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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世情小说《歧路灯》通过写谭绍闻从堕落到回头重整家声，将对作者心目中理想士人群体的描写，以及谭绍闻在悔悟前后的感受都融汇在文本中。把这些描写融会贯通起来，可以比较完整地看到作者所主张的家风家教。这是一种属于一般世庶之家、也就是中下层社会的严格的家风家教，涉及了从衣着打扮、娱乐、交友等方方面面。 本文将结合这种家风家教在小说中的表现和古代社会有关家风方面的经典来加以比较，说明其特点和典范性，并在最后谈谈《歧路灯》宣扬的严格的家风家教在世情小说史上的意义。 衣着打扮是一个人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歧路灯》的主张可能不太合乎今人的标准。第63回谭绍闻到娄朴家，娄朴的伯伯批评了谭绍闻近日的荒唐行为，并且说：“我是个村庄农人，说不上来什么巧话儿，我就把你爷教训我的话，我常记着哩，今日学与你听。我当初在您那萧墙街，开了个小铺儿，年轻时好穿两件子时样衣裳，并不曾吃酒赌博。你爷爷看见，就说我一心务外，必不能留心家计。”可见《歧路灯》的作者主张衣服要朴素大方就好，一个人不应该在衣着上追求华丽。 第90回写谭绍闻的父执辈的程嵩淑与苏霖臣的衣着，刻意与谭昔日在赌博场认识的匪类张绳祖、王紫泥相比：“今日熏薰莸同一器，本来万难刻停，况且衣服褴缕，虽说绸缎，却不免纽扣错落，绽缝补缀，自顾有些减色。程、苏二公，虽说大布之衣，却新鲜整齐，看来极其稳雅。”看来布衣就是作者最欣赏的衣着。这当然是一种代表传统社会节俭朴素家风的衣着标准，值得今人思考。 一个理想的家庭，可否有娱乐工具？如果可以，应该是什么？ 小说第83回有如下的议论：“却说王氏一向糊涂，怎的忽然明透？原来妇人性情，富厚足以养其愚，一经挫折，因悔知悟，竟能说书籍笔墨是传家宝贝；见了农器耕具，知道是吃饭家伙；织机纺车，知道是雪中不寒，夜间不冷的来路。不然者，大富之户，直看得戏箱是壮门面彩头；小康之家，就看得赌具是解闷的要紧东西。” 看起来，富裕人家的戏班子、小康之家的赌博用具这些用来娱乐的东西都是作者反对的，他认为戏班子是不紧要的，赌具则更是害人物、应该趁早丢弃的，恰如今日很多家庭都有的麻将。 第99回又有一段议论说： 赌博之场，儓瞀也有八分轻忽，所谓“君子不重则不威”也；衣冠之会，宾主皆具一团恪恭之心，所谓“上行下自效”也。究起来媟亵场儿，当下也有些欢乐，将来只有不好处没有好处，衅端即起于浃洽，戈矛即蕴于谈笑；礼法场儿，当下虽有些拘束，将来只有好处没有不好处，恭敬可以蓄德，缄默可以免訾。 赌博当然是作者深恶痛绝的，被认为是败坏人家子弟最常见的东西，而一般人却把它当然娱乐消遣，这当然是作者反对的。 第50回写谭绍闻续娶了巫翠姐，在家里与妻妾赌博玩耍：“谭家累世家规，虽说叫谭绍闻损了些，其实内政仍旧。自从娶了巫翠姐，开了赌风，把一个内政，竟成了鱼烂日馁。”紧接着，谭绍闻夫妇去岳父家过元宵佳节，因天气变化不能看灯，就让亲戚陪着去赌场玩耍，居然因此闹出人命来，差点被官府捉拿，受辱一场，后来靠损友夏逢若的主意打通关节，才摆平此事，又花掉不少钱财。 谭绍闻误入此道，因赌博而把家业弄到近乎凋零地步才回头，对今人来讲当然也极具教育意义。所以《歧路灯》对赌博的反对绝不能以所谓宣扬封建主义或伦理纲常的名义被否定掉。作者认为赌博、嫖妓一类的“媟亵”场所是不可靠近的，相对的，他推崇今人视为拘束人的“礼法”场所，认为多到此等地方，将来只有好处没有不好处。这也是值得今人重新思考的。 从前面所引内容来看，关于大户人家养戏班子一事，作者也是反对的。明清世情小说对于大家或世家戏班的描写颇多，可见是一种常见现象，因此《歧路灯》的这种态度就是一个需要稍加辨析的问题。 简单来说，作者之所以反对家庭戏班子，无非是因为其开销巨大，若家有未成年读书人，则会因爱好戏曲而耽误学业。书中谭绍闻即因匪类引诱，招揽戏班子在家，后来竟闹出官司来；而盛希侨因为无心读书，为打发时间，除赌博、嫖妓之外，一意养戏班子，耗散大量钱财。 总之，从教育子弟好好读书的角度出发，认为养戏班子是不务正业之举，就是李绿园反对大户人家养戏班子的根本原因。当然，在很多地方作者表现了对戏曲的蔑视或否定，对此，学术界有很多研究[1]，本文不必过多涉及。不过也应该指出，在第10回描写娄潜斋为了给谭孝移解闷，怂恿着一起去看了全本戏曲《西游记》，肯定好玩的戏曲可以起到令人心情“意外开豁”，是对于戏曲的有限度的肯定。 《歧路灯》当然主张严格遴选朋友，原则是不可近匪人与小人。这方面无疑是对孔孟思想的继承。《论语》云：“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有便佞，损矣。’”（《季氏》） 孔子认为应该与那些“直”、“谅”、“多闻”的“正人”交往，以便给自己带来好处，不与那些“便辟”、“善柔”、“便佞”的“匪人”交往，以防会给自己带来损失。 《论语学而》又云：“子曰：'……无友不如己者。’”《孟子离娄下》则云：“……取友必端矣。”又：“友也者，友其德也。”（《万章下》）等等。可见孔、孟对朋友要求的中心是品德高尚、且能够直接指出自己的错误，帮助自己提高修养学问，而不是一味顺从自己，至于花言巧语地欺骗甚至坑害自己的人，则更在损友之列了。 谭绍闻父亲谭孝移的八字遗言中“亲近正人”则是对交游原则的正面表达，而谭孝移与几位理学朋友之间的相处则是作者笔下人物交游的理想范式。 前文提到，盛希侨作为不读书、骄奢淫逸的世家子弟，作者显然是带着否定态度写谭绍闻和他的交往的。 第20回作者借程嵩淑之口如是批评他：“可惜藩台公朴斋老先生，竟生下这样一个公孙。当日藩台公学问淹博，德行醇正，真正是合城中一个山斗。到了别驾公，就有膏粱气了，养尊处优之中，做下些不明不暗事儿。未及中寿，忽而物故。撇下两个公子，小的还不知怎样，这大的行径，并不像门第人家子弟，直是三家村暴发财主的败家子儿。下流尽致！不如谭世兄怎的就被他勾引去了？我看这盛公子是一把天火。自家的要烧个罄尽，近他的，也要烧个少皮没毛……？” 同回中程嵩淑还直接批评他：“当日令祖，犹勉我以远大。今世兄伟表敏才，亦当加意刻励，以绳祖武。近闻人言，世兄竟是不大亲书，似乎大不是了。” 这里都不是在谈维护封建统治的问题，而是人家子弟该如何自立于世上的问题，很显然，作者主张子弟要好好读书，不能依靠了祖上的财产就不事上进、任性胡为，所以接下来小说就因他听不懂程嵩淑问他今日是其祖父初度之辰（生日）、还是捐馆之辰（去世之日），而令其大大尴尬一场：“可惜一个世家子弟，竟是不懂的，只是瞪目不答。” 程嵩淑进一步指出他祖父忌日绝不是当天，因为自己去主持过其祖父的葬礼，当时衣服都汗湿了，使盛希侨更加脸红。作者借此对不读书、任性胡来的纨绔子弟的批评，并没有过错。而接下来还写谭母王氏却极力赞成谭绍闻和盛希侨的交往：“一朝天子一朝臣，难说叫大相公每日跟着一起老头子不成？况且一个是丈人，一个是先生，怎么相处？那个姓夏的，我不知道。这盛公子，乃是一个大乡宦家，人家眼里有咱，就算不嫌弃了，还该推脱人家不成？”（第19回） 其结果就是谭绍闻在堕落的路上越走越远，从中反映了交友的确需要谨慎、不能只看表面的风光与否，而王氏的见解的确只是妇人之见，见识浅陋、不够长远，也不合理体，对此今人应该加以理解。 对于将谭绍闻导入“匪途”的夏逢若之辈，作者当然更加否定。谭绍闻在悔悟后，看到夏逢若在道台府当差、因克扣银两被锁起来的下场，就想：“古人云，不可一日近小人，真金石之言。回家好对篑初说，他日做官立朝之道，视此矣。”（第100回） 在不许子弟滥交匪人的问题上，《歧路灯》中受到作者肯定的娄潜斋可非常以说做得非常到位，今人也未必能理解，遑论赞同。 前文提到的第25回作者借谭绍闻外出赌博、几天不回家，谭母王氏派仆人德喜儿到娄家寻找之机透漏，娄潜斋因为儿子娄朴在路上与匪类拱手打招呼，罚娄朴跪在院子里。可谓严格异常。至于其中的道理，恐怕只有古人才能懂得。 对于亲近正人的好处，作者多提处到： 却说到了谭宅请日，众嘉宾陆续集于碧草轩上，五位老先生，耆宿典型；五位美少年，磊磊英俊，好不羡人……相见礼毕，五位少年恂恂然各尽后进之礼，五位长者，夸美之中带些劝勉话头。这才是高会雅集，下视那庸夫俗子相遇，老者以圆和模棱为精于世道，少者以放肆媟亵为不拘小节，相去奚啻万万也。（第62回） 绍闻道：“天下为娘的，没一个不见儿子亲。必定是有管教才好。像我爹爹这样人，学问好，结交的朋友都是正人，教儿子又严又密。……（第86回） 第99回还写到，盛希侨在弟弟盛希瑗主动与自己和好后，自己也有改过向善之意，邀请了张正心、娄朴等以及先已回头的谭绍闻，要让弟弟盛希瑗跟随大家进京赶考，此时气氛与以前赌博嫖妓时自有不同：“谭绍闻下车，恰逢盛宅兄弟出迎，同入大厅。娄朴、张正心早已到院拱邀。盛宅各仆从，莫不肃然。这不是因举人、副榜到宅，别立体统，总因赌博之场，儓瞀也有八分轻忽，所谓'君子不重则不威’也；衣冠之会，宾主皆具一团恪恭之心，所谓'上行下自效’也。……这宾主五人，此时在祥符城中，到了渐远孩稚半入老成的地位，今昔自有不同。”也是赞美回头走上正路的盛希侨与谭绍闻最近的交游。 此外，还有结拜兄弟姐妹之事。作者也是反对的。 第100回王氏和王隆吉说到女人拜干姐妹比男人拜兄弟要长久，王隆吉说：“拜干弟兄，男人家不必；拜干姊妹，女人家更不可。”王氏道：“你姑夫在日，常如此说，我只说他性子怪，说这咬群话儿。谁知你今日，也是这般说。”隆吉道：“侄子如何比得姑夫。像我姑夫在日，与娄、孔、程、张、苏诸老先生，活着是好相与，死了还不变心，他们何尝结拜过？”王氏道：“这几个人我是知道的，果然待咱这一家子，死了跟活着总是一样子，我如今看出来是真的。” 所以说，小说肯定的是君子之交，否定的是世俗的结拜兄弟姐妹。 李绿园循着传统思想，主张一个人在为人处世的态度上要谦恭、乃至恐惧小心，品德上要老实，这就是《诗经·小雅·小旻》所谓的“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谭绍闻的父亲就是这样的人，他的名言是：“我在这大街里住，眼见的，耳听的，亲阅历有许多火焰生光人家，霎时便弄的灯消火灭，所以我心里只是一个怕字。”（第3回）”由怕出发，他对儿子管教极其严格，一般都不允许出门玩耍，以至妻子王氏怕儿子闷出病来。 第32回，谭绍闻第一次经官之后，众人议论，有一位老者说：“我眼见多少肥产厚业比谭家强几倍，霎时灯消火灭，水尽鹅飞，做讨饭吃鬼哩。”作者议论：“这正是：陈曲做酒，老汉当家；司空见惯，识见不差。”这可以说是对谭孝移的话的回应。 从恐惧、害怕出发，就要求后辈子弟做人要谦虚、恭敬、谨慎。第62回众父执阻止谭绍闻听了阴阳先生的话要迁祖宗之坟，其中程嵩淑说“言吉凶的莫详于《周易》，其间言吉的大约都在恐惧、敬谨一边，言凶的多在亢傲、倾邪一边……周夫子《太极图》上说：'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修是修德，不是修坟；悖是悖了理，不是悖了向。太公《丹书》上说：'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就是此意。 第90回又在写匪类见到谭绍闻父执辈时的情形时有言：“大凡小人见正人，有两幅面孔：当全盛时，他的气象是倔傲的，言语是放肆的，极不欲正人在座；当颓败时，他的面貌是跼蹐的，神态是龌龊的，又只欲自己起身。”就是对谦虚、恭敬、谨慎的为人处世的态度的反面——倨傲与放肆的批判。 至于子弟的德行，《歧路灯》主张最低不能越过不刻薄的底线： 老实二字，俗人看来，与愚相近；识者看来，却与诚字为邻……缘不老实人，定然居心刻薄，待人行事，纵然假托慷慨，不难以千金赠人，貌似恭谦，不惮于百拜款接，看着是鹰化为鸠，甚实两只鹰眼还在。这绍闻虽说丢了行止，堕了家业，要之不曾犯了刻薄的边界；倘若犯了刻薄二字，便把循良风规、孝顺血脉阉割了，如何能生育繁衍呢。（第87回） 作者赞美谭绍闻毕竟继承了祖上的遗风，虽然堕落，但没有刻薄不老实的行为。此外还强调诚实，也与老实、不刻薄相近，甚至认为与其聪明，不如老实、甚至蠢笨： 却说王氏是一个昏天暗地的母亲，绍闻是一个信马游缰的儿子，如何讲出大道理来？原来人性皆善，绍闻虽陷溺已久，而本体之明，还是未尝息的。一个平旦之气撵回来，到孝字路上，一转关间，也就有一个小小的“诚则明矣”地位。那王氏是谭孝移自幼夫妇，曾听过一言半语，这日子穷了，受过了艰难困苦，也就渐渐的明白过来，况绍闻近日改邪归正，也足以感动人的，何况属毛离里之亲。（第86回） 绍闻道：“可怜咱家福薄，我爹去世，把咱母子撇的太早了。我是少调失教。娘呀，你又见我太亲，娇惯的不像样。”……“若是单依着母亲一个老人家见亲，姿性蠢笨的，还不妨事；若是姿性聪明的，就要吃了亏。（第86回） 《歧路灯》的家政观上值得一提的地方还有反对风水先生的迁坟（第62回）等等，不一一赘叙。 《歧路灯》显然是赞同严格的家风家教思想的。在第58回的结尾，作者写了谭绍闻在被骗入赌场输了八百两银子后之后议论说： 学生定要择地而蹈，宁可失之严，不可失之纵也。试看古圣先贤，守身如执玉，到临死时候，还是一个“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光景。难道说，他还怕输了钱，被人逼债么？ 这里说的“宁可失之严，不可失之纵”，与明末以来思想界对王学的反思是一致的。前文说过，明末清初，中国社会因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政治黑暗而腐败、社会风气堕落，加上边境满清贵族、日本倭寇的骚扰，社会局势的危亡激发了世人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意识，思想界开始反思前一阶段的个性解放思潮，自中叶以来狂放不羁的追求个性解放的浪潮，现在被当做社会风气颓败的罪魁遭到批判与清算。 前文引用过，东林党代表人物顾宪成将朱熹之学与王守仁心学作了对比后就说:“以考亭(朱熹)为宗，其弊也拘;以姚江(王守仁)为宗，其弊也荡。拘者有所不为，荡者无所不为……昔孔子论礼之弊曰'与其奢也宁俭’，然则论学之弊亦应曰与其荡也宁拘，此其所以逊朱子也。”[2] 这里说的“与其荡也宁拘”，就与《歧路灯》里说的家教“宁可失之严，不可失之纵”是同样的意思。 一般来看，如果说明代后期思想文化界的问题是由于最高统治者自身的放纵使社会思想过于宽松，以至道德崩溃的话，那么清代前期则是由于回到传统礼教，而重建了社会道德观念，但也使思想文化归于沉闷乏味。这种思想环境对《歧路灯》的影响是明显的。但是说到家教的问题，《歧路灯》这种“宁可失之严，不可失之纵”的思想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 [1] 如杜贵晨：《李绿园<歧路灯>对戏曲的态度、借鉴与描写》，《大连大学学报》2019 年第 5期；孙振杰:《<歧路灯>中的戏曲活动》，《平顶山学院学报》2012 年第 6 期。 [2] (明)顾宪成:《小心斋札记》，《顾端文公遗书》(卷三)，光绪丁丑泾里宗祠重刊本，第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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