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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印尼华人外文文学发生于19世纪中叶，为印尼文学的产生带了头，在马来文学的革新中起了先锋作用。印尼华人外文文学涉及重大的政治斗争和社会问题，揭露社会弊端和邪恶势力，表现各族青年男女的恋爱婚姻生活，反映家庭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问题，反映社会底层的各族人民的生活和风土人情，艺术形式多样，语种丰富，读者众多。 [关键词]印度印西亚 华人外文文学 印尼文学 〔中图分类号〕I3/7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1-0136-05 椰风蕉雨终年飘洒的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与我国有悠久、密切的友好交往史。自西汉以来，印尼（古称“叶调国”）就与我国发生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友好交流关系。早在荷兰人未来东占印尼之前，我国东南沿海的闽、粤等省，就有成千上万的贫苦人民到印尼的爪哇从事开发和定居，并先后形成“土生华人社会”和“新客华人社会”。华侨中的文化人开始用多种外文进行文学创作，华人（当时还是称“华侨”）外文文学也随之逐渐形成。 一 印尼华人外文文学，又称“印尼土生华人文学”，或“马来由文学”，[1]( P138 ) 指的是印尼华侨华人，用爪哇文、阿拉伯文、巴厘文、马来文、英文等多种外文创作、改编、翻译的文学作品。这种文学在印尼的产生和发展，是有其久远和复杂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在起着孕育和催生作用。 首先，是印尼华人社会的扩展，加速了印尼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以印尼华侨土生子女为主体的“土生华人社会”，与后来移居印尼的华侨形成的“新客华人社会”，逐渐融汇成比较庞大的印尼华人社会，并逐渐密切了他们与中国文化的交流关系，土生的华裔和新客华侨，都需求接受中国文化。由是，其中掌握了马来文和阿拉伯文的作家，便把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翻译出版，于是外文翻译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应运而现。其次，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激发了印尼华侨华人的民族意识和感情。康有为和梁启超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都波及到包括印尼在内的东南亚地区国家，孙中山及其战友们都曾直接到过东南亚的一些国家进行革命活动，传播民族主义和反清革命思想。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国内气象一新，民情振奋，又给国外华侨华人巨大鼓舞，因此，使印尼等国的华侨华人的民族思想感情大为增强。他们更加关心祖国家乡的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经常保持与国内亲人的联系，在印尼兴办文化教育事业，创建了许多华人学校、华侨社团，并且开展各种爱国文化活动。土生华人也增强了学习和了解中国文化的兴趣和要求。再次，印尼社会各种语文并存，特别是“马来由混合语”的大普及。印尼是多民族多部族和多语种的国家，它的语种有马来语、爪哇语、马都拉语、巴厘语，以及雅加达方言等，“马来由混合语”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尼沿海港口城市通用的“市场语”，也就是印尼不同母语的各种居民和华侨、各国外侨在商业上作为沟通工具的语言。它相对于作为荷兰官方语言的所谓“高级马来语”而被称为“低级马来语”或“华人马来语”、“汉化马来语”。它的特点是规范不是很严格，夹杂着多民族的语言和方言，以及不少外语借用词，特别是汉语借用词。但是，它却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运用。20世纪初，印尼的刊物《官员阵地》有一则广告称：“所有人都能读《中华报》，因为该报是采用低级马来语，即一种荷属东印度居民容易理解的，并成为大多数人所掌握的一种语言。”因而这种所谓“低级马来语”，又有“华人马来语”之称。不少华侨华人文人和作家，就运用这种流行广泛的语言文学，进行文学创作和翻译中国或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最后，华侨华人经营的新闻出版事业的日渐兴起和繁荣。据统计，仅1930年，由华侨华人创办的马来文报刊就有24种之多，为 《马来鼓声报》、《垄川明星报》、《泗水新闻报》、《南洋日报》 等，著名的出版商有朱萧富、王甘夫等人。[2] 有的出版商本人就是作家、诗人、翻译家，因而，他们悉心致力于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促使印尼华人外文文学迅速兴起和发展起来，特别是由于用马来文翻译的中国古典文学率先兴起和流行，促使其他外文译作和创作也接踵出现，1859年就出现了爪哇文译本《三国演义》。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印尼华人外文文学比印尼土著文学的诞生，要早20年以至半个世纪。[3] ( P180-183 ) 关于印尼华人外文文学的发展历程，向来众说纷纭，中国学者杨启光认为，它的历史上限应该是19世纪50年代，印尼学者、作家耶谷・苏玛尔卓则认为，通俗马来由文学的历史上限应是1875年，它的发展历程从19世纪至20世纪60年代，“最后以华人作家自动并入标准印尼语的文学队伍而告终”。[3]( P78 ) 对此本文不拟展开探讨。 二 印尼华人外文文学，是华侨华人作家运用各种外文进行翻译创作的文学作品，它与印尼土著作家作品在血缘、族缘、文缘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因此，这种文学的本体及其发展历史，都具有它自己的鲜明的特点。 翻译外国作品的数量庞大，持续时间很长，这是其特点之一。在印尼本土文学还未形成之前，1859年就出现了中国的《三国演义》爪哇文译本，1877年，又出版了由巨港华人作家柯德怡用阿拉伯文翻译的《玉历宝钞劝世文》。19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批著名的翻译家如杨天水、林和兴、刘文昌、钱洪连、叶源和等20多人，他们用马来语翻译的中国古典小说作品为数更多，如根据《海公小红袍全传》翻译的《周观德――周文玉之子，一个华人所写的故事》；1883年又出版了一大批中国古典章回小说，如 《列国志》、《粉妆楼》、《乾隆游江南》、《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薛仁贵征东》、《薛仁贵征西》、《三宝太监下西洋》 等。直到20世纪初，这种译作出版的势头不减，这时期的翻译家已由20多名增加到40名，他们翻译的中国古典小说有《木兰从军》、《北游记》、《镜花缘》、《宋太祖三下南唐》、《杨家将》、《包公案》、《荡寇志》、《刘大将军平倭战记》、《小红儿》 等十多部。20年代，又再次掀起翻译中国古典小说的热潮，运用通俗马来语翻译的中国武侠小说多如恒河沙数。中国武侠小说作家如不肖生、朱松 、江叶 、何一峰、汪景星、红绡、突兀生、凌云阁主、席灵凤、海上漱石生、张崇典、许 父、黄南丁、顾明道、还珠楼主等人的小说，都用通俗马来语翻译过来，并刊登在专门发表武侠小说的期刊上。这时期的译作有个特点，就是除翻译中国古典文学著作外，还翻译了许多西方国家的文学名著，这表明翻译家的视野有所拓展，以及社会上对西方文学作品发生兴趣的读者逐渐增加。这时出现在印尼文坛上的西方文学名著通俗马来语译本，有狄更斯、柯南・道尔、大仲马、雨果、兰姆、威恩等著名作家的30多部著作。20年代以后，西方文学名著的翻译着重消遣性较强的作品方面，如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埃德加赖斯・巴勒关于猿人泰山等的小说。著名的翻译家有李金福、赵雨水、吴炳良、张振文、朱茂山（即侯善良）等人。 20世纪40年代末起，直至80-90年代，翻译小说，尤其是香港武侠小说的翻译仍是大热点。香港著名的小说家梁羽生、金庸等人的作品，如 《射雕英雄传》、《塞外奇侠传》、《飞狐外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萍踪侠影录》、《水川天女传》 等，都被翻译出版。直至1994年6月，《印度尼西亚日报》还在连载金庸的《啸傲江湖》。它们的翻译者是黄金辰、黄安淑、颜国良、曾荧球等人。其中的颜国良从50年代起，就以翻译梁羽生的《塞外奇侠传》著称一时，至80年代中期，他已翻译了40多部中国武侠小说，除梁羽生作品外，还有金庸、古龙等人的小说。曾荧球也从60年代起翻译了梁羽生、金庸、古龙、秦红、孤独红、卧龙生、陈青云、白虹等人的作品70-80部之多，并因翻译古龙作品最多而被称为“古龙专家”。由此可见翻译中国小说流行之广。 注：本文为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举报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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