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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贡生横行乡里，狡诈无赖，无恶不作。用猪敲诈邻居、无中生有假造借约，还派人打劫别人的财物，这样一个劣绅，竟被前任周学道推举“优行”，又替他“考出了贡”。而匡超人在考中进士后，专于包揽词讼、假造文书、冒名代考，还在赌场中抽头得利，这样一个忘恩负义的儒林恶少，却被温州学政把他提了优行，贡入太学肆业。优贡是什么？按照清朝科举制度规定，优贡是要凭优良的品行来决定应举资格的。这样无赖的人被推举为优贡，则可见当时的官场、当时的社会风气败坏到何等不堪的地步！这样的人被选为优贡，则可见当时人们的心早已被金钱利禄所迷惑，从而善恶不分，好坏不分！毕竟在一个社会中，丧尽天良、德行败坏的人只占少数，但经科举制度这把放大镜一聚焦，恶成了一种榜样，便渐成燎原之火。人们的心被一点点锈蚀，一点点禁锢，渐渐地没了良知，忘了本心。本来科举制度的目的是为了选贤举能，让良知、优行在社会广泛传播，引领良好的社会风气，现在反成了毒害人的利器，可悲又可叹！两个“优贡”，是那个时代畸形的产物。但严贡生与匡超人却以“优贡”的身份到处招摇撞骗，并引以为傲，这是社会的悲剧。“优贡”的身份，难道不会令他们羞愧？不！他们永远也不会！优贡对于他们来说，重点在“贡”而不在“优”，他们只在乎金钱名利，而将德行良知抛在脑后。不过，也许从另一个角度说，不错，他们是“优贡”，是败类里的“优贡”，是臭名昭著的下下人。所谓“优贡”，折射出可悲之制度、可悲之社会、可悲之时代！一提到娄三、娄四，大家都喜欢将他们哥俩合二为一，相提并论。娄氏兄弟家境显赫，但他们二人未继父兄之荣光，未登平步青云之梯。虽衣食无忧，仕途亦无望。于是兄弟二人另辟蹊径，想博一名士风流，却是闹剧一场，美梦沉寂。以上之事，皆为二人共同商量。从情节上看，将两人合二为一并不过分。然而，这只是读者的简化，而非作者的取巧。娄氏兄弟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在初拜蘧府，关于宁王作乱有这一番话。娄三公子道“新建伯此番有功不居，尤为难得”。娄三就蘧太守的话补赞“大功不居”，既迎合了蘧佑淡泊名利的志趣，又有对长辈的敬意和君子所见略同的共鸣，而到娄四，话就有所不同了。四公子道“据小侄看来，宁王此番有功与成祖差不多。宁王运气低，落个为贼为虏。也算一件不平的事。”与娄三相比，娄四的话显得唐突，一番成王败寇的理论实是大逆不道，由此可见，娄四更像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为自己怀才不遇发牢骚。一番口无遮拦中，足见其心直口快。再如吃酒时邹吉甫提及杨执中，兄第二人为其解难时，各有言语。三公子说“吉甫，这句话你且不要说出来待我们去伺机而动”。四公子道“正是，未知事情做的来与做不来，说出来就没趣了。”娄三言辞委婉，给自己留了一线，避免事不成的尴尬，又留一做好不留名的风度。而娄四一语道破，正应了这句“说出来就没趣了”。从这两例可见，娄三言语尚曲，言少而意沉，娄四则是心直口快。作者安排娄三先言，也是为娄四张本，排兄弟二人的差异立马显现。但更绝的是，作者还会打破这种模式，安排娄四抢白。比如邹吉甫设宴招待二人时说“乡下水酒，少老爷们恐吃不惯。”这时娄四抢话“这酒也还有些身分”。这听来像恭维，但实则自视甚高，不免伤人，幸而娄三着补道“只这个酒就十分好了。”这人的练达，非娄四可比，“如手如足同根生，如影如镜渊中天。”娄氏兄弟如影相似，如镜相对。于微妙处里差异，于平淡处起波澜，看似随性，实则蕴藉万千。《儒林外史》中作者用大量的篇幅描绘了男性形象，但女性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一部分也是不可忽视的。在这些女性中要数沈琼枝和鲁小姐最为饱满鲜明。但同为知识女性的她们，身上却反映出了同一时代的两种不同类别的思想状态和人生追求。两人的家庭环境不同。沈琼枝的父亲常年在外坐馆，她与母亲相互依靠，生活虽不是很好但也学了些才艺。由于父亲在仕途的道路上未尝到什么甜头，所以对她的管束相对宽松，在他看出宋盐商只是娶他女儿做小妾时，他让女儿自作主张，并未以家长态度进行干预。鲁小姐则不一样。她父亲鲁编修对她管教甚严，把她打小当儿子养。在封建礼教的熏陶下，她相夫教子，规规矩矩。真是不同的家庭环境注定造就了两个才女不一样的性格和人生。两人对知识的运用不同。沈琼枝更多用诗赋来谋生，在从宋盐商家逃出之后她没有回自己的家乡常州，而是卖诗文、刺绣为生。她的才华使她一个女子带着尊严在异乡自食其力。相反，鲁小姐的知识用来相夫教子，让他们博得功名。她代表着封建大家庭中传统女性的思想。而结果，沈琼枝得到了自由，洗刷了罪名，不用继续漂泊。鲁小姐尽管把战线退到了儿子身上，但是最终效果依旧不是很理想。通过两个人物的比较，可见两位女性的才气同样高人一等。只是鲁小姐用知识走的是传统道路，而沈琼枝却用她的才华大胆向封建秩序挑战。这很大程度是由她们的家庭和周围环境造就的，但可以看出女性在那个时代努力绽放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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