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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的治学范围宽广，视野开阔，坚守“胸怀全局，行守本位”的学术理念，专业方向主要集中在中国古代史、史学史和古籍整理、历史文献研究等方面，同时对史学理论与治学方法等也卓有建树，博大而精深。作为学生，笔者深知自己限于学力和知识结构，对王先生的学问知之甚少，无资格评论先生的学术成就，既不能简练而精确地概括其全貌，更难以窥见其独到精髓之处，说学术贡献也是挂一漏万，只是以管窥蠡测的方式作些介绍而已。中国古代史。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下五千余年源远流长，典籍文献浩如烟海。王先生在中国古代史领域，其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五帝时代和清代学术史的探索上。王先生认为：五帝时代是中国民族形成和传统文化导源的蕴育成形的历史阶段。“五帝”一词为战国时人对正式朝代形成以前漫长时期的统称，其说见于《荀子·非相》篇与《韩诗外传》卷三。其上限为从有称“帝”者之时起，其下限则为正式朝代形成之前。五帝时代是已有一定水平的农业社会，部族以定居为主，一方面须建围墙以便守卫，一方面各部族宜加强联合，以便处理各部族间之事，并防御游牧部族之侵扰。在加强联合中，某一地区中之强有力者居为首之地位，称为伯，一般的部族称为诸侯。在各地区之上更为强有力者，则可以称帝称王，其地位高出众部族之上，实为天下之共主。为天下共主者，除本部族有较高的文化和物质实力外，其本人需有远见，不斤斤计较目前微利，态度公平，方可得到众部族的信任。这个时期的共主，不必为一部族长期包办，转让于其他部族时，即是后世艳称的禅让了。禹本来禅让给益，而禹之子启以武力夺取了益的共主地位，但其后又失去了。禹的后人杼，在取得共主地位后，以其子孙相传，于是形成了夏朝。夏朝形成后，为了使夏朝和禹、启连续起来，于是称失去共主的期间为“康”，又以前段为失落性质称为“太康”，后段为恢复性质称为“少康。”系统地探讨了五帝时代的传说中的重要历史人物，如黄帝、炎帝、蚩尤、烈山、共工、太皞、少皞、颛顼、帝喾、虞幕、祝融、梼杌，以及过渡时期中的尧、舜、禹、皋陶、益等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勾勒出大致的前后顺序。对黄帝和炎帝的历史地位、少皞氏鸟名官、瞽史、尧舜禹禅让的历史真相、虞朝、四王与五伯等一系列问题，独辟蹊径进行了深入细致地探讨，功力深厚而思路开阔，创见迭出而严谨有据，令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在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方面，王先生认为：我们不能照着过去学者的成果讲，但必须接着他们的成果讲，是者取之，非者去之，这样才能有实际的进步和提高。为此编校整理了《戴名世集》和《戴名世遗文集》，出版了《廿二史劄记校证》，撰写了南山、宛溪、子屏、西庄、竹汀、瓯北等学案，发表了有关戴名世、顾祖禹、江藩、王名盛、钱大昕、赵翼等人学术思想研究的论文，总结了清代学者研究先秦史的丰硕成果。王先生对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有清理事物的来龙去脉还历史以真相者。有从一般人不注意处探讨其思想者，如赵翼生前以诗文成名，身后则以史学见称。他所作的诗，据《瓯北集》统计共有四千八百八十三首，为清代大诗人。其诗从形式上说，不为唐宋诗人之格调所限。从内容上看，着重于现实景物，历史成败，以及思想理论等。本来诗为文艺创作，史为学术研究，二者难以兼备于一身，赵翼以具有用世思想，又深识变易之理而不拘守成规，写出了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双眼须凭自主张，纷纷艺苑漫雌黄，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等诗，所体现的变易思想，是与历史发展的性质相通的，他能够一身兼负二任，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这也是具有真知灼见的“自主张，”提供了新的视角。有指出其成就特点者，如认为王鸣盛的学术，以经学为基础，以史学为归宿；言必有据而严守家法，进而形成出奴入主的思想，成为学术见解的创造性发展的严重障碍，故功力甚深，在经学上取得的成果有限。史学方面，免受家法束缚，其言必有据的优点得以尽量发挥，在校订文字、评定人物、考证地理、辨明制度等方面，都取得一些成就。并兼取钱大昕、赵翼学术之长，《十七史商榷》成为清朝三大考史著作之一，终以史学成为名家。对于清代的汉学与宋学之争，王先生认为：程朱理学，在明代时即已走入绝境，与清代方走入绝境之汉学，其互相间的争论，除自陈其理论外，殆无是非曲直可判。其争论之真实目的，是假学术之名以争夺政治社会地位。此外，对钱大昕的学术成就等也进行了深入探讨。王先生的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鉤沉探微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独具眼光透视出事物的内在本质。 在中国古代史领域，王先生还对“中国”“夏”“华夏”“中华”等名号进行了深入探讨。对汉代黄老之学的起源、形成和演变转化，契丹建国初期营建的四楼，明代以来甘肃青海间的土司和僧纲，清乾隆年间甘肃回民争教与反清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独到的研究。 中国史学史。《中国史学史纲要》是王先生在中国史学史领域代表性成果，立足于阐明史学发展规律，以摆脱史书史、史料史、古代文献史的局限，以时代先后为序，论述中国史学发展情况。以瞽史和传说说明古代史学的创始，以史官和史书记述史官机构和史书著作，特别指出孔子对于古代史学发展的重要作用，在其影响之下，以《左氏春秋》为代表的编年体史书首先出现，继之以司马迁的《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史书正式形成。同时，在政治上统治者极力排除人民的历史地位，在学术上则经学成为学术主流，史学降低到经学的从属地位，以利于为封建统治者服务。自《汉书》以下，已形成为固定的形式，因而形成僵化状态。其后史书则有私撰与官修之别。正式史书要在改朝换代之后方能修定，南北朝以前，尚多出于私人之手，到唐代设史馆以修《晋书》以下六部史书时，修史大权即完全为统治者所控制。私撰者为别求发展，而开创了典志体。宋代司马光得到官方的资助，写出了《资治通鉴》，复兴了编年体，由此更衍生了纪事本末体与纲目体，会要虽创始于唐代，而大盛于宋代，从此各种史书体裁发展完备。民间史学性质的笔记与小说渐兴，小说笔记的根源，主要来自传说与曲艺，想象与夸张的成分逐渐增加，蒙蔽了或转化了史实真相。同时追求史实真相者，对于已有的各种史书，从理论和史事以及文字、制度等方面，也作了许多评议和考订的工作，在清代这方面的成就最为显著。近代以来，史学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为打破以统治者为中心的旧原则，改为以整个的人民活动为中心的新原则。方法也不仅限于记录、编辑，而改用科学方法，成为社会科学的一个组成部门，并表明与其他学科的区划和联系，如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政治学、军事学等，以建设完善的历史学而有利于人类社会的进步。 这部专著科学地总结了中国史学的发生、发展与演变，探讨了史学发展的规律，谨严平实而又颇多新意，被北京大学等高校列为教学参考书。同时还发表了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系列论文，论述中国史学史的宏观框架，指出孔子对古代史学的贡献，重要而不容忽视。认为《春秋经》託始于鲁隐公乃与鲁国的近现代史有密切关系。指出了传说的特点及其与历史记载的关系，于提高民间传说的重要性有一定的功效。不仅注意宏观问题，而且考察具体问题，考定作为纪言与纪事兼备的“志”，由记载名言警句，发展到记载重要事实，其后范围日广，成为别具一格的史书。 “十八家晋书”，实际为十九家，实因误读《史通》之文而起。考定《宋史纪事本末》其实是以《续通鉴纲目》及《宋元通鉴》为主而撰成，非直接出于《宋史》者；其原刻本为二十八卷，而《四库提要》误作二十六卷，百余年来世人皆误从之。等等。王先生以望远镜观察的方法，把握住中国史学史的宏观框架，探求史学发展变化、演变的规律；又以显微镜的手段，细致地探幽发微以建立坚实的学科基础，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史学史体系。古籍整理研究。古籍整理是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桥梁，是承前启后的文化传承事业，王先生以深厚广博的国学功底，细致扎实的学术作风，在古籍整理研究领域下大功夫，花大气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廿二史劄记》，是赵翼撰写的清朝三大考史名著之一，是读二十四史的指示门径之书。该书不仅注意正史的纪、传、表、志互相比校，而且注重对正史的编撰得失的系统探讨、综合分析古今风云递变、治乱兴衰，归纳整理出规律性的问题，是乾嘉时代具有近代学术意识的著作。持论平实，但多具体错误。王先生继承前人成果，追根溯源以正史校勘，校证引用史书错谬与书名、地名、事件等讹误一千一百三十余条，整理成《廿二史劄记校证》。出版后，有空即作续补，并吸收其他学者意见，再版时写成《廿二史劄记校证订补》一百四十余条。梳理校证，正讹纠误，有功《劄记》，嘉惠学林。戴名世著述因《南山集》案而遭禁毁，直到清光绪年间后，才得以多种版本流传，但脱漏讹误甚多。王先生在体例方面，取尤云鹗和戴钧衡所编以类相从、类别分明之长，舍弃分类混乱之短；在内容方面，以张仲沅所编为基础，兼取散见于各本而张仲沅本所无者。并收录家传戴名世手迹《王孝子诗》，附录《戴南山诗册》和署名褐夫的《古史诗鍼》等资料。广集众本，择善而从，写出校勘记五百一十余条。编校出体例完善、内容丰富、校勘精细的《戴名世集》，为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了全面系统的戴名世资料。作为海内孤本的戴名世《忧庵集》手稿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被安徽省博物馆收藏，以手稿本为底本的《忧庵集》点校本，黄山书社1990年出版，但标点排印错误迭见不鲜，遗漏破句触处可见，全书一百七十一条竟有一百三十七条有谬误，又妄指所谓反清言论，使《忧庵集》手稿本从形式到内容都遭到严重的错乱。王先生与韩明祥、韩自强通力合作，重新编校，并得到安徽省博物馆鼎力支持，影印《忧庵集》墨迹手稿与王先生家世代相传的戴名世墨迹《王孝子诗》，编成为具有学术与文物价值的《戴名世遗文集》，使海内孤本幻化为数千身造福学术界。《通志二十略》是郑樵《通志》一书的精华所在，王先生以乾隆十四年汪启淑刊本为底本，参校元大德本、明本、清乾隆于敏中本、清武英殿本等，以及《通典》及有关正史，精雕细刻，用十年功夫，标点校勘，纠正衍夺，校改讹误，写出校勘记二千三百八十多条，附录《通志略》旧刻本序文、章学诚、顾颉刚著述等有关资料，为研究《通志二十略》提供了良好的资料条件，出版后被中华书局确定为重点推荐馆藏书目百种中的一本。《国语》是一部重要的古史书，徐元诰的《国语集解》广泛网罗诸家之说，以补注的形式，较其以前各书更为详尽。但编撰工作甚为粗疏，不仅多文字之误，而且时有脱节，或者画蛇添足，甚至无的放矢。王先生与沈长云合作取《国语集解》所引书籍逐一对勘，有谬误者订正；统一用字，删去无的放矢之言，并在校记中说明，写成校记一千一百六十余条。重新排定目录，附录有关资料，以便研究使用。不仅为《集解》的功臣，而且嘉惠于史林。王先生还校点了《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等古籍。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历史文献的论文，如整理古籍使用标点符号问题，整理古籍需要一定的基本知识，“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古籍整理中是不适用的。古籍的精华与糟粕之间没有一条固定的线，重要的在于善于使用。古籍中的精华与糟粕可分为真伪性与正误性，处理起来似易而实难，应因事制宜。对古籍整理中的繁体字与简体字、注解、校对、传说与历史假象、古文今译等问题都有自己的观点。
历史文献。历史文献学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问，目录解题，又称叙录、题要、提要等，是历史文献学的重要内容，以其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而为学术界所重视，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穷溯图书源流，有继往开来之功，为研治目录学之规范。”纪晓岚等编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衣被天下，沾溉靡穷。嘉道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 近代以来，有张之洞的《书目答问》等导读性书目，以要籍介绍、史籍举要、名著题解等名的指导性书籍日多。王先生在长期的攻读中，注意做笔记，摘录要点和自己的看法，熟读深思，日积月累而日益丰富，并在兰州大学主讲史料目录学，在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开设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与选读课程，编印讲义，沿用解题的形式，历经反复修改，撰成《史部要籍解题》一书。该书以时代和史书体裁为纲，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史书说起，直到清朝，纵贯上下二千余年。纪传体、编年体、纲目体、纪事本末体、典志体、会要体、史评史论、方域史、学术史、辑录之书、杂记之书、地理和方志、目录和提要，横及史部的各种体裁。概括地论述各种史书体裁的发生、发展演变，揭示各种体裁之间的相互影响、优劣得失；细致地讲述作者生平、成书经过、材料来源、内容主旨、学术评价、版本源流等方面。这些论述固然有对前人成果的继承，更多是作者自己的读书心得体会、独到见解。从宏观着眼，从微观入手，纵横贯通，诸体交织，继承与创新结合于一书，通俗与提高融合于一体，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虽然袭用了前人解题的名义，但突破了古代解题的藩篱，拓展丰富了解题的内容，其中既有要籍解题的内容，也有中国古代史书史、史学史、文献史、史料学等多方面的内涵。既是初学者读史书入门的钥匙，也是攻读中国古代史、文献学、史学史等专业的阶梯，高低皆宜，雅俗共赏，为学术界所欢迎，多所院校列为参考书，中华书局多次再版印刷，台湾木铎出版社重排印行。与此同时，王先生还撰写了有关《纲鉴易知录》、《资治通鉴》、新、旧《五代史》、《陔馀丛考》、《廿二史劄记》等书的解题、评介文章，以论述其优劣得失，指示读书的门径。史学理论与治学方法。王先生“既能潜心读书，又好作深沉之思。”以考据见长，以细致著名，又注意对史学理论的探索。指出：一般人多以今推古，并以一点代表全面，因而陷于似是而非的错误。如后世常处于大一统的政治环境中，便以为古代也是大一统的；尤其“天子”之称，古代与后世同样使用，其实义自有区别，视同一律，便生误解。更为有害者，为套用某些理论，先做出结论，从近似的传说中寻找证据，不仅未能解决问题，反更别生误解。认为明清小说野史蔚为壮观，纪实部分的史料价值最高，所记述民间的现实的重大和一般的社会问题，为正史所不及，观点更是相悖，如前者反映的科举问题比后者更深刻、更有批判性。小说野史可补正史之阙，可纠正史之讹，是研究历史的资源之一，应充分地开发和利用。揭示脱离历史基础的历史知识的根源和影响。指出由于受疑古思潮的影响，以唯有考古学者从事地下发掘的遗物来证明史前时期，的确有创造发展。但对古代流传下来的文字记载竟不值得一顾，从研究上古史的工作而言，这是一项极大的损失，其中有许多宝藏是地下发掘得不到的，如各种名号及重大事件的关系影响等，只有从文字记载中可以得到说明。史前时期的重要人物及其有关事迹，因瞽史得以保存要点，虽难免混入一些神话传说，其内核是可取的。以氏族为中心建立的国家，传世既久，也可以保存一些古代史实的要点。诸子之书，多以战国时期的文化水平评论传说保存下来的史前情况，或以神话相杂揉，经仔细分析，犹不难发现其中所保存的史实内核，这也是一项可信据的重要资料。王先生在史学理论方面的见解平实而严谨，发人深省，令人回味联想。在治学方法上，王先生特别欣赏元代学者李冶的“学有三，积之之多不若取之之精，取之之精不若得之之深”的说法，认为“学有三”是说学有三个阶段，“积之”相当于积累感性知识或基本资料，“取之”相当于上升为理性知识或掌握了某些规律，“得之”是说融汇到自己的精神生活中，使其充实光大，并影响及于全民社会。对全面与专精的关系，王先生归纳成“胸怀全局，行守本位。”就是在思想上保持着宏观世界的方向，以从事自己的具体工作，两者是一个统一体。并主张“重在实践，熟能生巧。”巧绝不是投机取巧，倒是需要多做实际的笨功夫。主张脚踏实地，不轻信，不盲从，从杂乱无章的资料中，归纳出史实的真相，写出真实的历史，总结出历史发展的规律。王先生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不仅视野开阔，涉及领域众多，既有宏观的探索，也有微观的索隐，全面与专精结合，提高与普及并重，博大而精深，在多方面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就。求学读书，工作教书，科研校书，自己著书，并与古籍整理出版的权威机构中华书局缔结奇缘，一生与书相伴，生命与学术相联，这就是王先生平凡而曲折的人生历程。王先生以为人正直，淡薄名利，生活简朴，献身学术而成为后学的楷模；以学风严谨，博古通今，学识渊博而闻名于学术界。虽然他已经平静而清醒地与世长辞，但他用毕生心血撰写的著述成果，已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成为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延续着他的生命。他“胸怀全局、行守本位”的学术理念，简朴执著的学者风范，求真求是的学术精神，细致扎实的学术作风等，将永远活在亲朋后学的记忆中，激励人们开拓进取。继承王先生的事业，光大王先生的精神，是后来人义不容辞的责任。笔者这篇在各方面鼎力支持下撰写的文章，既是对王先生的生平的简单回顾、著述的再学习，更是期望着以此抛砖而引玉，相信会有更多的学人，学习王先生的风范，弘扬王先生的精神，传承王先生的事业，把历史研究与古籍整理事业推向新阶段。（续完）（原载王树民先生著《曙庵文史续录﹒后记》，中华书局2004年，第541—565页）阅读链接 [揭秘] 王树民 ‖ 京南地道群试解 [名家] 秦进才 ‖ 王树民先生的人生与学术（上） [名家] 秦进才 ‖ 王树民先生的人生与学术（中）
 作者简介：秦进才，河北衡水人，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学名师，兼任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副会长、河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主要从事秦汉史与历史文献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省部级课题等多项。著有《燕赵历史文献研究》，主持编校《张之洞全集》、编纂《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河北省志﹒人物志》等著作和《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探古集》等十余部学术论文集，合作编写《中国长芦盐务档案精选》《河北影响中国的100件事》等，参与整理《纬书集成》等历史文献。在《文史》《文物》《历史研究》《秦汉史论丛》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余篇，多篇被《新华文摘》《复印报刊资料》等刊物转载介绍，曾获国家图书奖、国家图书奖提名奖、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河北省优秀图书奖等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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