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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福州《球场山亭记》残碑和马球场的发现，以及与马球运动相关的文物浅论唐代的马球文化，从不同的角度生动地再现了唐代马球文化，证明了唐代福州文化的繁荣。 【关键词】 马球文化；唐代；兴盛；发展 [中图分类号]J29 [文献标识码]A 历史遗存的发现，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城市古代文明的见证。1958年，福州市区八一七路北端修建鼓屏路时，于路东侧发掘出一块严重断残的两面镌刻文字的石碑，碑石是当地出产的花岗岩，宽99厘米、残高53厘米左右，看来只是原碑拦腰的一段。碑的两面都刻划着端庄秀丽的文字，虽然遭受相当程度的风化与磨损，但大部分笔划都可以辩认出来，经与南宋淳熙《三山志》记载相对照，才发现这是中唐时期福州《球场山亭记》原碑的残断（图1），竖立于公元813年，刻有“冶山，今欧冶池山是也。唐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刺史裴次元于其南辟球场”等字，《福建金石志》也有同样的文字记载，《球场山亭记》残碑现藏于福建博物院。碑文内容大意是，唐宪宗元和八年，裴次元担任福州刺史治理福州的情景。裴次元为贞元年间进士，他看到福建军政管理混乱，海上交通的外事活动经常出现麻烦，极大影响了当地人民的正常生活秩序。经过一番治理整顿，使福州城呈现出一派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景象。 与此同时，裴次元还把兴建马球场列入城市建设的重点工程，修筑马球场的直接动机，似乎与当时全国战局动荡，福州扩大军备有关。过去福州虽是都督、节度开府重地，但太平已久，按常制府兵只有1500人左右；元和动乱之际，朝廷屡从各道调兵，福州不论还是保境，都须扩大招募和训练[1]，所以就修建了这个兼具军队训练和马球比赛的马球场。 福州的球场，原来设置在州城的西部，规模狭小，陈旧不堪，凑合着使用已经年长日久了。裴刺史决定选择州城东部靠近兵营的地方重新建筑一个大型球场。在他的亲自勘察、规划设计和具体指导下，一个月后工程顺利完成，球场和周围的29个景点交相辉映，形成当时福州最为亮丽的风景线。场的四周不建看台，而是利用自然地势，以青山绿水、花草树木和亭台楼阁，把马球场围绕起来，工程竣工之日，裴太守带领部属职员、社会贤达畅游了每个景点，设宴奏乐，吟诗唱和。为了纪念当时的盛况，他的部属特地在球场北面的山亭上，刻立此碑，碑名叫《球场山亭记》。 碑文中翔实地描述了中唐时期福州城市发展的大轮廓，包括政治、经济、外事、交通、军事、文化、城建与园林艺术等方面的情况，为人们展现出一幅当时福州繁荣昌盛、蓬勃发展的生动画面。据宋代文献记载，北宋熙宁年间，此碑被搬到州署衙门，以后逐渐下落不明。斗转星移，人事沧桑。重见天日的残碑告诉我们，一千多年以前，福州城里曾经建筑过一座大型的球场。它为什么能够成为当年福州刺史的一项重要政绩并且树碑立传呢？这还得从唐代盛行的马球运动的历史渊源谈起。 马球运动又称为“击鞠”、“击毬”或“打毬”，即骑在马上持棍打球的运动，是我国古代传统的体育项目。马球的起源是在何时何地，史学界、体育界有多种说法，有“波斯说”、“吐蕃说”及“中原说”等。我国古代关于马球最早的记载出自东汉后期曹植的《名都篇》，其中有这样的诗句：“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描写“京洛少年”行猎归来，宴饮之后，到马球场地练习马术及打马球的情景。唐代诗人蔡孚曾在《打毬篇》里写道：“德阳宫北苑东头，云作高台月作楼，金锤玉蓥千金地，宝杖佩文七宝毬……其道用兵如断蔗，俱能走马入长楸……奔星乱下花场里，初月飞来画杖头，自有长鸣须决胜，能驰迅足满先筹。薄暮汉宫愉乐罢，还归尧定晓垂旒”。从考古发现上看，在马圈湾汉代烽隧遗址发现的西汉中期的球形实物其“内填丝绵，外用细麻绳和白绢搓成的绳捆扎成球形”，两者基本上是符合的。另外，发现的这件球形实物直径5.5厘米，与中国古籍中所记载的马球的“球状小如拳”也基本上相符合。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古代马球自汉代就开始出现于中原以至黄河流域，经过长期的演变和发展，成为了中国古代球类运动中主要的运动形式之一。 唐代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个国力强盛、文化繁荣的时代，也是封建社会中一个较为稳定、发达的中兴时期。唐朝前期，由于唐帝王实行了较为开明的政策，使得唐王朝政权巩固，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民族关系融洽。唐代的文化从总体上来说呈现了一种恢宏壮阔、热烈昂扬的格调，这为唐代体育活动，尤其是马球运动的兴盛创造了一种良好的氛围。 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以下原因推动了唐代马球运动的兴盛。 首先，唐朝皇帝对马球运动的痴迷，是唐代马球运动发展的关键因素。 唐代马球运动盛行之极，不是一位皇帝、一代王朝，而是三百年时间。从唐中宗至唐昭宗十六个皇帝，人人都是马球爱好者。马球技艺高超的有三位，分别是唐玄宗李隆基、唐宣宗李忱、唐僖宗李儇；还有两位皇帝的死与马球有关，一位是唐穆宗李恒，其是在马球比赛中堕马中风；另一位是唐敬宗李湛，其为马球将所杀。根据《封氏闻见记》记载，一次唐中宗和中外官员们观看马球赛。吐蕃国使臣向中宗要求与汉人一比高低，中宗就命宫中几名马球选手应赛，结果打了几场都输了。于是，中宗就命他的儿子临淄郡王（即后来的唐玄宗）和嗣掳王李鳖，以及驸马杨慎交、武延秀四人与吐蕃十人比赛。临淄郡王骑上马后，“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吐蕃队望尘莫及，只得认输告败。中宗见状大喜，赐绢数百缎。当时，不仅骑马打仗的武人们喜欢马球，就是那些书生们对马球也爱之若狂。每年科举考试后，在祝贺新科及第的进士举行的活动中，就有一项是在月灯阁举行马球会。这时，那些在金殿对试时对答如流、笔走龙蛇的书生们，就又都成了身手矫健的马球行家。 1956年，西安市唐长安大明宫含光殿遗址出土了一块刻有“含光殿及球场等大唐太和辛亥岁乙末月建”字样的奠基石志（图2）。这块石志是在唐长安大明宫含光殿的殿基下发现的，正方形，边长53.5厘米。石心部分磨制光滑，上刻志文。大和是唐文宗李昂的年号，“辛亥岁”即大和五年，“乙末月”即十一月，这就说明唐文宗大和五年（公元831年）十一月在这一带修建了“含光殿及球场等”。 唐长安城大明宫内建有许多专供皇帝打球的球场，如麟德殿、清思殿、中和殿、雍和殿等都建有球场。这块“含光殿及球场等大唐太和辛亥岁乙末月建”字样的奠基石志是我国古代体育活动场地仅有的、极有价值的实物遗存，是研究我国马球运动的重要资料。可以从这块石志的出土看出，皇帝的喜好是唐代马球运动兴盛的关键因素。 其次，唐皇亲国戚、达观显贵对马球的喜爱对马球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唐代宫廷的马球热潮也影响到了皇亲国戚、达官显贵。据史料载，唐中宗的驸马杨慎交、唐德宗时的司徒兼中书令李晟、唐文宗时的户部尚书王源中等人，都是马球的“发烧友”。女子打马球是中国古代马球运动中的一大特色。要会骑马，能控驭住马匹，又要有挥棒击球的技巧，这对于古代少出闺门的妇女来说是实属难得的事。从史料记载来看，中国古代女子打马球不是自娱性活动，更不是为了军事练武，而是为了给别人表演娱乐，唐代宫中女子对马球运动格外青睐。五代时期花蕊夫人撰《宫词》记载：“自教宫娥学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知是官家认，遍遍长赢第一筹。”此诗说明，在五代后蜀国的宫中已经有较多的宫女学习马球开展女子马球的娱乐活动[2]。宋杨太后《宫词》：“击鞠由来岂作嬉，不忘鞍马是神机。牵缰绝尾施新巧，背打星球一点飞。”类似这些人物对马球的喜爱，对马球运动的传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1959年陕西省长安区韦曲东北约两公里的南里王村韦泂墓出土男、女骑马俑88件，其中有不少打马球俑（图3）。女骑俑有各种各样的骑马姿势，由于年代久远，女俑手中虽然已经没有了马球杖，但是，从女骑手俯身挥臂的动作来看，可以断定是女子击球俑，这些打马球俑高30—33.5厘米，着彩衣马裤、脚登黑色皮靴，他们有的右臂挥舞球杆、有的俯身击球、有的跃马持丈、有的紧握球杆目视前方，把紧张激烈的马球运动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座墓的墓主人是唐中宗李显的皇后韦氏的弟弟韦泂，其墓里出现这么多随葬的打马球俑，可以相信墓主人生前一定是一位马球运动的爱好者，而且在韦泂的家伎中，早已经有了女子马球艺人。 再次，唐代将马球运动作为军队的训练手段，对马球运动的兴盛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唐代的马球热潮不只是上层社会仅有的，其还作为唐代军队的训练手段在军中传播。“欲令四海氛烟静，杖底纤尘不敢生”，唐人阎宽在《温汤御球赋》中说的：“击鞠之戏者，盖用兵之技也。武由是存，义不可舍。”军队经常打马球，练得兵强马壮，可以保卫国家安宁，唐代马球运动如此盛行，是有为了军事训练的目的的。另外，唐代皇帝推崇马球运动，也有提倡尚武精神的意义。打马球是一项危险性很高的运动，骏马奔跑起来的速度是很快的，本来就不太好驾驭，在这个过程中还要关注于击球，还要彼此协同作战，这样就很容易顾此失彼，从马上摔下来；马球运动在军队的推广，不但培养了军人们精良的马术，还提高了军人们的协调性和协作精神。 1981年陕西省临潼县关山的一座唐墓中出土了四件白陶打马球俑（图4），俑高7.5—7.7厘米，长12—12.8厘米。马耳直立，马头前伸，四蹄凌空如飞。骑俑身姿矫健，身体前倾作马上击球姿。这些打马球俑栩栩如生，真实地反映出马球运动的激烈与动感。 最后，马球运动本身的特点，是唐马球运动兴盛的根本原因。 在唐代，马球运动分为单、双球门两种比赛方法。单球门是在一个木板墙下部开一尺大小的小洞，洞后结有网囊，以击球入网囊的多寡决定胜负，双球门的赛法与现代的马球相似，以击过对方的球门为胜。马球运动是一项相当惊险、剧烈的运动，所以要求打马球者不仅具备强壮的体魄、高超的骑术与球艺，更要有勇敢、灵活、顽强、机智的素质。因为马球运动自身的这些特点，就非常具有吸引力，一项运动甚至一件事情要是自身没有吸引力，那么其也就没有了生命力。 1972年陕西乾县章怀太子李贤墓中有壁画五十多幅，保存基本完好，其中《马球图》、《狩猎出行图》、《迎宾图》、《观鸟捕蝉图》等都很精彩。《马球图》（图5）在墓道的西壁，它以众多的人物与宽阔的背景，完整地再现了马球运动的场面。画面上有骑马人物形象二十余人，他们都穿着各色窄袖袍，足登乌靴，头扎幞头。壁画的中心画面是五个骑者激烈争球的场面，他们奋力驱马争夺，最前面一人，手持偃月形球杖，作反身击球动作；身手矫健，姿态优美。后面的骑者或是穷追不舍，或是策马穿行于树木山石间。《马球图》壁画真实地反映出了马球运动的紧张激烈的场面，更展现出马球运动的魅力所在。这件壁画是我国古代马球运动极其珍贵的形象资料。 马球，既是一种体育娱乐的活动，又是一种军事训练的手段。因而从京都长安到各地州郡都普遍修建了马球场，频繁地举行各种形式的比赛。裴刺史主政福建的年代，正是强盛的唐朝经历了安史之乱以后国势日衰的时期，他把福州马球场设置在武装部队营地的旁边，大概也是出于加强军事训练进而恢复盛唐气象的初衷吧。 这座球场的确切位置在哪儿？它究竟是什么模样？1998年10月，考古工作者终于在福州市区冶山东南侧中山路一带发现了它的中心位置。考古工作者在这里清理出土了400平方米的局部球场地面。它的上面迭压着五代时期的城墙，下面是初盛唐时期的建筑堆积，说明球场是在清除旧时的废墟杂物、平整土地以后建筑起来的，至五代时期因扩建福州城墙而废弃，经历了整整一百年的时间。 球场的场地精工讲究，从考古发掘地层断面观察，由下往上，分别由灰黑土夹河卵石、沙土、红烧土夹瓦砾、黃土、红土夹沙，层层夯筑，层次清晰，混合胶结成厚达30厘米的坚硬板块。这样筑成的球场坚实而富于弹性，有利于骏马奔腾，而且不会尘土飞扬。表面如刀削一般的平坦，而且光滑得象古镜一样，似乎可以照出影子来，据唐代史籍记载，这一类平坦光滑的球场称作“打油球场”，据估计，其面积大约有现在的两个足球场那么大，可容纳好几万人。 唐代经济的繁荣，是马球运动兴盛的基础。开展马球运动要求有“新扫球场如砒平”的专用球场，有“风回电击”的优质良马，有“初月飞来画杖头”的精制球杖，有“驾驭烈马”高超骑术的驭手。由于唐朝长期稳定的经济基础，支持了马球运动在唐代的兴盛，福州《球场山亭记》残碑和马球场的发现，以不同的角度生动地再现了唐代马球运动的盛行，充分证明了唐代福州文化的繁荣。 参考文献： [1]陈叔侗.福州中唐文献孑遗——《元和八年球场山亭记》残碑考辨[G]//福建历史文化与博物馆学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 [2]刘秉果.中国古代体育史话[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 注：本文为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举报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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