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独家 | 中国文学作品在印尼的译介与传播

中国文学作品在印尼的译介与传播

陈天骅（自由撰稿人），朱刚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前言

 梳理中国文学作品在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译介与传播是了解中国与该国或该地区文化交流极好的切入点。印度尼西亚（简称印尼）是中国重要的周边大国之一，也是“一带一路”倡议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两国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中国文学作品在印尼的译介与传播与华人在印尼生活的历史密不可分。本文希望通过梳理中国文学作品在印尼的译介与传播，介绍相关作家、翻译家与文学作品，可以为新时代中国文学作品更好地走向世界、与世界对话提供参考。

一、萌芽阶段：二十世纪以前（1856-1900）

中国人移居印尼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943年，在阿拉伯游历家马苏提（Al-Mas'udi）所著的《黄金草原》（Les Prairies d’or）一书中，他在途经印尼苏门答腊东南部沿海地区时发现有很多躲避当时黄巢战乱的中国人从事耕作。十七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殖民统治时期，有不少中国人被卖至印尼充当苦力。十九世纪清末时期，由于社会动荡，很多人远渡重洋来到印尼寻找新生活，这批新移民与当地土生的华人社会形成了明显的区分。与新移民不同，这些土生印尼华人不能使用汉语进行交流和创作，他们使用的是华人马来语（Melayu Tionghoa) 。这种语言是侨生的习惯用语，混合了马来语、印尼方言、荷兰语、英语和福建方言等多种语言。后普及到各个阶层，变成了共同使用的语言，被称为初级马来语（Melayu Rendah) 或市场马来语（Melayu Pasar）。这种语言在十九世纪普遍活跃于印尼各地区和各民族之间。

1856年之前，上述地区还没有当地语言的报纸杂志出版物，只有荷兰统治者出版的荷兰文期刊杂志。在缺少当地语言印刷出版物的情况下，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在当地的翻译和传播缺少载体。直到十九世纪末期，随着大量新移民的涌入，同时该地区第一批以市场马来语出版的报纸杂志的发行（1855-1875），新移民与土生华人的阅读需求被大大激发，不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书籍或者被刊载在使用当地语言的报纸杂志中。

 《白蛇传》译本，1883年

法国学者克劳丁·苏尔梦（Claudine Salmon）在其著作《印尼华人马来语文学：注释书目暂编》（Literature in Malay by the Chinese of Indonesia: A provisional annotated bibliography，1981）中提到，1882年出版的《周文玉之子周观德传》是第一本被翻译引入印尼的中国文学作品。这本书由当时的荷兰出版社H.M. van Dorp出版，讲述的是明朝官员海瑞（Haij Soeij, 也叫Hai Rui, 1513-1587）的故事。其后《白蛇传》（Tjerita Ouw Pé Tjoa dengen Khouw Han Boen，1883）、《列国志》（1883）、《三国演义》（Sam Kok，1883）、《双凤奇缘》（Siang Hong Kie IJan，1884）、《正德皇游江南》（1884 ）、《今古奇观》（Boekoe tjerita Siauw Soat: Kim Kouw Ki Koan，1884）、《水浒传》（1885）、《山伯英台》（San Pek Eng Tay，1885）、《白圭志》（Boekoe tjerita ber-alamat Pek Koei Tjie, tersalin dari boekoe tjina. Tempo Keizer Ban Lek Koen merk Taij Beng Tiauw，1899）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也陆续被译介至印尼。上述作品多为古典长篇小说，被翻译成马来语后在当地报刊上连载或出版成书。由于那个年代印尼受到正规教育的土生华人不多，因此这时期的许多中国文学译作可以说是以改编为主。

《双凤奇缘》译本，1894年

除了翻译出版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之外，土生华人作家也开始了带有中国元素的当地文学创作。由李金福（Lie Kim Hok，1853-1912）在1886年创作的小说《七粒星》（Tjhit Liap Seng）被公认为是第一部华人马来语小说。李金福是当时土生华人作家的先驱，他是印尼第一个使用通俗马来语翻译和改写小说和诗歌的作家。尽管完全不懂汉语，但由于受到良好的西方教会教育，且精通荷兰语，他推动了初级马来语的规范化与标准化。他在1884年出版了印尼第一本马来语语法书Melayu Betawi和拼音字母拼读规则Kitab Eja A.B.C。在1884-1912年间，他编写出版了25部文学作品，包括带有中国故事背景的小说《七粒星》（Tjhit Liap Seng，1886）和《梁天来》（Nio Thian Lay，1887），还有第一本用通俗马来语介绍孔子的书籍《至圣孔夫子》（Hikajat Khonghoetjoe，1897）。他由于在写作语言规范化方面的开创性工作及其高产的翻译和创作成果，被称为“印尼侨生马来语文学之父”。

《至圣孔夫子》，1897年

十九世纪末出现的印尼土生华人文学萌芽，一方面得益于当地华商和侨生办报出版的潮流日益兴起，另一方面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改写版本的流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侨生作家的写作选材。不过限于当时很多侨生作者和读者都缺乏正式系统的文化教育，因此这段时期的中国文学作品多以民间故事的翻译改编版本为主。同时这些改编译本也成为印尼土生华人的马来语戏剧剧本的创作参考。《三国演义》（Sam Kok，1883）、《薛仁贵征东全传》（1884）、《昭君和番全传》（1884）、《水浒传》（1885）、《封神演义》（Hong Sin，1885）、《山伯英台》（Sam Pek Eng Tay，1885）、《西游记》（1886）、《陈三五娘》（1886）、《包公案》（1887）、《杨家将》（1887）、《花木兰》（1893）和《聊斋》（1895）等中国古典名著故事以皮影戏或布袋哇扬戏（Wayang Potehi）的形式在十九世纪末土生华人社会流传。

二、曲折的发展：二十世纪（1900-1999）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作品在印尼的译介与传播可分为以下几个时期：第一次发展时期（1900-1945）、战后第二次发展时期（1945-1965）、冰冻时期（1965-1999）和新时期。

1.  第一次发展时期（1900-1945）

这个时期开始的标志性事件是1900年中华会馆（Tiong Hoa Hwee Koan）的建立，土生华人李金福和潘景赫舍（Phoa Keng Hek Sia, 1857-1937）是其共同创始人，旨在为土生华人群体提供基础教育和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的华文教育。中华会馆及其创办的华语学校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印尼土生华人翻译家和作家。20世纪初随着华人民族意识的觉醒，越来越多的华人接受了不同程度的华文教育。与此同时《理报》( Sukabumi，1901年)，《泗水日报》( Surabaya，1902年)，《商报》(Jakarta，1903年)等一批土生华人创立的马来语报纸在印尼各大城市印刷发行。1910年10月1日由巴达维亚华人创办的《新报》（Sin Po），由中华会馆的秘书刘玉兰（Lauw Giok Lan，1883-1953）创办主编。《新报》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文学人才，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几乎大部分印尼华人政坛名人和华人作家，都曾在《新报》当过编辑、通讯员或“副刊”作者。

马来语版《新报》与华文版《新报》

随着印尼当地华人办报的遍地开花，华文报刊如《泗滨日报》（1908）和《华铎报》（1909）等也逐渐出现，这些华文报刊除了鼓吹革命学说，宣传民族主义，同时也大力宣传中华文化，为中国文学作品提供了不少发布平台。同时土生华人的阅读需求井喷，中国文学译作数量有明显提升。二十世纪前二十年的中国文学作品译本仍以古典文学作品为主，业有一些民间故事传说的改编译本。较为著名的中国文学翻译作品有：1906年出版的24册《西游记》译本（Tjerita dahoeloe kalah die Negri Tjina. Tersalin dari boekoe Tjina See IJoe di tjeritaken pada waktoe Tje Thian Tay Seng baroe mendjelma djadi monjet）；1910年出版的《说岳全传》译本（Boekoe tjerita-an dahoeloe kala di negri Tjina; tersalin dari Tjerita Gak Hoeij tempo Hongtee Hwi Tjong merk Taij Song Tiauw）与《万花楼》译本（Boekoe tjerita dari keradja-an merk “Taij Song Tiauw” djeman Keizer Song Tjin Tjong, tersalin dari boekoe tjina beralamat Ban Hoa Lauw oleh Goan Hong &Co.）；1912年出版的由土生华人李云英（Lie In Eng，1880-1941）翻译的《三国演义》（Boekoe tjerita Sam Kok），这部译作共65册，厚达5308页；1915年出版的5册《海公小红袍全传》译本（Boekoe tjerita dahoeloe kala di negri Tiongkok menjeritaken Haij Soeij alias Kong Hong djaman Keizer Ban Lek Koen merk Taij Beng Tiauw jang ber-alamat Siauw Ang Pauw）；1916年出版的《八仙出处东游记》译本（Boekoe tjerita dahoeloe kala di negri China. Tersalin dari pada boekoe tjerita “TangIJoe”. Jai-itoe: Tjerita Pat Sian ）。其中1909年由徐振贵（Tjie Tjin Koey）翻译自晚清小说《小红儿》 ，标题改为《一个年轻姑娘的报复》（Pembalesannja satoe nona moeda; of Siotjia Ang-Djie）的译本取得了空前成功，并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小说译本在印尼的进一步流行。

李云英译《三国》封面，1912年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印尼出版发行了大量文学杂志和华文报刊，其中民国旧派武侠小说被大量翻译引入，因此被认为是中国武侠小说译本在印尼的第一次兴盛时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前，中国古典历史长篇小说比如《三国志演义》(Kisah Tiga Negara)、《三合明珠宝剑》(Tiga Pasang Pedang Mutiara Sakti)、《孙庞斗智演义》(Pertempuran antara Sun Bin dan Pang Juan)、《薛仁贵征东》(Si Jin Kui Ceng Tang)、《薛仁贵征西》(Si Jin Kui Ceng See）和《反唐演义》(Pemberontakan Melawan Tang) 等带有英雄史诗风格的译本就已广受土生华人读者欢迎。随着民国时期第一次武侠文学的兴起，大量旧派武侠小说也远渡重洋来到印尼，被翻译成各种文学作品并获得当地读者的追捧。其中比较知名的有：改编自《江湖奇侠传》的《火烧红莲寺》(Dibakarnya Kuil Hong Lian Sie）、《江湖异人传》（Pendekar Aneh dari Rimba Persilatan）、《江湖大侠》（又名《玉玦金环录》，Tokoh Pendekar Rimba Persilatan）、《侠女救夫记》（Cerita Pendekar Wanita Menolong Suami）、《三剑客》（Tiga Jago Pedang）、《大明奇侠》（Pendekar Aneh yang Hebat）和《蜀山剑侠传》（Pendekar Pedang dari Gunung Siok）等。这些旧派民国武侠小说被以王金铁（Ong Kim Tiat， 1893-1964）、黄金长（Oey Kim Tiang，1903-1995）和陈德和（Tan Tek Ho，笔名Kwo Lay Ren，1894-1948）等曾在中华会馆所办学校或是南京暨南学堂接受过系统华文教育的土生华人翻译家翻译或改编成马来语版本在印尼出版。部分热门武侠小说甚至被翻译成多个方言版本，如爪哇语、巽他语、巴利语和望加锡语等。这些译本篇幅长短不一，长篇小说可达50册，短篇的仅有2册。除了一开始《新报》等华人所办报刊连载，这个时期中国武侠小说在印尼的流行也催生出专门的印尼土生华人武侠小说月刊，如《剑侠》（Kiam Hiap ，1931）等。

《剑侠》的各种封面，1931年 

二十世纪初，大量中国福建泉州地区的木偶戏艺人带着完整的木偶戏演出设备移民来到爪哇岛进行表演活动，1900至1925年间被认为是哇扬木偶戏在爪哇发展的黄金时期。在印尼表演的布袋戏剧本，最受观众欢迎的是被土生华人翻译和改写过的中国古典文学故事，如《薛仁贵》系列，《说唐》故事系列，《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同时还有民间传说例如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这段时期的表演剧本大部分以印尼当地语言为主，只有占剧本比重不多的念白和吟唱部分仍使用闽南语。这些被改编成木偶戏的中国文学故事也被改编成中爪哇民间歌舞剧歌多博拉（Ketoprak）上演，比如薛仁贵的故事就被改编成爪哇语的《芒格罗·苏迪洛》（Manggolo Sudiro）上演，剧中的角色名、王朝、地点等元素全部被换成爪哇语。可以认为，中国文学译本对二十世纪初印尼哇扬木偶戏的发展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而印尼的哇扬木偶戏也被认为是文化融合的产物，是印尼哇扬戏和中国木偶戏的在特定时空下的独特结合。除了哇扬木偶戏，二十世纪初期在土生华人中也出现了专门演出中国古典戏曲剧目的戏班和剧团，其中《梁山伯与祝英台》和《薛仁贵》的故事最受当地观众欢迎，同时这两个故事的翻译和改编版本数量也是最多的。这些源于中国文学作品故事的剧本在印尼各处演出并受到热烈好评，在宣传中华文化的同时，这些鼓励受压迫者勇于反抗和歌颂人间美好情感的中国传统故事戏剧演出也给当地观众带来思想启发和精神激励，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在印尼的流行。

《薛仁贵征东》译本，1910年

1942年印尼被日本占领，在日本殖民统治期间，华人社团，学校和报刊均被查禁，直至二战结束印尼宣布独立建国，这段时间中国文学的引入和译本的传播可以说是相当困难。

2. 战后第二次发展时期（1945-1965）

1945年八月革命之后，印尼宣告独立。印尼政府实行新的文化政策，现代印尼语教育开始成为社会的主流。中国文学作品译本也从华人马来语逐渐转变成现代印尼语版本。得益于二三十年代开始风靡印尼的武侠小说潮流，许多当地的报纸刊物为了提高销量，往往也会刊登一些中国武侠小说译本或是土生华人原创的武侠小说作品。

在这个时期，印尼出现了刊登以金庸和梁羽生为首的新派武侠小说家作品的华文报纸。其中梁羽生被认为是左翼作家，因此其作品例如《江湖三女侠》（Tiga Dara Pendekar Rimba Persilatan）、《散花女侠》（Pendekar Wanita Penebar Bunga）和《白发魔女传》（Riwayat Iblis Wanita Berambut Putih）较早被刊载在印尼左翼华文报刊如《生活报》和《新报》上。此外，梁羽生的小说随后也被出版成口袋书在市场上掀起了一股畅销热潮。相对而言另一位知名作家金庸则由于被认为是右翼，其作品没有出现在偏左翼的印尼华文报刊上，不过由于金庸的小说在香港和新加坡大流行，印尼也有不少读者传阅在香港或新加坡出版的金庸武侠小说。

《江湖三女侠》口袋书，共20册

除了那些接受过华文教育能看懂华文的读者，看不懂华文原作的土生华人中也有大量的武侠小说粉丝，因此不少土生华人办的印尼文报刊如《明星周刊》（Star Weekly）、《竞报》（Keng Po）和《新报》（Sin Po）后来也开始连载金庸和梁羽生的武侠小说译本。不过这些印尼文武侠小说译本往往多采用意译法，书名跟原著会有出入，比如1958年在《新报》连载的由颜国梁（Gan Kok Liang）翻译的《草原英雄传》（Tjhau Goan Eng Hiong Toan，或 Pahlawan Padang Rumput）其实是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塞外奇侠传》，而同期在《竞报》连载的由黄金长翻译的《一个皇帝的秘密》（Rahasianja Seorang Kaisar）则是金庸的作品《书剑恩仇录》。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明星周刊》刊登的由黄金长翻译的《金蛇剑》（Kim Tjoa Kiam，或 Pedang Ular Emas），其实是金庸的《碧血剑》印尼语译本。由于当时的版权法在印尼不受重视，很多新派武侠小说的印尼文译本没有附上原著作者名，只有译者名，因此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武侠小说译本读者很多都不知道原著作者。直到八十年代后版权法在印尼开始获得重视以及香港武侠影视作品传入印尼之后，这些武侠小说译本后来再版的时候才加上原著作者名。

《草原英雄传》第一册，1958年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印尼政府实行左倾政策，武侠小说被认为是反动作品，因此印尼政府开始禁止印尼文武侠小说在报刊上连载。之后，金庸的《射雕英雄传》（Sia Tiauw Eng Hiong）和《神雕侠侣》（Sin Tiauw Hiap Lu）等译本都是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受到当地读者追捧，不仅土生华人读者，就连印尼土著读者也都争相购阅。

《神雕侠侣》译本，1963年

这个时期除了热门的武侠小说译本，在一些华侨基金会的推动下，一些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优秀文学作品也被翻译引入至印尼，比较知名的是鲁迅的短篇小说译本，目前有记录的是1961年由翡翠文化基金会（Jajasan Kebudajaan Zamrud, Jakarta）出版的印中双语对照本《阿Q正传》（Riwajat Asli Si AH Q），译者是当时翡翠文化基金会的掌舵人陈宁（Tannin），该译本配有插图，并有双语对照。译本忠实于原著，翻译语言风格带有从侨生马来语过渡到现代印尼语的痕迹。1963年，由觉醒文化基金会（Jajasan Kebudajaan Sadar, Jakarta）出版了《鲁迅短篇小说集》（Pilihan Tjerpen Lu Sin），译者是山努先生（Shan Nu）。这个译本是从1956年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英文版《鲁迅选集》（Selected Works Of Lu Hsun）挑选的18篇鲁迅短篇小说中文原文来翻译，语言运用上也还有明显的侨生马来语特色。

《阿Q正传》译本，1961年

3. 冰冻时期（1965-1999）

1965年发生了“9.30“事件后，印尼政府采取了极端的反华排华政策。所有华人社团、学校和报刊都被取缔，华文书籍被大量查抄销毁，外来的华文书报刊物也被禁止翻译引入。1967年第14号总统决定书规定，禁止在印尼举办任何形式的中华文化活动，因此和中国文学译本有密切关系的哇扬木偶戏和其他华人戏班同样被禁止演出。在新秩序时期，所有带有中华元素的标志和象征在公众场合都被禁止，华人不能展示传统风俗习惯，不能庆祝传统节日，同时也不能使用中文名字和学习中文。随着政府政策的强力打压，大量华文作家被迫改印尼名并改用印尼语写作。中国文学作品在印尼的翻译传播从此进入了一个长达数十年的冰冻时期，仅少量文学作品得到出版，如1987年Pustaka Grafitipers出版社出版了《水浒传》（Batas Air），译者A. Setiawan Abadi。进入九十年代，中印两国建交，印尼重新出现了一些中国古典文学的译本，比如1993年由印尼出版社Elex Media Komputindo出版的三册插图简译本《红楼梦》（Impian dari Paviliun Merah），译者C.C.Low。1999年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1940-2009）总统就任后，印尼当局开始废除之前种种歧视华人的禁令，使得中华文化的传播重现生机，印尼华人作家们也开始成立作家协会并慢慢恢复了对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讨论和研究。

《水浒传》，1987年

《红楼梦》插图简译本全三册，1993年

三、百花齐放：新世纪（2000至今）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印尼的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中国文学作品的译本也重新出现在印尼大众的视野中。除了二十世纪已流传的中国传统古典文学译本的再版，中国国内的印尼语专业师生和学者也开始把更多优秀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译成印尼语。比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论语选译》（Terjemahan Kata-kata Bijak Pilihan Lun Yu）、《大学中庸选译》（Terjemahan Pilihan Kitab Da Xue dan Zhong Yong）、《三字经》（Kitab Tiga Aksara）、《孙子兵法》（Seni Perang Sun Zi）等。同时，印尼本土出版社penerbit kakatua亦出版了《道德经》（Tao Te Ching）等。

《孙子兵法》汉印对照本，2016年

《道德经》，2019年

而印尼也出现了如翁鸿鸣（Agustinus Wibowo）等有华裔血统并在中国长时间游历的印尼当代作家和翻译家。优秀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如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Kisah Seorang Pedagang Darah - Chronicle of a Blood Merchant）、《活着》（To Live - Hidup）和《兄弟》 （Brothers - Dua Bersaudara）等小说得以被译成印尼语在印尼出版，获得了相当高的赞誉，甚至短时间内多次再版。

《活着》译本，2020年最新版

中国青春言情小说也开始走上印尼读者的书架，印尼penerbit haru出版社陆续出版了桐华的《最美的时光》（Best Time）、惜之的《灰姑娘的眼泪》（Because of You）和八月长安的《被偷走的那五年》（The Stolen Years）等。

《被偷走的那五年》，2016年

结语

 中国文学作品译本在印尼的兴起与流行，与当地华人经济地位提升和民族意识觉醒等历史进程密不可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印尼的教育发展和政府政策变动带来的影响。上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作品的译本深刻地影响着印尼华人文学和印尼哇扬戏剧，许多中国传统民间故事、历史故事和武侠小说都成为印尼华裔作家文学创作的灵感和素材。好的文学作品，必然是跨国界、跨种族、跨文化的。尽管生活的时空不一样，使用的语言文字也不一样，但通过优秀的文学故事和贴切的译本，人们可以尝试互相沟通理解，减少偏见与歧视。因此在中印尼的文化交流层面上，推动更多的两国优秀现代文学译本交流，具有深远而潜移默化式的重要意义。

（本文中提及的部分中国作品信息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印尼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的Hendy Yuniarto提供。）

参考文献

1.廖建裕主编. 张蔚 肖莉娴等译 《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一册，生活文化基金会出版，2019

2.廖建裕 Leo Suryadianta 《金庸武侠小说在印尼》，2007。检自https:///zh-tw/kEKD8gy.html#.XyOtzSgzbIk

3.吴奕锜.《印尼华文文学历史发展述略》，广东社会科学，2000年04期。

4.Roger Yu. 华侨史探——印尼早期华人报业先驱及影响》，2019。检自https://www./2019/03/14/12541/

5.Cendrawaty Tjong.《印尼侨生马来语文学之谈》，Jurnal LINGUA CULTURA Vol.1 No.2 November 2007

6.张桃.《印尼华人马来语戏剧初探》，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年第32卷第2期

7.林万里.《谈鲁迅短篇小说的印尼语译本》，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二期

8.Doris Jedamski (2005), Translation in the Malay World. Different Communities, Different Agendas, St.Jerome Publishing.

9.Tom Hoogervorst (2019), THE “KWEE COLLECTION” AT THE FISHER LIBRARY (UNIVERSITY OF SYDNEY) An annotated list of Chinese-Malay publications.

本文系中国文化译研网独家约稿，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