歙人张潮与《虞初新志》

自西汉张衡在其《西京赋》中写下了“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从容之求，实俟实储”诸句后，洛阳虞初这位武帝时的方士侍郎几乎成为小说家的代称。至明代嘉、万间，吴仲虚辑刻《虞初志》、汤显祖选评《续虞初志》、邓乔林纂辑《广虞初志》相继问世，“虞初”二字，更变成选家编辑文言小说总集时的首选品牌。只是直到清初徽州张潮刊行《虞初新志》，才赋予“虞初”体小说以全新的内容。

张潮，字山来，号心斋居士，歙县（今属安徽黄山市辖）人。原居婺源（今属江西），十世祖于北宋天圣六年（1028）迁居歙之满田。后有一支移居广德州建平县（今安徽郎溪），自石桥府君（？—1607）“卜筑”县南蒋国村（今蒋固村）。府君生二子，长者复生二子。其子一名习孔（1606—？），一名法孔（1610—1640），前者即为张潮之父。习孔字念难，号黄岳，十一岁丧父，忍饥受寒，成人后“贫剧无聊，漫然回徽”。明崇祯年间为诸生，清顺治六年（1649）中进士。从此走上仕途，始家道中兴，历官刑部郎中、按察使司佥事充任山东提学，时在九年（1652）。不幸仅数月即丁母忧，“自此见世途崄巇，绝意仕进”，侨居扬州，一心经营家业。在其四十五岁即顺治七年（1650）时，张潮出生。

张潮成长在“田宅风水、奴婢器什、书籍文物”1一应俱全的优裕环境里，因着父亲严格的家教，没有沾染官宦富贵人家子弟常见的纨绔习气。自幼“颖异绝伦，好读书，博通经史百家言，弱冠补诸生，以文名大江南北”。他虽出生贵介、富于资财，然其“性沉静，寡嗜欲，不爱浓鲜轻肥，惟爱客，客尝满座。淮南富商大贾惟尚豪华，骄纵自处，贤士大夫至，皆傲然拒不见。惟居士开门延客，四方士至者，必留饮酒赋诗，经年累月无倦色；贫乏者多资之以往，或囊匮则宛转以济：盖居士未尝富有也，以好客，故竭蹶为之耳”。只可惜累试不第，“以赀为翰林郎，不仕，杜门著书”，先后自著诗文、词曲、笔记、杂著数十卷，辑成《檀几丛书》（康熙三十四年刊）、《昭代丛书》（康熙三十六年刊）等中大型丛书。在康熙中后期，人称其“著作等身，名走四海，虽黔、滇、粤、蜀，僻处荒徼之地，皆知江南有心斋居士矣”2。而给其生前身后带来海内外声誉的，则首推《虞初新志》一书的编纂；此书一出，便奠定了其文言小说编选家和批评家的历史地位。

《虞初新志》二十卷，卷首有辑者康熙二十二年（1683）“自叙”及“凡例”，末为康熙三十九年（1700）“总跋”3。然据学者考证，跋时是书只有八卷，后陆续刊成二十卷，其时约在四十三年（1704）4。先后历时二十馀年始最终成书，说其耗费了张潮半生心血当不为过5。全书载文一百五十篇左右，所收皆出自明末清初时人之手，以钱谦益、吴伟业、魏禧、周亮工、侯方域、李渔、余怀、王士禛等名人居多；体裁包括传奇、志怪和志人各类，然以情节曲折、富于文采、篇幅较长的传奇为主。传奇诸篇，多以塑造人物见长，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无不有栩栩如生的刻画和呼之欲出的描状。该书之问世，在文言小说编纂史上自呈一种别开生面的崭新容貌，创立了一种独具品格的小说体类，标志着“虞初”体小说的正式诞生。

在《虞初新志》之前以“虞初”为名的小说集，均有三个共同的特点：从形式上看，皆为纂辑而成，而非独家著述；从内容上看，多为汉唐作品，均无时人之作；从取材上看，多采自小说专书，罕选于作家文集。故晚明问世的《虞初志》及其续、广，不仅互相之间缺乏新意，与同时刊行之杨循吉辑《雪窗谭异》、汪云程辑《逸史搜奇》相比，也毫无特色。如果“虞初志”沿此道路编选下去，无论掺否“新”、“续”之类的字眼，亦只能是汉魏唐宋笔记、传奇小说选而已；长此以往，也难以为继（古人之作总有穷尽时）。而艺术追求、出版眼光和文化传统、商业意识与前人皆有所不同的歙人张潮，自不会重蹈明代“虞初志”之旧途。就艺术追求而论，张潮认为文人学士平时创作阅读所取资者无非“经传子史”或“世说稗官”，此类文献“未免数见而不鲜，抑亦常谈而多复”，而其崇尚的是“任诞矜奇，率皆实事；搜神拈异，绝不雷同”。其艺术喜好是：形象的放诞孤高，皆有现实基础；题材的神奇怪异，力避类似前人。就文化传统而论，自明中叶以来，徽州人士挟雄厚资财进军出版领域，于编选、刊刻两擅其胜。在文言小说的编刊上，尤有骄人的成绩，如《逸史搜奇》、《广艳异编》、《舌华录》，便分别出自歙人汪云程、吴大震、曹臣之手；并且，除了为增广署名“王世贞编”《艳异编》而纂的第二种仅有一种版本外，前后两种皆有不错的刊行记录。降至张潮，寓居扬州这一文化和商业的繁盛都市，借鉴其邑前辈编选和出版方面的经验得失,决定以“虞初”之旧瓶，装时代之新酒，即所谓“效《虞初》之选辑……旧调翻新”。具体说来，“新志”较之前此“虞初”诸选，有着以下一些明显特点：

一、“文多时贤”、“事多近代”

《虞初新志》各篇作者皆为清初人氏，今可考者出生最早似为张明弼（1584—1652）；其馀诸人，部分生于明崇祯年间，部分与张潮生年仿佛。其中既有声震一代的文豪名宿，亦有不见经传的寒士穷儒；既有张氏友人（如吴肃公、陈鼎、陆次云等）及友人之子（王晫子言），亦有姓名无考的所谓“失名”者：故云“已经入选者，尽多素不相知；将来授梓者，何必尽皆旧识”。全书共涉有姓作者约八十人，“失名”作者五篇，足见张潮的编选视阈是相当宽阔的。与“文多时贤”相伴随的特点是“事多近代”，该书所选小说，记述明末人事者约三之一，记述清初时事者约三之二，更有《大铁椎传》、《林四娘记》、《客窗涉笔》、《樵书》、《邵士梅传》、《刘医记》、《会仙记》、《事觚》、《名捕传》近二十篇，直记康熙年间种种人情事理。难能可贵的是，其书对反映易代之际遗民之悲愤（如《姜贞毅先生传》）和百姓之流离（如《书戚三郎事》）的有关篇什，亦大胆采入，表现出与主流社会正统思想的背离。此外，多注意选入赞扬动物之“忠”“烈”的作品，如《义猴传》、《义虎记》、《义犬记》、《烈狐传》、《义牛传》等，与明遗民吴肃公编撰小说《阐义》同一指归。其用意正如张潮于《象记》一篇后所下批语：“闻象房群象皆行清礼，三跪九叩首；独一老象不能，犹作汉人跪拜云。因录此文，附记于此。”虽云“附记”，实点明主旨。

二、小说主角，多出下层

作为当时人写当时事之书，编选者在注意网罗一个时代众生群像的同时，对当时的非主流社会人物和社会下层小民尤为刻意地加以采纳。占据各篇中心地位的，多是闯荡江湖的豪客，如大铁椎、汪十四、秦淮健儿、雷州盗、《记盗》“名士之盗”、万夫雄、剑侠、髯参军、保定名捕等；艳声一代的名姬，如董小宛、陈小怜、柳如是、王翠翘、陈圆圆、李香君等；以伎立身的艺人，如《秋声诗自序》口技者、《汤琵琶传》《焚琴子传》《啸翁传》演奏家、《柳敬亭传》说书人、《武风子传》微雕者、《薜衣道人传》《刘医记》医生、《九牛坝观抵戏记》《马伶传》演员、《寄畅园闻歌记》曲师、《张南垣传》园艺师、《黄履庄小传》工匠、《戴文进小传》《刘酒传》画师、《过百龄传》《柳轩丛谈》棋手、《书姜次公印章前》篆刻家、《书郑仰田事》卜者等；狷介孤高的异士，如徐霞客、盛此公、顾玉川、宋连璧、四氏子、鲁颠、花隐道人、江石芸、耕云子、李一足、沈孚中、爱铁道人、狗皮道士、活死人、彭望祖、张南村等；厕身市井的小民，如《卖酒者传》酒保、《一瓢子传》酒徒、《卖花老人传》卖花者、《乞者王翁传》《孝丐传》《李丐传》乞丐、《郭老仆墓志铭》《哑孝子传》佣仆、《髯樵子传》打柴人、《赵希乾传》织工等。对这些传统小说较少涉及、尤少正面反映的文学形象，《虞初新志》诸作者则不吝给予其对敬业求精的褒奖、特立独行的赏识、盗亦有道的体念、纯情至性的讴歌、穷愁潦倒的怜恤、异端畸行的默许、山水声色的爱好和雕虫绝技的赞叹，从中不难看出产生于扬州这个商业经济繁荣和市民阶层发达之土壤的新思想，对寓居其间的编辑出版家的曲折影响。

三、“文集为多，间及笔记”

虽然《虞初新志》有部分篇目是采自时人的笔记杂著，如《皇华纪闻》、《北墅奇书》、《客窗涉笔》、《闻见卮言》、《樵书》、《湖壖杂记》、《觚賸》、《圣师录》、《讱菴偶笔》等，此乃“盖仿前人（指明代“虞初”辑者——引者注）节录《搜神记》、《续齐谐记》之例”6，但主要是选材于当代人的文章别集和总集之中。此径一辟，不仅使自身与前此同名之作的联系砉然中开，也给后此“虞初”体小说集的编纂找寻到蕴涵丰厚的一脉富矿；而总体上文章家高人一筹的文学修养和碑传文与生俱来的创作个性，又赋予“虞初”小说一种凝练古雅的文字风格、一种传记小说的叙事笔调。此种以文集为主、以“传布奇文”为主的尝试，从此成为“虞初”小说共同遵行的编选方式，如嘉庆郑澍若辑《虞初续志》、民国胡怀琛辑《虞初近志》，便分别声明所取乃“国朝各名家文集暨说部等书”或“所辑文集为多，间及笔记”。在盛行以传奇法志怪的“聊斋”体、志怪和考辩兼融的“阅微”体的清代小说界，“虞初”体（包括未冠以“虞初”字眼的陈世箴辑《敏求轩述记》、俞樾辑《荟萃编》等）之所以能独张一军，跻身“三大创作家数”之一7，与篇目主要来源于文集关系至密。当然，《虞初新志》之所以能做到选篇以“文集为多”，也是与时代的文学风气互为桴鼓之应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在论及其时传奇创作现象时，曾指出：“文人虽素与小说无缘者，亦每为异人侠客童奴以至虎狗虫蚁作传，置之集中。盖传奇风韵，明末实弥漫天下，至易代不改也。”8所论甚合明末清初文集的创作实情，如徐芳除了有笔记专书《诺皋广志》，其文集《悬榻编》卷六便收录一组题为《荷山外纪》的文字，具体是“纪报”二十三篇、“纪异”十六篇、“纪梦”九篇；陈玉璂《学文堂文集》卷十六有《杂著》二十五篇，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颇类小说的。即使说它们是文集中的小说集，亦不为过。

四、序跋批语，“阐发揄扬”

作家创作固然是阅读欣赏的前提条件，但编辑出版也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必备桥梁。尤其像散见于个人文集中的零星之作，有无专人按一定标准、眼光和方式将之聚拢删汰，其社会影响力是决然不同的；而一部文出众手的作品集，其水平与价值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编者而非作者。编者对全书的总体设计和对众多小说的审美评价，将赋予该书独特的美学个性。张潮编选《虞初新志》的一个显著特色是，他不仅通过序跋凡例，昭示自己的选材要求、艺术标准和审美感受即编辑思想，如“其事多近代也，其文多时贤也；事奇而核，文隽而工，写照传神，仿摹毕肖，诚所谓古有而今不必无、古无而今不必不有，且有理之所无，竟为事之所有者；读之令人无端而喜，无端而愕，无端而欲歌欲泣，诚得其真，而非仅得其似也”；而且借助篇末批语，随时宣讲自己的人生态度、文学主张、小说观念，即所谓“触目赏心，漫附数言于篇末；挥毫拍案，忽加赘语于幅馀；或评其事而激昂慷慨，或赏其文而咨嗟唱叹”。从序跋批语中我们看到，张潮向有 “素嗜探奇，尤耽考异” 之性，自康熙十三年（1674） 、三十八年（1699）两遇家难9之后，更生“ 穷愁而著书” 之念，从而又强化了“性好幽奇，衷多感愤”的主观倾向。这种主观倾向，借助有关序跋凡例、篇末批语与入选各篇的互相配伍，也使出自众手的各篇在风采各异的同时也具有大致相同的共性，使全书有很强的整体感，显示出编选者的总体构思、内容取舍和美学好恶。通过序跋凡例、篇末批语的“阐发揄扬”，也表现出张潮对小说批评理论的创获，尤其是其以“事奇而核”为中心论题材处理的辨证关系，以“写照传神，仿摹毕肖”为标准论人物塑造的美学原则，以“心开神释，色飞眉舞”为取向论小说欣赏的愉悦功能10，都是对文言小说创作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建树，值得借鉴与探讨。虽然汤显祖续《虞初志》时已于篇末多下数句短评，但由编者在凡例中明确批语与各篇的关系，并通过序跋批评来强化全书总体特色和整体意识，则自张潮始。可以说是张潮将编者自撰篇末批语定型为“虞初”体的模式之一。

五、编纂著录，详备精善

以历史的眼光在体例上衡估《虞初新志》，该书也甚少可供挑剔之处，其文献意识在今天仍不乏值得师法的价值。自明代中期始，商业观念的膨胀导致编书之业的泛滥，杂凑成书，东拼西抄，假托名人，胡批乱点。就小说集的编刊来说，导致的显著弊端便是选文不注出处，以充内容全新。对这一“明人窠臼”11，张潮有意予以突破，他在卷首目录中尽己所能对所选各篇注明出处，如卷十七的六篇便分别标明：《记袁生遇仙始末》《松皋文钞》，《闵孝子传》《退菴稿》，《人觚》、《事觚》、《物觚》《觚賸续编》，《名捕传》《书影》。这种著录其价值是多方面的，即以此卷论，《退菴稿》为上元吴晋撰（似已不传）；《觚賸续编》为康熙四十一年（1702）闰六月自序本；《名捕传》之源向不为人所知：或有助于了解清代文集的存佚，或有裨于考证“新志”编刊的过程，或为探究《名捕传》作者其人提供了线索（作者姚某为周亮工友，文见《书影》卷八）。综合其注，《虞初新志》有四个来源：选自“本书”（即篇名与书名一致，多为笔记杂著），选自总集（如《文津》、《古今文绘》），选自别集（此类量最大），选自“邮寄抄本”或“手授抄本”（正与凡例“速祈惠教”、“早邮珠玉”呼吁相应）。体例之善其次表现在对有关作者于目录中详注籍贯和字号，如卷七，于并列三篇《化虎记》、《义犬记》、《奇女子传》的同一作者名下，分别署作：“豫章徐芳”、“旴江徐芳”、“建昌徐芳”12；在字号的著录上，张潮也有意扩大信息量，如卷十五所收《书钿阁女子印章前》等三篇，各署作“周亮工元亮”、“周亮工栎园”、“周亮工减斋”，便全面交代了周氏的字与号。此外，体例之善还表现在通过《凡例》十则详细介绍内容特点、编辑思路、刊行方式，使得读者在翻阅之初即可对全书风貌有一基本了解。

《虞初新志》的编刊之所以历时二十馀年，是因为有着一个“随到随评”、随选随刻、递补递印的过程。由于史料的缺乏，其生前最后刊行本或选定本的详尽面貌，今已很难确切描述。考虑到张潮晚年已家产荡然，康熙四十五年（1706）时所作《奚囊寸锦》已“剞劂无赀”13，早已没有初辑“新志”时昭示天下“自当任剞劂之费，不望惠梨枣之资”的豪气了，全书即使均已刻成，是否有力印行也值得怀疑。就现存文献来看，只知今人所谓“清康熙刻本”，凡所寓目者皆非原刊面貌：从王士禛写作正，必是雍正之后始有之事；从所收方苞文有金兆燕（1718—约1789）评语，至早亦应出自乾隆初年（参邓长风文）；然从“丘”字尚不避讳，似又非雍正三年后之物。自乾隆之后，虽奉饬“抽版”销毁钱谦益文，仍畅行于世，代有重刻，至嘉庆初已达“几于家有其书”之盛14。很快便传至东瀛，并有和刻本传世（有日本文政六年[1823]京师植邑藤右卫门刻本）。同时，续编之作自嘉庆至民国缕缕不绝，蔚然而成“虞初”体小说系列大观。至于创始人张潮，不知何时已悄然长逝，一说时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15。不过与许多家道中落的旧时文人相比，张潮还算是十分幸运的，不仅文集《心斋聊复集》、小品《幽梦影》、杂剧散曲集《笔歌》等个人著述十馀种今皆存世，所辑之书更为其赢得了悠久的身后之名，其中《虞初新志》至今仍为喜爱和研究清代文言小说者所重视。（陆林）

注释：

1.以上引文见[清]张习孔《家训》叙言，[清]王晫、张潮辑《檀几丛书》卷十八，康熙三十四年（1695）霞举堂刻本。

2.以上引文见[清]陈鼎：《心斋居士传》，《留溪外传》卷六，《常州先哲遗书》第一集本。

3.以下文中引自序跋凡例者皆见《虞初新志》文学古籍刊行社1954年版，均不再注明。

4.邓长风（1944.11—1999.3.8）：《〈虞初新志〉的版刻与张潮的生平》，载《明清戏曲家考略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此文引述史料甚丰，唯言“经过多年努力搜求，直至1994年9月”才在《留溪外传》中找到张氏传记，则有所不知，早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于《留溪外传》的介绍中，即已言其为张潮等人“生而立传”了。

5.书中涉年最晚者似为卷十七孙嘉洤（1683—1753）《南游记》，其游始于“辛丑二月”即康熙六十年（1721），终于“四序已周”的下一冬季，历时约一年，文成最早也在康熙六十一年；待编入“新志”并刊行问世，按常规总也要到雍正初年了。此篇甚长，抽禁本未收，见于乾隆以后刊本，文末有“张山来曰”六十三字。如系张潮原选，则是考证其人卒年的重要线索；如系后人窜入，亦有助于辨析其书版本的前后异同。因此文从未经人道及，故略书数语，以待详论。

6.[清]张潮：《筠廊偶笔》批语，《虞初新志》卷十。

7.参拙文《清代笔记小说类编》总序，黄山书社1994年版卷首。

8.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八册，第17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9.参见张潮《虞初新志》卷十六《因树屋书影》批语和卷首《总跋》。

10.参见拙文《简论张潮的小说批评——〈虞初新志〉序评初探》，《艺谭》1986年第5期。

11.[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补逸卷二十六《舌华录》：“逐条不著出处，不脱明人窠臼。”

12.徐芳为明末清初南城（今属江西）人，该地古属豫章郡，清为建昌府治；旴江一名建昌江，主要流域在南城境内，城东有旴江亭。

13.[清]张潮：《尺牍偶存》卷十一致王晫信，转引自邓长风《明清戏曲家考略续编》第168页。

14.[清]郑澍若：《虞初续志》序。

15.李梦生：《中国禁毁小说百话·虞初新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来源：《古典文学知识》200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