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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华林寺：现存长江以南最古全木结构建筑，唐风犹存。
这是尚未维修复原前的内部图像，感受下历史的厚重：
唐李思训《江帆楼阁图》，可以想象当时完整的寺庙建筑和园林氛围：
福州乃至福建全境盛行石质建筑，主流木构因兵火烧失或者虫蚁蛀食荡然无存的时候，这些石建筑却留下时代的铁证。 闽侯县莲峰石塔：
闽侯县尚干庵塔：
这些宋塔复原出来是怎样的呢？以紧邻福州的浙南温州的净光塔为例，目前古建复原只能做到形似，形神俱备者凤毛麟角。
上面的新建的净光塔曲线僵硬，只有形似，是当今仿古建筑的通病。想了想又找到在浙南临近福建的丽水松阳延庆寺塔作为图例。
闽侯县镇国宝塔： （注：前面两塔为宋塔，此镇国宝塔方型，乃真正唐塔形制）
但石塔当时在福州并非主流，中古中国一直以木建筑为主。那么当时的木塔是怎样的呢？可以猜想在福州城内当时有不少类似这样的全木浮屠。 由于唐宋木塔在福州已无存,图片以上海松江宋塔为例。
一、衣 官员衣着当与中原无异，以唐懿德太子墓壁画客使图为例：
又或者唐阎立本历代帝王图中的侍臣服饰：
侯孝贤在电影《刺客聂隐娘》中对这种服饰做了细致的复原：
文人士大夫的隐逸生活，图选自残唐五代勘书图，可以从中看到当时室内装饰细节：
参考以日本正仓院宝物复原当时书房摆设，风格更偏向中原风：
福州当时作为唐朝最大的贸易港之一，对外贸易地位举足轻重。那时候的船是怎样的呢？大致搜了下国内复原的唐船模型，都不太满意，形制总是和敦煌壁画看到的有所出入，倒是日本复原遣唐使船犹有半成可信度，大家可以综合观之： 现存最早关于船的古画，顾恺之的《洛神赋图》中能看到大概相当于南朝时期的船的形制。由于是宋人摹本，猜测会有点唐宋元素：
敦煌壁画中唐船的形象：
日本遣唐使船复原
福州马球场
福州唐代马球场坐落于高楼鳞次栉比、人车喧嚣吵闹的市中心，是时任福州刺史裴次元于公元813年所建。裴次元凭着考取进士进入了唐朝的官僚系统，在公元802年当上了京兆尹，也就是帝都长安的行政长官。 见过大世面，书又读得多的他，在公元811年出任福建都团练观察处置兼福州刺史时，嫌弃福州原来的马球场（据说在铜盘路附近）高低不平，过于破旧、决定在冶山南边兴建一座气势宏伟、美轮美奂的新马球场，还就此赋诗二十首并作序文。古代人办了一件大事儿，都要把它刻在石碑上。裴次元兴建马球场的来龙去脉，也被他的推官冯审记录下来，刻在一座石碑上，名做《球场山亭记》。 四十三年以后，马球场与石碑仍存，但裴次元写的诗文却下落不明了。 当时，同是进士出身，享有诗名的福州刺史杨发，四处走访，终于在城里一户人家里得到了手抄本，在公元854年把裴次元的诗文刻在了石碑背面，与石碑正面的《球场山亭记》相互佐证。 由此，球场、石碑、诗文，终于合三为一，成为大唐时代福州生活的一个标志性的人文景观。
历经千年见天日 这些事儿，都是南宋福州知州梁克家在公元1182年完成的《淳熙三山志》里记载的。打马球在那时已经渐渐退出了官僚们的日常生活，这座“球场山亭记” 石碑被则放在城里州衙里，日新堂的西廊底下。 石碑是在公元1069年北宋年间才被移到这里的。唐朝末年，黄巢作乱，石碑一度消失不见，踪迹全无。一直到了北宋年间，知州程师孟主持重新修建城墙，工人们才在屏山脚下把它挖了出来，重见天日。 南宋之后，这座石碑再度在人们的视野里消失，没有新的文字记录或是碑文拓片留传下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除了《淳熙三山志》，没有任何一件确凿的物证说前，一座马球场曾经在福州市中心存在过。
新中国成立后，局面发生了改变。 1958年，福州市修筑鼓屏路，地下发现一块严重残破的碑石，只剩原碑的中段，遭受暴力破坏的横迹明显；每行上下文皆毁，首尾题款不全，认读艰难，几不可辨，在省博物馆放了三十年无人问津。 1989年，福州文史学者陈叔侗偶然发现石碑，将其洗刷摹拓，揣摩文意，考证出这就是唐朝的《球场山亭记》碑。 1999年，福州市考古工作队在中山路一带的地下三米处，发现了唐代马球场的两处局部地面，厚度均匀，约有20厘米，夯筑坚实，极为平整，属于火烧土面层。
陈叔侗指出，此地就是《淳熙三山志》指明球场位置所在－－“唐朝左衙营、北宋宣毅营、南宋的广节营，现今附近犹称“广积营”，仅一音之略异”。 球场、石碑、诗文，千年以后再度合三为一，回到人们视野里，成为窥探唐朝福州生活的一扇窗口。
意在练兵强武力 在豪放自由的唐朝，人人都爱马球，皇上爱打、官员爱打、士兵爱打，宫女们也爱打。 公元709年，24岁的临淄王李隆基，与另外两人组成一支大唐马球队，对抗吐蕃十人马球队，只见他如同一道闪电， “东西驱突, 风回电激, 所向无前”，最终大败吐蕃。 公元747年，63岁的唐玄宗还在打马球，被记录在了《温汤御球赋》里。文中写到，球儿在空中回旋、还没有落下就被他击到空中；他在前后夹击、左右围攻的敌阵之间策马冲锋、行动自如，击球入门可谓“百发百中, 如电如雷”。 文中称，唐玄宗下诏，认为马球是“用兵之计”，必须成为军队训练的必修科目。由此，唐代军队中开展了广泛的马球训练，无论是京师还是边疆，是将帅还是士卒，打马球的人比比皆是。
马球本无罪，但若沉溺其间、不可自拔，就会酿成大祸。正是因此，韩愈写了唐朝最有名的马球诗《汴泗交流赠张仆射》，在精彩绝伦地描绘了打马球的情景后指出，这明明是做游戏，哪里是练兵呢?战马还是要奔驰在杀敌战场上呀! 可是，这位张仆射根本不听他的，还写了唐朝第二有名的马球诗回呛韩愈，“军中役养饶智才，竞驰验逸随我来。儒生疑我新发狂，武夫爱我生辉光。”
比韩愈晚出生数十年的裴次元，当然知道这个典故。可是，面对包括四川成都、广西桂林在内全唐各地都在修马球场，他从长安到福州，手下掌管数千府兵，想要兴建一座更规整、更大型、更美观的马球场也是在情理之中。 所以，在《球场山亭记》残文里，推官冯审用了不少的篇幅来描写当时福州一片安居乐业的美好景象，包括“……政既施设，而邦人和” ，“……廛闸阗阗，货贸实繁”，对皇上的供奉赋税也是“月无虚，时无缺”，称赞“……裴次元公之廉察观风为天下最之如此也”。 在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百姓和乐的施政目标都达到以后，裴次元才开始建这个球场，目的是为了带兵打仗，而不是搞面子工程哟， “……以悦戎旅而宣武事，非止壮郡府而……”。 可见，裴次元、冯唐等唐代官僚们还是知道施政要有先后顺序，政通人和、民生安定要摆在第一位，修马球场则属于锦上添花事儿，有余力时才再来做。
亭台美景留诗篇 现代体育场似乎与古罗马的斗兽场比较像。在高高大大的圆型建筑里，罗马公民们依次坐在阶梯上，一圈套着一圈，设法让不同座位上的每个公民都能好好欣赏比赛。 唐朝的马球场，可就不一样了，三面是矮墙，一面是亭台楼阁。官员贵族零零散散，坐在景色优美，错落有致的假山亭池间欣赏比赛。 韩愈的马球诗写道，“短垣三面缭逶迤,击鼓腾腾树赤旗”。比韩愈更早的诗人沈佺期的《幸梨园亭观打球应制》写道，在琼楼上看马球容易分心，一走神就错了精彩进球。“今春芳苑游，接武上琼楼……只为看花鸟，时时误失筹”。
冯审的《球场山亭记》残文的后半部分，裴次元的《亭序》和《二十咏》，以及梁克家的《淳熙三山志》中的冶山部分，写的都是马球场北面的冶山之上，依自然山势的人为造景之美。 裴次元可费心思呢，一天去个两三回，在峰峦巉峭、林壑幽邃的山丘进行实地考察，“扪萝蹑石，不惮危峭”；殚精竭虑、思考如何进行造景布局，以达到活泼有趣又意境高远的效果，“启涤高深，必尽其趣”。 最终，裴次元在冶山之上共建成了二十个景点，包括望京山、观海亭、双松岭、登山路、天泉池、玩琴台、筋竹岩等；还以不同景点为主题写了二十首诗，都题在亭屋的墙上，希望有兴趣的朋友们也欣赏题词，“希好事者同之云尔”。
从留下的几首诗来看，当时的冶山真是美极了呀，“转石而峰峦出，浚坳而池塘见，为潭、为洞、为岛、为沼，窈窕深邃”。与如今蜷缩在钢筋水泥森林一角，不过巴掌一般小大的小山丘相比，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难怪冯审写道，畅游其间心情愉快，诗性大发，“心逸、思畅，自然逍遥”、“清风长在，双舟浮泛，与仁智游，丝絃管乐”，“易幽显于掌握，定妍媸于眸盼”。裴次元自己也写道，希望通过营造一个好环境，让这个地方由此兴旺起来。 可见，裴次元、冯推等唐代官僚们开展城市环境建设，还有深厚人文积淀与美学修养做支撑的，达到人、自然、建筑与诗文和谐共美的局面。 现在，冶山一带正在整修，准备建一个冶山历史文化公园，预计在春节前后开放。追溯这段历史的目的，与一些本土的文史工作者不同，不在于说明唐代福州多么繁荣发达，而是希望能给现今的城市规划者一些建设性启示。民国时期，有一批学者文人，他们没有见过石碑，也没有摸过球场，只是读过了《三山志》就自发地开展一场重建冶山的运动，留下在现存的冶山石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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