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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1945年离开延安,直到1950年在北京现身,这期间他去哪里了

 天高云淡新 2022-12-01 发布于陕西

1945年8月,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革命终于迎来了曙光,延安军民载歌载舞一片欢腾。然而这年10月,张闻天却默默离开了延安,接下来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都不曾见到张闻天的身影,直到1950年他在北京出现,担任联合国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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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

这期间,张闻天到底去了哪里?又做了什么?而这一切都要从张闻天的经历说起。

一、文坛新星

1900年,张闻天出生于上海南汇一个农民家庭,自幼聪明好学。正因此,家人对张闻天的学业比较支持,张闻天也是不负众望,15岁即从南汇一高毕业。而后又先后考入江苏省立水产学校和河海工程专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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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故居

不难看出,张闻天所学均是自然科学,他原本想做一名水利工程师,但生逢乱世,列强肆虐,军阀横行。更重要的是,五四运动后,青年学生反帝的怒潮席卷大江南北。张闻天再也不愿坐冷板凳,他也加入到了游行队伍,写战斗文章,发声援传单。

张闻天在河海本是一个默默无为,不善言辞的人,不料在这场运动中,他唇枪舌剑,大声疾呼:“百姓们,请你们起来,改变这个社会。”

很快,张闻天也发现,他的兴趣不再是自然科学了,而是有了更高的理想,那就是改变当时的社会现状。如何改变,当时最迫切的就是唤醒民众,不止是张闻天,毛主席、周恩来等一批有志青年都有此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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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评论

那么如何唤醒民众呢?当然需要鼓动宣传,因此全国各地兴起青年学子创办刊物的热潮。如毛主席在湖南创办了《湘江评论》,而张闻天虽然没有创办刊物,但他担任了南京学联创刊的《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的编辑,并且是重要的撰稿人。

就在这时张闻天写出了很多高水准的社会类文章如《寓宁杂感》和《社会问题》等,张闻天文笔犀利,看问题透彻,产生了很多影响。

与此同时,张闻天在文学领域的造诣更是令人叫绝,被当时的文坛称为少年文学家和少年翻译家。

张闻天的文学处女作是一篇叫做《梦》的散文,发表在《时事新报》,而后又在《民国日报》发表了长篇新诗《心碎》等。

在文学的路上,张闻天结识了沈泽民、田汉、郁达夫、茅盾、郭沫若、丁玲等,并与他们成为挚友。

1921年,张闻天在文坛硕果颇丰,不仅给茅盾主编的《小说月刊》供稿,而且加入了著名作家周作人发起的“文学研究会”。这个组织在文坛可是重量级的,成员有周作人、叶圣陶、冰心、蒋百里等文坛巨匠。

在这期间,张闻天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翻译处女作《托尔斯泰的艺术观》,并担任了“新文化丛书”的编辑。而后张闻天又翻译了大量的外国作品。

1922年,张闻天赴美国留学,半工半读,并且坚持文学创作。曾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就翻译了三十多万字的作品,堪称勤奋。但在美国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张闻天感觉精神生活索然无味,便萌生了去意。

1924年张闻天决定回国,回国后张闻天发表了长篇小说《旅途》和话剧《青春的梦》。这两部作品发表后,在青年中产生了重要影响,由此奠定了张闻天在文坛的地位,“少年文学家”的赞誉实至名归。

知名作家茅盾对张闻天如此评价:“我是早就从事文学活动的,但直到1927年秋,我才开始写小说,而且是中篇;但闻天同志则写长篇,并且比我早了三年,我自叹不如。”

无疑,在当时文坛张闻天就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二、弃文从政

1924年10月,张闻天受邀赴重庆担任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英文教员。在这里,张闻天结识了中共中央驻四川特派员萧楚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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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楚女

萧楚女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同张闻天一道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倡导自由恋爱,在重庆点燃了新文化运动的火种。但很快张闻天、萧楚女的活动引起了军阀杨森的仇视,不得已张闻天离开二师。

而后,张闻天又受邀到川师执教。

1925年,重庆《南鸿》周刊创刊,张闻天受邀发表了《发刊辞》,不久张闻天就在该刊物上发表了《追悼孙中山先生》一文,在张闻天的影响下,《南鸿》周刊又成为一块宣传新文化的阵地。

重庆新文化运动的火焰越烧越旺,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让人查封了《南鸿》周刊,并勒令张闻天、萧楚女两周内离渝。

1925年5月18日,张闻天被迫离开重庆,在离开重庆前,张闻天写了一篇文章《别重庆的朋友们》,在文中张闻天写道:“人生是一个战场。我们都是上面的战士,我们的职务是战斗,至于它的后果如何,是我现在不能知道,而且也不必知道的。”

由此可以看出,在重庆的经历使张闻天学会了反抗,学会了战斗。而且张闻天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仅靠笔杆子是无法改变当时的社会现实的,单打独斗也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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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

回到上海后,张闻天做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那就是放弃文学创作,投身革命,真刀真枪地同敌人较量。

在这一年,张闻天入党,而且很快踏上赴苏留学的征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张闻天学习了五年,在这里张闻天结识了王明、博古、王稼祥等一批人。

1931年2月,张闻天学成归国,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然而仅两个月之后就接连发生两件大事,先是顾顺章被捕叛变,随后又出现了向忠发被捕叛变。经历此变故,中央机关不得不重组,同年9月,上海成立了临时中央,张闻天被选为中央四大常委之一。

后来上海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中央决定将机关迁入苏区。

1933年1月,张闻天乔装进入中央苏区首都瑞金,在这里张闻天见到了毛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等人。

三、毛主席的好搭档

张闻天刚进入苏区时,毛主席当时赋闲,张闻天对毛主席并不完全了解,直观印象是:浓眉大眼,身材高大,手臂修长;身体消瘦,头发有些蓬松,分披两鬓;走起路来微微有些驼背,常穿一身袖口已经破了的旧棉袄,而且看起来脸色不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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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

当然,当时毛主席对张闻天的印象也不大好。但后来通过近距离接触,甚至是朝夕相处之后,彼此都改变了原来的看法。

有一次,在一次军事会议上,关于战术毛主席和李德意见相左,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各抒己见,张闻天第一次近距离聆听到了毛主席的军事韬略。不仅对毛主席的军事才能表示钦佩,而且为毛主席直言不讳,光明磊落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此后张闻天很快就改变了对毛主席的看法,他逐渐背离博古,向毛主席靠拢。尤其是六届五中全会后,张闻天被任命为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而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便是毛主席。

这样安排当然是博古有意为之,表面上毛主席远离了军事,而张闻天远离了中央,但这样以来,在客观上却拉近了张闻天和毛主席彼此的距离。

因此才有了下面的一段对话:

因为职务的调整,1934年2月起,张闻天的办公和住址由中共中央所在地观音山搬到了中央政府所在地沙洲坝。这样以来,张闻天和毛主席成为了邻居,两家仅隔一道墙,而且毛主席院子里的一棵大樟树的树冠伸到了张闻天的院子里。

有一天,毛主席到隔壁拜访张闻天,而张闻天正在研读机关刊物上毛主席所写的一篇稿子,稿子上的内容是关于农村调查的。这样的文章对张闻天来说非常新鲜。

看到毛主席来了,正在兴头上的张闻天连忙起身欢迎,不由自主地感叹道:毛主席,你的调查报告写得太好了,今后人民委员会的工作还得多多指教。

毛主席微笑答到:我虽然也算个文人,但这些年老打仗,做政府工作也没经验。洛甫同志,今后有事一起商量。

洛甫是张闻天在苏联留学时的名字,毛主席如此称谓瞬间拉近了彼此距离,张闻天倍感亲切。

随即,张闻天也立即改变称谓,他说:“润之兄,主要跟你学。

接下来,毛主席谈了自己的工作方法和经验,毛主席说:

“我喜欢在下边跑,了解情况,比如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呀,盐的问题,米的问题呀,房子的问题呀,衣的问题呀,生小孩的问题呀。我想,如果群众中的这些问题解决好了,他们就必定拥护我们,我们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这次谈话后,张闻天也效法毛主席的工作方法,展开农村调查。4个月之后,张闻天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作者署名:张闻天、毛泽东合著。

这些事情之后,张闻天和毛主席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广昌战役失利后,张闻天撰文对博古、李德进行了公开批评,而且在一次会议上,他同博古发生了激烈争吵。这些事毛主席都有耳闻。

有一次,毛主席正在樟树下看简报,神情焦虑,张闻天走过来安慰,毛主席说:“听说你与博古、李德有一场争论?”

通过这件事情,毛主席算是找到了知音,心里更加敞亮,他敞开心扉向张闻天讲述了自己的军事战略战术思想。而张闻天也高度认同毛主席的思想,并且受益匪浅。这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打下了基础。

1934年10月18日,中央红军离开于都开始踏上了艰难的长征之路。张闻天和毛主席及王稼祥编在了中央第一纵队,虽同属一个纵队行军,但也有大几千人。

因此在长征出发前,毛主席邀请张闻天、王稼祥一起行军和宿营,两人一拍即合。当时毛主席大病未愈,王稼祥重伤在身,两人都坐着担架行军,只有张闻天身体无恙,骑马跟在一旁。

这样以来,在客观上为三人谈话交流提供了便利,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命运。

湘江战役惨败后,张闻天对博古和李德已经彻底失望。

有一次,张闻天和王稼祥在一片橘林中休息,张闻天对王稼祥说:“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要考虑变换军事领导问题。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

王稼祥同意张闻天的提议,很快“让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的呼声在军中传开。不久,顾问李德的军事领导职务被解除。

随后在遵义会议上,时任中央书记处四大书记之一的张闻天第一个提出了对博古和李德的批评。

张闻天当时在中央的地位非同小可,仅次于博古,他的讲话基本就为这次会议定了调。后面的会议内容便是展开了对博古和李德错误路线的批评和反思。

毛主席后来回忆表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决不能忘记两个人。毛主席所指便是张闻天和王稼祥。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同时博古退出了领导岗位,张闻天接任。

此后便形成一种模式,毛主席管军事,张闻天管党务,各司其职,通力合作,相得益彰。

这种模式一直持续到1937年王明回国,王明回国后,张闻天在“十二月会议”上提出不再担任“总负责”职务。大会批准了张闻天的申请,但此后张闻天仍在中央担任重要职务,直到抗战胜利。

四、为官一方

张闻天到达陕北整整十年过去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就在这时,张闻天突然向毛主席提出想离开延安,去东北工作,毛主席同意了张闻天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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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与刘英

那么问题来了,张闻天在延安生活了十年,更何况他还在中央担任着重要领导职务,为何突然要去那个一切还是个未知数的地方呢?而且毛主席为何会同意他的请求呢?

其实去东北是张闻天为了实现一个愿望,那就是做基层工作,接受基层的锻炼。前文已经讲过,这和张闻天的过往经历有着密切联系。

可以梳理一下,张闻天入党前一直做文学创作,入党后又很快前往苏联留学,而留学归来后直接在中央机关长期担任领导职务。很明显,相对而言张闻天缺少基层工作履历和经验,尤其是与毛主席相识之后,他更加认识到自己对民情对国情的了解并不那么透彻,因此长期以来这一点成为了张闻天的一块心病。

除此之外,还有一层重要原因,那就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都将目光瞄向了东北。为何是东北呢?东北地理位置优越,北接苏联,东临朝鲜,地域辽阔,资源丰富,重工业发达。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得东北者得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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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赴重庆谈判

当时毛主席正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刘少奇留守延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鉴于东北的紧迫形势,刘少奇立即组织开会,决定成立东北局,并派陈云、彭真等立即赶赴东北。就在此时,张闻天等人提出了去东北工作的想法。

9月17日,刘少奇致电仍在重庆谈判的毛主席:“现洛甫(张闻天)、高岗、富春均迫切要求出去。”

东北正值用人之际,毛主席表示同意。很快,张闻天等人率2万名干部和11万大军开赴东北。

经过近一个月的长途跋涉,张闻天等人到达沈阳,其实就在张闻天去东北的路上,中央决定成立北满分局,陈云为书记,高岗、张闻天为委员。

东北当时大城市都被国民党占据,因此张闻天等到达东北后立即向中央建议创建农村根据地,毛主席同意这一建议并强调东北的工作重点是群众工作。而这一点正好与张闻天的愿望不谋而合。

张闻天在东北辗转去了很多地方,最终他在牡丹江市宁安县扎根了,准备做创建根据地的试点工作。由于张闻天的身份特殊,他当时化名“张平之”开展工作。

当时宁安的形势非常复杂,这里有国民党势力,还有国民党委任的两大土匪郑云峰、马喜山,盘踞乡村,烧杀劫掠无恶不作。

因此张闻天到这里首先部属剿匪,兵贵神速,张闻天以快刀斩乱麻的速度向土匪住地秘密进军,经过几次战斗,将土匪马喜山、郑云峰数千匪众悉数剿灭。

与此同时,张闻天又开展了“反奸清算”工作,成立了工作团,重新分配土地,并召开宁安农民代表大会。

农民得到了土地欢欣鼓舞,紧接着张闻天又在宁安创建了宁安学院,培养各类人才。

张闻天在宁安短短四五个月,宁安的形势大为好转,百姓感激涕零。

1946年5月,张闻天被任命为合江省委书记,他将宁安的宝贵经验开始向东北其他地域复制。

合江省其实也是一个小地方,之前伪满洲国将东北分为9个省,合江只是黑龙江省的一个部分。因此,陈云和高岗曾致电张闻天,希望他到哈尔滨北满分局担任领导工作。

但张闻天拒绝了,他说:“个人还愿在下层工作,多受锻炼。”

1948年,张闻天被调回东北局工作,从此告别合江,可以说合江倾注了张闻天更大的心血,当然在这里的收获也是前所未有的,因为合江的形势比安宁一个小县城更加复杂更加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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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与毛主席

张闻天在东北局担任常委兼组织部长职务。在此期间,张闻天出席了1949年3月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时隔四年,张闻天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这时的张闻天内心充实,因为他在东北做出了突出贡献,众人有口皆碑。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向世界庄严宣告新中国成立,而此时张闻天依然在东北的岗位上工作。

直到1950年1月19日,张闻天像往常一样打开收音机,突然他听到一条消息:中央决定派张闻天担任中国赴联合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并出席联大会议。

张闻天此时对此毫不知情,很快命令就下来了,尽管他依然留恋地方工作,但考虑到大局他欣然接受,赴京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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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与刘英

(张闻天在沉寂5年之后,再次步入公众视野。)

后来由于美国干预,中国代表团被迫解散,但张闻天随即被改任驻苏大使,从此步入外交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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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与毛主席、周恩来、陈毅

在外交战线,张闻天也做出了杰出贡献,但晚年张闻天回想起自己的一生,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东北这几年,心情很愉快。”

1976年7月1日,张闻天在江苏无锡病逝,生前他曾留下唯一的遗嘱:“我死后替我把补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交给党,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

张闻天逝世后,妻子刘英为张闻天一次性交了40000元党费,并于1981年,向少年儿童福利基金会捐出了所有积蓄40169.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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