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所认识的杨镰先生 杨镰先生2011年至2004年在山西大学文学院做兼职教授，从那时开始，便和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十几年来，他每年都要来山西大学几次，看书、做讲座、主持研究生答辩等等。可以说，山西大学文学院的进步和发展与杨镰先生密不可分。杨先生长我五岁。他把我当朋友，我把他当兄长，他每次来山西大学必然要和我联系。如果间隔的时间有点长了的话，不但我觉得缺了点什么，年轻教师和学生们也会问：“杨老师什么时候来啊？”然而，见了面之后，却大多没有什么互诉衷肠，只要一见到他那高大的身材和满面的笑容，不用几句话，就人人感到释然了。杨先生的这种效应或者说魅力，使人称奇，不过和他的家世、地位都关系不大，事实上我们学校的大多数人对此一无所知。杨先生从来不讲，也不会有人特意去探究。杨先生的这种效应的奥妙在于：他能不断地给人以启示，给人以能量。这一切都是在潜移默化中进行，在不经意之中为众人所汲取。“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在这里得到充分地体现。 先从小处来说起罢。杨镰先生刚来山西大学，住在被称为引凤楼的第三层最东边的一套房间里。每天早上他总是起得最早，把楼道打扫干净，连楼梯的扶手也擦得锃亮，清爽的环境给人一种阳光的感觉。原来大学者也可以是这样的啊！看到的和听到的人都心头感到一震。 再比如，杨镰先生除了上课、做讲座之外，就是埋头看书抄资料。他的字绝对没有时人所流行的龙飞凤舞，而是一笔一划像是柴棍组成，很少连笔。这种字谈不上好看和漂亮，却绝对清清楚楚，而且写的时候速度极快。他给我讲：一次性写清楚，免得以后连自己也认不出来，又不得不返回去核对，费时又费力。哎呀，大家不正是老犯这样的毛病吗。人们一下子明白了，这是做文献工作的最基本的素质，认真的体现。榜样胜过多少理论的阐述啊。 杨镰先生是著名的学者，又是人们喜爱的作家。青年教师郭鹏就讲：“杨镰先生是难得的两栖学者。”他的学术著作读起来不枯燥。既有深厚的学术底蕴和新发现，又不时给人以愉悦的感受，甚至还有许多悬念。优美的行文常常使人读起来欲罢不能。这给严肃的学术研究领域带来新鲜的空气和一抹亮色。对于我们山西大学文学院的的影响在于：学术研究，特别是文学研究要有文。许多人将之作为学术著作的一种追求。我本人就把这种轻松的文风带进专著《金代文学编年史》之中。 杨镰先生在山西大学的活动围绕着图书馆、食堂、宿舍三个点展开。从他的宿舍到图书馆最多是十分钟的路程，到食堂也基本是十分钟的路程。除了吃饭，他基本是在图书馆度过。杨先生总是情不自禁地赞叹山西大学图书馆的好处：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全国地方志，都在第七层，做研究的基本资料全有了，而且是可以随便自己找、自己翻。看书的人又不多，太方便了。他说：“我在北京，要去单位的图书馆或北图，所用的时间几乎坐动车都可以来到太原了。去了借书，一次借一本，往往这一本里头没有所需要的材料，又得去换一本，既麻烦又不好意思。哪有山西大学这么好的条件呐？”他讲得很诚恳，而我们则感到很惭愧。这么好的条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啊。我多次给学生讲：“作为一个地方院校，我们总是强调客观条件，感到不如北京、上海在资料上占优先。对照杨镰老师，是否真的是这样呢？”从此以后，图书馆的七层明显多了研究生和青年教师的身影。 杨先生经常回答年轻人的一些提问，也乐于将自己的一些感悟和经验告诉他们，而且不因为其幼稚就失去传授的兴趣。比如2010年4月26日，看了研究生的论文之后，他给学生们讲：文章要关注细节，要具体化。大的原则和结论是中央做的。比如人民很伟大等等，不需要我们论证。我们要在精细化上做，避免内容的空泛化。文章的开头一段很重要。要讲出主旨，解决什么问题，在当前学术界的重要性，要能吸引人。当有学生问写学术文章如何下手时，他笑着说：“写文章就和对话一样的呀。只不过你和看你文章的人不认识，不能直接对话罢了。”然后认真地讲：“文章题目很重要。题目就是要解决的问题。我本人就是长时间想题目。题目想好了，写起来是半天一天的事情。”当有学生愁学术难搞，并说如何就能有您这样的水平时，杨先生头一扬，略带神秘地讲：“这好比过日子。你现在没有储备，仓库里是空的呀。要不断充实自己的储备，小麦、豆子等等，等到用的着的时候，能拿出来。如果什么也没有，用的时候才在人家这里找一点，那里借一点。结果借回来的找回来的那些还底细不明，不清楚是否真能用，那能搞成吗？”接着手一挥，坚定地说：“你们这个阶段，基本文献必须全看。比如搞元代文学，《全元文》看一遍。把那些犄角旮旯的东西全搞清楚了，什么可做的题目没有呀！”有一位青年教师问杨先生：为什么你要搞元代文学，还有那么高的成就。杨先生回答两个字：“喜欢”。过后，这位青年教师感慨地说：“哎呀，这么简单的回答，却的确是问题的关键。我们怎么就忽视了这一点，老是纠结在如何搞上呢？” 这种谈话和答疑，是轻松的，愉快的，又是实实在在的，于是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杨先生之为人们所期盼自是必然。 杨先生的魅力还在于是个有着天然的亲和力的人。他是那么能张罗，总组织许多别出心裁的活动。他永远有新的想法，敏锐地抓住学术的焦点，可以随手拈来一个个具有前瞻性的科研话题。每次来山西大学，他都有新发现的材料和想法，并且迫不及待地告诉大家。这自然会有凝聚力，吸引人们关注和参与。他能随口说出一大堆掌故，把不起眼的小问题和大的事件、大的趋势联系起来，侃侃而谈，引人入胜。欣赏和快乐之余，人们不由的要产生疑问：杨先生凭什么就有这么多的谈资，从那儿来的这些学问？由产生疑问从而探究、考察、琢磨，于是解读杨镰先生，研究杨镰先生，就成为我们的一种习惯，并最终将其转化为每个人前进的动力。 我们很快明白了。除了过人的聪明和天资之外，杨先生的学问还是来自于艰苦地探索和积累。杨先生做了一辈子文献。对于搜集文献，简直到了痴迷的地步。每次来太原，星期六必然要去南宫文物市场，还建立了自己特有的内线，一旦有了新资料就给他留着。而实地考察，更是他一生的亮点，也是他和我们谈话的主要内容，一提起来就滔滔不绝。他认为实地考察不仅仅是能获得第一手的资料，其带来的体验和收获是没有经历过的人们所不可能理解和用其他方式所能代替的。比如他讲过：有一次在浩瀚的沙漠里，面对一轮孤月，突然明白了李白《静夜思》中的“床”，就是《汉乐府·淮南王篇》“后园凿井银作床”的“床”，并为这一发现兴奋不已，长久不能入睡。他说：“牛老师，我家里经常准备着一万块现金，为的是一旦需要考察的时候，能立即出发。”无论是目的还是过程，他都是那么陶醉于其中。 在听了杨先生既有趣又深情的讲述之后，往往有许多年轻人在被吸引之余向我提议：“咱们也去考察，也去探险。”但我知道，考察并不会是一般人所想的那么有趣和简单。因为杨先生考察和探险是不带学生去的。他的学生曾经对我说过：“杨老师从来不带我们，说麻烦。”我也曾劝过杨先生：“您为什么不带他们呀，可以叫他们锻炼锻炼，扩大眼界嘛！”杨先生认真地对我说：“你不知道。他们是好奇，一时的激动，不明白其中的艰难。探险、考察，不是旅游。不仅仅是要克服困难，而是有危险，有许多不可预见的情况存在呀。”听了这番话之后，我沉默了。后来有人问杨先生：“考察中遇到困难怎么办？”杨先生说：“只有一个办法：往前走。”又有人问：“作为考察和探险的专家，你的经验是什么？”杨先生说：“同样的错误，决不犯第二次。”说这话的时候，他的口气是坚定的，目光是刚毅的。 杨先生的话不久便应验了。没过多久，我带了一些年轻人搞了一次考察。行前做了理想的周密的计划。到了目的地，当地的一位老领导听了我们的计划后，悄悄对我说：“你这些娃不可能坚持下来。”果其不然，进行了一半，就不得不打道回府。于是我对年轻人讲：杨先生的故事很有趣，实际上饱含着常人所不知道的艰辛。不用说沙漠戈壁，就是他所讲的到外地查资料，遇到图书馆不开门，等待了几天才得如愿。虽然只是一句话带过，但这几天孤身一人在外，孤独、寂寞是多么地难以忍耐呢？ 杨先生在山西大学的时候，《元代文学编年史》、《全元诗》、《全僧诗》、探险小说是同时进行着的。每每同他谈起他正在做的这些工作时，人们都觉得好像是天方夜谭一样神奇。普通学者能做其中的一个项目就不错了，他同时做这么多工作怎么可能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慢慢地就明白了。上天给每一个人的以天为单位的时间是一样的。杨先生是把每一天作为实实在在的一天来度过。这里头没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豪气，而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赋予每一天所应有的效率。平时他是那样的随和，但是在工作的时候，绝不会允许干扰。比如：我在图书馆和他碰到过几次。他专心致志看书，只是抬头看你一眼，一句话也不说，一个招呼也不打，就像不认识一样。那严肃的样子，就在告诉你：不要说话，不要干扰，珍惜图书馆上班的时间，有事空闲时再说。 最有说服力的还是杨先生在生活上的一些不合俗的怪异表现。他来山西大学不久，很快我们就发现，杨先生是一个最好招待的专家。饮食上从不讲究，吃饱就行。山西大学交流中心楼下自助式的快餐店是他最满意的地方。按照惯例，我们在他每次来时，都要设宴为其接风。但在这一类场合，他从不喝酒。我自己也不喝酒，不过为了应酬场面，往往少喝一点点。杨先生却是滴酒不沾。有一次我特地问：“人们都说无酒不欢。您在新疆多少年，能不会喝酒吗？”他悄悄地说：“在军马场也喝过。但您看喝了酒话也多了，咱不喝不就省事了吗。”不喝就不喝吧。虽然开轩不一定要面场圃，但夹菜话桑麻也是有情趣的嘛。然而有意思的是：往往吃兴正隆还有一半菜没上来之时，杨先生就站起来说：“对不起，我吃好了。我先走一步，你们好好吃吧。”大家不禁愕然。这是请你吃饭。你半席而走了，没有了客人，我们吃个什么劲呀。这很容易使主人尴尬。好长时间，人们都转不过这个弯来。 时间长了，我们也总结出一些经验。杨先生在招待他的饭桌上，最喜欢吃肉夹馍，还有猪排或牛排。肉夹馍是蒸好的大片肥肉，一般人都嫌腻，杨先生却是夹在馍中间几口就下肚了。于是，这两道菜就成了招待杨先生的必点之菜了。菜一上来，就让他吃。杨先生说：“你们怎么不吃？”我们说：“这是专为您点的。”他也就不客气地吃起来。吃完，照例说：“我吃好了，先走一步，你们吃吧。”我们见怪不怪，也就心安理得地慢慢享用剩下的几种菜了。 更让人奇怪的是，杨先生喜欢吃打卤面和麦当劳。他帮了同学的忙后，每当同学们问：“杨老师，请您吃点什么合适”的时候，他总是笑着说：“要请就请吃一碗打卤面。太原的打卤面很好，以前我在火车站吃过。”但当同学要费劲找合适的面馆时，他又说：“不要找，不要找，就近有什么吃什么好了。”他在山西大学请学生和老师吃饭，总是请吃麦当劳。我也曾被请过一次。当他在山西大学旧校门对面的店里麻利地端盘子时，我四顾周围全是年轻人，只有我们俩是老头，特别我的头还是光亮光亮的，总觉得和环境不协调。不禁感叹：杨先生真新潮。又百思不得其解：打卤面和麦当劳这一洋一土的东西怎么能在杨先生这里融合在一起，打卤面这底层人民的食品怎么会入了杨先生的法眼呢？ 终于有一天，我解开了这个谜。昆山的老朋友沈岗先生给我们寄了一些阳澄湖的大闸蟹尝鲜。杨先生来并提及此事，却说他最不爱吃螃蟹。我奇怪地问：“那么难得的东西，为什么不爱吃呢？”他苦笑着说：“哎呀，费那么大的劲，花那么长的时间，就吃那么点子肉，值得吗？”原来如此。突然我明白了。肉夹馍、肉排、打卤面、麦当劳，哪来的什么喜欢这回事呢，核心是这些都属于快餐，省时间呀！那些不近情理的半路退席。滴酒不沾，也是为了不浪费时间呀！杨先生是不愿将有限的时间花费在这些无谓的过程之中。如果说杨先生有怪癖的话，其怪、其癖，正是其成就不可及的奥妙所在。我们应为自己的世俗习惯惭愧才对。 杨先生不浪费自己的时间。自己也不浪费别人的时间。和人打电话总是说：“现在说话合适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接着说：“我就几句话，不多占用您的时间。”说完内容，立即就挂了，往往连寒暄的机会也没有。每次来山西大学，也是说完该说的话，就说：“您忙去吧，不用再占用您的时间。”饭后散步也是独来独往，不要人陪。曾经有两个学生对我说：“杨老师让我们带他到古玩市场。一到地点，就说：'你们忙你们的吧。几点几分在原地见面。’不让我们跟他去。是不是怕我们知道了一些奥秘后，会抢了他的生意？”我感到有些逗，告诉她们：“你们想到那里去了。绝对不会。杨老师是给你们自由，不必要为了他而花费你们的时间。他曾在太原淘到一个铜印，神秘兮兮地向我夸耀，指着细节说：'你看，这就是锓。’他不怕我抢他的生意，还能怕你们这些毛孩子吗？” 其实，这一切都表现出杨先生的率真。是什么就是什么。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一点也不藏着掖着，一切都明明白白给人以明确的态度。也就是说，杨先生是一个透明的人。 正因为率真，他恨不得把所知道的都告诉别人。没有一丝的矜持，从不矫揉造作，从不板起面孔卖弄学问，而是真心诚意地贡献出来，和大家共同分享发现的快乐。有一次我说：“杨老师的穿着松松垮跨的，就是一幅旅行家的样子。”他立即给我详细介绍旅行的注意事项和需要的装备。“你知道我为什么不系紧鞋带吗？为的是在马上掉下来时，不会被奔跑的马拖死。”并且脱鞋做演示。噢，有这么多妙招。从此以后，我也把鞋带系的相当之松，虽然从不旅行，从不骑马。他也批评人，批评时很不讲情面，但总是同时把解决问题的方法提供给对方。既没有贬低的意思，也没有高高在上的优越感。 也正因为率真，对于别人的任何长处和成就，他都特别欣赏，由衷的高兴，就像自己获得的成果一样。我只不过辨认了几个前人手稿中和古书序言中的草书，解决了几处断句的问题，他便多次兴奋地连连叫好。后来遇见了在京的专家，有人问：“听说你认的字特别多？”我感到很诧异：“哪来的事呀？”“杨镰说的还有假。”原来是他做的宣传。我们的学生受到他讲课的启示，写了一篇有关张翥的文章。他见人就讲：“这是一个突破，是今后人们研究的起点。”甚至在主持我们的研究生论文答辩的时候，有教师问学生：“你这篇论文的价值在那里？”他直接代替学生回答：“把这个问题第一次引入学术研究的视野，本身就是重要的价值。”被问者和问者都笑了。 杨先生在山西大学过得相当愉快，和山西大学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常对我讲：“人生能有几个三年，我在这儿过了充实的三年。”他多次在学术会议上讲：“没有山西大学，就没有《全元诗》的完成。”每当我们请他帮忙，他都是痛快答应，说：“只要是山西大学的事，我就是推了其他的事也要做。我乐意做啊！”今年，也就是2016年的3月4日至5日，他所主持的元代笔记整理项目启动会议在山西大学文学院召开，可以说是他对山西大学的信任和厚爱。会议上，杨先生做了中心发言。各位与会专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制定了工作细则。杨先生自豪地对参会专家说：“这是我最熟悉的地方。”但是就在我们期待杨先生率领大家大展鸿图的时候，想不到这竟然是我们和杨先生的最后一次相见，而且仅仅相隔26天。 我是杨先生去世的第二天得到这个不幸的消息的，当时正在晋中上课。收到在京工作的以前的学生崔瑞萍和陈海霞的短信，惊诧莫名。第一个反应就是：“今天是愚人节。是否是个愚人的新闻。”尽管理智告诉我没有人会开这种玩笑，但谁也不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很快我就不得不相信这是真的事实了。那么健壮、永不知疲倦、永远乐呵呵的杨镰先生真的离开了我们。消息迅速在山西大学传开，微信圈里一片惊讶。老师、学生、熟悉的、不太熟悉的、只是听过报告的各类人士，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哀悼之情。 噩耗传来似梦中，英才陨落问天公。悲风大树憾君去，满目惨颜溅泪红。 第二天又作： 居处难安若有亡，阴阳顿隔两茫茫。伤心正值清明近，西北遥寄一柱香。 我遥望着西边的天空，面对命运实感无奈。 一阵忙乱之后，终会归于平静。当我们的心情静下来之后，都觉得和杨先生相处的时光十分珍贵。大家回忆起杨先生在山西大学的点点滴滴。如果要说杨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传奇人物、学者、探险者、赤子……很难定义。其各方面的成就，自有有关专家去评判。不过，用最平实的话语来讲，对我们印象最深的则是： 杨先生是一个做事的人。要做则做。定下目标之后，不拖拉，不犹豫，在山西大学所承当的项目从来不延期。他曾对我说：“拖什么。拖是拖自己。”于是常有做的，常出成果。这特别值得我们效法。 杨先生是一个乐观的人，而且善于把乐观传染给每一个人。如果女同学女同志诉说什么困苦。他总是轻松地说：“有什么难的。坚持一下，迈过去不久完了。就是天塌下来，也有我们这些高个子顶着呢。怕什么。”如果是男同学男同志，则是：“坚持做，不要气羸。谁让我们是男人呢？”我们发现杨先生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有担当，有毅力，无所畏惧，责任感特强，真正的男人不就是这样的吗？ 杨先生是一个有趣味的人。2004年在司马光墓考察。当地人介绍文革时期，由于中央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于是红卫兵就把墓前石像中武士的头全都敲掉，文士的头则全部保留。人们气愤地说：“这是什么逻辑。”杨先生则笑着站在武士石像身后，把自己的脑袋对准石像的脖子让人拍照。引起一群人的效仿。 当然，对于我们这些从事教育工作的普通人来说，杨先生最使我们感动的还是他对学生的关心和帮助。杨先生和学生的关系亲密无间。至今原本科生高尚杰还记得，杨先生不厌其烦地为他介绍随身带的水壶的适用性，以及如何制作而成的细节。杨先生为了培养学生提问题、思考问题的习惯，上课和做讲座时总带几本自己写的书籍。谁提问题和回答问题比较有水平，就送一本书作为奖励。课堂气氛甚为活跃。他带领社科院的专家来山西考察，在与山西大学文学院师生见面会上，历数在座的某某同学学习刻苦、某某同学如何克服困难。和专家的见面会成了对学生的点评会。在座的同学和老师着实感动了一把。在他的引导和关心下，山西大学文学院考上北京的博士生的学生明显增加了不少。杨先生的恩惠，我们一直铭记在心，并作为衡量自己工作的标准。 我们都能想起杨先生多次讲述探险过程中遇险的事情。那次飞机上的惊险更是印象深刻。杨先生说飞机出现了故障，他应机上每人留下录音的要求，给爱人说了几句话。年轻人一下子来了兴趣，直催讲了什么。杨先生笑着说：“你们怎么和那些记者一样啊。我一直解释没有什么。他们非要叫公开不可。结果大跌眼镜。录音一放：'咱们存折的密码是……’他们立即叫'停，停。’不听了。我们哪能和你们年轻人一样全是什么海誓山盟呢？”当时所有的人都笑得前仰后合。现在只能引起深深的悲哀。 杨先生是那么健康、乐观、有学问，劲头十足，不知疲倦。我们一直认为他必定是一个长寿的人，能够作出更多贡献的人。突如其来的事件使人悲伤又无比遗憾。不过，我们也反复思考，又觉得：如果冥冥之中有什么命运的话，杨先生也未必不是有了一个理想的归宿。你想，他多次在山西大学讲要到阳光下感受生活，西部是他人生价值之所在，是甘愿为之付出一切的地方。其诚挚，其热情，听到的人无不为之动容。那么，长眠于自己心爱的土地上，岂不是一般人所达不到、难以达到的一种境界？我没有去过巴里坤，只是听他讲过一些那里的情景。在我的想象中，茫茫草原之上是没有雾霾的纯净而又深邃的天空。夜深了，人静了，天上闪亮的星星一眨一眨的，寻找着和自己对应着的地下的人。就这么互相凝望着，满含无限的深情。……是不是这个样子？我已经不能再想下去了。泪水已经溢出了我的眼睛。 …… 牛贵琥2016年7月24日于山西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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