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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锦炎:乌程汉简概述

 家有学子 2022-11-25 发布于甘肃

2009年,乌程汉简出土于浙江省湖州市人民路某基建工地,发现后流散民间,经有识之士多方抢救、征集,被北京翰典艺术馆收藏,计有340余枚,这批汉简的大部分才得以保存。后经古文字学家、中国美术学院汉字文化研究所所长曹锦炎教授带领其研究团队,从文献和图像方面对简牍内容、释文、书体进行了整理研究,发现这批木简的年代跨度较大,主要在西汉初期至东汉晚期之间,历400余年,为两汉时乌程县署遗留的实物。以往来公文、行政事务及公私信牍为主,内容丰富,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等领域。作为出土文献,乌程汉简可印证或补充史藉记载的不足;在语言文字方面,也有不少地方可佐证字书训诂。此外,其书法多姿多彩,书体以隶、草为主,不少还带有汉初秦隶意味,其中不乏篆、隶、草、楷各体精彩之作,为研究两汉时期书体演变及书风多样化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新资料。鉴于此,本报特策划“乌程汉简”专题,遴选高清图版,摘编曹锦炎教授《乌程汉简概述》一文,同时约请北京翰典艺术馆馆长周同祥就乌程汉简的书法艺术展开论述。在此特别感谢周同祥馆长提供乌程汉简高清图版。

2009年3月下旬,浙江省湖州市在旧城改造的施工过程中,于市区人民路一处基建工地出土一批有字木简,以木牍为主,但大都残损。这批木简原埋在地下近4米深处,被拾荒者从基建废土之中发现后陆续捡出,出售于当地古玩商和外地的文物爱好者。据《湖州晚报》2009年6月20日《湖州发现“西汉木简”》报道,当时挖土时发现南北偏东走向一瓦砾堆积,长约10米、宽约3米,木简即出于此堆积层下之淤泥中,有些还带有明显火燃痕迹,在其附近还发现零星的汉代金属兵器、工具以及瓦当等(载当日报纸第一版)。事后据笔者实地踏勘调查,从出土地点位置看,此处基建工地原属湖州府署的子城范围,历史上一直是府署所在地,显然这批木简与汉代的官方日常事务有关。木简发现后即流失民间,值得庆幸的是,经有识之士多方抢救征集,先后被北京翰典艺术馆收藏,计有340余枚,这批汉简的大部分才得以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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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网络)

湖州,春秋时本为吴地,楚灭越后为楚所有。秦代称“乌程”,属会稽郡,汉因之,后因地滨太湖而得今名。乌程治所原在下菰城(今湖州城南25里云巢乡窑头村),旧传春申君黄歇于楚考烈王十五年(前248)始建菰城县,秦改名“乌程”,见《太平寰宇记》卷94“湖州乌程县”条:“本汉旧县,《越绝外传》云:秦始皇至会稽,徙越之人于乌程……《郡国志》云:春申君立菰城县,秦改为乌程。”但《安昌里馆玺存》书中收有一方战国楚玺“图片(乌)呈之玺”,字从“鸟”,“于”声,即“乌”字繁构,亦见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逸诗》:“交交鸣图片(乌)。”近年西安市相家巷出土的秦封泥中也有“乌呈之印”,“程”字亦作“呈”。可证“乌程”本作“乌呈”,其地名先秦时早已存在,并非秦代所改,汉以后则写作“乌程”。东汉永建四年(129)分原会稽郡的浙江(钱塘江)以西部分设吴郡,乌程改属吴郡。晋移置,宋以后因之,明清时与归安合并为浙江湖州府治,民国时期废并为吴兴县。乌程治所迁于今湖州城区,大概是在西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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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网络)

湖州发现的这批木简,主要为两汉时乌程县署遗留的实物,内容丰富,以往来公文事务及公私信牍为主。往来公文简中,出现的地名以会稽、乌程为主,如:“会稽守府以亭格行”“会稽大守府”“乌程以亭行。余暨丞印。二月丁亥卒同以来”“乌程以亭行”。这显示出这批汉简的性质。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会稽为郡,领县二十六,简文中涉及的县名乌程、由拳、海盐、余暨、余杭、阳羡,皆其属县;另外有故鄣,属丹阳郡;海陵,属临淮郡。
简文纪年较早的有“八年”“十六年”“十七年”,其呈现的书法特征,与20世纪70年代出土的云梦秦简、马王堆帛书,特别是2021年《文物》第六期新公布的益阳兔子山遗址七号井出土的汉简(木牍)等秦末汉初隶书风格尤为相似。汉初在位时间超过17年的只有文帝,因此本批木简的最早年代当可以由此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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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康二年”简

此外,木简中所记年号,较早的是西汉宣帝刘询“元康”(元年为公元前65年),以及元帝刘奭“永光”(元年为公元前43年),成帝刘骜“阳朔”(元年为公元前24年)、“元延”(元年为公元前12年)、“绥和”(元年为公元前8年),哀帝刘欣“建平”(元年为公元前6年);东汉明帝刘庄“永平”(元年为公元58年),和帝刘肇“永元”(元年为公元89年),安帝刘祜“永初”(元年为公元107年)、“永宁”(元年为公元120年),“延光”(元年为公元122年),前后跨度几近200年。

从上述简文的纪年及地名等内容分析,这批简的主体年代大致在东汉永建四年(129)乌程改属吴郡之前。另有简云:“〼以部行□掾马墕叩头死罪敢言之。〼……亭长□□□责府于儿兰所换吴库钱,有令来言遗。”“吴库”云云当指吴郡之库,则已在乌程改属吴郡之后。结合书法风格分析,部分简的年代下限有可能晚至东汉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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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网络)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简文有载“大尹外部掾掌薄望受。教戊曹掾发”。“大尹”本为先秦官名,如春秋时宋国有“大尹”之称,见《左传·哀公二十六年》等。“太守”本是秦朝至汉朝时期对郡守的尊称,汉景帝时定名“太守”为一郡的最高行政长官。王莽复古,改称“大尹”,见《汉书·王莽传》“改郡太守曰大尹”,东汉复“太守”旧称。“戊曹”也是王莽时所改职官名,见《汉书·王莽传》:“太傅平晏从吏过例,掖门仆射苛问不逊,戊曹士收系仆射。”应劭曰:“莽自以土行,故使太傅置戊曹士。士,掾也。”苏林曰:“士者,曹掾,属公府,诸曹次第之名也。”《传》文“士”者是指“戊曹”之下属即“掾”,应、苏两注已说得很清楚,但今日网上所见词汇解释将“戊曹士”“戊曹掾”作为职官专名,简文可纠此误。由此简文两词,可以确定本枚简的年代为王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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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尹”简


乌程汉简有下行、平行、上行的官方文书,收付凭证、封检、封楬、出入账等,内容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等领域,作为出土文献,可印证或补充史籍记载的不足。例如:“〼万方山坐为辨护不胜任,贬秩一等,夺爵二级。第六十六。”“〼□笞二百,弃市。”内容皆有关汉律。又如:“□□千二百……楼船士员三百卅四人:其五十六人越,二百七十八人楚。”按楼船本指有楼的大船,古多用作战船,亦代指水军。《史记·平准书》:“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汉书·严助传》:“(南海王)后复反,会天暑多雨,楼舩(船)卒水居击櫂,未战而疾死者过半。”简文所记的“越”“楚”为古代地方区域之名,其中“楚”指战国晚期的楚境而言,自当包括古吴地。简文是记“楼船”(即水军)士卒,分别由越地56人、楚地278人构成。这对我们了解两汉时期乌程的水军士卒来源及组成很有参考价值。据简文可知当时乌程还有水军建置。另据《嘉泰吴兴志》载,汉代乌程人金曼倩曾任“楼船将军”一职,其故居在湖州长兴县金潭(今水口金山),也可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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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〼万方”简

另外,简中文还有家庭人口包括奴婢等财产情况的登记簿书,如:“陆□□□陆子小簪褭被。大奴□。隶簪褭国晏。晏母公孙。隶大女子杨。隶簪褭国给。十七年正月。十七年正月。”“益昌里户人官大夫吾皮。皮妻不泽。皮子簪褭。皮子小男子。皮下□□□。”都是难得的研究西汉社会史资料。

此外,个别简文的内容较少见,例如:“命令甲乙。恬毋亡日书。【正】居。【反】”“……鲜曲。扇四束,直百,予三钱。蒲□廿六。米□卅六。【正】柚四百。……米卅。䊮米百五十。橧。【反】”“市鰕三杯。市葱三。盖盏十。【正】市□□□。市酒以葱。市白米□。市□鱼子。市□□。市□□。【反】”,等等,数量虽少,也是两汉时乌程县署日常生活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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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程汉简


乌程汉简全部为木制,形式多样。除牍、札、“两行”、牒、版以外,还有觚(四面),以及符券、封检、楬等。其中封检上设有凹槽,用以填装封泥;有的还在一端或两端设有双孔或三孔甚至四孔、五孔,用以封缄时穿绳缚絷。有些楬上或设孔、或作契口,用以穿绳系物。虽然因这批木简残断较甚,无法整理出各类简的原本尺寸,但对我们了解两汉时期的简牍形态仍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乌程汉简的年代跨度较大,大致在西汉初期至东汉晚期之间,其书法多姿多彩,书体以隶、草为主,部分还带有汉初秦隶意味。虽然其书手不一且大都书写潦草,但仍不乏精品之作,为浙江书法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总之,江南地区出土成批简牍,乌程汉简尚属首次发现,对两汉时期湖州的地方历史和地域文化,以及书法艺术,无疑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本文选自《乌程汉简》,有删节)

(原载《中国书法报》第394期第1版)



乌程汉简书法特征浅析

文丨周同祥

乌程汉简于2009年春在湖州出土,多散佚民间,后经有识之士多方抢救保护,北京翰典艺术馆有幸共收藏340余枚,现已捐赠给湖州博物馆永久保存展览。

2019年开始,中国美术学院汉字文化研究所曹锦炎先生带队整理释读,发现这批汉代简牍的主体年代大致在西汉文帝八年(前172)至东汉三国之间,前后跨度400余年,包含大量汉代历史资料,有下行、平行、上行的官方文书,收付凭证、封检、封楬、出入账等,内容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等领域,作为出土文献,可印证或补充史籍记载的不足,填补了浙江未曾发现简牍材料的空白,对研究浙江地区汉代相关历史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2022年10月,《乌程汉简》由上海书画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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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网络)

乌程汉简除了史料价值以外,对于早期书体演变的研究也提供了大量的实物佐证,其中书体有篆书、古隶、汉隶、章草、今草,多是汉代署衙类的文书档案记录,故书写者众多,风格各异,用笔方式也不尽相同。因乌程汉简的年代跨度正是书体由篆书向隶书、草书发展的过渡阶段,很多木简上的书体并不是后世所认知的篆、隶、草严格分开,常见篆隶、隶草、行草混用的书体。从中还看到东汉后期的草书已经完全趋于今草化,与两晋草书并无不同。

如简15,此简长30厘米,宽4厘米,厚0.2厘米,前后写满,除个别字迹不易辨认外,全简文字内容意思基本完整。开篇:“钱师顿首言往人勿复相轻昜以为失率当知慺慺戴师侍者久未复相见……”,与《平复帖》在用笔结体上已经非常接近,其中“戴”“侍”“未”“复”“相”“见”等字已基本脱离隶草笔意,率性而自然,并多见枯笔飞白,与《平复帖》枯笔类似。从目前国内出土公布的简牍字体用笔上看,枯笔飞白用笔的并不多见,可知此牍书写者或非寻常书吏,其书写已经脱离了汉代普通书写文书的范畴,表现得更加自由不拘,是在向书法艺术进行更深一层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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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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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 15-2

史传飞白体为东汉蔡邕所创,时至今日还被广泛地运用在篆、隶、楷、行、草各种书体中。南宋姜夔的《续书谱》总论中说“真、行、草书之法,其源出于虫篆、八分、飞白、章草等”,适当的枯笔飞白运用,使得书法艺术的表现性更加丰富,创造出诸般不同意境。尤其是在行草书的创作中,枯笔飞白能清晰展现出墨色从浓到干的变化过程,使得作品更具有强烈的节奏感和蓬勃的力量感。当然飞白体从汉代走到今天,也经历了从汉唐的追捧到逐渐衰落的漫长过程,因此在作品创作中如何运用尤为关键。《书谱》云:“假令众妙攸归,务存骨气,骨既存矣,而遒润加之。如其骨力偏多,遒丽盖少,则若枯槎架险,巨石当路,虽妍媚云阙,而体质存焉。”如果枯笔飞白运用得当,则枯润相间,别有奇趣。近代王蘧常章草书法即有如此风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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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38


此外乌程汉简隶书中存在着大量的古隶,古隶也称之为秦隶,是战国秦向汉代过渡过程中的一种书体,个别字有篆书写法,并没有完全隶化,与云梦睡虎地秦简和里耶秦简用笔较为接近,横起笔多左斜下顿笔蓄势藏锋出,也有左斜下方折笔出,横捺自然收笔少波磔,竖起笔藏锋直下,线条饱满浑厚,用笔相对直接快捷。古隶体势多平正,也有右上右下斜势,字体均较小,线条短促流利,体现出早期书体由篆书向隶书过渡的鲜明特点。如简38、41、42、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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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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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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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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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44

乌程汉简中成熟期的汉隶数量最多也最为精彩,如简02“会稽太守府”、简03“乌程以亭行、简04“君五月奉钱四千”。这3枚均是封检,其书法体式平正舒展,横捺波磔明显,与《礼器碑》《曹全碑》《乙瑛碑》用笔基本接近。《说文解字》记:“检,书署也。”徐铉对此的注解为“书函之盖三刻其上绳缄之,然后填以泥,题书其上而印之也”。封检是为了保证邮寄物品的保密性,固定在文件的最醒目位置,因此书写的极为成熟规范,与一般的记事公文简的写速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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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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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04

我们常见的汉代碑刻基本都是属于官方正体,是汉代石刻制度和隶书高度成熟的结果,也是临习汉隶最常用的字帖范本。碑刻需要书家先在石碑上书丹,然后由匠人凿刻出来,后世在通过对原碑拓印成拓片字帖,需要经历多道工序,有的石碑又经历千百年的泥土侵蚀雨水冲刷,很多细节都已经漫漶不清,尤其是在起笔和收笔转折处,完全看不到书写者的运笔细节,只能看个大概。这样,隶书的临写创作容易写成笔笔裹锋圆头,失去了汉隶本来的书写面目,也切断了隶书与草书的内在联系,容易造成写了隶书不会草的现象。早期章草是从隶书快写演化而来,章草与隶书除了结体和速度以外在起笔收笔转折上并没有很大的不同,这点从乌程汉简中可以看到端倪。如封检“会稽太守府”中,5个字就有8种不同的横起笔,与王羲之《姨母帖》的很多起笔已经极为接近,由此可见王羲之的各种奇妙用笔并非空穴来风。简08“建平元年铁钱五百五”封检中,横起笔已经完全草化,不见一般隶书的藏锋起笔,隶书体式和收笔的顺势出锋波磔仍在,可知汉代隶书并非笔笔藏锋,在临写创作中也可依此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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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08

除了横起笔以外,撇和捺的收笔也在封检上表现得清清楚楚,收笔都是一次运笔完成,撇画常出现重笔上勾,波磔处可见两侧墨色均匀,应该为一手持木牍,一手凌空书写,这个状态书写可以灵活熟练运用臂和腕的动作,在书写中能够不断调整笔锋,书写出骨肉均匀饱满的线条。唐代颜真卿《张长史十二意笔法记》:“当其用锋,常欲使其透过纸背,此成功之极也。”南宋姜虁《续书谱》称:“折钗股者,欲其屈折,圆而有力。”故其用笔方法至关重要。汉后纸张的出现和书桌的使用,书写方式不再是凌空状态,而是纸张平铺,这种纸张平铺情况下,如何运用肩、臂、腕、指的配合就成了历代书家研究的课题。清代何绍基回腕法应该也是为了追求笔法而来,他在《书邓完伯先生印册后》中说:“侍游山左,厌饫北碑,穷日夜之力,悬臂临摹,要使腰股之力悉到指尖,务得生气。”史评何绍基尤擅草书,自成一家。当然作为碑学来说,尽量还原模仿碑刻形态的书法创作又是金石学派一个奇崛的高峰。历史上像清代的伊秉绶、金农就是其中代表,开创了隶书用笔的一个全新领域,并被后世认可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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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03
简03“乌程以亭行”,居中大书,两侧有“余暨承印”和“二月丁亥卒同以来”,大字书为收信地址与传行方式,收信地址是“乌程”,传行方式是“以亭行”,是由余暨寄往乌程的文件封检。“亭行”是汉代邮驿依亭,“以亭行”在汉代就是以亭为单位传递文书,距离较近通常步行逐亭传递。东晋王羲之信札《初月帖》中有“近欲遣此书停行无人不办遣信昨至此且得去月十六日书”此帖“停行”的停字虽没有用“亭”,应该还是指“亭行”无人办理邮寄书信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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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40

乌程汉简的草书可分为章草和今草两部分,主要都是在信牍书写上,也有少量的公文记事。简40急就奇觚简仅存4字,为《急就篇》第一句,结字隶意明显,略有草化,没有传世的汉末皇象《急就章》中4字草化那么明显,因此可以判断此简早于三国期间。章草是篆书演进到隶书阶段为了书写快捷而产生的一种书体,张怀瓘《书断》:“章草即隶书之捷,草亦章草之捷也。”此隶书非指成熟隶书,而是古隶、篆隶而言,故章草多有隶意,也并不成熟,很多笔画仍保留着隶书的波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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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20
简20章草信牍,全篇内容完整释读清晰,“诸书先日去造次语言不尽到舍平安……”,草书体势已经明显成型,个别用笔仍然保留着隶书波磔的笔意,隶草混杂,古意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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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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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39

简19“卖布踈”、简39“如律令”亦然,尤其“如律令”全简仅余这3字,起笔圆润自然,简洁明快,一气呵成,可见写者内心情趣十足。

简09、22、30,与西北居延汉简用笔结体风格非常相似,应是同一时期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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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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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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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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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30

简16保存完整,前后两面书写,内容丰富,书写沉稳,不急不缓,起收笔精致准确,其中“父”“坐”“前”“顷”“来”“缓”“急”等几字用笔结体已经与两晋行草书接近,极是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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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16
简14下部略有残损缺几字,双面写满,“禁伏地再拜言稚文足下顷不想见頫领事善万年……”,用笔自然浑厚,姿态多变富有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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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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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14-2
简45郑少卿钱五千,草书采取右上斜势,与个别古隶取势相同,打破了秦汉篆隶平正体势的惯例,呈现出一种独特的书法审美韵律,常为后世书法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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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45

简21为上尖下宽的锥形信牍,下端有火烧痕迹,此简正文中上用标准汉隶书写,左侧采用草书小字类似跋文,此种章法为书者有意识排列,已经与后世无异,在汉简中极为少见,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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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21
简05为章草医药简,正反两面均有书写,一面字迹清晰,主要书写的是药名、剂量、炮制方法,另一面下半部字迹已漫漶不清,有专家称简中记载药名,绝大部分都是《伤寒杂病论》中的常用药,与《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气》和《金匮要略·痰饮咳嗽》中所记录的用药高度重合,是研究汉代医药的重要资料。乌程汉简中草书较多,就不一一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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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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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05-2
简01为道教符箓,先在木片上涂墨,然后用朱砂画符,为目前国内出土简牍中仅见。同汉简一同出土的还有松塔形墨锭4锭、朱砂墨、蓝墨锭、汉板砚、削刀各一。如图32、33、34、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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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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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松塔形墨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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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朱砂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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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蓝墨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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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砚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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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削刀

综上所述,乌程汉简的面世不但是研究汉代江南地区历史人文的珍贵文献资料,也对研究汉代书法演变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也为当代书法的临写和创作提供了更为清晰准确的实物范本和参考。 
 
 (原载《中国书法报》第394期第6版)






图片《中国书法报》第394期1、6版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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