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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得真快，这篇文章是《收获》创刊五十周年时所写的（后收入我的随笔集《五味子》），转眼，我们又和它共同走过了十年。几十年风风雨雨，社会变迁，有这样一份刊物不离不弃地相伴，还真是不容易。作为它的读者、作者，感谢它带给我的很多温暖记忆，祝福它走得更远！ 周立民2017年12月9日 珍藏半个世纪的文学记忆 ——贺《收获》创刊50周年 绛红色的封面，喜气又稳重；镂白的“收获”两个大字，呈现出一如既往的大气和刚硬；不一样的是2007年第4期《收获》封面上多出了醒目的烫金数字“50”，原来这份记录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足迹的大型文学期刊迎来了它50岁的生日。翻开这期《收获》，首先感到的是一种强烈的历史感，从巴金、靳以两位首任主编创刊时的工作照，到郭沫若、茅盾、叶圣陶、老舍、冰心、曹禺等人的照片、手稿，随着这本杂志的成长，我们历览了中国文学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杂志在批批名篇、杰作中成长，而这些作品的培育者——编辑们却在渐渐老去，那些精心的编辑过程最终也将消失在历史的深处，或许这就是这个职业的特点吧？但每一位读者和作者似乎都不应该轻易忘记这样一个舞台和这样一批人——尽管，他们并不在聚光灯下，但在我们珍藏的中国文学50年的记忆中不应该缺少他们的篇幅。所以，当《收获》五十华诞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不是盘点它曾刊发了多少名篇杰作，而是想打捞在这些闪光的文字背后的一点记忆，权作对它生日的祝福。 一 《收获》是一份承续着五四新文学血脉的杂志，如果五十年来有什么以一贯之的品格、有什么最值得珍视特点的话，我首先会认为这就是五四新文学精神，这是它的历史传统，也是它与其他文学杂志最为不同的精神气质。什么是“新文学精神”？如果非要界定的话，可以用《收获》老主编巴金的话来概括，那就是“为了真理，敢爱，敢恨，敢说，敢做，敢追求”（《怀念鲁迅先生》）的精神，这样的文学是“讲真话的文学”，“是表现我国人民心灵美的丰富矿藏，是塑造青年灵魂的工厂，是培养革命战士的学校。”（《为<新文学大系>作序》）它们与旧文学的最大区别就是《文学研究会宣言》中那句著名的话：“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不论当今学界对所谓的“纯文学”的概念怎么反思，我认为这种不是将文学作为消遣，而是看重它的精神性，不媚时、不媚俗、拒绝商业化的文学精神仍然是最有意义的一种文学追求。 对于新文学精神的承续和发扬，是《收获》在酝酿创刊时有意识的追求。提议创办《收获》的人都是对郑振铎、靳以、巴金等人创办的大型期刊《文学季刊》，以及后来巴金、靳以联手编辑的《文季月刊》、《文丛》等系列期刊充满感情的人，时为中国作协负责人的刘白羽在回忆录就明确地说想恢复《文学季刊》这样“卓然不群”的刊物，为此，他去说服了中宣部领导同意创办这样一份杂志，并明确建议编辑部设在上海，由巴金、靳以主编。从刊物的篇幅、选稿的气度、编辑风格而言，《收获》与《文学季刊》等三十年代“文”字系列期刊的确一脉相承，更重要的是新文学精神的延续。《文学季刊》创刊的1934年，号称中国的“杂志年”，当年定期出版的杂志约三百多种，百分之八十是文艺或半文艺性质的“软性读物”，用茅盾的话说，它们几乎全是幽默与小品的“合股公司”（《所谓“杂志年”》）。《文学季刊》却是以纯正的严肃的创作为主打，与以切实从事文化建设的决心，远离那些哗众取宠和取媚市场的做法，用作品来说话，用新文学的严肃态度和气度来影响了读者，改变了市场冲击下当时许多刊物那种小摆设、小零食的地位。半个多世纪后，《收获》也面临着同样内外交困的境况，所谓“外”是1987年，他们经历了一次全球性的纸价上涨，本来就微利甚至无利经营的文学刊物迅疾陷入了经济困境；而“内”则是九十年代以后中国文学的市场化倾向越来越严重，文人下海，休闲文学、影视对纯文学的冲击，都使《收获》这样的纯文学杂志面临着一次重要的抉择。此时，要求《收获》“适应市场”的声音也不绝于耳，事实上，许多文学刊物都不得不刊登商业广告，从包装到内容都来一次大“变革”，很多刊物就是这么做了，由纯文学变到通俗，甚至到非文学。但困难中《收获》没有轻言“变革”，他们选择了坚守。面对这种情况，主编巴金非常坚定地表示：不希望《收获》做商业化的改变。他鼓励编辑部：《收获》是大有希望的，文学是大有希望的。于是《收获》仍然是《收获》，它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精神追求。危难时刻方显英雄本色，我常常想《收获》真正辉煌可能不仅是发表了莫言、余华、苏童等人的哪些名篇，更重要的是在这样时刻对于新文学精神坚持的象征意义，从这个角度讲，有了这样的历练之后，《收获》已经不单是《收获》，而成为一个符号，它承载着作家、读者对于文学精神性追求的信心。在这一点上，《收获》一下子就在读者的心中拥有了不同的位置。记得好久，我都珍藏着《收获》的一份征订单，上面有这样一句话：在世间所有虚妄的追求都过去以后，文学依旧是一片灵魂的净土。当时，我还是一名大学生，这样的语句和《收获》的气度消减了青春的迷惘和浮躁，给了我热爱文学的信心。特别是1993年第3期的《收获》送到我的手中，看到上面发表的张炜的长篇小说《九月寓言》时，我更坚信了中国文学界是有着抗击这次精神危机的能量的。在那段日子里，每每收到杂志，看到朴素的封面上两个沉静的“收获”大字时，我心中都有一种力量，我相信许许多多《收获》的读者都和我一样有着这样共同的感受。 更为值得赞赏的是坚守新文学的精神，不是固守、死守，更不是僵化、保守。在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候，他们也勇敢地寻找自己的生机。纸价上涨，刊物先是向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借款渡过难关，第二年，在得到读者理解的情况下适当调整刊物定价，结果征订数不仅未跌反而上涨几千份，很快就还清了借款。与此同时，他们不是被动地受市场控制，而是主动地在市场中出击。《收获》是国内最早地取消了行政拨款靠自己的力量生存的文学期刊之一，不放弃理想、不向商业化文学低头，充分地利用市场条件化不利为有利，以自己的方式高扬了文学理想，《收获》的探索和成功经验应当成为市场条件下如何发展和繁荣文学期刊和文学事业的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范例。 《收获》这样的努力，为文学赢得了尊严，也给了作家们以信心和勇气，大家相濡以沫捍卫着一种文学精神。老作家萧乾当时给主持工作的副主编李小林的信中谈到：“收到你的来信，既佩服你们坚守阵地的勇气，又为文艺前景感到忧虑。”“洁若和我近来采取用稿酬或版税来捐献。……目前浙江文艺出版社正在印我译的《里柯克讽刺幽默选》，不久可出版，共十数万字。我想把出书的稿酬（连同《堡》的——请千万勿汇）一并捐给《收获》。”“向[像]其他捐款一样，我这点心意不外乎表示对《收获》（它的前身是《文学季刊》《文季月刊》）的支持和拥护，并借此推动一下。”（萧乾1993年11月15日致李小林信，本信及下文中所引诸信均为首次公开的未刊稿）这样的支持不在于金钱，而是道义，是一份杂志的价值观为更多热爱它的人所认同。作为文学边缘化时代中的一份文学期刊，《收获》最为难得的是能够将作家和读者的精气神儿凝聚起来，让大家为了共同的文学理想而奋斗。半个世纪以来，《收获》随着时代的脚步常变常新，但也有它始终不变的东西，那就是对新文学精神的倡扬。从某种角度讲，“变”会让一个杂志跟上时代的脚步，而“不变”中又能看出一个杂志的成熟、大气，能够看到一种文化积累的韧性。
《收获》创办人巴金、靳以先生
二 多少年来，在《收获》的背后始终有着一个高大的身影，那就是巴金先生。谈到与这份杂志的关系，他不断重复的话是：我只是《收获》的挂名主编，当初答应做主编也不过替老朋友靳以助阵而已，“我有一位朋友靳以创办过好几种文艺期刊，我当过他的助手，这就是说在我比较空闲的时候帮他看看稿件，改改校样。”（巴金1984年9月21日致丁玲信）在这样的轻描淡写中显示出的是一位杰出作家的为人本色，也让我们看到了他对待朋友的纯净之心。哪怕老朋友靳以已经去世多年，但谈到《收获》，巴金必然首先想到他。最新出版的一期《收获》上，有一个小细节很让人感动。那是《收获》创刊30周年（1987年）时冰心的一段题词，她谈到对《收获》的喜爱，其中有一句话原文是这样写的：“因为《收获》是我的好友巴金创办的，我一看到《收获》就想起巴金一家。”现在刊出的手迹中，两处“巴金”前面分别加上“靳以”的名字，而最后“一家”两个字也划掉了。这三处改动分明不是冰心的笔迹，仔细辨认原来这是巴老的改动！巴老从不会为自己争功，他像许多编发了作品杂志上连名字也不曾署上的《收获》的责任编辑们一样，宁愿在后台默默地做着切实的工作。 虽然他不曾参与到杂志的具体编辑工作中，但这位从未领过工资的“挂名”主编，却对《收获》一直非常关心，哪怕在多病的晚年，自己阅读困难的情况下他还是不断听身边的人读《收获》，余秋雨、李辉等人的专栏，还有一些小说，他都认真地读完了。对于《收获》的编辑而言，巴金是这份杂志的灵魂，是将五四新文学精神带到这份杂志中一面旗帜。对于巴金对这份杂志所发挥的重要精神影响和实际作用，早就有研究者指出过：“他的历史贡献、文化尊严成为卫护《收获》进行一定程度的探索的重要的保护伞。……他虽老迈但强大有力，这是延续了鲁迅的民主、自由的旗帜的象征。”“巴金告诉人们要说真话，要以自己的思考来判断事物的正误，使得《收获》保持独立的姿态，不跟潮，不摇摆，不看风向，不屈从权贵，而是保持文学的探索，坚持刊物的品格风貌，昭示着巴金的影响。”（蔡兴水，郭恋东《求真向善革故鼎新——《收获》三代主编论》） 这样的影响是虚的，也是实实在在的。巴金也会如同当年拍板鼓励靳以消除顾虑推出曹禺的《雷雨》一样，在一些重要时刻和关键作品上给予编辑部以明确的支持。著名作家从维熙就曾满怀深情地回忆起上世纪八十年代，他的中篇小说被一家杂志的主编以“细节过于严酷，吃不准上边精神”为由要求修改，后来，他把稿子另外交给了巴老和李小林，“据小林事后告诉我，巴老不顾长途飞行的疲劳，连夜审读了我的小说，并对小林说下如是的话：'小说展示了历史的严酷，在严酷的主题中，展示了生活最底层的人性之美，不管别的刊物什么态度，我们需要这样的作品，回去我们发表它。’因而，这部遭到封杀的中篇小说，不久就在《收获》上发表了——事实证明了巴老预言的准确，在1984年全国第二届小说评奖中，一度成为死胎的《远去的白帆》，以接近全票的票数，获得了该届优秀中篇小说文学奖。”他也谈到《大墙下的红玉兰》在《收获》上发表后遭到一些思想保守的人的批评，而此时巴老鼓励编辑部要 “百无禁忌更进一步”，“因而使当年的《收获》，成了历史新时期解放思想的一面文学旗帜。”他还举了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的例子，“也是在《收获》死而后生的，这又是巴老在文学新时期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的一个佐证。”（从维熙《“巴金星”的光辉》，见《巴金纪念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10月版）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例如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浮躁》在《收获》发表后，上海当时一位主要领导在一次干部万人大会上，点名批评了这部作品，编辑部的同志感到压力很大，巴老得知此事后，立即阅读全文，他说：我觉得这部作品没有什么问题。时间也证明了这一点，《浮躁》还在国外获了大奖，也被文学界公认为是反映城乡时代变迁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巴老简短的一句鼓励，给编辑部的是做好工作的更大的信心和动力，《收获》副主编萧元敏就曾说过：“巴老在时，他是我们的主心骨；有了他的护佑，我们的勇气会更大一些。现在他不在了，他的精神始终在激励着我们，如何选择，如何取舍有时却会变得难以想象的艰难，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偏离前辈们创建的这个圆心和跑道。” 巴老不是一个喜欢张扬的人，他对作家和杂志的支持常常是那种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老作家陈荒煤写了散文《梦之歌》，以次抒发内心积郁的情感，原来并不打算立即发表。但巴老了解陈荒煤的心境：新时期以来，荒煤一直支持和鼓励青年作家的写作和探索，然而，他的做法一度不被人理解甚至遭人非议。巴老没有多说什么安慰他的话，只是指示《收获》立即发表荒煤的这篇散文。得知这一情况，荒煤很激动，1984年3月1日给巴金的信上说：“我的散文《梦之歌》，原未打算就发表。没想到，却得到您的鼓励，认可。既然您批准了，就稍作修改寄小林发表吧。”“我很高兴，到今天为止，您还鼓励我写点东西！”同日给李小林的信上他又写道：“文化部整党仍在进行中，大部时间都去开会。我今年也七十一了，总想挤点时间写点东西；但实在是疲劳不堪。”“此篇原不准发，既然你爸爸觉得还可以，就发吧。我觉得大概不致被认为有污染吧。”（陈荒煤1984年3月1日致李小林信）荒煤的感动不是毫无缘由的，他也一定会起50年前，作为一个无名的投稿者巴金将他的作品看后又交给靳以决定在《文学季刊》第三期发表，从此将他领入文坛的往事。想不到，年逾古稀，巴金还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他！ 有了陈荒煤、从维熙、贾平凹这样的经历，我们才能够体会到青年作家李洱这段话的分量：“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甚至中国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如果没有巴金，其情形都很难想象。这不仅是指巴金给后来的中国文学提供了道德基石，也是指巴金以自己的伟大存在给中国文学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发展空间。经历了这个时期的文学史家当然会注意到这一点，但未来的文学史家却未必会留意。”（李洱《巴金的提醒》，见《巴金纪念集》）《收获》因为“主编巴金”让人感受了一种历史的沧桑和文学的尊严，在人们的心中也有了不一样的位置。萧乾晚年的重要作品《玉渊潭随笔》在《收获》上开设同名专栏，也是在巴金的无形影响下才写的，且不说这部作品有着《随想录》的对历史的反思精神和直率大胆的文风，就是把这样的专栏放在《收获》也是有巴金的存在。萧乾几次在信中提到他的写作动力：“我是怀着对你爸的友情来写的。不能给他丢人。”（萧乾1995年9月25日致李小林信）“在完成六篇之前，我不写旁的。每月一篇，明年一月可写完六篇之后，再干旁的。因为这是你爸爸交下的任务，一定努力完成好——不仅文字，希望有点分量。”（萧乾1995年10月18日致李小林信）而今已名满天下的贾平凹也说过这样的话：“我之所以每写完一部长篇就交给《收获》发表，也都是因为巴金是《收获》的主编，虽然他已只是名誉性主编，但他的文学精神依然是《收获》的灵魂。”（《悼巴金》，见《巴金纪念集》）而作家尤凤伟的话可以说是对巴金与《收获》的关系恰如其分的概括：“从某种意义上说，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深居简出的巴老是通过《收获》这座桥梁与文学界与作家连接沟通的，也是通过《收获》对中国文学施加影响的，这影响深厚而久远。”“在中国，作家通常会把重要作品给《收获》发表，觉得发在《收获》作品不会'瞎’。这既是对《收获》的认可、肯定，也是对主编巴金先生的信任与礼赞。我认为，即使巴金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为中国文坛什么也没做，只单单办了一本《收获》，仅此已功不可没。”（《纪念巴金先生》，见《巴金纪念集》）
三 《收获》的这期50周年的纪念号，目录的上方醒目位置刊发的是巴金先生的一段题词：“《收获》是向青年作家开放的，已经发表过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还要发表青年作家的处女作。”这段第一次公开发表的手迹，是1979年巴老为回答外国记者提问时而写下，当时《收获》刚刚复刊不久。无论在当时，还是多年后公开这段话，都表明了《收获》杂志的一贯的开放态度，那就是“不惟名家，不薄新人”。最新一期的《收获》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一期推出的主要是一组青年作家的作品，长篇小说是何世华的《陈大毛偷了一枝笔》，中短篇的作者是于晓威、丁伯刚、乔叶、须一瓜、叶弥、田耳、戴来、徐则臣等人，都不是什么文坛宿将，但却是有创作实力的青年作家。浏览《收获》50年的目录，你能够看到很多在文学界闪光的名字，但你也会发现，其中很多人在《收获》上发表作品的时候并非已经在文坛上红得发紫，包括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的余华、苏童这样一批当年的先锋作家。但这话或许可以这样说，是《收获》给许多优秀作家提供了展示才华的机会，通过《收获》这个舞台，他们才闪光起来了。由此看来，许多人觉得《收获》高不可攀，这个感觉说对，那是在稿件的质量上，《收获》是从来不打折扣的；但说不对，那是恰恰因为这一点，他们的取稿是根据稿件的质量而不是作者的名气大小，《收获》是开放的，尤其是对于生机勃勃青年创作队伍。 尊重读者，爱护和扶植青年作家是巴金和靳以两位老主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从事编辑工作时就树立的工作作风。在八十年代，巴金不断呼吁：要爱护青年作家，要相信他们，鼓励他们大胆探索，勇于进取，勇于超越老一辈。而当青年作家们受到各种压力的时候，巴老总是挺身而出为他们解压，谌容，张洁，张贤亮，张辛欣，水运宪，张抗抗等等都曾承受过他的这种恩惠。他的这种品格同样影响了杂志社的同仁们，大力扶植青年作家，推出最有活力的作品，是每个时期的《收获》都坚持的品格，也是它总能光彩夺目的原因所在。 支持青年作家的创作，并非是没有原则的捧场，而是为他们提供舞台、创造机会，是让他们不断完美而不是昙花一现，为此，《收获》的编辑们与作者反复沟通、不断修改稿件，这成了文学界出了名的“编辑特色”。作家格非曾在14年前撰文谈到过这些：“……但是当作品寄往编辑部之前，稿件中仍会有些不尽人意的地方，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情通常比较矛盾。完成一件工作后的喜悦与轻松常使明知存有缺陷，仍然硬着头皮送往编辑部。但是，我的侥幸心理很快就会破灭。”《收获》的编辑不会将这些缺陷轻易放过的。“我的小说，比如《迷舟》，《边缘》，《湮灭》等作品都经历了这样一个修改过程。如果说我从改稿中所学到的东西往往超过创作所得，这也并非是一种夸张之语。”格非还说，就他所知，余华，洪峰，孙甘露等作家都经历过与他相似的改稿经历，在交谈中，他们曾多次谈到编辑们对刊物以及作品一丝不苟的精神给他们留下的深刻印象。（格非《李小林和她的〈收获〉杂志社》，《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2期）都说“文章是自己的好”，都说作家们最忌讳别人动他的稿子，但也不尽然，关键是作者与编辑之间要建立起一种互信，一种坦诚的沟通，还有一点更重要那就是编辑们的奉献精神、敬业精神也会打动作家们，同时为杂志赢得尊严。在这样一种平等、互信、开放和坦诚的气氛中，《收获》以海纳百川的胸怀迎接着每一位作者，也和每一位作者一起成长。
四 在《收获》创刊的时候，被巴金形容“像母亲对待子女一样”捧着新杂志的靳以曾经有过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他以激动的心情给尚在北京开会的巴金写信，信上说： 《收获丛书》事还望你负责，许多什事我可以帮助你做。现在我们正计划把家璧抓过来，将来搞一个“上海作家出版社”，专出创作，独立经营，不设上海作协和北京作家出版社领导，由上海宣传部领导。三个刊物都由这里出。家璧的丛书（约有四套）以外，“收获丛书”，《文艺月报》也可以理论小丛为主出一个丛书。《萌芽》也可以来一个丛书，编辑部人不要了，主要是依靠外力编丛书。只要把印刷发行搞好就定了。你看如何？……茅公的稿子还是和他说，迟早无关，只要写好肯定给我们就是了。老舍同志也是如此。从文闻在为《收获》写稿，我已写信去，你见面的时候可再说一声。（靳以1957年7月11日致巴金信） 半个世纪前的宏伟计划到今天仍然有很多实行的价值，可是“反右”正酣的时候，这些又怎么可能实现呢？更令巴金痛心的是第一个《收获》在靳以去世后不到一年就停刊了，靳以可谓壮志未酬便撒手西去。但后来者并没有辜负前辈们的苦心，风风雨雨中《收获》走过了半个世纪，迎来了一个又一个可喜的收获。我听说，最近《收获》要编一套丛书，将它这50年来的精品之作尽纳其中，这真是一件喜讯，我盼望着能够尽早看到它，珍藏这样一套书，那是珍藏着前辈们的文学心愿，珍藏着一代代编辑的奉献身影，也是珍藏着半个世纪以来的文学记忆。对于多年来喜欢《收获》读者来说，这不是一件最为值得期待的事情吗？ 2007年7月22日
《收获》在我家，是少数全份珍藏的文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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