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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基辅公国的解体，罗斯各地区朝着不同方向演化。 西北部的诺夫哥罗德公国强化了基辅罗斯的“民主要素”，市政会议得到了充分发育。（参见：被打断的演化路径——诺夫哥罗德公国：俄罗斯简史（二）） 罗斯的西南地区（沃里尼亚和加里西亚）则强化了基辅罗斯的贵族政治传统。该地区大致位于今天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境内，与波兰、立陶宛、匈牙利等国接壤。历史上，它深受外国（特别是天主教世界）的影响。 本文探讨的是罗斯西南地区的历史演变，对于我们理解现代乌克兰与俄罗斯、立陶宛、波兰的特殊关系，却不无裨益。
这种贵族政治模式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罗斯公爵统治时期；二是被邻国立陶宛、波兰吞并之后。12世纪下半叶，加利西亚先后处在奥斯莫米斯尔、弗拉基米尔两位公爵的统治下。后来，公爵沃里尼亚的罗曼统一了罗斯西南部（即沃里尼亚、加利西亚），并将影响力扩大到基辅。值得一提的是，拜占庭寻求与之结盟，天主教教皇英诺森三世试图给他加冕，但罗曼拒绝了。（《俄罗斯史》，p.87）可以看出，该地区是东正教和天主教争相笼络的前沿地带。罗曼去世后，加里西亚内战频仍，邻近的匈牙利和波兰相继入侵。沃里尼亚则相对幸运，1221年至1264年间，它一直处于罗曼之子达尼尔的统治之下。1238年前后，达尼尔将加里西亚收入囊中。此外，达尼尔还创建了利沃夫城，这一城市在某种程度上取代基辅，成为东西贸易的中心。在达尼尔的治下，罗斯与西方的缓和关系达到顶点。1253年，达尼尔接受罗马教皇的皇冠，这在罗斯历史上是仅有的一次。（p.88）梁赞诺夫斯基指出，在这两个地方，波雅尔（即贵族）占据重要地位。“罗斯西南部的土地所有者阶级常常自称具有延请和废除王公的特权，他们在无数的政治斗争与阴谋中扮演着主要角色。”（p.88）其中，有位叫弗拉季斯拉夫的贵族在1210年短暂地获得加里西亚公爵的宝座，这是古代罗斯由非王公家族的成员获取王位的唯一特例。（同上）加里西亚的贵族可以无视王公的意志直接统治着公国的部分地区。1226年，他们曾经在与姆斯季斯拉夫公爵的争吵中离开公国集体出走。因此，历史学家认为，“与贵族们的权力相比，加里西亚和沃里尼亚的王权是一种姗姗来迟的、更表面的且受到严重限制的现象。”（pp.88-89）加里西西亚和沃里尼亚的市政会议在政治上也起作用，偶尔会支持王公反对贵族，但却无法持续遏制后者的力量。（同上）随着达尼尔于1264年、其子列奥于1301年去世，沃里尼亚与加里西亚开始走下坡路，整个衰落过程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最终，它们被邻国吞并。沃里尼亚逐渐成为立陶宛国的一部分，加里西亚则先后被波兰和匈牙利统治，1387年波兰成为最后的赢家。梁赞诺夫斯基指出，“加里西亚与波兰的政治结盟对天主教及波兰的文化与社会影响在这个西南罗斯公国的传播、最起码是在其上层社会中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p.88）历史学家认为，“西部罗斯的历史在几个世纪中都与立陶宛和波兰的社会体制和命运息息相关。立陶宛力量的增长，尤其是当它越来越与波兰结交，采纳了波兰的政治模式之后，就代表着俄罗斯的另一种选项，这种选项有较多的民主和西方倾向，而不是独裁的莫斯科公国所代表的那种模式。”（p.130）在条顿骑士团的压力下，立陶宛部落初步统一在明多夫格的领导下，其统治时间大约从1240年持续至1263年。在其被暗杀后，立陶宛陷入内乱，统治者频繁更迭。格底敏（1316-1341年在位）完成了立陶宛诸部落的统一，并开始向罗斯地区大举扩张。其子奥里格尔德进一步推进了他的事业。被奥里格尔德纳入麾下的罗斯土地包括沃里尼亚、基辅、契尔尼哥夫以及斯摩棱斯克的大部分。在此进程中，他挫败了波兰人夺取沃里尼亚的企图，并且成功地阻击了蒙古的侵略。立陶宛的统治区域从波罗的海一直延伸到黑海。（p.130）立陶宛虽然在军事上征服了罗斯西南地区，但在政治、宗教、文化上，却实现了“罗斯化”。一些历史学家根据坚实的证据认为，“存在着一个立陶宛-罗斯国家。”（p.131）
在扩张至黑海后，立陶宛公国的绝大部分居民是罗斯人。立陶宛的征服并没有带来全盘的社会改造。相反，各个城镇依然保持着它们的罗斯特征；罗斯的波雅尔（即贵族）和东正教会继续享有很高的地位及广泛的特权；与立陶宛王公们比邻而居的罗斯王公们继续统治着各自的公国，他们都臣属于立陶宛大公，两个贵族集团之间的异族通婚相当普遍。（pp.131-132）尤其重要的是，立陶宛统治集团如饥似渴地接受了基辅罗斯的文化。立陶宛的军队、行政系统、法律和财政等都是以罗斯模式来组织的，俄语成为新国家的官方语言。（p.132）因此，人们将立陶宛国家看作基辅这一主题的另一个变调及基辅的继承人，而不是强加于罗斯的外国实体。……这一事实，使得它与莫斯科（基辅罗斯的另一个继承者）的竞争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同上）然而，奥里格尔德于1377年去世后，新的变数出现了：那就是立陶宛与波兰之间的联系。根据1385年王朝间的克列沃协议，1386年，奥里格尔德的儿子和继承人亚盖洛迎娶了波兰女王雅德维佳（Jadwiga）。此时，亚盖洛成为立陶宛和波兰两个国家的合法君主，两个国家仍保持各自的独立，也就是共主联邦。根据1413年的一项安排，两国今后的统治者均不得由同一人担任。然而，在1447年这两个宝座再次被一个人独占：卡西米尔四世在没有放弃立陶宛大公之位的情况下继承了波兰的王位。不管是共有一位统治者还是各有各的统治者，1385年之后波兰成为影响立陶宛的主要力量，并且这种影响越来越大。（p.132）事实证明，对立陶宛来说，亚盖洛的婚姻影响深远，它标志着这个国家的波兰化的开始。为了迎娶雅德维佳，亚盖洛放弃了东正教而归依了罗马天主教，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选择。他还迫使信仰异教的立陶宛人转而信仰天主教。神父们自然地从波兰涌到立陶宛，天主教会成为波兰影响力的强大据点。（p.133）天主教会的影响并不局限在纯宗教领域，还波及教育、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教会的地产不断增加，并享有普遍的免税特权。主教们与大公共议国政，许多因其所受教育而受人尊敬的神职人员都参与了国务活动。（同上）朝廷和上层社会的波兰化是最广泛的。波兰因其贵族们享有的广泛特权和自由而对立陶宛地主具有特别强烈的吸引力。西部罗斯的许多地主也波兰化了，使这一地区原本就不简单的种族和文化模式更加复杂，并为未来的冲突埋下了新的种子。强调贵族的独立和荣誉的波兰的语言、习俗与思维方式，逐渐在立陶宛的生活占据了支配地位。（p.133）需要强调的是，经过近两百年的“波兰化”，立陶宛的上层阶级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总体上说他们的发展趋向于形成一个人数众多的、类似于波兰贵族（szlachta）的贵族阶级，而大地主的地位则相对衰落。（p.133）1569年，卢布林联盟以联邦的形式巩固了波兰和立陶宛的关系，将立陶宛的波兰化推向高峰。卢布林联盟创造了一个新国家，它的正式名称是“波兰和立陶宛大公国王国”，但更常用的名称是“波兰—立陶宛联邦”，而外国人却常常简称为波兰。（p.134）
1619年全盛时期的波兰—立陶宛联邦 （1）喜欢这一联邦的人（这种人不少，而且并不限于波兰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强调波兰和立陶宛贵族的联合阶层所享有的独特权利和自由，这主要涉及将属于波兰贵族的“黄金自由”扩展至立陶宛土地上的贵族中。这个联邦的政治秩序建立在一个拥有许多权利和特权的强大贵族与一个软弱的国王之上。行使贵族统治的主要机构，是一个名为“色姆”（Sejm）的议会或会议。借助它，波兰—立陶宛联邦推选出国王，也可以对任何王室法令表示反对。事实上，这个会议的任何单个成员都可以行使否决的权力（这就是著名的“自由否决”），它保护了少数的权利，但也形成了管理上的一定混乱。学者们常常形容波兰—立陶宛联邦是一个贵族“共和国”。（2）批评者则强调这个联盟中的民族不平等因素。尽管立陶宛与波兰之间正式而言是平等的，而且保证立陶宛人享有广泛的自治，但这个新的安排本质上是波兰的胜利。波兰王国保有了它刚刚从立陶宛吞并而来的俄罗斯土地，它是这个大公国的整个南边部分，超过了它全部领土的三分之一，它一些最为富裕的地区也在其中。基辅人尤其怨恨于失去了自治，在波兰的集权之前（这早在1569年之前就已开始）他们长期享有这种自治。由于每个县都派两名代表参加“色姆”，而波兰的县比立陶宛多得多，所以“色姆”中波兰的人数与立陶宛的人数形成了三比一的比例（尽管有着各种规则，包括“自由否决”，试图减缓这种不平衡）。尽管正式而言有着宽容的政策，允许这个联邦内有多种宗教，但波兰文化（包括罗马天主教义）成为了支配性和扩展性的力量。总而言之，尽管对立陶宛人有许多保护和权利保障，但波兰很自然地成为了这个新联邦中的老大。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历史学家尤其重视这个新国家中的斯拉夫人的命运。尽管波兰的体系给予贵族许多特权，但人口的绝大多数并不享有任何这种权利。（pp.134-135）这个联盟以各种形式一直持续到波兰于18世纪被瓜分（即被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为止。（p.134）立陶宛-罗斯公国在语言和种族上将罗斯地区分裂为大俄罗斯（经常被简单地称为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大俄罗斯人逐渐地与莫斯科公国联系在一起，而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则与立陶宛和波兰联系到一起。虽然都始于同一个基辅传统，但政治上的分离逐渐拉大了文化间的差异。罗斯东正教会最终也分裂了，在基辅设立了一个总主教来领导立陶宛的东正教。在几个世纪的分裂的催化下罗斯分裂为大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事实，成为接下来的俄罗斯历史中的一个重要因素。（p.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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