疆，又从新疆返回北京，成为我进入丝绸之路核心区域的'通行证’。” 1972年，杨镰入新疆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后分配到新疆一个煤矿工作。1981年，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招考研究人员，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研究方向是元代文学文献。离家12年，方得返京，但杨镰的西行梦并没有就此中断。1984年他自费以塔克拉玛干为主线，对罗布泊做了一次实地考察。从此对西域的探险活动一发不可收拾： 他重走赫定的路线，11次进入罗布泊，4次入楼兰， 47次去新疆探险考察。2000年，杨镰和中国社科院科考队重新发现了楼兰王室的墓地——小河墓地， 2005年他又发现了只在斯文·赫定游记中有所记载、却已无人知道具体所在的“谢别斯廷泉”。 1970年代初，新疆博物馆人员称发现了唐代的“ 坎曼尔诗笺”，郭沫若信以为真，撰文给予高度评价，使之编入多种唐诗选本，写入中国文学发展史和中学历史教科书。杨镰经过学术论证和实地调查，证明“坎曼尔诗笺”是新疆博物馆两名工作人员在古代纸张上臆造的假文物。参与造假的一位当事人，在杨镰耐心说服下，良心发现，写下承认伪造“ 坎曼尔诗笺”的书面材料，一桩有名的学术公案最终水落石出。 2016年3月31日傍晚，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退休研究员杨镰在新疆吉木萨尔县结束讲学后，乘车返回500多公里外的伊吾县，不料发生车祸，杨镰在被送往医院的急救车中去世。一时间发小们“哭杨镰”的悼念文章不断刷屏。小学中学时代的杨镰音容笑貌跃然而出：他是燕东园的孩子王，他能言善辩特别会讲故事，他爱画画，会篆刻，中学时他因为身材瘦长而获得了一个绰号 “竿儿”，他遇事较真儿，他的哥儿们义气。
朋友圈里流传着一张杨镰在新疆军马场的照片，英气勃勃，青春洋溢，永远定格了他与新疆西域宿命般的深情。 杨铸赶去乌鲁木齐参加了杨镰的葬礼。直到今天他和我谈起杨镰的不幸遇难仍然充满了痛惜之情，他说：二哥对新疆文史的考察与探险纯粹出于热爱，不计功利，他已经出版了《杨镰西域探险考察文集》，收录了他历年所写的探险纪实80多万字，内容涉及新疆的地理、资源、环境、历史、文化、考古等诸多领域。在他家里还堆满了没有来得及整理的资料，满壁整柜的书籍和DVD，如果能够再给他时间，不知会拿出多少研究成果。 杨铸介绍了杨镰在社科院文学所进行的元代文学研究：由他主编的元代诗歌文献总集《全元诗》已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2200万字，68册。从1985年启动，历时28年，共有17位编者参与，杨镰和夫人张颐青完成的工作量占全书六成。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尚君教授评价《全元诗》时说：“我觉得杨镰的学术成就还没有被学界充分认识。”他和杨镰是同代人，作为《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编》的辑校者，很清楚这种文献积累工作的意义。 在燕东园各家中，“子承父业”并不太多，但杨晦先生家实现了：杨镰是学者，又继承了父亲的作家身份，出版了3部以新疆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其中《千古之谜》被台湾学者评为“中国第一部考古探险小说”。杨铸1997年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任副教授、教授，教文艺理论，走了与父亲后半生相似的学术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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