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与唐人精神文化内涵

大成教育图书馆 2022-11-25 发布于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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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代国力强盛、文化繁荣，同时造就了游戏娱乐活动的兴盛。而马球作为其中的代表，曾风靡盛行于全国，它展示了社会繁荣和国家强大下唐人积极开放张扬的心态，反映了唐朝人崇尚矫健、勇猛的尚武精神，也折射出当时贵族奢侈、逸乐的风气。马球运动的蓬勃说明唐代物质生活的丰富与政策的开明对社会精神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今天传承古代优秀文化和进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唐代马球；游戏；社会史

基金项目：本文系郑州大学学生工作项目（学生项目）资助项目“关于对唐代游戏蕴含的唐人精神风貌的研究”（项目编号：2017-XS-101）最终成果

只有知道一个国家人民生活的乐趣，才会真正了解这个国家；只有知道一个人怎样利用闲暇时光，才会真正了解到他的个性、精神文化风貌。而游戏作为因人的生理、心理需要而产生的娱乐活动，与人类生活密切联系，是古代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唐代社会中游戏发展程度非常之高，种类齐全，包含马球、蹴鞠、藏钩百戏等；普及度广，“上好击球，由是风俗相尚”[1]，以封建帝王为首的，由官僚、贵族、地主所组成的统治集团对游戏活动的普遍热衷和爱好，使得唐代游戏活动带上了极为浓重的官家色彩，上行下效，随着唐代长期开明的氛围，人民生活的安定，社会各阶层对于游戏活动也更加喜爱，各种游戏活动深入各个阶层以至于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风尚。

马球作为一种体育竞技游戏在唐朝发展到顶峰，体现了由统治阶级倡导的、深入到唐朝社会各个阶层的精神风貌。随着考古文物的不断发掘出土，学界对也进行了各个方面的考证和分析。对于马球起源考证的有：李季芳的《中国马球起源新议》，孙海欧的《我国古代马球流变历程研究》等；关于唐代马球与对外交往的有：李迟蕾的《馬毬运动的发展与唐代对外交往》等；关于对马球运动文化的研究有：黄萍的《马球文化：唐文化的潜流》等；以及对中国马球游戏做具体论述的学术著作：李金梅《中国马球史研究》等书，卷帙浩繁，不再一一例举。

这些研究对深入研究唐代马球这项游戏提供了许多帮助，但对于唐代马球与唐代精神文化方面的联系等相关问题分析涉及较少，更多的侧重于考证马球本身，因此，本文以马球中展现的唐代精神文化为重点，冀以为唐代精神文化研究和社会史研究做出有益的补充。在研究过程中，王永平先生的的《游戏、竞技与娱乐——中古社会生活透视》、《唐代游艺》，李金梅的、李重申的《忘忧清乐：敦煌的体育》等相关学术著作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和启发。此外我们还参考了唐代其他游戏的成果，尤其是王永平、刘冬梅的《唐代儿童竹马游戏及其文化内涵》在研究方法上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借鉴。本文将通过对马球游戏的分析来一窥唐朝人的社会精神文化内涵。

1 唐代马球与繁荣、开放、张扬的社会心态

唐代马球与唐代经济发展的繁荣密切相关。安史之乱前的一百多年中，唐代政治稳定，鼓励生产，大大促进了唐朝农业的发展，为开展马球比赛提供了保障。敦煌文书《官营牧羊算会历》：“二口揭羊七月内宴设司用充打球局”[2]和《归义军酒破历》：“十九日，寒食座设酒叁瓮，支纳十乡里正纳球场酒半瓮。”[3]这些记载说明马球运动的费用是由政府负责的，而政府的支持又促使了马球相关的民间手工业与养马业的发展，这就使球杖、球、马具趋于精致华丽。马球用球的表面通过涂漆，变得五彩斑斓，甚是美观，而唐朝诗人对此也多有描述，武平一的《幸梨园观打球应制》“令节重遨游，分镰应彩球”[4]。彩色的马球又被唐人比作“流星”，“星从月下流中场”[5]，充分展示了唐人在社会繁荣下产生的瑰丽的想象。而球杖、球衣也是极尽工巧。此外，唐代马球在比赛时还有奏乐，《新唐书·敬宗纪》记载“己酉，击鞠，用乐”[6]，而花蕊夫人的《宫词》中写的则更为详细“小球场近曲池头，喧换勋臣试打球。先向画楼排御握，管弦声动立浮油。”[7]形象的描绘了一幅打球之时管弦声动的局面，展示了唐代恢弘的盛世气象，也表现了唐人在社会繁荣下对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除了经济繁荣之外，唐代的文化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唐太宗被周边少数民族成为“天可汗”，即由于他在对待少数民族和汉族时一视同仁，开明的政策使唐代的文化交流异常活跃，而国家的强大又使唐代在交流中处于主导地位，这又让唐人的心态更为自信，从而对外来事物和人更能包容，而这种开放、自信的心态在马球上体现颇多。首先是马球在周边地区的传播，不仅靠近唐周边的渤海国马球盛行，而且连隔海相望的日本都喜爱上了这个运动，当时磋峨天皇曾有一首《早春观打球》诗描述了日本的马球运动：“芳春烟景早朝晴，使客乘时出前庭。回杖飞空疑初月，奔球转地似流星。左承右碍当门竞，群踏分行乱雷声。大呼伐鼓催筹急，观者犹嫌都易成。”[8]盛况可见一斑。其次是唐人与周边的少数民族举行马球比赛，《旧唐书·吐蕃传》记载“景龙三年十一月，又遣其大臣尚赞吐等来迎女，中宗宴之于苑内球场，命驸马都尉杨慎交与吐蕃使打球，中宗率侍臣观之。”[9]唐人对于其他民族的态度是非常开放的。最后是马球的受众甚广，无论是上层贵族还是下层平民都对这项运动非常喜爱。唐代皇帝有许多喜爱马球的，如玄宗李隆基就曾经亲自上马参加马球比赛，而在平民中，虽然球具不如上层社会那么奢华，球也比较简陋，但人们仍然乐此不疲。这充分说明了唐代社会的包容性和流动性，贵族不会因为自己进行某种娱乐就对下层民众进行限制。从马球这项运动可以看出唐代对外和内部交流中都非常开放。

国家的强盛、文化的强大使唐人在对外交流中始终保持着积极、自信的心态，而军事上的胜利与边境的不断拓展，更使唐人的自信趋于张扬，这是一种建立在强盛基础上的积极展示欲，而通过马球展示了出来。张建封的《酬韩校书愈打球歌》描写的尤其形象：“仆本修文持笔者，今来帅领红旅下。不能无事习蛇矛，闲就平场学使马。军中伎痒骁智材，竞驰骏逸随我来。护军对引相向去，风呼月旋朋先开。俯身仰击复傍击，难于古人左右射。齐观百步透短门，谁羡养由遥破的。儒生疑我新发狂，武夫爱我生雄光。杖移鬃底拂尾后，星从月下流中场。人不约，心自一。马不鞭，蹄自疾。凡情莫辫捷中能，拙目翻惊巧时失。韩生讶我为斯艺，劝我徐驱作安计。不知戎事竟何成，且愧吾人一言惠。”诗人非常自豪于自己技艺的精湛，甚至不屑于与古人对比，而在描写了诗人在球场的英武雄姿后，诗人又把自己的目光投向疆场，展露了自己愿建功立业的抱负。由此可见唐人那种张扬自信的心态。

2 唐代马球是雄壮、矫健、尚武的象征

马球作为一项比赛性质的娱乐游戏，以竞技和求胜为目的，参与者因而追求体能、力量、速度和身体灵敏性上的优势，它要求参加者拥有很好的身体素质，敏捷的身手和快速的反应能力，还要经得住强烈的颠簸和突然的碰撞。这些要求是马球参与者必备的身体条件，久而久之，马球也成了“雄壮、勇猛以及矫健”的象征。而唐代又是个开放的时代，民族迁徙融合使得北方少数民族擅长骑马等风气流行于社会，君主崇义养侠而作为主要权力阶层的关陇军事集团也大多善骑射、习弓马，崇尚勇武风气，府兵制和武举制的推行更是大大刺激了尚武之风的流行。马球的高对抗性、竞技性给人带来的激情刺激、强体健身十分契合唐代人的热情豪放、崇尚勇武，所以马球在唐代自然风靡全国。

2.1 马球游戏特点与勇猛、雄壮的品质

在马球场上，参与者能够巧妙地运用各种击球手法。当球落地面，需俯身拨之，有时甚至弯腰低近马的腹部，球飞半空，也可以挥臂迎击，左右开弓。没有矫健的身体是做不到这一点的。韩愈诗：“侧身转臂著马腹，霹雳应手神珠驰”[10]以及张祜诗：“骤骑鞍上月，轻拨蹬前风。斗转时乘势，旁捎乍迸空。等来低背手，争得旋分骢。”[11]等诗都有对击球技艺的涉及，看似轻快，但也有极高难度，这就凸显了身体素质的重要作用了。

从马球特点上来说可以概括为强烈的对抗性。参与双方以最终的进球数多少定胜负，所以在球场上都拼尽全力，丝毫没有相让的余地。《温汤御球赋》形容球“未拂地而还起，乍从空而倒回”[12]，是说抢球击打的速度很快。而这种紧张的特点势必产生对抗，甚至是冲突。唐代马球允许自由冲撞，整个球场上充斥着刺激性和火药味，正因如此，造成了一些不可避免的危险和伤亡。身强体壮者尚可抵挡一二，身体素质较差的往往容易在比赛中受伤。例如在平卢军的马球场上，因竞争激烈，裨将刘悟曾将节度使李师古撞得人仰马翻。[13]而田承嗣之子田维，朱全忠之子朱伦，都曾因击鞠而死于马下。因此有许多本分求稳之人，往往进谏上书，劝说人们不要进行这种激烈的游戏活动。如薛元超《谏皇太子笺》云：“殿下苦在藩邸，时以打球为戏，当此之日，已经坠马。近取诸身，足为深鉴……伏谓打球驰射，深是危机。”[14]韩愈也曾给节度使张建封上书，言说马球的危害，书云：“今之言球之害者，必日有危堕之忧，有激射之虞，小者伤面目、大者残形躯。[15]”这些言论无不反应出马球的强烈对抗性对参与者身体的破坏性。然而当时还有一部分马球爱好者认为：“进若习熟，则无危堕之忧，避能便捷，则免激射之虞。”[16]根本未曾把受伤的可能放在心上，一味在惊险的球场上寻求刺激。

从上述不同认识来看：参与者需要具备雄壮的体质、勇武的品格，方可真正在这项竞技中取得优势，保护自身，因而马球一方面也是这些品质和身体素质的象征。

2.2 唐代马球与尚武的社会风气

马球游戏时的人声鼎沸、战马奔驰的刺激争夺，那胜负难测的偶然性、惊喜性，胜利的驰骋满足，吸引着李唐王朝的皇帝们内心对武力的崇尚更吸引着军将等上流贵族们，他们渴望从游戏中体会到带兵打仗建立功业的豪迈，也希望可以借此得到提拔赏识。

唐代军队中也通过马球来提高战斗力和士气。唐代时曾一度与突厥作战，为了加强作战能力实行轻装骑兵，军队中十分重视对士兵骑术的训练。马球作为一项有高超的骑术与灵活多变的击球相互结合的游戏，可以有效地训练士兵的骑术和作战砍杀技术，因此其“本为军中之戏”。而唐玄宗更是在747年发布了诏书将马球作为军事训练的一部分推广至军队之中。阎宽的《温汤御球赋》中曾这样记载“击鞠之戏者，盖用兵之技也。武由是存，义不可舍。”[17]由此可见唐代马球中的尚武之风。

不仅军队，尚武之风还随着马球的风靡盛行于唐代的社会各阶层。唐代科举之后有一项活动就是在月灯阁举行马球会来为那些及第进士来庆祝。在这种盛会上文人一改文弱之气而是积极参与其中勇敢争胜，可见唐代文人的尚武之风。而百姓因贫穷多不可能有马来进行马球游戏但这丝毫不能减弱他们对于这种游戏的热爱，改变方式下出现了驴鞠和步打球。唐人李廓的《长安少年行》一诗中有“长拢出猎马，数换打球衣”[18]等句，描写了当时的城市少年爱好马球。甚至于唐代女子也参与其中，限于生理等条件的限制，她们大多采取驴鞠的方式。但在游戏中她们却一扫温柔贤惠的弱态反而是多了豪爽热情。和凝《宫词百首》第“两番供奉打球时，鸾凤分厢锦绣衣。虎骤龙腾宫殿响，骅骝争趁一星飞。”[19]这种场景可见唐代女子在马球场上的飒爽英姿。如此普及流行的马球游戏可以说十分符合并体现了唐代社会尚武的社会风气，唐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也可见一斑。唐朝时的国家繁荣、民族兴盛，使得各个阶层的唐人都有着强大的自信心和自豪感，通过惊险刺激的马球游戏可以激起心中那种“舍我其谁”的霸气和对自身强壮武力的信心。

3 唐代马球与奢侈逸乐的风气

随着马球这项体育竞技游戏在唐朝的盛行，作为由统治阶级倡行的一种娱乐休闲方式，唐朝人因为社会经济繁荣而带来的奢侈逸乐的风气也在这项当时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游戏中深深地表现出来。

首先是马球的游戏场地，场地虽然是马球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唐朝时候进行马球游戏对场地其实并没有太过严苛的要求，《资治通鉴》中有这样的记载：“太宗常御安福门，谓侍臣曰：'闻西蕃人好为打球，比亦令习。曾一度观之。昨升仙楼有群胡街里打球，欲令联见，此胡疑联爱此，聘为之。”[20]在这里可以看到西番人打马球是在长安街头的升仙楼或者升仙楼附近的街头巷弄，人来车往的人流量自不必说，却依旧可以打马球，可见唐朝时期打马球对场地的要求其实还是非常随性的。然而到了唐玄宗时期，当时有一个礼泉县尉阎宽在《温汤御球赋》中对骊山脚下华清宫里的马球场地做过这样的描述：“广场惟新，扫除克净；平望若砥，下看犹镜。微露滴而必闻，纤尘飞而不映。”[21]什么意思呢？球场焕然一新，扫除得是那么干净；平着望去象磨石一样平坦，俯而下看如镜子一样光明。微小的露珠滴下都能听到声响，纤细的尘埃飞浮也应不出形影。虽然这篇《温汤御球赋》的作者阎宽作为一个小小的县尉定然有溜须拍馬、迎奉上意之嫌，但是处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对马球场并无严格的规制要求，而且考虑到华清宫作为玄宗皇帝的度假行宫，玄宗皇帝几乎每年十月都会到华清宫猫冬，岁末乃回，并因而有“十月一日天子来，青绳御路无尘埃”[22]的名句流传。所以即便阎宽对华清宫的马球场场地的描绘有所夸大，恐怕赋中对此的描述与实际也相差不远。仅仅一个并无规制要求的马球场却使玄宗在其中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以使其若砥、犹镜，纤尘不染。可见当时社会的奢侈逸乐之风。

其次在马球场地的照明方面，唐朝时期甚至已经出现了“灯光球场”的说法。《旧唐书·敬宗记》中记载唐敬宗曾观“两军、教坊、内园，分朋驴鞠、角抵，至一更二鼓方罢”[23]。一更二鼓方罢，戌时一刻为一更，也就是现在的19点到21点之间，自然是晚上，晚上无论是看马球还是打马球自然是需要足够的光线来照明的，那么在唐代那个社会生产力有限、没有电力的情况下，光线从哪里来呢？《资治通鉴·后梁记》中记载：“（杨）渥居丧，画夜酣饮作乐，燃十围之烛以击球，一烛费钱数万。”[24]据此推测，唐朝时用来打马球的“灯光球场”的光线来源应该为蜡烛或者是特制的蜡烛，或许还有油灯之类的。从韩愈的诗句：“球场千步平如削”可以推测军中马球场的边长或者周长大约有一千步，而且是敬宗与贵族观看，必定场面宏大，所用球场面积也需要一定规模，而且以蜡烛和油灯的照明效果，哪怕是特制，恐怕依旧所需甚多。以杨渥“燃十围之烛以击球，一烛费钱数万”作为参考，唐代贵族间晚上在“灯光球场”上的花费之巨简直难以想象。

当然，作为皇帝，玄宗、敬宗的奢侈逸乐并不出奇，但唐代权贵杨慎交、武崇训等私宅皆“洒油以筑球场”，这种油浇球场在精筛泥土中调和适量的动物油，再经过夯打滚压，反复拍磨，修长平整坚实、光洁耐磨、不扬尘土。[25]由此可见唐朝统治阶层的奢靡浪费生活。不仅仅是皇帝，还有权贵，乃至整个贵族阶层。考虑到贵族在封建社会中的代表性地位和对社会风尚导向性作用，以及马球在唐朝社会的普及程度，唐朝统治阶层在马球场地上所体现出来奢侈浪费的风气足以说明当时社会的奢侈逸乐之风。

4 结语

《管子》曰：“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唐人精神文化与唐代的社会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唐代生产工具的革新、农业生产力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给精神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基础和支撑。以马球为例可以看出社会经济的繁荣促进了马球的蓬勃和发展，同时也展示了盛世下人们自信、张扬的社会心态，精神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始终离不开社会经济和生产力。但也要看到，“上好击球，由是风俗相尚”，政策支持与唐代政府的提倡也对唐代精神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唐代开明的民族政策、宽松的文化环境使唐人对于文化的传播、交流上始终保持着一种积极、开放的态度。同时对外战争的需要也使马球带有军事选拔人才的性质，这进一步影响了唐代的社会风气，使唐人形成尚武轻文，崇尚矫健勇猛的风气，而马球就成了唐代精神文化方面的一个缩影。通过对唐代马球所展现出唐人精神文化的研究，了解到了唐人张扬、开放的心态和矫健、勇猛、尚武的习气，也对其背后的因素作了分析，对今天的精神文化建设也是有益的借鉴。

注释

[1]司马光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09《唐纪·中宗》，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624页。

[2]《法藏敦煌文献》第3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72页。

[3]《法藏敦煌文献》第1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62页。

[4]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102《幸梨园观打球应制》，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083-1084页。

[5]《全唐诗》卷275《酬韩校书愈打球歌》，第3117页。

[6]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8《敬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27页。

[7]《全唐诗》卷798《宫词》，第8972页。

[8]嵯峨天皇：《早春观打球》，载黄铁城等编：《中日诗谊》，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

[9]刘昫：《旧唐书》卷196《吐蕃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66页。

[10]《全唐诗》卷338《汴泗交流赠张仆射》，第3786页。

[11]《全唐诗》卷883《观泗州李常侍打球》，第99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