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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北京市公安机关向中央报告了一条重要消息，在旧鼓楼大街发现了一个非常可疑的人，这个人极有可能就是24年前杀害李大钊的凶手——吴郁文。 公安干警找到吴郁文家的时候，他已经全身瘫痪，身边无人照顾，看上去命不久矣。 后来在他家发现了一枚北洋政府所颁发的文虎勋章，这才确定了他的身份。
将这件事情上报的时候，公安机关正在纠结这个人到底抓还是不抓。 他杀害李大钊确有其事，这样的重罪，必须要将他绳之以法，才能为革命烈士报仇雪恨。但另一方面，他既然已经瘫痪在床，抓这样一个重症病人，是否有些多此一举？ 这时候彭真一锤定音，他说：“即便只剩下一口气，也要把他抓回来！” 此时吴郁文已经年近70岁，潜逃了24年的他万万没想到，自己最终还是没逃过法律的制裁。不过，当年他为虎作伥，杀害李大钊的时候，就应该想到自己会有这一天。
危机重重 李大钊死在军阀张作霖的手中，而吴郁文便是张作霖的门下走狗。 李大钊和张作霖之间积怨已久，张作霖号称东北王，但是他的野心绝不局限于东北三省，他一直想要掌控北洋政府，自己成为大总统。 他对共产党一直抱有很深的敌意，在他扩张领地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对共产党人发动攻击。 李大钊作为共产党的精神领袖，自然是张作霖的头号攻击对象。
李大钊 与此同时，李大钊也并不想让张作霖成为大总统。 本质上张作霖是个独裁者，如果让他领导中国的话，那中国必将陷入更加黑暗的境地。 所以李大钊利用自己出色的军事及外交才能，联络国内的冯玉祥等人，反对张作霖的统治，同时也得到了来自苏联的援助。 这一切让张作霖很有危机感，他害怕以李大钊的能力，有一天会颠覆自己的权力，所以张作霖打定主意，一定要除掉李大钊。 从1924年开始，张作霖便利用自己在北洋政府中的势力，对李大钊展开了全国通缉。
张作霖 原本李大钊的身份是秘密的，但很可惜，早在1921年的时候，他的学生张国焘被捕，他在狱中禁不住敌人威逼利诱，供出了自己的恩师李大钊的身份。 可惜他的背叛行为在当时无人知晓，以至于张国焘出狱之后，依然在党内拥有很崇高的地位。直到后来张国焘再次变节，这段肮脏的往事才被牵了出来。 由于学生出卖，李大钊的处境岌岌可危，为了躲避敌人的抓捕，李大钊不得不四处躲藏。 1925年，张作霖与日方合作，将冯玉祥驱逐回了西北，形势变得更加紧张。
冯玉祥 1926年3月，李大钊领导北京各界群众在天安门举行，反对日本等国要求大沽口撤防的大会，并到皖系军阀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 但没想到段祺瑞丧心病狂，竟然直接指使军队，对在场的群众进行大规模的屠杀。李大钊在这次行动中也不幸负伤，这一事件被称之为“三一八惨案”。 此事过后，李大钊再一次遭到了大规模的通缉，情况已经变得很不乐观。当时李大钊的很多学生都劝说他，不如暂时离开北平，到南方去躲避一阵子。 但当时党内的工作非常紧张，如果李大钊离开北平的话，那很多工作则无人处置，加上共产党已经遭遇了连番打击，此时李大钊绝对不能离开。
全城搜捕 所以，李大钊决定继续在北平留一阵子。当然，他也不得不做好防范，毕竟军阀的手段一向残忍。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李大钊决定将我党在北平的办事处，暂时迁到位于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之内。 根据清政府遗留下来的条约中的规定，中国的军队是无权进入东交民巷的。有苏联的庇护，应该可以保证李大钊的人的安全。 但李大钊没想到，军阀的心思比自己想象的还要阴险。
李大钊等人躲进苏联大使馆之后，张作霖失去了关于李大钊的消息，非常着急。 张作霖立刻命令京师警察厅侦缉处长吴郁文、司法科长沈维翰等爪牙四处搜寻李大钊的下落。 吴郁文等人接到命令之后，便派出警备队在北平城内全面搜索，但是始终找不到李大钊的下落。 正当吴郁文垂头丧气的时候，忽然间有了一个意外的收获。 原来，和李大钊一同躲藏在东交民巷内的一个学生李渤海，在出门散发传单、刺探情报的时候，不幸被警备队发现，随即被抓进了监狱。
吴郁文得知这个消息大喜过望，立刻亲自提审了李渤海，对他严刑拷问，要求他说出李大钊的下落。同时，他还对李渤海许诺说：只要说实话，将来荣华富贵一定少不了！ 李渤海禁不住敌人的威逼利诱，于是便供出李大钊就藏在东郊民巷内，准确的位置是大使馆后的俄国旧兵营。 为了能够把李大钊等人一网打尽，吴郁文立刻派出军警，让他们乔装打扮成游荡在东交民巷附近的小商贩，追查疑似共产党员的人。 就这样，几天之内又有两名躲藏在东郊民巷之内的党员不幸被捕。从这些被捕的人口中，吴郁文得到了一份确切的党员名单，同时也进一步确认了李大钊等人躲藏的位置。
吴郁文把李大钊所牵涉的消息汇总成册，交到了张作霖手中。 张作霖看到了这份资料，也是喜不自胜，立刻嘉奖了吴郁文等人。但同时张作霖还面临着一个问题，那就是东交民巷中国军队不得进入，那他又如何继续抓人？ 但张作霖已经想好了对策，他知道苏联是共产主义国家，所以西方列强对苏联的态度非常仇视。因此张作霖提前联络好了英国、法国、荷兰等国家的大使馆，和他们共同在东交民巷召开会议，废掉了苏联大使馆在东交民巷的特权。 如此一来，张作霖进去抓人，便无人敢阻拦了。
1927年4月5日，吴郁文在张作霖的支持下，带领五百多名军警开赴位于东郊民巷的苏联大使馆。 4月6日清晨，军警破门而入，抓捕了躲藏在东郊民巷的李大钊一家，以及其余和李大钊一起工作的共产党员。 李大钊的长女李星华，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4月6日的早晨，妹妹换上了新夹衣，母亲带她到娱乐场去散步了。父亲在里间屋里写字，我坐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短短的一段新闻还没看完，就听见啪，啪……几声尖锐的枪声，接着是一阵纷乱的喊叫……” 吴郁文又特意带来了前几天被抓的几个共产党员，让他们一起来指认李大钊。 发现李大钊之后，吴郁文立刻冲过去，卸下了李大钊手中用来防身的手枪，随后命令军警强行将李大钊一家人拖走，送进监狱内关押。
心怀大义 李大钊被抓这件事情很快震惊了全国。无论在政治界还是学术界，李大钊都是颇有名望的人，许多人敬重他。 所以一得知他被抓，众人纷纷写信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为李大钊求情。 李大钊被捕四天之后，北京大学便联合了北京城内的九所高校，共同前往张作霖住处，为李大钊请愿。希望能够释放李大钊的妻女，以及与李大钊一同被捕的学生，同时希望能够把李大钊一案，移交到法庭进行审理。 苏联国内也为这个消息震动。4月12日，苏联莫斯科境内10万工人农民举行了大游行，以此来声援李大钊，要求北洋政府释放李大钊，这一切让张作霖压力重重。
在抓捕李大钊之前，他认为这件事情很简单，只要抓到人，然后随便找个理由将李大钊杀掉就好。但现在所引起的社会舆论，已经不是张作霖能够压得住的。 他不得不仔细地考虑这件事情，人已经抓了，但后续该如何处理才能够两全其美呢？ 张作霖担忧，如果自己贸然伤害李大钊的话，会引起社会各界的反扑。 所以权衡之下，张作霖决定先按照北京大学等方面的要求，将李大钊的学生以及妻子和孩子释放，但关于李大钊个人的处置，张作霖去迟迟下定不了决心。 以张作霖本人的态度，李大钊必须死，但因为反对抗议之声实在太大，导致张作霖不敢轻易地下毒手。
但就在李大钊被捕的这个月，另一件大事发生了，这件事情就是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事件。在这个事件中，大量共产党员无辜被杀，全国上下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 不久之后，张作霖接到了蒋介石的来信。 在信中，蒋介石告诉张作霖，应该对李大钊从严处置，不要心慈手软。 张作霖看到这封信之后，心中的天平开始倾斜，蒋介石此时已经是全中国最有权力的人，如果有蒋介石在背后撑腰的话，张作霖对杀害李大钊这件事情就更有底气。 此刻，李大钊在狱中已经受尽了严刑拷打。
最初张作霖没有下定杀人的决心，还决定劝降。 但李大钊的回复是：“张作霖是狰狞之子，吴佩孚是狼狈之儿，我岂能为他们效劳！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糙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气节！” 这让张作霖意识到，自己和李大钊之间没有合作的可能，所以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张作霖还得到消息，李大钊即便在狱中也不改气节，甚至还向狱卒等人宣传共产主义，这让张作霖恼羞成怒，认为李大钊是在公然的挑衅自己。 所以种种事情叠加在一起，终于让张作霖下定了杀人的决心。
李大钊其实早就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结局，但他从未后悔过。 在临死之前，李大钊写下了自己的遗书，即《狱中自述》：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则。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 在行刑之前，我党曾考虑过组织劫狱，但李大钊很快从狱卒那里得知消息，并请求狱卒帮自己传话给杨度等人，表示监狱之内戒备森严，自己并不愿意同志们以身涉险： “我个人为革命为党而牺牲是光荣而应当，但已经是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来做冒险事业，而耗费革命力量，现在你们应当保存我们的力量，不要使革命力量再遭损失。”
杨度 慷慨赴死 对于李大钊而言，个人的生死完全可以置之度外，他心中最重要的是革命大业能否成功。 4月28日，张作霖组建的临时法庭宣判，李大钊犯有重罪，应当即可处以死刑。 随后，吴郁文便依照张作霖的命令，将李大钊押赴刑场，李大钊被处以绞刑，绞刑架是张作霖几天前特意从法国购买的。 在行刑之前，吴郁文特意叮嘱刽子手要多折腾折腾李大钊，让他尝尝教训。 这当然也是张作霖的意思，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报复的目的，但是让吴郁文感到意外的是，即便被如此折磨，李大钊还是没有屈服。
吴郁文清晰地记得，当时李大钊被连续处以三次绞刑，时间长达28分钟。 第一次被绞昏过去之后，李大钊被士兵用冷水泼醒，吴郁文对他吼道：“你悔过罢！” 李大钊却口吐鲜血，说道：“我的肉体虽殒，精神不灭！” 这番回答让吴郁文不由感到意外，很快李大钊被第二次绞昏。 吴郁文再次将他泼醒，问他是否屈服，李大钊被折磨得七窍流血，却只说：“力求速办！” 这宁死不屈的精神让吴郁文反而有些慌张了，于是他赶紧命令刽子手将李大钊杀害。
但对于张作霖而言，这并不重要，因为他已经除去了一个最大的对手。 对于吴郁文而言自然也不重要，因为他已经从张作霖那里领到了丰厚的赏钱，甚至还得意洋洋。 但没想到二十多年之后，中国便换了人间，旧势力被清扫出中国，吴郁文的顶头上司张作霖早就死在了皇姑屯。 张作霖死后，吴郁文投靠了国民党，做的依旧是为祸百姓的事情。 可是1949年中国解放之后，吴郁文急了，他知道自己和共产党之间有深仇大恨，如果自己被发现了，那一定跑不了。
不过吴郁文心存侥幸，他想，自己在李大钊死后，一直和共产党没有什么接触，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难道还会有人想起自己吗？ 吴郁文决定躲避下去，或许有一天，他的罪行会被彻底的遗忘。 但是，我党又怎么可能遗忘李大钊的牺牲呢？那是我党所遭受的最为惨痛的打击之一。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1949年，解放军进驻北平，在接收位于北平的功德林监狱时，解放军忽然在监狱角落里发现了一个高大的绞刑架。 当时负责接收的同志非常好奇，问留在此地的旧军警，这绞刑架为何放在这里？ 结果对方回答，这绞刑架已经废弃很久，不过听说过去这绞刑架曾经用来绞死李大钊。一听这话，所有人都惊呆了。
追查凶手 在监狱里竟然意外发现了当年杀害李大钊的凶器，那既然如此，当年伤害李大钊的嫌疑人是否也还藏匿在北平城中？发现此事的同志，立刻向上级做了汇报。 从北平的一些国民党旧部口中，解放军得知，当年杀害李大钊的凶手之一，也就是吴郁文，现在可能就住在旧鼓楼大街一带。 只是一时之间，并不能确定这个住在旧鼓楼大街的人，是不是就是当年的吴郁文。为了保险起见，北京市公安局决定先派人乔装打扮，到旧鼓楼大街进行暗访。 吴郁文留下的资料实在很少，因为他此时已经六十多岁，离开了国民党军队很久了。
如今除了他疑似住在旧鼓楼大街之外，人们对他的其他信息几乎一无所知。 在鼓楼派出所的户口登记簿上，公安机关没有找到吴郁文的名字，倒是找到了一个叫做吴博斋的69岁男子。 年龄和姓氏倒是都对得上，而且户口登记册上显示，这名男子已经失业数年，在家养病，身边没有亲人，无依无靠，这些条件倒是也能够和吴郁文对得上。 不久之后，北京市公安局派出便衣警察温振亚前往吴博斋家中进行查访，温振亚扮作了街道办的户口普查人员，来到了吴郁文家中。
一进屋门，臭气熏天，吴郁文看到一个身体瘦削，面色蜡黄的老人独自躺在屋子里，身上只盖着一床烂棉絮，看起来十分凄凉。 温振亚打着工作的名义上前寒暄，对方并没有怀疑。 温振亚假装无意的问起：“您的儿女不在身边照顾？” 这瘫痪的老人咳嗽了一阵，眼含泪花地说：“都跑了，没良心的东西都跑了……” 温振亚又说：“能联系到别的人来照顾您吗？亲人同事都行啊！” 一说起同事，吴博斋眼光闪躲起来，忙说：“联系不上……” 温振亚点点头，又提出：“我给您扫扫屋子吧！”
这个提议，吴博斋没有反对。 在打扫的过程中，温振亚表现在屋子的隐秘处藏着一枚十分精致的勋章，温振亚一眼就认出来，这是北洋政府所颁发给功臣的文虎勋章。 法网难逃 这下真相大白了，假如说这个瘫痪在屋子里的老人不是吴郁文，那他怎么会有这样一枚勋章呢？无论如何，他一定和当年的北洋政府有过很密切的联系。 种种线索串联到一起，这个人必定就是杀害李大钊的凶手无疑，温振亚立刻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上级。
但是吴郁文的身体情况实在令人纠结，他已经瘫痪数年，眼看就要去见阎王了。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觉得，与其把他抓来，还不如直接放他在那里自生自灭，反正他也没几年活头了，不是吗？ 但彭真认为，必须要抓，他当年所犯下的罪行无可原谅，如果我们放任他继续在外面逃窜，那是对于牺牲烈士不负责。 我们为烈士讨还公道的唯一方法，就是让犯罪嫌疑人受到法律的制裁，哪怕现在吴郁文只剩下一口气，也要把他抓捕归案，让他为当年的罪行付出代价！
彭真 于是，北京公安局立刻出动，包围了吴郁文家。 吴郁文看到众多警察来到，似乎也猜到是什么事情。他赶紧换了一副嘴脸，眼里挤出了几串眼泪，对公安机关可怜兮兮的说：“就放过我吧，我已经连路都走不了了……” 但是公安机关严肃地对他说：“我们就是抬，也会把你抬到警察局去的。” 就这样，吴郁文被公安机关抬上了警车。不久之后，吴郁文被人民法庭判处死刑，只可惜吴郁文的身体实在太差，还没有等到执行枪决的那一天，他就病死在了监狱里。 24年之后，凶手终于伏法，我们也终于给了李大钊一个交代。 声明：刊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联系删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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