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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国古代史，“丝绸之路”这个热门话题，无疑是躲不开的，但是关键在于我们用何种视角来审视它，不同的视角、不同的高度，往往会决定着所得出的历史结论的不同。 “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 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丝绸之路”和“东西交流之路”这一概念。 20世纪，沉寂已久的沙漠忽然变得喧闹起来。1900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发现了消失了十几个世纪的楼兰古城。此后不久，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德国的普鲁士中亚考察队、日本的大谷光瑞考察队，相继在尼雅、库车、吐鲁番等地发现了大量珍贵文物。这些尘封已久的沙漠遗存，生动地展示了2000年前的丝路文明，再现了中原王朝开通丝路，经营西域的波澜壮阔的历史。 随着“丝路”成为显学，相关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对于丝绸之路的理解也越加深入。 近年来，西方学界有一种影响颇广的观点，他们认为：数千年来，连接欧洲和太平洋，坐落在东西方之间的那块区域，才是地球运转的轴心。东西方中间地带，自地中海和黑海东岸至喜马拉雅山脉，在过去和今天人们的眼中也许也不算什么重要地段，今天的这一地区仍是一些边缘国家，或者是一些在西方世界眼中的“失败国家”。但是，数千年来，这些地区正是东西方之间的桥梁，并且是文明的交叉点。连接东西方，通过这里的通道，是整个世界的中枢神经系统，将世界范围的各民族各地区联系起来。尽管如此，这一地区一直为主流史学界长期忽略。 东西方皇帝“第一次接触” 汉武帝时，由“张骞凿空”西域而成的道路上，许多中国没有的物产已经从骆驼背上运载而来，如玉石、葡萄、苜蓿等。2002年，在汉武帝茂陵的东侧的昭帝平陵出土了骆驼的骨头。汉代骆驼骨的出土，第一次将汉朝在东西交流中的地位凸显出来，而且拥有了考古实物证据。 也就是说，早在大家耳熟能详的唐代丝绸之路大兴之前几百年，这条通道已经开辟了。 秦汉四百年间，一个帝国——安息，在西亚地区也同样存在，而且其对罗马与东汉之间的联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的汉朝与罗马进行对应，比较准确地说，西汉与共和制罗马，东汉与帝制罗马，是分别相对应的。西汉与共和制罗马之间隔着古叙利亚王国，东汉与帝制罗马之间则隔着帕提亚帝国。从文献中看，东汉时期当时的人已经知道西域最西面有一个大帝国，西域人称之为“大秦”，其意思是可与“秦”匹敌的大国。 东汉桓帝时期，166年，罗马帝国的使节曾访问过东汉。中国史籍记载的“大秦王安敦”也就是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安东尼派遣使节，从越南携礼物而来。越南是当时汉朝与东南亚、印度等地区联系的窗口和大门，印度的使节也曾从这里入汉。 也就是说，在公元2世纪，汉朝与罗马已由海路缔结了直接的交往，东西两个帝国的皇帝有了“第一次接触”，史称“一通”，在历史学界，这一事件与“张骞凿空”一样，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 需要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东西交流并非是直接性的，也就是说无论是通过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还是通过越南的海上丝绸之路，并非直接连接了汉与罗马，长安或洛阳与罗马之间，并非进行了直接的长距离贸易。汉代出土的文物中有骆驼形象、玻璃制品，罗马出土文物中也有丝绸制品，只能说明当时汉朝与罗马之间的接触，是通过中亚或者西亚或南亚一段一节地辗转而至。 2000年前的“全球化” 东西方的交流，是伴随着伟大的历史人物的丰功伟绩而来的。 在西方的关键人物是亚历山大，他的东征速度和广度令人难以置信，影响也更为深远，留下了巨大的遗产，间接促成了古希腊文明与波斯、印度、中亚以及中国文明的交流融合。 在东方，则是汉武帝不断增长的雄心，从而使扩张的浪潮将中国的边界推向更广阔的疆土，并逐渐抵达西域，将整个亚洲连在了一起。疆土的扩张也激起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兴趣，中国和外界的贸易交流开始缓慢开展。 所以，有学者认为，丝绸之路能否畅通是汉朝国力是否强大的见证，是汉朝能否有效影响和控制西域甚至更远国家的一个标志。维持丝绸之路畅通，不仅对汉朝本身，而且对中国历史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我们通常将全球化看做是当代社会独有的现象，但是早在2000年前，全球化就已经部分成为事实。它同样提供着机遇，带来了问题，也推动着技术进步。比如，在罗马帝国的一些保守人士看来，中国丝绸的出现特别令人担忧，甚至随着供应量的不断增长，随处可见而引起恐慌。有文献记载，每年有多达1亿币从罗马流出进入东方贸易市场，相当于当时罗马帝国年造币总数的近一半，并占到了年度预算的10%。需要关注的是，尽管资金量如此巨大，但中国本身在穿越印度洋与罗马的贸易活动中并未扮演着重要角色。扮演关键角色的是贵霜帝国，这是一个汇集了来自印度、中亚和中国各类货物的大型商业中心，大批财富进入贵霜帝国，一个富裕的帝国也由此诞生。 对大多数古代人来讲，世界的概念其实还是局限在当地，人与人之间的贸易交流都在小范围进行，然而人们的趣味和观念都会受到商业产品、艺术风格和几千公里之外其他因素的影响。我们可以用现代的世界想象一下古人：2000多年前，中国的丝绸可供地中海周围城市的权贵富豪们穿戴，法兰西南部出产的陶器能够出现在波斯湾，产自印度的调味品可以用在新疆和罗马的厨房，阿富汗北部的建筑上雕刻着希腊文字，中亚蓄养的马匹则驰骋在千里之外的东方。 随着东西交流进行的，不只是货物，还有思想。最重要的思想是与神有关。宗教的活动在东西交汇的这片区域一直非常活跃。目前已知的是，公元1世纪前后，佛教的传播沿着商人、僧侣和旅者的足迹从印度北部迅速向周围扩展。佛教的传播因粟特商人的活动而生机倍增。他们在连通中国与印度河谷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至公元4世纪始，佛教已遍布中国西北的新疆地区；至公元5世纪60年代，佛教的思想、活动和艺术形象已成为中国主流文化的一部分，与传统的儒家思想形成激烈的竞争关系。 古代世界远比我们想象得复杂，其中许多千丝万缕的联系更不为我们所知。古代社会其实就是我们今日社会的原始模板。在中亚地区，一个布满了林立的城镇（小国）的区域带，形成了一条横跨亚洲的锁链。西方开始关注东方，东方开始注视西方。东西方共同增进了印度、波斯湾和红海之间的交流沟通——古丝绸之路充满着我们无法想象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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