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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问起今天是几号时，相信大家都会答“今天是公元2022年11月9日，星期三”。可你知道吗，“公元”不属于我们传统的纪年方法，而是外来的东西，传入中国不过才一百多年的时间。这个国际通用的公历纪元，是从耶稣诞生那一年算起的。而我们古代纪年采用表示次序的十天干与十二地支相配来进行的，具体来讲便是十干的“甲、丙、戊、庚、壬”和十二支的“子、寅、辰、午、申、戌”相配，十干的“乙、丁、己、辛、癸”和十二支的“丑、卯、巳、未、酉、亥”相配，共配成六十组，用来表示年、月、日的次序，周而复始，循环使用，六十组干支字轮一周叫一个甲子。现在农历的年份仍用干支表示，比如今年是壬寅年，也就是虎年。先秦至汉初无年号，汉武帝即位后始使用年号——建元，此后形成制度。受中国影响，后来朝鲜、日本、越南也都开始使用年号，仍保持君主制的日本现在使用的年号为“令和”。以汉高祖刘邦为例，其登基那年是公元前206年，在位12年，至公元前195年，干支纪年依次为（前206）乙未、（前205）丙申、（前204）丁酉、（前203）戊戌、（前202）己亥、（前201）庚子、（前200）辛丑、（前199）壬寅、（前198）癸卯、（前197）甲辰、（前196）乙巳、（前195）丙午。而有了年号以后，则用年号来表示，比如在位最长的清圣祖玄烨，其年号为康熙，自康熙元年（壬寅，公元1662年）起，至康熙61年（壬寅，公元1722年）止，共在位61年。干支纪年的最大特点，便是周而复始，循环使用。比如汉高祖刘邦在位第4年为戊戌（公元前203年）；而大家熟悉的戊戌变法发生在光绪24年，公元1898年，农历戊戌年。爆发于1894年的甲午海战，在光绪20年，农历甲午年；而在1714年，康熙53年，也是甲午年。签订于1901年的辛丑条约，发生在光绪27年，辛丑年；而1721年，康熙60年，也正值辛丑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与中国循环往复的干支纪年不同，西历的公元纪年，其特点是延续的、不可逆的，直线的，目标直指千禧年，意指耶稣基督复临并在世界建立和平与公义国度的1000年。流行文化也将2000年或2001年称为千禧年。如此，则3000年、4000年、5000年等也可称为千禧年。也就是说，同为戊戌年的公元前203年不同于1898年，同为甲午年的1714年不同于1894年，同为辛丑年的1721年不同于1901年。我们的现代时间观念建立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宗教基础上面。与其时间观是循环的和非历史的其他古代印欧民族相比，希伯来人发展出的时间是延续的、不可逆的和历史的、通向世界末日的最终拯救的概念……“基督教的历史观乃是生活于最后时日的观念。子民们，这是最后的时刻。整个基督教时代就在此最后审判日中”。“基督教的祈祷者为世界末日而活：最后时日可能很快到来。目的是要令此世界终结；唯一的问题是如何令其实现。在这一方面，任何差错都可能代价高昂”。尤金·罗森斯道克-休斯已经表明，对于末日、世界终结和最后审判的信仰如何影响了西方历史上的伟大革命。那些革命中的每一次都把死亡与再生的经验转化成为民族和教会的不同概念……抱有对进入一个历史新时期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信念和献身精神，这是进入历史新时期的先决条件。而只有在历史的新时期、新时代里面，才可能有整个社会，包括其宗教和法律的新生、再生。至于中国古人的历史观，梁治平先生在评论海瑞时这样说：“甚至海瑞以'要杀要剐由你’的必死决心去做的事情，也不过是去强化迫使他抱着'要杀要剐由你’的信心行事的那种秩序。这也是推动历史，但不是促使其前进，而是令其'轮回’。难怪我们的祖先抱定了'循环式’的历史观，原来他们拼了命去做的事情，就是'轮回’”（梁治平《海瑞与柯克》，收《法辨》一书）。这种循环的历史观与循环的时间观之间，很难说是没有关系的。我们的干支、年号纪年，终于清朝覆亡。而采用西历公元纪年法，则始于中华民国。签订于1909年9月4日《东三省交涉五案条款》（与日本），其落款日期为：1913年4月26日，在袁世凯的北京政府与帝国主义银行所签订的《善后借款合同》之落款日期为：在1913年11月5日签订于北京的《中俄声明文件》，其落款日期为：1924年5月31日于北京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其落款日期为：1948年8月5日于南京签订的《中美农业协定》，其落款日期为：（以上据褚德新、梁德主编的《中外约章汇要》1689—1949）。我在想，采用循环往复的干支纪年法，与采用延续的、不可逆的直线型西历纪年法，其所指目标显然是不同的。前者是老H帝退位（或死亡），新H帝登基，如康熙下来是雍正，雍正下来是乾隆；一个朝代结束，另一个朝代开始，周而复始，治乱循环，朝代更替，历史便也是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而采用直线型的公元纪年法，从公元元年至千禧年，然后是1500年、2000年，到今天的2022年。它的箭头永远指向未来，自千禧年至2000年、3000年，直至世界末日、最后审判。生活在采用循环往复的干支纪年法时间传统里的人，与那些生活在指向未来、末日审判的公元纪年法之人，其思维方式是不是也会有所不同？或者说，在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时间纪年法传统里生活的人，其所形成的思维方式也存在着深刻之差异？而这种差异所导致的，便是一个面向未来，勇于探索未知事物，敢于冒险与创造；一个面对历史，以古法今，故步自封，陷在历史循环论里不能自拔？比如“世无孔子，谁能定是非之真”之类。正如陈乐民先生所言：“欧洲文化传统总是向前看的，而中国的文化传统则是经常向着过去的。”（《欧洲文明十五讲》）的确，循环着的又何止仅仅是时间。古代贵族宗庙排列的次序，始祖庙居中，以下按父子的辈分排列为昭穆，昭居左，穆居右。二世为昭，三世为穆；四世为昭，五世为穆；六世为昭，七世为穆，也就是二、四、六世为昭，三、五、七世为穆。而在婆媳之间也有轮回，“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是也。就是那死囚犯，临刑前不也高呼：“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人间百事之循环往复如此。不错，我们现在已采用公元纪年替代干支纪年（年号纪年）有73年了，并早已习惯了此法，将其视为己出。然传统文化中因循守旧之因子，比如等级观念、特权思想、官本位思想等等，是否也会随着时间纪年法之变化而改变了呢？伯尔曼言：“我有认知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来支持我：我们所记住的过去乃是基于我们对未来的预期，而我们对未来的预期又是基于我们对过去的记忆。”仔细回味这句话，或许会对认识上述两种纪年方法对我们思维的影响不无帮助。《中外约章汇要》 主编 褚德新、梁德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法辨》 梁治平 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郁土微信相关文章 ———————— 郁土：两种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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