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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书法艺术，在中国古代的书法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这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有善极其密切的关系。西汉时期，国家空前统一强盛，经济的繁荣发达，人民生活的稳定，文化的昌盛，这一切必将在社会的各个意识形态领域里反映出来。尤其是西汉武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灿烂的一个时代。汉武帝凭借前期所积累的财富与汉果帝所完成的全国统一，加上他在位五十四年的长久时间，对外如强交流，对内步所创建，造成军事文化的极盛时期。公元前二世纪末，为了保护张骞等勘察通向中亚、欧洲的「丝绸之路」，汉武帝派遣将军霍去病、李陵、路博德、李广利等人，率兵进军河西、新疆’沿途屯田戍边，修筑了许多战郭烽塞关隘。我们今天在河西走廊旅行时，还可以看到那些汉代的古堡和连绵不断的烽缴、塞墙等名胜古迹。
清末以来，中外许多考古工作者在这些被荒弃的遗址废墟上挖出了大量汉代屯戍时使用的兵器、工具和生活用物等历史文物，其中最重要最宝贵的是一些完整的或已残断的竹木片，有的是用麻绳编联成册，上面满是笔墨书写的文字，截止目前共发现了四万余片。西汉到东汉中叶，纸张尚未发明和普及，这些竹本片被当成「纸」来使用，就是那时军事屯戍的原始档案，上至中央颁发的诏书律令，下到兵卒的名册和钱粮收支，无所不包，内容极为丰富，这就是著名中外的汉简。
汉筒出土以后，考古界和文学界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理葬在地下两千年前后的珍贵历史文物，对研究汉代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提供了可贵的历史资料，同时也引起了书法界的重视，如同甲骨文发现以后引起书法界兴趣一样，成为书法家们研究的新课题。它不仅为书法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而且充实了书法艺术实践的新内容。尽管以往考古学者在研究它的历贵值的同时、也曾提出了它在书法研究和古文字方面的重享价值，但还未能系统详尽地研究它在书法源流、书法艺术方面所占的重要地位。
「汉筒」这个名寞我们现在的叫法’因为是汉代的简，故名曰：「汉筒」。如同秦代的衙称为「秦筒」，魏音时代的简称为「魏晋简」一样。在纸末发明和普及以前，书写的材料是「竹帛」。《韩非子·安危篇》说：「先王致理于竹帛。」帛比竹更为稀贵，自然以帛作书者少，以竹简（包括木牍）作书者多，这在历史上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竹木筒易保存，帛不易保存，所以今天我们发提出来的大都是竹木简。
关于竹木筒的发现仅仅只有百年之内的时间。在此之前，人们只能从文献资料上得知一些记载。竹木简的最早发现，是公元一八九九年（清光锗二十五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在新疆塔里木河下游古楼兰遗址发现了晋简一百二十余枚。以后一九0一年（清光绪二十七年）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新疆尼雅河下游古于阗废址发现晋简四十余枚，同时又在古搂兰遗址得汉代木简十九枚。一九O六——一九O九年日本人搞瑞赵在古搂兰遗址发现晋木简四枚。一九一三年——一九一六年斯坦因在敦煌附近得汉木简一百五十枚。我国有组织的考察发掘是在一九三0年，当时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河流域（古居延海）得汉简一万多枚。同年黄文弻在新疆罗市淖尔得西汉木简四十余枚。 一九四四年前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馆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联合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内蒙额济纳河流域所得的两批汉代木简数量最多，且内容丰富，最为珍贵。可惜这两批汉简实物已流入海外（现存英国伦敦博物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现在我们只能见列彩印的图版了。
解放后，党和改府对文物考古工作十分重视，全国各地一批批新出土的汉代竹木简大放异彩、从数量和内容方面都远远超出了过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今就发表和已知的各类竹木简列举如下表。
以上是解放三十年来，我国考古发倔中所获得的大量古代竹木简。这些古筒已编印成书的有《武威汉简》、《长沙仰天湖楚简》、《武威汉代医筒》等，其他还正在整理研究之中。还有解放前出版的有《流沙坠简》，又《考释》；《汉晋西睡木简汇编》；《居延汉简甲编》；《居延汉简释文三部》；《居延汉筒图版之部》（本书于一九五七年台湾出版)。随着文物考古事业的友展，今后将会陆续出版古筒的研究成果。这本汉商书法着重乔绍西北地区出土的汉筒，尤其是居延汉简，它是出土汉简中数量最大，容量最为丰富的一批，且大部分又都是西汉时期的，因而更为贵重。其次还有武威汉简、武威汉代医简、甘谷汉筒等。解放前在敦煌出上的《流沙坠简》因早已编印出版，原物又不在国内，所以图版难以加入。这部汉筒皆都出土于西北地区（包括甘肃、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汉武帝在河西走廊修筑边塞并屯田西域，设置亭隧的地域。故这些简有西北汉简之称。其他各地出土的古简，因资料所限，只能在文字上作一简单介绍。
汉简在书法方面的价值：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书法史和书法源流方面所占的重要位置，二是汉简的书法艺术性。
过去研究书法和临摹碑帖者，大都热习汉代遗留下来的名碑刻石，如《张迁碑》、《礼器碑》、《曹全碑》、《石门颂》、《西狭颂》等等，不一一而举。但这都是东汉以来的书体，多属于分书流派，至于西汉时期字体的变革发展和民间使用流传的字体则是极为罕见的。过去有过不少西汉时代的文字资料，都是刻在铜器或砖瓦石刻上的文字资料。直到汉筒的出土，才真正见到了西汉人们当时使用的书体墨迹，这不能不说是考古工作者的一大贡献。
简牍经历的年代是相当悠久的，上起战国，下止西晋十六国约七百余年，这些书体，在书法发展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现在我们见到时代最早的简是战国竹简，其次是睡虎地秦墓竹简，书体仍属篆体或者篆隶相杂，也有称古隶或秦隶的。《说文叙》说：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汉兴有草书。 这八体之分，有的乃是依书体分类的，加大篆、小篆、隶书。有的则又是依其用途为命名的，如刻符源于符信，虫书（即王莽六书的鸟虫书）源于幡信，摹印源于印玺，署书源于封检，殳书源于兵器。实则只有大篆、小篆、隶书三体，其他皆是这三体中派生出来的，只不过用途之异，体势稍有变化而已。可见泰时的书体，除沿用大篆，使用小篆，并兼有隶书。许慎言，秦始皇帝初兼并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文字，罢其不与泰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东府今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今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搐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据王国维推测，秦人本用搐文，自周平王东迁之后，宗周故地咸阳，已归属于秦，故秦人就用周人的搐文。以后更改为小篆。我们现在保存下来的《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峰山碑》都代表了秦代的规整化的小篆。另外从秦代遗留下来的权（秤锤）、量（斗斛）上所刻当时统一权量的诏书（即诏版），可以窥见由小篆向秦隶演化的迹象。这种字体全用折笔，不用圆转，字形小篆是长形，大小整齐划一，而权量文字则长方大个不拘，而富有篆意。出土的秦简以及《战国纵横书》，还有山东临沂县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膑兵法》，书体都属于篆隶之间的古隶。从秦隶到汉隶是书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变革时期，有着承先启后的重要历史意义。在书法源流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上承前代篆书的规则，下启魏、晋、南北朝、隋、唐真书的风范。同时还发展为草书一体。一种书体的形成除了和时代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并且前一个时期到后一个时期是互相连系的。由秦隶到汉隶的转化，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发展和继承的关系。所以一种文字和书体的由来，都右它的孕育、发展、演化的过程，并且中间有一个过渡阶段。从秦篆演变成秦隶，进而发展为汉隶，这中间的演化我们从古简中看的较为清楚。
东汉初年，为死者树碑立传的风气大盛，留下了不少碑刻，保存到了后世，成为研究汉代书体的主要资料。由于这些碑石距今约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经过历代损毁和风雨浸蚀，损失颇大，现仅存三百多块了。这些碑石有的笔意清楚，保存完好；有的剥蚀严重，字迹模糊残缺不清了。况且这些资仅仅代表了东汉时期的书体，概括不了整个汉代书法艺术和风貌。西汉书体直到本世纪初《居延汉简》出土以后才揭开了研究西汉书体的新篇章。同时填补丁我国书法史上的空白，丰富了我国书法艺术宝库和优异传统。尤其可以提供由小篆到秦隶、汉隶和分书的转化踪迹。
西北汉简中，有明确纪年时代最早的一简，是敦煌附近所发现的天汉三年简（《流沙坠简》屯戍以残九上，公元前九八年），征和五年简（《居廷汉简》一四四三，公元前八八年）。一九七五年河南信阳长台关出土的战国竹简和一九七四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汉筒，就可看出由篆到隶的形体变革来。战国竹简保留的篆意较谈，而其简书则开始向隶书转化。这些隶书的结体显得还不够方整，并无明显的波势和挑法，在字形和用笔上仍具有篆文的特点’反映了这一时期的隶书还处在不稳定的发展阶段。在一简之中住住有篆、隶、草多种笔意出现。一九七二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发现的大批汉简，据考证年代最晚不晚于武帝初年。这批简的书体也与马王堆一号汉墓《遗册》和帛书相似。
武帝以后，隶书发展到了西汉中期和晚期，由古隶逐渐发展到了汉表并向分书演北。波磔俯仰的隶书，在简书中占
居一定的数量。《太始三年筒》《居延汉简》·《屯》一下，公元前九四年），《征和三年简》（《居延汉简》一四四六，公元前九O年），到昭帝时的《元凤元年简》（《居延汉简》一五九，公元前八O年），宣帝时的《本始三年简》（《居延汉简》六六六，公元前七七年），《始建国三年简》（未发表）还有《武威汉简》、《甘谷汉简》，这些简皆可看出由汉隶向分书发展，有些已属于分书的类型。
关于秦隶、隶书（指汉隶而言）、分书之分，自来论说甚多。但就这三体而言，总的是属于一个体系，在时间上是始于泰而兴于汉。但由于在整个这个长时期的历史发展阶段里，也即是在社会发展和书体演化过程中，基于字体风格和书写特点上的局部变化，当然也包括用笔上的变化，故形成了多种风格，加之时代上的区分，则有几个名称。《汉书·艺文志》说：“起于官狱多事，苟趣简易，施之于徒隶也。”卫桓《四体书势》说：“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既令隶人佐书隶宇。”刘宋羊欣《采古末能书人名》中云：“秦狱吏程邈善大篆，得罪始皇，囚于云阳狱，增减大篆体，去其繁复，始皇善之，出为御史，名书曰隶书。”这些论说，一是说明隶书始造于秦始皇时代，二是说明由于使用推进集体简化，“苟趣省易，施之于徒隶也”。是符合书体发展历史的。从《睡虎地秦简》的字体看，虽属于篆书，但已开始隶化。由圆转改为方折，是秦隶的特征。后来字体渐有点画波势，字型由方趋扁，点画波磔明显，已将篆意脱尽，则为汉隶。至顺帝以后的隶书，发展到了汉隶的极盛时期，此时之隶书，乃称分书。洞察出土各类竹木简，则能者的更为清楚了。
另外，在《居廷汉简》、《武威汉代医简》中可以看到不少草书。草书的兴起，后汉赵壹《非草书》说：“起秦之末”。北魏汉式《论书表》说：“（汉）又有草书，莫知谁始，考其书形，虽无微厥谊，也是一时之变通也。”这里指明了秦汉之时已产生草书之说，不过所谓草书究竟指的是章草、今草还是草篆、草隶呢?这些从奏汉时的竹木简中便能窥测。南宋的张栻曾说：“草书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笔札以来便有之，但写的不谨，便成草书。”虽出于推想，是卓有见地的。郭沫若认为，广义的草书先于广义的真书。这个论断也是符合文字发展规律的。简书宁有草篆如《睡虎地秦简》，有草隶如《流沙坠简》、《居延汉简》一般简书中的草隶，我们都把它作为章草，《武威汉代医简》基本上是属于章草，其他简中也可屡见。除章草之外，有些简已属今草的用笔，因为章草的用笔是依据隶书用笔，波势明显，各字独立。而今草之用笔已脱隶意，并带连绵之笔法，速成为今草。如敦煌出土的《流沙坠简》则有发现。另在《居延汉筒甲编》九七A简也可看到，用圆笔书写，具有悬针垂露的笔意。
下面分述图版中所介绍的诸类汉简。
《居延汉筒》除解放前发现的以外，最新所获近两万余枚，可称简中之冠。且大部又是西汉时期的，年代早、数量大、内容丰富，极为珍贵。现正在整理之中。《居延汉简》中的字体篆、隶、真、草皆备，风格多样，各具其美，为研究西汉书法提供的资料也最为丰富。同时研究经籍、史实、朝章、法制、经济、民俗以及古文字方面则更为宝贵。
《武威汉简》据考证的材料得知是西汉晚期的简书，考据者从《服传》的构成年代推断它当是西汉中期而抄写于西汉晚期，从而判断简书的文字代表了西汉向东汉过渡的分书，为东汉分书绮丽纷华的景象奠定了基础。此简秀美精丽，实为难得之佳作。翻看东汉的《礼器碑》则与《武威汉简》特性的简书相仿佛，在用笔上的方笔折锋，要变化，即是承接了它的风格。
《武庆汉代医简》因简册上无记载绝对年号，根据考古学者们研究，初步推断旱滩坡墓的年代当属于东汉早期。简书中的文字是东汉医家手抄的一部医疗实践的经验总结。当然不是专门书家的手迹。如果和《流沙坠简》和《居延汉简》中的字体相对比，却仍有近似的地方。字形已趋于扁势、篆意已基本脱尽。章草韵味浓厚。
《甘谷汉简》（未曾发表）于一九七四年发现于甘肃省的甘谷县，根据简文记载是桓帝延熹元年（公元一五八年）的简册。共三二简，每简书写两行，纵横成行，用分书抄写，字体宽肩，笔画秀丽整齐，墨迹清晰，是东汉时期的典型之分书。此简尤其突出的是波磔特长，这种波势的放纵与东汉时的《孔宙碑》相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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