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凤瀚：酒务头墓地与“天黽獻”器群

内容提要：闻喜酒务头墓地2015年被盗，5座甲字形大墓中仅M1未被盗。确知出于此墓地的青铜器中多有“天黽”氏名，而2015年以后较集中地被各种书刊报道的“天黽”氏铜器应与酒务头墓地有关。在这些铜器中，皆铭有“天黽獻”或“天黽獻亞”氏名。本文分析了M1器组与近出的“天黽獻”器群中各器类的形制、同铭器的组合，认为酒务头墓地可能是“天黽獻”氏（或其分支）上层贵族的墓地，年代在殷墟文化三、四期，M1下限则可能晚至周初。由此可知商后期商金文中常见的商人大族“天黽”氏亦曾驻守于运城盆地，与临汾、晋中盆地其他商人族属共同构成商王国西部边域的屏藩。西周早期金文中属于“天黽”氏的獻侯，应与酒务头的“天黽獻”氏有密切关系。

酒务头商墓地在山西运城市闻喜县河底镇酒务头村西北约200米的田地里，据县城约18公里，地处运城盆地东北边缘。2015年此墓地遭到盗掘，同年公安部门与文物部门发现此情况并开始保护。2017年至2018年由山西省考古所联合运城、闻喜文物部门发掘，历时一年半。

经勘探与发掘，知墓地范围5500平方米，发现商后期墓葬12座，其中有“甲”字形大墓5座（M1-M5）、中小型长方形竖穴土坑墓7座（M6-M12），另有车马坑6个和灰坑5个。遗憾的是墓葬多被盗，仅M1保存完整，并出土青铜器125件[1]。山西公安与文物部门在2015年后陆续缴获了若干件此墓地被盗掘出土的器物，只是已不知这些器物出土单位了。本文根据已发表的有关资料，对该墓地的族属及若干相关问题作些探讨。

一

已知酒务头M1出土的青铜容器有23件（图一），即：

食器：鼎3（圆鼎1、鬲鼎2）、甗1、簋1；

酒器：觚5、爵6（以上觚、爵两组，觚形制、大小同，爵形制近同，大小略有差异）、斝1、卣2（形制同，一大一小）、尊1、罍1；

水器：盘1、盉1。

其中6件爵铭（图二：1），圆鼎（M1:21）铭。另17件器物（包括3件铙）有氏名“匿”或，铭文作或（图二：2），（图二：3）或。匿、为同字异体。匿是形声字，从匚，若声。是会意字，会藏身之义，故“匿”典籍多训为“藏也”。

除容器外，已知M1出土有兵器戈11（曲内歧冠10，均明器，銎内1）、钺1、矛10（内有明器）、刀3（均直柄，刀锋上翘1、刀锋上弯1、刀锋斜直刃环首1）、镞57，乐器铙3（形制同，大小相次）、铃11。此外，M1还出土有工具锛、凿、斧、铲及弓形器。由于出有兵器，知墓主人是男性。

同出的陶器已知有形制相同、大小略有差异（高10-13.5厘米）之小陶罍，多数作短直颈，口沿外侈，宽折肩，腹壁圆曲内收，小平底，肩接双实横耳，形制近似于殷墟西区M489出土罍（图三），为殷墟文化四期偏晚形制[2]。李宏飞《酒务头M1初论》也指出该墓仅随葬小陶罍[3]，与殷墟文化四期墓榕树湾M1相同。

铜器从形制特征看年代不一，有几件器的年代已明显较晚。如甗的甑部口沿明显外撇，腹壁成圆曲内收状，与殷墟文化四期甗的甑腹壁仍保持较斜直状有别，已近于西周早期偏早甗的形制（图四）。

酒务头M1出土的罍腹壁不仅向下收缩明显，斜率较高，有较高的坡状圈足，而且外底内凹，比殷墟文化四期较晚的罍又有所发展，已近同于西周早期偏早的罍（图五）。

酒务头M1出土的粗体觚式的尊，体形粗状，中腰（下腹部）与圈足已加较宽扉棱，圈足下有高直阶，亦具有西周早期偏早尊的特征（图六）。

从以上情况看，酒务头M1的年代应已近殷末甚或已入西周初。

在M1出土的器物上多有氏名“”（或作“匿”），在公安机关收缴回来的酒务头墓地被盗铜器中也有“子”（“”）铭文。器铭中所见以 “”（“匿”）作氏名，也可能取自“子”之“”，是以先人名或字为氏名，只是此氏名的器物或不会早于商后期晚叶。研究者或认为酒务头墓地为“匿”族墓地[4]，但这种判断，似可以商榷。

在酒务头墓地中，M1并非墓室面积最大的墓。该墓地5座甲字形大墓均南北向，墓室东西长、南北短，比较别致，墓室面积从大到小依次为：M5近64平方米，M3约44平方米，M1约38平方米，M2约28平方米，M4约12平方米。其中M2、 M4、 M5有殉人，M5殉人最多。7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中有4座中型墓（M6-M9），墓室面积在8.4-15.75平方米。

酒务头墓地布局如下：中小型墓大多集中分布在甲字形墓M5的北边，中型墓M6在M4北边，其余3座甲字形墓周围皆无中小型墓。除M5外，其余4座甲字形墓的西南边、西边皆有附葬的车马坑。从布局看，墓室面积最大的M5也应有车马坑陪葬，但其位于墓地最西边，如有车马坑，亦应在西边或西南边（已被破坏或尚待探寻）。

依以上情况看，酒务头墓地应该主要是所属族群的上层即族长与其近亲的墓地。虽然M1多出匿氏器，但由于M1并非是最大的甲字形墓，且其余4座甲字形墓出土铜器被盗空，其上铭文情况亦待查考，所以匿氏器似不能反映整个墓地所属族氏的全貌。此外，与匿氏有关的器，除了上举酒务头M1出土者外，在2015年后见于著录的并不多。在《山西吉金—闻喜酒务头商代墓葬出土青铜器精粹》一书中收入了“子”圆鼎1、方鼎2，“”鬲鼎1，“子”觚2。在《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三编》（本文简称《铭图》，其三编下简称《三编》）中收入1件“子”斝（《三编》0933，曰“2017年5月出现在澳门中濠典藏春季拍卖会”），共7件器，当亦出自酒务头墓地。从数量看，不排除出自此墓地中型墓中[5]。

但散失在外的出自本墓地的匿器的这个数量，不及同样可能出自同一墓地的与“天黽”有关的器物数量。

二

在追缴回来的出土于酒务头墓地的青铜器中，最值得注意的其实是几件“天黽”器。旧释作“天黽”，如此则可以将之理解为复合氏名。《说文》“黽，鼃黽也”。鼃，《说文》释为“蝦蟇也”，即“蛙”字异体。《庄子·秋水》：“子独不闻乎埳井之鼃乎？《”释文》：“本又作蛙。……鼃，水虫，形似蝦蟇。”但也有研究者指出，“天”下之物有颈，而蛙是无颈的，所以认为此字不当释“黽”，认为当是龜的象形，但此物之后肢确又似蛙，且也有无颈的，似还以释“黽”为是。

追缴回来的“天黽”器，有如下几件：

A“天黽獻”斝

此斝（图七）收入《国宝回家·2018年山西省公安机关打击文物犯罪成果精粹》（文物出版社，2018年）。该书对此器所作说明曰：“山西'6.03’专案组追缴”，是此专案组得到酒务头被盗数件青铜器并倒卖线索后，经过了3个月追踪而成功缴获的。共缴获3件器物，即此件斝与下面要提到的“天黽”盉与“女子”方鼎。此斝亦收入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编《山右吉金—闻喜酒务头商代墓葬出土青铜器精粹》（山西省人民出版社，2020年）与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编《山西出土青铜器全集·闻喜酒务头卷》（下）（三晋出版社，2022年）。2020年国家博物馆“山西酒务头考古发现展”展出，器物编号为S.9500。

B“天黽犬”觥

此觥（图八）盖内有“天黽”二字铭文，器铭为“天黽犬”，收入《国宝回家·2018山西公安机关打击文物犯罪成果精粹》，其说明曰“这件文物是犯罪分子在运城市闻喜县河底镇酒务头墓地非法盗掘的”，并曰此觥曾被犯罪分子几经倒手走私至香港，后又运回境内，公安机关最终在上海追回。此器后收入《山右吉金—闻喜酒务头商代墓葬出土青铜器精粹》一书中。《三编》亦收录觥，并附有此觥盖铭与器铭照片及X光片，注明“山西闻喜县河底镇酒务头商代墓地发掘出土”。上引2018年出版的《国宝回家》一书未给器铭。2020年国家博物馆“山西酒务头考古发现展”展出，器物编号为S.9503。

“天黽犬”之“犬”仍可读作“獻”。以《三编》1156觥铭为例，獻字作，左旁为“鬳”，其下边是“甗”的象形（西周后讹作鬲形）。《说文》：“鬳，鬲属，从鬲，虍声。”“獻”字在鬳的右旁加“犬”，《说文》释“獻”义为“宗庙犬名羹犬，犬肥者獻之。从犬，鬳声”。“犬”实际也有声符作用。“犬”是溪母元部字，声母溪母（牙音）与晓母元部的“獻”之声母晓母（喉音）在上古音中相近。所以，上举觥铭“天黽犬”在此仍可读为 “天黽獻”。

C“天黽”盉

此盉（图九）收入《山右吉金—闻喜酒务头商代墓葬出土青铜器精粹》；2020年国家博物馆展出，器物编号为S.9553。

D“天黽女子丁”觯

此觯（图一〇）收入《国宝回家·2019山西公安机关打击文物犯罪成果精粹》（二），其说明曰：“运城市闻喜县公安局追缴”；亦收入《山右吉金—闻喜酒务头商代墓葬出土青铜器精粹》；2020年国家博物馆展出，器物编号为S.9549。盖内与器内底有“天黽女子丁”五字。按：“女子”学者或读“母子”，似不妥。此是指嫁到天黽氏的外氏的女子，为日名为“丁”的先人（应是她丈夫之父母，即她的公婆）作器。“女子”即“女子子”，指性别为女性的子辈，在此是已嫁之女，天黽氏之子妇。

在酒务头墓地追缴回来的铜器中还有一件“女子”方鼎（图一一），收入《山右吉金—闻喜酒务头商代墓葬出土青铜器精粹》一书中。

非常重要的是，这几件酒务头墓地出土的天黽器，可以使我们联想到近几年来被收缴的仅知出土于山西，但未注明是酒务头墓地被盗出土的若干件“天黽”器，还有2015年后陆续被著录的国内外私人藏器与拍卖品中众多的“天黽”器。尽管不能断定这些器物一定出自酒务头墓地，但是，这些“天黽”器在2015年酒务头墓地被盗后突然涌现，在时间上显然与酒务头墓地被盗掘有密切关系。

迄今为止，“天黽”器上有“獻”称（应是“天黽”族一分支名）的商器，绝大多数见于上举酒务头墓地出土器中。“天黽”是商后期铜器上常见的族名，但有确切出土地点的极少。故酒务头出土“天黽”器，意义相当重要。

三

2015年后见于著录的“天黽獻”器，依铭文内容与书写格式可分为五类。

第一类 铭文作“天黽獻”（或 “天黽犬”）与上举已知为酒务头墓地出土的斝（S.9500）、觥（S.9503）同铭。已见于著录的有爵2、角3。

A“天黽獻”爵甲、乙

爵甲（《三编》0737）、乙（《三编》0738），皆曾藏美国私家，2019年香港嘉德秋季拍卖会拍卖。两件爵形制、纹饰、大小相近同。铭文中“天黽”在上，“獻”在下。爵腹较深，三较高菌状柱，立于口沿，挨流折口较近，三棱锥形足脊背较窄，其形制近同于殷墟西区M613、M355出土爵（图一二），此二墓皆属殷墟文化三期。

B“天黽獻”角甲、乙、丙

角甲（《三编》0801）、乙（《三编》0802）、丙（《三编》0803），私人收藏，角丙2017年5月于香港大唐国际春季拍卖会拍卖。以上3件角形制、纹饰相同，铭文中“天黽”在下，“獻”在上。腹作卵形，三棱形足粗状，脊背甚宽，明显外撇，其形制特征近于殷墟郭家庄M160出土的亚址角[6]（图一三）。郭家庄M160属殷墟文化三期。吴镇烽先生在著录角丙时注明“此角极可能是上述两角中的一件，因照片角度不同，不好对比，暂以三件对待”（按：从照片上的铭文看，0803与以上两件似不相同）。

第二类 铭文作“天黽獻亞”，“亞”置于“獻”上。“獻”字的“虎”旁有耳。含“天黽獻亞”觚5与同铭卣1、盘2。

A“天黽獻亞”觚甲、乙、丙、丁、戊（图一四）

其铭文字形分布，“天黽”在左下，“獻”在右下。

觚甲，著录于《国宝回家·2020山西公安机关打击文物犯罪成果精粹》（三），编号0373，亦见《三编》0879。高28.4、口径16.5厘米，重1.28千克。

觚乙，同上书著录，编号0374，亦见《三编》0878。高28.2、口径16.3厘米，重1.26千克。

觚丙，见《三编》0880，此著录未详细注明出处，仅注“某收藏家”收藏。未给器形图像。

觚丁，《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下简称《续编》）0705著录，未给器形图像。

觚戊，《续编》0706著录，亦未给器形图像。以上二觚皆注明是“日本某收藏家收藏”。

甲、乙两件觚，在《三编》0879、0878内说明是山西青铜器博物馆藏的二觚，在“出土时地”栏内注明“山西曲沃县盗墓出土。山西省打击文物犯罪缴获”，“曲沃县”似应是“闻喜县”。《续编》0705觚备注曰“同坑出土有卣2件，觚2件、觯等”，所言卣或即以下《续编》0862卣。

以上同铭觚形制相近同，均作细身，中腰（下腹）壁微圆鼓，圈足下有高阶，中腰与圈足上有四道上下对应、较窄的扉棱，通高在28厘米以上。与这几件觚形制特征近同的，如殷墟西区M355出土觚以及滕州前掌大M38出土觚，西区M355属殷墟文化三期，前掌大M38属殷墟文化四期偏早。同形觚在四期亦有所见。

B“天黽獻亞”卣（图一五）

见于《续编》0862，私人收藏，是书备注：“同坑出土2件，一大一小，形制、纹饰、铭文同。” 形制、纹饰同于酒务头M1出土一大一小卣，其形制属商后期偏晚。

C“天黽獻亞”盘甲、乙

《三编》1189、1190著录，铭文中“天黽”在右下，“獻”在左下。私人收藏。盘甲高14.7厘米，盘乙高15厘米。此二盘腹较深，腹壁斜下圆转内收，宽平折沿微斜侈，高直圈足，下接高直阶，其形制与1990年殷墟郭家庄M160出土亚址盘形制特征近同[7]（图一六：1-3），郭家庄M160为殷墟文化三期墓。

与以上二盘同铭的还有一器，见于《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8.23（图一六：4），惟“亞”在“天黽”与“獻”中间。器形不明，从描述看或为盘。据云出于苏州。《三编》1191刊录。很可能早年亦出土于酒务头墓地。

“亞”字形内之字，不能确识，如作粗浅分析，则由殷墟甲骨刻辞中之“疋”字写法似可以得到一点启发。“疋”字在卜辞中写作（《合集》4585）、（《合集》6974）、（《合集》10861）或写作（《合集》4583）、（《合集》576），上边的（止）形，可以简化为，这样看来，字上边也许亦是“止”的变形，则此字或即是殷墟卜辞中的字，在卜辞中是族名[8]。

第三类 铭文亦作“天黽獻亞”，但格式不同，铭文横排，“天黽”与“獻”或在左，或在右，但“亞”总在“天黽”与“獻”中间。“獻”字的“虍”旁无耳。已见于著录的有“天黽獻亞”方鼎1与同铭觚6、同铭卣1。

A“天黽獻亞”方鼎（图一七）

见于《续编》0081，私人收藏，体型厚重，腹较深，柱足粗状，腹四角有较宽的扉棱，纹饰作饕餮纹，铺满腹壁，铭文在腹内壁。此鼎与属殷墟文化二期偏晚的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小方鼎相比，足相对要高（指足与腹深的比值大小，大，足高，小，足矮）；与属殷墟文化三期的殷墟郭家庄M160出土方鼎相比，形制特征较接近，只是足相对腹稍矮。典型的殷墟文化四期方鼎，足多已更高，如殷墟郭家庄东南M1出土方鼎（图一八）。所以此方鼎似约在殷墟文化三期偏早。

B“天黽獻亞”觚甲、乙、丙、丁、戊、己（图一九）

见于《国宝回家·2020山西公安机关打击文物犯罪成果精粹》（三）0375-0380，其中两件，即0377、0378，根据尺寸，应即《三编》0876、0877，原藏海外某私家。2019年11月出现在杭州西泠印社拍卖会。此6件觚形制相同，高矮与重量略相次，体形细长，通体上下分三段加扉棱，扉棱较宽，上端外侈伸出口外；圈足底有较高直阶；通高皆已在32厘米以上。具这种形制特征的觚，主要流行于殷墟文化三期。

此6件觚的尺寸、重量开列如表一[编号系上举《国宝回家》（2022，三）编号，数据亦据此书]。由于锈蚀，现所测重量未必是原重量，但其高度似大略相次。

C“天黽獻亞”卣

见于《续编》0863私人收藏。 盖器同铭。此卣（图二〇：1）盖较高，与以上第二类器中《续编》862“天黽獻亞”卣（形制近同与酒务头M1卣）相比，綯索状提梁相对较细，且圈足较高。此卣形制近于殷墟戚家庄M269出土卣[9]（图二〇：2），戚家庄M269属殷墟文化三期。

第四类  铭文作“天黽獻田”，横排，“天黽”在右，“獻”在中间，“田”在左下。“天黽獻”三字形排列近似于第二类铭文中卣与盘的铭文。“田”或是“獻”氏下更小的家族名，或是作器者私名。此铭文仅见于“天黽獻田”觚（图二一），《续编》0704著录，涵古斋收藏。觚的形制近同于第二类器中的觚，通高29厘米。此觚铭文吴镇烽先生释文作“天黽獻□田”，但在照片上看不清加框的位置是否有文字。

第五类 铭文作“天黽亞”，含钺两件（图二二），均由2018年3月比利时吉塞尔行（纽约）拍卖图录著录[10]。钺身较细长，略显偏刃。铭文分两处铭于内上，两旁饰“立刀”形。通长21、刃宽14.5厘米。从其尺寸看，在商钺中，应属于小型实用兵器。其中一件（图二二：1）著录于《三编》1623。

此两件钺，钺本与钺身（不包括内）长度比约为0.67，按殷墟出土钺的形制特征，依此数据，则此二钺年代当在殷墟文化二期偏晚至三期偏晚。铭文未有“獻”，但从以上多件“天黽獻亞”器看，知这只是复合氏名中一种省略去宗族组织中间层次族名的一种方式，商器中多见。

以上列举的几类有“天黽獻”铭文诸器，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其一，这些器物中除见于《国宝回家》者外，相当一部分著录于《铭续》和《三编》，二书出版时间是在2016年、2020年，而酒务头墓地是2015年始大规模被盗，那么从2015至2020年这三、四年正是这些器物辗转流散、部分于2016年后被先后著录、部分被追缴的时间段。而在此前，“天黽獻”的器物罕见于著录。

其二，第二类器物中，《续编》所著录的一大一小两件卣，与酒务头M1两件卣亦为一大一小的组合相同。第二类器物中5件同铭觚的组合，与第三类器物中6件同铭觚的组合，皆与酒务头M1的5件同铭觚的组合相类。第一类器物中的3件同形角，亦与酒务头墓地几座被盗的大中型甲字型墓应有的青铜器组合规模相合。

其三，以上诸“天黽獻”器的年代多数在殷墟文化三期范围内，少数在三、四期之际，如果这些器物果出自酒务头墓地，则可知酒务头墓地较早的墓葬可以到殷墟文化三期[11]，稍晚的墓葬在三、四期之际至四期，酒务头M1可能属此墓地年代最晚的墓，已在商末甚至周初。

以上几点，均显示了有“天黽獻”铭文的铜器与酒务头墓地的密切联系。而依照以上分析，酒务头墓地应当与“天黽”的“獻”氏有关。唯一值得斟酌的是，酒务头M1所出器物中未有“天黽”器。但该墓偏在墓地东北，并非此墓地中墓室面积最大的墓，亦即未必是该墓地所属族之族长墓，且其年代已在殷墟文化四期晚叶甚至周初，而以上所列举的“天黽獻”诸器年代多数在殷墟文化三期，少数在四期，但不晚于殷墟文化四期偏晚，亦即多早于酒务头M1年代。殷末周初时，随着周人势力进入晋地，政治地理格局变动，该族属与墓地很可能亦已发生了某些相应的变化。

酒务头墓地如确与“天黽獻”氏有关，由于多有“天黽獻亞”的铭文，所以，有关族属也可能只是獻氏的一个分支氏。其重要意义在于，由此可知，商后期时，约在殷墟文化二期以后，商人大族天黽氏的族属亦被商王朝安置于晋西南的运城盆地，与驻守在北边临汾盆地、晋中盆地的商人族属同为拱卫商王国西部边域之屏藩。

四

“天黽獻”氏在金文中并非仅见于上举商后期的器物。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两件獻侯鼎，一件现可见器形的为沈阳故宫博物院旧藏（《铭图》02181，图二三：1），另一件为金兰坡旧藏（《铭图》02182，图二三：2），但器形已未可见。二鼎早自19世纪早期即被著录，乃非常知名的成王时器。其形制为鬲鼎，较深腹，三柱足稍长，饰大卷角饕餮纹。其铭文曰：

唯成王大在宗周，商（賞）獻侯贝，用作丁侯尊彝  天黽。

铭文记成王在宗周举行“大”祭礼之际，赏赐了獻侯贝，獻侯因而为“丁侯”作器。此属于天黽氏的西周早期之“獻侯”很可能与上举“天黽獻”之獻氏有关。商、西周文字“侯”前一字，即“某侯”之“某”，多为任侯职所驻守之地名。但在“天黽獻”之类铭文中，“獻”又显然是氏名，也可能同时是其所居之地名。则一种较合理的解释是，作为商遗民的天黽之分支獻氏之宗子，在周初曾被周王册命为侯，因其居于獻，故命为“獻侯”[12]。侯在商、西周时期作为外服官职，是驻守于边域地带的军事长官之称，则獻地在西周初期时仍被王朝视为边域地带。如果酒务头墓地所在，是“天黽獻”氏或其分支氏所在，则獻地或即在此地，或据此不远。至于进入西周，成王时獻侯鼎铭中王所赏赐之獻侯，是否还驻守于其旧居地，则似亦未必。西周早期时，随着周人的征服与扩张，周人有将商遗民等异姓“侯”类职官调迁至所需区域的安排，但被调遣的侯仍沿用其初受册命时之称，如尊、卣（《续编》0792、0881）所见噩侯。

獻侯鼎中，獻侯受赏后为“丁侯”作器。此丁侯似是日名为丁的先人，有可能是周初受册命之第一代獻侯。但也有另一种可能，即此“丁侯”即是上举2019年追缴所得“天黽女子丁”觯铭文中之“丁”，此觯形制未必到西周，如仍属于商后期偏晚，则此日名为“丁”的先人“丁侯”也可能是商王朝的侯。与“丁侯”有关的器，还有旧藏于刘体智、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勅鼎（《铭图》01808，图二三：3）。此鼎稍短粗的柱足，还有商式器的作风，素面，上腹部一道凸弦纹，已是西周早期素朴的风格，中腹微垂，归入西周早期偏早是可以的。其铭文曰：

勅作丁侯尊彝  天黽。

此勅与上引獻侯皆属天黽氏，且皆为丁侯作器，可知二人当是近亲，或可能是兄弟辈。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在讨论獻侯鼎时亦论及“丁侯鼎”，提到郭沫若曾说獻侯鼎“与此乃一家之物”，并云“《陕西金石志》引《乾州志》谓丁侯鼎'得于（乾县）甘谷之西峰巨场中。’丁侯之家并獻侯的采邑，当在此附近”。但查光绪甲申年（1884）版《乾州志稿》，所谓丁侯鼎系“得于甘谷之西岸巨塚中，鼎高三尺，雷回云纷，盖上蹲一异兽”，此丁侯鼎体形很大，有盖，且有纹饰，无论器形、铭文皆与以上仅高29.5厘米、素面只有一道弦纹的勅鼎有异。且依该志稿所录丁侯鼎铭文，此丁侯为生称，乃作器之人，而以上獻侯鼎与勅鼎铭文中天黽氏之“丁侯”，“丁”似为日名。即使所指为同一人，乾州此丁侯鼎器形不得知，年代未详，据此推测西周初年为丁侯作器的獻侯所在，实难以为证。作为商遗之“獻侯”西周早期后未再见于金文，或此职已不存在。

附记：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术团队项目“近出两周封国青铜器与铭文的综合研究”（项目批准号：20VJXT019）、“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规划项目“商金文与殷墟卜辞综合研究”（项目批准号：G16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于2022年6月28日在国家博物馆召开的“青铜器与文明交流—第三届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论坛”上宣讲。

注释：

[1]白曙璋：《山西闻喜酒务头墓地初识》，收入《山右吉金——闻喜酒务头商代墓葬出土青铜器精粹》，山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本文所涉及的已明确得知与酒务头墓地有关的器物情况及图像均出自此书。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图五三:5（M498:1）。

[3]李宏飞：《酒务头M1初论》，《三代考古》（九），科学出版社，2021年。

[4]同[1]，第5、6页；中国国家博物馆“山西酒务头考古发现展·前言”。

[5]“匿”器在以往被著录的尚有如下器：5件“匿”爵，见《铭图》06576-06580，除06577为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外，余4件均为故宫博物院藏，但未给图像。这5件爵从鋬下铭文（及鋬周围纹饰）看，应属于同一组器。国博所藏的“匿”爵图像，已著录于《中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的《青铜器卷·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编号37，其形制约属殷墟文化四期。国博藏爵一足的一侧标有“56.5.23”，应是入藏时间，即1956年5月23日。由此看，这5件匿爵出土时间较早，与2015年酒务头墓地盗掘无关。此外，尚有“匿”斝2件（《铭图》10886、10887），杯形腹但平底，腹较浅，亦应属殷墟文化晚期器。另有“匿”铙2件（《铭图》15875、15876），均“传河南安阳出土”，皆未见图像，其中一件在故宫博物院。

[6][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8]《说文》有字，小篆作字，言“蟲曳行也，从虫声，读若聘”，但是什么字，《说文》失收。《说文》有字，是“”的讹形，“”是“止”的讹变。见裘锡圭《说从“”声的从“贝”与从“辵”之字》，《文史》2012年第3期。

[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戚家庄东269号墓》，《考古学报》1991年第3期。

[10] Gisèle Croës,Collecting Chinese Art Part1（吉塞尔行，《中国艺术珍藏》第一部分），纽约，2018年3月15-23日。

[11] 酒务头M3出土的两件陶簋形近刘家庄北M128:2、M155:4，此二墓皆属于殷墟文化三期。

[12] 按：“獻”与“犬”通，故以上所举诸器“天黽獻”或亦有作“天黽犬”的（如天黽犬觥）。殷墟卜辞中有“犬侯”，宾组卜辞有占卜“令多子族比犬侯周由王事”，《合集》6812正，6813辞义近同，历组卜辞有卜“犬侯以羌其用自……”（《屯》2293）。犬侯活动于武丁时期，但此“犬侯”之“犬”是否即商后期偏晚之“天黽獻”氏之“獻”氏，不敢遽定。《甲骨文合集》36345为黄组卜辞，辞末有“侯”之称。可读为“獻”，其文有“……曰告獻侯”，《合集》31812黄组卜辞亦有“……告獻侯”，可知“獻侯”商末即有，如果此“獻侯”与天黽獻氏为同氏，则西周之獻侯是承商末之称，但已为周王重新册命。

（作者：朱凤瀚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原文刊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