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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和乌克兰危机：集体安全化  作者：James Sperling，阿克伦大学政治学教授。他的出版物探讨了战后德国对外经济和安全政策的各个方面，以及新安全议程、全球安全多边主义和当代国际体系中的区域安全治理问题；Mark Webber，伯明翰大学国际政治教授，曾任拉夫堡大学政治、历史和国际关系系主任，2011年至2019年7月任伯明翰政府与社会学院院长，自2014年以来，他一直是英国国际研究协会（BISA）的受托人，2019年至2020年担任BISA主席。 来源：Sperling, J. and Webber, “NATO and the Ukraine crisis: Collective securitis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 No.1, 2017, pp. 19–46. 导读 安全化理论（Securitisation Theory）很少关注行为者如何集体进行安全化，也忽略了区域安全组织等行为者。这种疏忽值得纠正，原因有三：首先，北约在一系列问题上不断进行安全化，这一过程反映了北约与其成员国之间被低估的递归性互动；第二，乌克兰危机导致俄罗斯被明确认定为威胁来源，因此引发了联盟的集体（再）安全化；第三，表明北约作为安全化行为体对其他区域安全组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提出了一个集体安全化的模型，并将其应用于冷战后北约对俄罗斯的去安全化以及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的再安全化进程。 引言 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是北约与俄罗斯关系的转折点。在2014年9月的峰会上，北约宣布，“俄罗斯的侵略行动......已经从根本上挑战了一个完整、自由、和平的欧洲愿景。”盟国承诺 “扭转国防预算下降的趋势”，通过一揽子措施安抚东部盟国，并重新配置其 “军事战略态势”。北约战略转变的突然性和持久性在三个方面令人费解。首先，北约对俄罗斯之前的好战行为没有做出类似的反应。其次，这种调整的果断性是前所未有的。第三，北约将一个区域性问题提升为具有生存意义的问题，值得研究。安全化理论为解决这些疑问提供了框架。通过北约-俄罗斯的案例，作者认为国家集体可以被理解为安全化的行为者和指涉对象。因此，作者证明了一种“集体安全化”的现象。 北约——俄罗斯以及国际关系理论的限制 现实主义立场从联盟所处的物质环境推断联盟行为。米尔斯海默更关注俄罗斯的威胁意识，而非联盟的威胁意识。沃尔特的“威胁平衡”主张北约等联盟动员对抗威胁。但是，沃尔特的理论是关于联盟形成而不是联盟行为的理论。其次，沃尔特认为影响联盟形成的四个威胁来源（综合实力、地理上的邻近性、进攻性力量和侵略性意图）在解释北约对俄罗斯的反应时并不都适用。沃尔特同意威胁认知会影响联盟形成过程，但却没有明确说明其中的因果机制。对于进攻意图的认知如何在联盟内部汇总及其如何转化为政策，都没有给出理论解释。 制度主义为北约的复原力和适应性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提到北约的外部威胁环境。从推论上说，北约2014年后的政策转变可以从功能上解释，也可以从国家偏好上解释。然而，这些解释无法说明为什么2014年以后北约集体防御重要性高度上升。 社会学制度主义的本质上是规范性的。组织体现了一个共同的身份，根据共同的价值观和社会规范塑造其成员的行为模式，并通过实践加以强化。从该角度来看，北约是“西方自由民主社会的制度表达”。 作为安全共同体的一种表现形式，北约的规范和身份决定了它对外界的行动。然而，该概念缺乏一个分析工具来解释2014年后的政策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因此，作者转向安全化理论。 安全化理论 作者借鉴了哥本哈根学派（Copenhagen School）的基本论点引出集体安全化相关的核心假设。在最初的表述中，哥本哈根学派认为安全化理论有两方面的目的。首先，安全化理论解释了问题如何从普通政治领域转移到安全领域。其次，安全化理论分隔开安全化动议的机制。安全化由言语-行为发起并通过安全化动议在一个政治共同体内构建了一种主体间的理解，将某些东西视为对指涉对象的存在威胁，并呼吁采取紧急和特殊的措施来应对。反之，去安全化过程，即将问题从“安全”议程上移开，回到公共政治话语和“正常”政治领域。三个问题——国家中心主义、威胁构建和受众角色——在安全化理论中受到争议。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威斯特伐利亚紧身衣”（'Westphalian straitjacket’），它将安全化理论嵌入到对国家能力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理解中，并且在威胁定义过程中给予政治精英特权。事实上，许多安全化文献都兼顾考虑了政府间和非政府行为者。目前，安全化理论被明确地应用于北约，然而，这些研究并非关于集体安全化，它们只是把国际或非政府组织作为分析的焦点，作者意在说明一群国家如何协同进行安全化，以及这一过程是如何表达和制度化的。 至于威胁的构建，哥本哈根学派认为，言语-行为本身就构成了 “安全”。言论行为并不与现实分离，它只是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对现实进行解释。国家必然会对威胁做出反应，当威胁具有系统性的指涉时，集体安全化就有可能发生。 第三个问题涉及到安全化行为者和其受众之间的确切关系。最近，奥利·维夫认为，安全化涉及行为者和受众之间的政治互动，通过这种互动就不安全的来源达成协议。以这种方式看待安全化有两个好处。首先，它指明一个持续的、需要对话、谈判和妥协的过程，而不是安全化行为者的单一、单向的交易。受众不仅仅是安全化动议的被动接受者，同时也赋予了这一动议以力量，甚至可能是它的发起者。作者将国际机制中的这一过程定义为递归互动：安全行为体（组织）和其受众（组织的成员）之间就威胁的内容和形式以及相关政策反应进行反复讨价还价和实质性交流的过程。集体安全化（特别是在军事领域）的受众由国家组成的，行为体（即北约）并不享有默认的地位权力。这样的动态肯定了认真对待受众和递归互动的必要性。 对安全化理论的修正 为了将安全化理论应用于集体安全化，使其与北约（以及其他区域安全组织）相关，作者对安全化理论进行五次修正。 第一个修正案的核心是区分私人和公共安全产品。作者把安全化看作是各国对威胁的共同认识的结果，然后就适当的政策反应达成一致。国际组织（特别是区域安全组织）是观察这一过程的明显框架。 第二个修正与机构的概念有关。像北约这样的安全组织并非是“原子化地追求”单个成员利益。北约聚合了物质力量，但也体现了象征性的力量，它本身就具有安全化动议的权威。只有先验地将北约视为一个递归互动的场所，即联盟同时是一个安全化的行为者和受众参与的框架，才能理解北约在安全化中的重要性。 第三项修正来自于安全化理论的固有主张。以国家的完整性作为指涉对象来思考安全化过于狭窄。在密集的制度化安全空间中，完善的规则和规范制约国家间的互动。违反规则不仅挑战了安全化动议的具体领域，而且挑战了更广泛的国际秩序。简而言之，集体安全化反映了指涉对象的分层：国家、国际组织和国际秩序。 第四项修正考虑如何采取应对措施。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是要超越哥本哈根学派对言语-行为的强调。安全化动议和受众的接受只是安全化的一部分；第二，紧急情况不应该是安全化的定义标准。一个安全化的问题可以在国内政策中成为常规，而这种状况在适用于集体安全化时也同样重要。 最后一项修正涉及再安全化。再安全化实际上是一个单边过程，可以由去安全化努力的任何一方发起。重要的是存在一个现成的安全语法，使行为者更容易发起再安全化行动，并鼓励受众毫无保留地接受它。 集体安全化 当一个国际组织拥有法律和政治权威，拥有议程制定权，是制定和实施共同政策的框架，并且是共同安全叙事的储存库时，该组织有可能成为集体安全化的场所和代理人。当公共安全受到威胁时，集体安全化就可能发生。 区域安全组织的集体安全化过程有六个不同阶段（见图1）。第一阶段代表安全话语和实践现状。第二阶段是一个/系列足以打破现状并促使行为体（及其听众）认为外部安全环境正在恶化的诱发事件。第三和第四阶段通过递归互动是相互依存的。突发事件引发了安全化动议。对于集体安全化理论来说，有必要说明这样的动议是如何在集体层面上被发现的。第三阶段威胁的集体表达并不完全独立于受众。安全化（或再安全化）动议采取演讲的形式，它由权威人士的声明组成，这些声明表达了联盟的意愿，并体现了北约成员之间以及这些成员与北约官僚机构之间的递归互动。一个安全机构只有在成员国授予其法律和政治权力的情况下，才能充当安全化的角色。因此，该过程的第四个阶段是授权受众参与安全化动议并对其进行验证。  图1 区域安全组织集体安全化过程的六个不同阶段 随后两个阶段围绕着制定和执行解决安全化威胁的政策。当一个行为者获得受众认可，并采用共同政策时，就会出现成功的集体安全化。集体安全化的最后阶段是修正战略词汇、议程和实践的常规化。 NATO和集体（再）安全化 作者将该模型应用于北约对俄罗斯的（再）集体安全化进程，背景是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 1. 维持现状的安全话语和实践 在冷战期间，北约对苏联和华约进行了持续的安全化进程，根本目的是为了阻止苏联的侵略。苏联解体至乌克兰危机之间，“伙伴关系”的假设构成了冷战后的现状，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俄罗斯的特权地位，双方的实际互动，以及北约战略姿态转变。 冷战后，北约战略概念以积极的措辞提到了俄罗斯：根据1999年的文件，俄罗斯是 “强大、稳定和持久的伙伴关系”的组成部分，而根据2010年的文件，俄罗斯是“强大和建设性的伙伴关系”。1997年的《相互关系法》指出，俄罗斯与北约并肩作战，在 “欧洲-大西洋地区建立持久和包容的和平”。与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对于在欧洲'创造一个和平、稳定和安全的共同空间’仍然重要。北约与俄罗斯的实际合作一直存在。科索沃问题上的断裂在9/11事件后因合作的加强得到修复，而格鲁吉亚问题上的断裂则在北约2010年里斯本峰会后得到修复。北约的战略态势也反映了对与俄罗斯伙伴关系的投资。基本协议文件（Founding Act）指出，北约将避免在新成员的领土上部署核武或 “额外的永久性......和实质性的作战部队”。在1999年和2004年的扩军后，北约避免了向东欧盟国提供增援能力。在整个2000年代，北约实际上一直专注于地区外的武力投送。 2. 诱发事件 第一个事件为2014年3月，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第二组事件为顿巴斯地区的武装冲突与自行宣布独立。对于北约来说，寻找法律依据进行（再）安全化十分重要。首先是俄罗斯行动明显的军事性质。俄罗斯武装驻扎俄乌边境，为分离主义分子提供了先进的军事装备，并向冲突地区派遣了军事顾问。俄罗斯部队分队和特种部队也直接介入了战场。俄罗斯海军和空军增加了在波罗的海地区、高纬度地区以及北海和黑海的活动，增加了军事演习的规模和节奏，并进行了核示警。第二点是俄罗斯对其边界的正当性要求以及随之而来的反北约情绪。普京提出克里米亚与俄罗斯的联合是必要的。他在2014年9月表示，乌克兰危机是 "某些西方伙伴策划的"，目的是 "重振 "北约的 "军事集团"。 3. （再）安全化动议 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前，北约避免将其认定为威胁。然而，自2014年3月后，北约对俄罗斯态度彻底转变。 北约指控俄罗斯'持续和蓄意破坏’地区的稳定。2014年9月的威尔士峰会认为，俄罗斯的行动已经破坏了20多年来的伙伴关系努力，斯托尔滕贝格将其描述为'对国际秩序的挑战。2015年6月北约宣布，“俄罗斯”继续通过军事行动、胁迫和恐吓其邻国来挑战 “欧洲-大西洋安全”。美国驻北约大使在2015年指责俄罗斯撕毁了 “国际规则书”，其与北约的关系 “跌至几十年来的最低点”。在2015年的《未来联盟行动框架》中，北约将“欧洲-大西洋地区”涉及“混合行为体”的冲突、“北约边界的扩张主义”、“北约成员的内部不稳定”和“联盟内部的大规模叛乱”列入威胁情景。 4. 受众回应 如上所述，北约的安全化受众（成员国）也对安全化动议负责。就美国而言，重大分歧反复挑战着对伙伴关系的口头承诺。在克林顿和布什政府时期，美国没有明确将俄罗斯定义为威胁。奥巴马政府在第一任期和第二任期早期也复制了这一模式。然而，乌克兰危机导致了战略变更。即将上任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声称，俄罗斯的行为已经危及到北约的东部边界。这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了'生存’威胁。“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正在 “破坏地区安全”，而且俄罗斯的“行为方式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奥巴马也认为俄罗斯挑战了'国际秩序的最基本原则’。英国对俄罗斯的官方看法与美国如出一辙。德国和法国直接参与了明斯克协议调停，其立场比较受限，但是威胁感还是相继出现。 5. 政策产出 成功的安全化需要对安全化动议（言语-行为）作出回应。北约的反应是立即暂停了与俄罗斯的“所有实际的民事和军事合作”。这些措施分为两类，被北约定义为 “保证”和“适应”。这两类措施都被整合到了威尔士峰会上批准的“战备行动计划”（RAP）中，该计划得到了增加盟国国防开支的共同承诺的支持。北约国防部长们在2015年年中总结说，正在进行 “对（其）军事战略态势的深远调整......重新强调威慑和集体防御能力”。斯托尔滕贝格指出，这是“自冷战结束以来对北约集体防御的最大强化”。 6. 新的安全现状 斯托尔滕贝格在2015年12月指出，“俄罗斯在欧洲-大西洋地区的行动所带来的挑战将长期伴随着北约”。北约的东翼和南翼都被副秘书长称为 “面临全面的、360度的威胁”。与此同时，对俄罗斯的重新定性已经成为惯例。在华沙峰会召开之前，北约官员的语言仍然是威慑、防御和决心——甚至是对敌对行动的考虑。 结论：集体安全化的背景 为了应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北约已经明显的将再安全化话语转化为具体的政策措施。然而，本文的案例的说服力受制于三个方面的限制。 首先，从理论上讲，哥本哈根学派经常被认为是描述而非解释安全化过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哥本哈根学派是无理论的，建构主义的逻辑是其基础。 其次，受制于篇幅，作者未对成员国的国家政策和态度差异进行逐一分析。但作者认为该分析方法缺陷很小，北约结合了集体目的的行为，对北约的分析处理完全合适。 最后，作者未直接分析乌克兰危机以外事件。然而，作者认为，乌克兰危机具有独特的重要性。在这一事件发生之前，北约与俄罗斯一直保持友好关系，此后关系迅速恶化，正是这种断裂使作者区别对待。 词汇积累 吞并 Annexation 好斗性 Bellicosity 恶果 Repercussion 敌意 Antagonism 递归互动 Recursive Interaction 译者：王浩宇，国政学人编译员，巴黎政治学院国际安全硕士。 校对 | 邓浩然 审核 | 丁伟航 排版 | 杨璐蔓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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