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的文化：思想、艺术和宣传

20世纪最重要的战争教训之一，就是应当认识到舆论是不可忽视的，它已成为政府决策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总体战”与前几个世纪的战争不同，它意味着加入生死决战的不是单独的职业军队，而是整个国家。“总体战”可以被定义为一场将人力、物力和人民情感都调动起来支持军事作战行动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提高了公众对国家事务的热情和参与度。二战当中，国家穷尽其军事、经济、文化和心理资源而战，前线战士和后方民众的差距也在这场全面动员资源的战争中大大缩小。全面战争的残酷性要求民众必须统一步调，参与其中（甚至是忍受折磨）。在这样一场斗争中，士气成为影响军事作战的一个重要因素，宣传也逐渐成为控制舆论的主要手段。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遗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参战国在1939年冲突爆发时对宣传的看法。尤其在民主国家，人们往往对“宣传”充满疑虑，甚至厌恶。英国政府认为宣传从政治角度而言是极其危险的，从道德层面来说，和平时期的宣传更是不可接受。正如一名官员在20世纪20年代所写的那样，“宣传”的含义被曲解了——这要归咎于已故的北岩勋爵（Lord Northcliffe）。在战争期间，宣传往往被用在轻蔑的语境中。美国社会科学家伦纳德·杜布（Leonard Doob）在1936年写道，“宣传”一词臭名昭著，它和战争等其他邪恶的行动相行相伴。但另一方面，极权政体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学得的教训则完全相反，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上台之后，它们立即往原有的国家结构中插入了宣传部门。但是在英国，宣传对政治行为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在二战期间，当英政府尝试“教育”民众，告知他们纳粹正在利用灭绝营进行大屠杀行动时，人们并没有立即买账，因为这被怀疑为“宣传”行为。

所以，由于政治宣传被赋予了太多的负面含义，大多数政府在全面战争中都非常克制利用宣传手段向公众展现国内外的战况。现代战争对宣传提出了这样的要求：（1）激起民众对敌人的仇恨；（2）让民众相信本国参战的正义性；（3）获得中立国的支持与合作；（4）加强盟国的支持。在将战争归咎于敌人之后，下一步就是让敌方的形象看起来野蛮而无人性。

据菲利普·泰勒（Philip M. Taylor）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战争史上最大的宣传战。在这六年期间，参战国的宣传规模远远超过了包括一战在内的其他战争。二战是两种新型政权争夺未来霸权的一场战争。一战后兴起了现代民主和极权政体，1939年冲突的爆发，恰恰就是这两种政体无法调和的表现。随后大众社会之间也爆发了一场以宣传为主要手段的政治意识形态战。

在二战期间，各种形式的通讯和交流——包括艺术和文化——都被严格的审查制度管控起来，从而在宣传过程中发挥其作用。在包括意大利、德国、日本和苏联这样的极权国家中，随着媒体——主要是艺术——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新的问题出现了。另一方面，在自由民主国家，这种做法更是问题重重。但是，在宣传战线上，英国比一战时期准备得更为充分了。信息部（1918年被迫解散）的筹建计划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讨论和准备，在1939年宣战后不久便正式成立了。英国的宣传机器主要包括负责国内、同盟国和中立国的信息部，负责敌方领土的政治战争执行机构。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节目为英国新闻可信度获得了较高的声望，战争结束后仍然是英国非常重要的一笔财富。英国广播公司第一任总裁约翰·里斯（John Reith）在1940年被任命为信息大臣，他定下了两项基本原则：首先，新闻是宣传的突击部队；其二，宣传应该讲求事实，并且只讲事实，或者尽可能地接近全部事实。

战争带给社会成员的内心体验，或许是人类最为强烈的情绪体验之一。现代战争的其中一个特征是它向国家发出了挑战。因此，战争可能成为社会、政治和文化变革的途径；战争越“全面”，其对国家资源提出的挑战越大。战争的本质是消极并且具有毁灭性的；它本身无法创造新的事物。因此，本章的关键问题就是，战争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思想和艺术的变革，在争取民心的战争中宣传发挥了多大的作用。抑或是说，战争仅仅推动了业已存在的变革吗？例如，二战是一战的延续吗？二战相关的文学作品和艺术不如一战时的作品吗？显然，二战是与众不同的；二战不是静态的堑壕战，它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战，一场人民的战争，也是一场关于意识形态和种族冲突的全面战争。从同盟国的角度而言，二战也是一场道德正义的战争，呼吁人道主义的“反抗”文学和艺术在这场战争中显得毫无价值。

当分析战争的影响时，我们应当注意的一个问题是随意甚至错误的历史时期划分。例如，不是所有战争相关文献都在战争时期发表，许多都是在很久以后出现的。伊夫林·沃（Evelyn Waugh）所著《荣誉之剑》（Sword of Hornor）三部曲（1952—1961年）就是一个例证，此外还有亨利希·伯尔（Heinrich Böll）的小说和短篇故事，比如，《正点到达》（Der Zug war pünktlich）（1949年）就是一部尝试从德国视角回忆纳粹、战争和大屠杀的作品。在被纳粹占领的国家，知识分子面临极大的生存考验，这使得他们对反抗运动极为认同。战后，让—保罗·萨特的系列小说《自由之路》（Road to Freedom）（1945—1949年）在知识分子当中获得了相当的人气，因为书中的存在主义哲学，及其对反抗的道德意义的讨论非常引人入胜。萨特式的“反抗”，意味着个人只有下定决心并付诸行动，才有可能从人类的困境中获得真知，否则将会陷于迷茫。另一方面，一些艺术家可能会故意无视战争，创造出与此完全不同的作品。艾略特（T.S.Eliot）的《四首四重奏》可以被视为文学上的芭芭拉·赫普沃斯（Barbara Hepworth）雕塑。

ISBN：978-7-5166-3669-5

[英] 理查德·奥弗里 主编

新华出版社 2018年6月

定价：9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