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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3月19日（阴历的二月初二）的午后，我们村子里来了几十名青年男女，他们都穿着很好看的衣服，提着大包小包，说着让人听不懂的方言。大队干部说他们是上海知青，是来我们郭家大队插队落户的。 那年我十五岁，虽然也读过书，也去过峡江县县城，算是村子里见过世面的年轻后生。但对于知青这个词，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也不明白上海知青为什么要到我们这个偏僻的小山村来插队落户。 郭健儿是我大伯，他也是我们郭家大队第三生产小队的队长。那天我和几个年轻后生刚跑到大队部，我大伯就走过来对我说：“远生，快回家告诉一声，队里要安排一名上海知青去你家借住，告诉你娘准备一下。”“去我家住啊？我家也没有空房子呀。”我疑惑地反问道。 我大伯瞪了我一眼，说：“一个女秧子去你家住，让她和你姐老官住一起。”“晓得了。”一听是个女知青去我家住，我心里突然有了一种说不出的喜悦，赶忙答应一声，一溜烟儿跑回了家。 回到家，我把我大伯安排女知青到我家借住的情况告诉了我妈，并让我妈赶紧准备一下。我妈瞪了我一眼说：“让她和你姐住一屋，有啥可准备的。你姐也去大队部看热闹了，你去叫她回来。” 看看院子有些脏乱，我赶忙拿起扫把把院子里打扫干净，又担着水桶挑回两桶水，正要去大队部找我姐，只见我姐提着一个大提包，和一个漂亮的女青年朝我家门口走来，后面还有几个年轻后生帮忙抬着一个木头箱子。 我急忙跑过去，接过我姐提着的那个提包，和那位漂亮的女知青打声招呼，提着那个提包跑进院子，把那个提包放进了我姐住的房子里。我妈看姐姐领回一个漂亮的姑娘，赶忙迎过去，笑着和人家打招呼。 那个上海来的女知青好像是听不懂我们说话，我们也听不明白她说的什么，好在我和姐姐都有文化，实在听不明白，就在地上写字，交流上的障碍基本也就不算什么障碍了。 快吃晚饭的时候，我弟弟放学回来了，看家里来了陌生人，他躲在我俩居住的那间房子里不肯出来，晚饭也没吃。我妈骂他没出息，说他长大了连老婆也讨不上。 吃过晚饭，我到姐姐屋里帮着那位女知青摆放行李箱，就是用东西把那个大木箱子垫高一些，防止受潮。 交谈中，我知道了那个女知青的名字，她叫周惠爱，当年十六周岁，比我大一岁。周惠爱姐姐是初中毕业生，我差半年小学没毕业，我姐还不如我呢，她才读了小学三年级。不过，当时在我们郭家大队，我和我姐算是文化人，村里读书的没几个人。 第二天吃过早饭，周惠爱姐姐要去公社供销社买热水瓶，原本说好让我姐带她去公社供销社的，我姐说她有点肚子疼，就让我带着周惠爱姐姐去了公社供销社。 公社供销社离我们郭家大队十里路远，我平时一个小时就能到达供销社。那天周惠爱姐姐又叫了她的几个同学一起去的，她们在路上说说笑笑，走走停停，看哪都觉得新鲜，还一个劲跟我问这问那，我觉得差不多有两个小时，才来到公社供销社。 那天从公社供销社回来，太阳都偏西了，一路上她们说的都是上海方言，我一句都听不懂。周惠爱姐姐和我说话的时候才讲普通话，我帮她们拿着购买的物品，和她们一帮女知青走在一起，觉得一点都不自在。那天我就发誓，再也不陪她们去供销社了。 那天吃过晚饭，周惠爱姐姐送给我一个指甲刀，还有一大把上海的奶糖，她说我陪她们去公社供销社受累了，表示感谢。拿着周惠爱姐姐送的礼物，听了她感谢的话语，我心里有温暖也有感动，我笑着对她说：“姐，以后你们想去供销社就告诉我，我陪你们一起去。” 知青们在家歇了两天，他们也跟着社员们出工劳动去了。看他们挑着牛粪走在小路上摇摇晃晃的样子，乡亲们都捂着嘴笑，都说他们笨得像鸭子一样。那天傍晚收工回来，周惠爱姐姐一个人躲到房间里哭了起来，哭得很委屈很伤心。后来我姐姐去劝她，她说肩膀都压肿了，碰一下就火辣辣地疼，她说想回上海。 当晚，妈妈给周惠爱姐姐缝了一个棉垫肩，我爸用一根上好的竹竿给她弄了一根很轻巧的扁担。妈妈还宽慰她说：“刚干农活都这样，慢慢就适应了，慢慢就习惯了，不能让眼前的这点困难吓倒了。” 在我们一家人的关心照顾下，周惠爱姐姐慢慢适应了繁重的生产劳动，也慢慢习惯了农村艰苦的生活环境，后来再看她挑担插秧的样子，我觉得周惠爱姐姐每一个劳动姿势都很美。 1970年春天，公社革委会招聘一名文书，我们郭家大队推荐了周惠爱姐姐。周惠爱姐姐高高兴兴到公社参加了各项考核，结果却没能通过政审，原因是周惠爱姐姐的祖父是民族资本家。那天晚上，姐姐的房间里又传来了周惠爱姐姐伤心的哭泣声，我听得真真切切。我很想去安慰一下周惠爱姐姐，却又觉得不妥，最主要的是，我也不知道该怎样安慰她。 之后的日子里，我尽可能地帮助周惠爱姐姐，在参加生产劳动的时候，比如收稻谷，我割完自己的那几垄稻谷，回头就帮着周惠爱姐姐割稻谷。担着稻谷回场院的时候，我故意加快脚步，把自己的担子挑到场院，再回头去接迎周惠爱姐姐。为了让周惠爱姐姐高兴，我还跑到几里路远的亲戚家，给周惠爱姐姐要来了两只（一对）洁白的小兔子。 就这样，我和周惠爱姐姐的关系越来亲近，周惠爱姐姐对我们一家也很好，她每次去供销社买东西，都会买一些咸盐、食用油、酱油之类的生活必需品，有时还给我弟弟买本子。每天晚饭后，周惠爱姐姐还要看着我弟弟写作业，我弟弟不明白的问题，她都认真讲解，还让我也跟着一起学习。 到了秋后，队里为插队知青修建了新房子，成立了知青点，周惠爱姐姐也搬到知青点去居住了。搬家那天，她把自己的一支钢笔和一本崭新的《新华字典》送给了我，嘱咐我要好好学习，要看管好弟弟，一定让弟弟继续读书，不要像我一样半途而废。那天去知青点，周惠爱姐姐把我送她的那两只小白兔带到知青点。  图片来源网络 没几天，我就把周惠爱姐姐送我的钢笔和《新华字典》给了弟弟，一是弟弟用得着，我妈硬逼着我送给弟弟。二是我也不太爱学习，这两样东西对我用途不大。 转眼就到了1975年的初秋，那年推荐上大学的名额虽然给了周惠爱姐姐，可她最终还是没能通过政审，白白高兴了一阵子，也确确实实伤心难受了一阵子。 那年秋后，我姐姐结婚出嫁，周惠爱姐姐给我姐姐买了一个热水瓶和一个搪瓷洗脸盆，还送给我姐姐一件时尚的花衬衫和一块围巾。在我们郭家大队，还真没有人随这么大的礼，我们一家人都觉得很过意不去。 1976年秋天，在我大伯（大爷）的极力推荐下，周惠爱姐姐到郭家小学当了民办小学老师，总算不用下田劳动了。那次为了能让周惠爱姐姐顺利去学校当老师，我妈偷偷给大队书记家送去了半筐鸡蛋和两只四斤多的兔子，那两只兔子是我割草喂大的，我家从没舍得吃过一次兔子肉。 当时的民办教师虽然也是和农民一样挣工分，但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日头晒不着，星期天能歇一天，每个月还有几块钱的民办教师津贴，寒暑假也照样挣工分，和农民相比，民办教师要好很多。我就非常羡慕民办小学老师这个职业，可惜我的文化程度太低，不能胜任这个工作。 中秋节过后不久，村里的好心人给我介绍对象，那个姑娘叫雪英，长得挺好看，就是不识字，他一天书也没读过。我去跟周惠爱姐姐商量，让她帮我拿主意。周惠爱姐姐一听我要订婚了，她脸上的笑容顿时就消失了，红着脸说：“你才多大呀，这么着急找对象啊？还有，找对象不管模样丑俊，最起码得认识几个字的呀。” 我和雪英没成，雪英嫁给了一队队长的崽子皱天明。皱天明长得比我高大魁梧，他家的条件也比我家好，他还会驾驶拖拉机。当时我妈骂我没眼光，骂我心气太高，还说我就等着打光棍吧。 从那以后，我发现周惠爱姐姐看我的眼神跟以前不一样了，一看到我她就脸红，说话的语气也变了，他和我说话的语气很柔和，就像三月的和风细雨一样柔和。那年周惠爱姐姐回上海探亲过春节，她给我买来了一件很时尚的翻领上衣，还有一条城里年轻人穿的裤子。 1977年夏天的一天，那天是星期天，刚吃过早饭，周惠爱姐姐来到我家，让我陪她去公社供销社，她说要给学校买粉笔，还要买其他东西，她怕一个人弄不回来。妈妈看我在犹豫，就笑着说：“崽，快陪你姐姐去，上工的时候我跟大伯说一声，反正现在队里的农活也不忙。” 在去公社供销社的路上，周惠爱姐姐和我并排走在一起，我似乎都听到了她的呼吸声和心跳声，我那是第一次和她这么近距离地接触。当时我心里很紧张，一直低着头，生怕遇到熟人。那个年代，青年男女并肩走在一起，别人会说闲话的。 一路上我俩也没说几句话，快到公社供销社的时候，周惠爱姐姐突然拉住了我的手，我就像触了电一样，赶忙抽回自己的手，感觉浑身都在发烧，脸也红到了脖子根，呼吸也不均匀了。 又往前走了一会，周惠爱姐姐小声说道：“远生，你喜欢我吗？”“喜、喜欢。”我说话都不利索了，感觉脸上热烘烘的，两条腿都有些不听使唤了。 周惠爱姐姐个头高挑，皮肤细嫩白净，双眼皮大眼睛，一笑两酒窝，真得像仙女一样，比仙女还要漂亮三分。我们郭家大队的年轻后生都说，谁要是能娶到周惠爱做老婆，那可真是祖上积大德了。 到了公社供销社，给学校买了粉笔等教学用品，周惠爱姐姐给我买了牙膏牙刷和一个搪瓷茶缸，我俩在供销社斜对面的那家饭店吃的午饭，周惠爱姐姐还给我家买了二斤粮票的白面馒头。 回到家，我把周惠爱姐姐要和我处对象的事情告诉了我妈，我妈摸了摸我的额头说：“崽，你也没发烧啊？咋说起胡话来了。” 确定我不是说胡话，我妈跑到知青点，把周惠爱姐姐叫到了我家，当面问她：“爱爱，你跟远生说的那事不是开玩笑吧？”“大妈，我是认真的，婚姻大事，不能当儿戏的呀。”周惠爱说完，红着脸低下了头。 那晚，我妈亲手杀了一只公鸡，做了雪白的大米饭，还有煎鸡蛋和菜汤。晚饭后，我牵着周惠爱的手，一直把她送回到知青点。 1977年秋后，我和周惠爱姐姐领取了结婚证，一个漂亮又善良的上海姑娘，就这样成了我的老婆。结婚一个多月后，我好像还在梦中，我一直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村里的乡亲们也都说我家祖坟上冒青烟了，我一个农村崽，竟然娶了如花似玉的女知青。 那年冬季，我弟弟考上了师范学校（中专），村里人都来祝贺，乡亲们都说我家是喜事连连，好事一桩接一桩。说句心里话，我弟弟能考上中专，那真是我老婆的功劳。要不是我老婆的督促和帮助，我弟弟很难考上中专。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我们全公社就我弟弟一个人考上了中专。 第二年秋天，周惠爱生下一个女孩，取名郭颖，这个名字是我老婆给女儿起的，我也很喜欢这个名字。女儿长得和她妈妈一样漂亮，谁见了都要抱一抱。有了孩子，我和我爷娘的心里才算踏实下来，我爷娘也一直担心，就怕有朝一日周惠爱会离开我们的。 1979年夏天，周惠爱考上了井冈山师范学校，毕业后留在了吉安，做了一名中学老师。 周惠爱考上师范学校以后，村里就有了闲话，说人家端上了公家饭碗，就不会和一个泥腿子一起生活了，这下可苦了我郭远生和可怜的女儿。 说句实话，当时我和我妈也有这个担心，真担心她进城后就不会回来了。当时周惠爱不光是考上了师范，她家也摘帽了，不再是民族资本家了，她父亲也恢复了工作。可周惠爱不是那样的人，他没有抛弃我父女俩，我和妈妈的担心有点杞人忧天了。 郭家大队离吉安虽然二百多里路，我老婆每个月都会回来看望我和女儿，也会给家里买一些东西回来。时间久了，村里的闲话也就自生自灭了。 1984年秋天，我享受了知青家属的待遇，被招工到公社邮电所当了一名投递员，我和女儿的户口也转成了非农户口。投递员的工作虽然很辛苦，可我任劳任怨，从不叫苦叫累，因为我也成了挣工资吃国库粮的公家人了，我也感谢我的老婆。 我闺女十四岁那年，她的户口迁回了上海，落在了她外婆家的户口薄上，孩子也回到了上海，回到了外公外婆身边。经过几年的寒窗苦读，我女儿考上了上海师范大学。 现在，我和我老婆都在上海生活，离女儿女婿家也不远。女儿女婿住的房子很大，他们都希望我和我老婆搬过去和他们一起生活，我老婆说她还想在老弄堂里住一段时间，因为那里有她青春的记忆，当年她去江西插队落户，就是在那里离开的。老弄堂里的那两间老房子，也是她祖父留给她的念想。 一个江西农民和上海女知青的婚恋经历讲完了，听了郭远生师傅的讲述，我真替他高兴，当年美丽动人又有文化的周惠爱姐姐之所以喜欢上了一个泥腿子，一定是郭远生的淳朴善良和勤劳打动了她，一定是郭远生父母的善良感动了她。 老话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句老话在郭远生师傅和周惠爱女士身上还真就应验了。衷心祝愿这对有情人健康快乐，幸福到永远。 作者：草根作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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