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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眺石峁遗址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易华先生在对齐家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经过多年的对比研究后指出，石峁遗址有可能是夏的首都，二里头遗址是夏的末都，石峁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是夏代的宫廷文化，而齐家文化则是夏代的民间文化。 首先，从大的时代背景来说，齐家文化和二里头文化都属于青铜时代文化。齐家文化出土铜器遗址至少有15处，出土铜器总数已超过130件，器型包括刀、斧、锥、钻、匕首、指环、手镯、铜泡、铜镜等，其中以工具为主，装饰品次之。从形制看，总体比较简单，但也有铜镜、空首斧等造型复杂的器物。出土红铜或青铜器比较重要的齐家文化遗址有：青海贵南县尕马台49件，甘肃武威市皇娘娘台30件，武威海藏寺12件，积石山县新庄坪12件，永靖县秦魏家8件，互助县总寨4件、广河县齐家坪2件等，种类包括刀、斧、环、匕和镜等。 齐家文化铜镜 青海贵南尕马台40多座墓葬中出土的49件青铜器，有铜镜、镯、环和泡等。七角星纹铜镜是铜锡合金制成。铜泡为锡青铜，而铜镯含砷7%，属于砷铜。二里头遗址亦出土了大同小异的铜镜和泡。在黄河、长江中下游流域、东北辽河流域及南方广大地区，没有发现比二里头更早的铜镜。铜镜显然不是东方文化传统，其源头只能是西北或西方。 二里头遗址二期一座中型墓中出土一炳环首青铜刀，与甘肃康乐商罐地遗址采集的环首刀在形制上极为相似。相比较而言，后者刀身弧度更大，也没有纹饰之类，暗示着这种环首刀更古老、更原始。 1992年出土于西宁市齐家文化沈那遗址的巨型阔叶带钩铜矛，是俄罗斯北部森林草原塞伊玛—图比诺青铜兵器东进的极好例证。2008年12月河南省淅川下王岗遗址集中出土了4件铜矛。这4件铜矛和沈那遗址出土铜矛一样，除过尺寸略小外，都是圆锋宽叶，筩部带大弯钩，形制完全一致。 陶寺遗址和二里头遗址共出土了4枚铜铃，但青海大通黄家寨遗址齐家文化晚期地层中出土一大四小共5枚铜铃。二里头遗址的铜铃是和铜牌、玉刀一起出土的，这很可能是巫或萨满教的法器。新疆洋海墓地也曾经出土有萨满法器铜铃。  陶寺遗址所出铜铃 萨满教属于原生性的民间宗教，信仰万物有灵论、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流传于我国东北到西北边疆地区操阿尔泰语系的民族中，如通古斯语族、蒙古语族、突厥语族等。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和达斡尔族的民间信仰祭祀活动，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都还保留着该教的一些信仰痕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二里头文化标志性器物——绿松石铜牌，在齐家文化遗址中也有出土。有学者明确指出，甘肃天水地区发现的牌饰属于齐家文化，源于新疆天山北路文化。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铜牌和铜铃、铜镜等，都是西北青铜文化影响的结果。新疆哈密地区曾发掘出4件更加原始或简朴的镂空铜牌饰，其中天山北路墓地3件，1件属于第一期，1件属于第四期。其一期遗存牌饰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 2000～前1500年之间，和齐家文化大致同时。  齐家文化镶嵌绿松石铜牌饰 另外，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同德县的宗日齐家文化遗址中，也出土有镶嵌精致的绿松石，与陶寺遗址镶嵌粗糙的绿松石，形成鲜明对照。显然，二里头三、四期文化中镶嵌精美的绿松石牌饰工艺和齐家文化应该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何驽认为，二里头宫城内考古学编号为2002VM3的墓随葬绿松石龙，很可能是宗庙祭祀时，祭祀者抱于怀中的绿松石龙牌——“禹”的化身仪仗。宗庙祭祀时，墓主这一类主持祭祀仪式的官员，持龙牌、系铜铃、戴羽冠进行跳舞一类的巫术表演时，绿松石龙牌、铜铃等都可能是萬舞的道具。在二里头文化二期偏晚至四期时，绿松石铜牌饰逐渐取代了绿松石龙牌，成为“禹”的化身仪仗和萬舞的核心道具。从字源看，古文字“夏”字表现的就是跳萬舞的人，因此，手执绿松石龙牌或铜牌，系铜铃戴羽冠而祭祀大禹跳萬舞的“中国之人”就是所谓的“夏人”。 “我们不知这些绿松石铜牌饰的传播是否与铜铃、翟羽成萬舞道具组合套式的传播有关，不过《史记·六国年表》称'故禹兴于西羌’，《华阳国志》云'禹生于石钮’。李学勤先生相信这些传说背后的历史背景。李旻先生解读说：'如果我们把这些大禹兴于西羌的说法理解为当地社会对高地龙山社会的宗教遗产有所传承，那么当地禹生石钮的传说与中原各地的禹迹叙事应是平行传承的文化传统……这些地方共享的禹神话可能是周人与其他高地传统共同继承的龙山时代宗教遗产，在华夏边缘的高地社会中通过口述与仪式传承。’”  二里头大墓随葬绿松石龙 从易华先生对青铜文化传播路线的梳理和以上学者的分析，我们能合理地推导出二里头青铜文化和萬舞很有可能是西北高地龙山社会青铜文化和“禹神话”信仰东渐的结果，在中原进一步得到发扬光大后才逐渐成为之后“二里头文化礼乐文明核心要素西被的载体”，而不是相反。“开创于夏王朝的祭祀大禹的萬舞，构成了夏代礼乐文明与制度的核心内涵，其物化的表现就是二里头文化的绿松石龙牌和铜牌。” 二里头文化铜器主要集中在二里头遗址，另外在夏县东下冯、驻马店杨庄、登封王城岗、洛阳东干沟、荥阳西史村等地也有零星发现。二里头的冶铜业在初期仅有简单的工具和兵器出土，到第三期才发现了器形比较复杂的青铜容器或礼器。 有学者提出过“北方系青铜器”概念，其从空间上可延伸到欧亚大草原，时间上可以扩展到夏代前期。以齐家文化青铜器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北方系青铜器”，与欧亚草原青铜器传统一脉相承，实际上就是外来青铜文化传统。 中原青铜器或商周青铜器主要是二里头三、四期开始的中原青铜礼器文化，后于“北方系青铜器”而诞生。二里头中原青铜礼器文化铸造传统虽然很有特色，但就冶金技术而言基本谈不上创新，仅是铸造工艺略有改进而已。显然，中原系青铜器传统是“北方系青铜器”技术的继承和发展。尽管齐家青铜文化从表面上看也有和二里头不同的器物出现，如二里头有铜鼎，而齐家就没有，但需要明白的是，这类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二里头特色，是和夏王朝稳固统治之后，进一步吸收外来文化因素，注重经济建设和精神统治有着直接的关系。  二里头绿松石铜牌饰纹样与金文“萬”字对比 其次，从种植业来观察，齐家和二里头都有着同样的作物结构，都是所谓的“五谷丰登”。他们不仅种植传统农作物粟、黍，还分别引进了小麦和水稻，另外，大豆也逐渐进入“五谷”序列，成为其主要农作物之一。 西北高地早在公元前3300～前2100年的马家窑文化时代，就有了和后来齐家文化类似的作物结构，如天水西山坪遗址在公元前2650～前2300年时，就种植有粟、黍、水稻、小麦、燕麦、青稞、大豆和荞麦等8种粮食作物，证实了小麦和燕麦早在公元前2300年前就已经由西亚或中亚传播到中国西北地区，同时也揭示了中国最早的农业多样化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甘肃天水地区。西山坪遗址的文化层可以分为7层，其中第6层是马家窑文化层，第7层则是典型的齐家文化层。 二里头和齐家文化都种植水稻、粟、黍和豆科植物，现在还难以分清先后，但种植小麦齐家社会无疑早于二里头社会。小麦起源于西亚，后传入欧洲和东亚，并取代黍成为旱作农业的主体作物——这已成为中外学者的共识。而甘肃张掖黑水国南城北遗址出土的马厂文化碳化小麦，也再次证实了河西走廊是小麦传入中国的关键地区。小麦在中国传播大体上先是由西向东、后由北朝南逐渐展开。公元前3000年左右，西亚驯化的大麦和小麦到达中国，而中国驯化的黍和荞麦也西传到了欧洲。 齐家文化陶罐 再次，从畜牧养殖业来观察，齐家和二里头文化都有猪、牛、羊、马、鸡、狗等家养动物遗骨出土。猪和狗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两大家畜，齐家社会与二里头社会均喂猪养狗，这里不用多说。而牛、羊、马则是舶来品。齐家社会与二里头社会虽然都喂养牛、羊、马，但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绵羊骨、黄牛骨、马骨比二里头文化不但早，而且数量多，这表明羊、牛、马均自西北传入中原。 西亚地区大约在1万年前已经放养山羊了，这有扎格罗斯山脉南端的甘兹·达列赫和阿里·库什出土的山羊骨骼为证。东亚养羊最早是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比西亚大约晚了5000年。此前，东亚大陆出土的羊骨骼，均非家养。进入青铜时代以后，从新疆到中原，真正家养的羊才开始出现，羊的数量明显增多。青铜时代，羊在人们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西北羌人以养羊为业，齐家文化重要遗址均有羊骨出土，且愈晚愈多。朱开沟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绵羊骨骼遗存，占全部兽骨的 40.6%。 相比较而言，二里头遗址羊骨骼的出土要少一些，而且在其前期，家养的羊基本来自外地。考古学工作者通过牙釉质锶同位素比值测定，结果显示，其二期出土的5只羊中有2只锶同位素比值高于当地比值范围，其他3只则低于比值范围，说明5只羊都不是本地所产，至少来自两个不同地区。不过到了三期时，情况有了变化：出土的3只羊中有2只锶同位素比值在当地比值范围内，说明二里头遗址文化三期时，二里头人才有可能开始在本地养羊。 牛可以分为水牛和黄牛两大类。考古发掘表明，水牛可能起源于南亚，而黄牛很可能来自西亚。东亚在公元前1万～前3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牛骨多为水牛骨骼，均为野生。到了青铜时代，黄牛才在东亚大量出现，黄牛与山羊一样经历了大致相同的驯化和传播过程。 齐家文化故地之今日甘肃广河 中国家养黄牛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末期或青铜时代早期。属于齐家文化的甘肃永靖大何庄、秦魏家墓地、武山傅家门等，以及属于二里头文化的河南淮阳平粮台、新密古城寨、禹州瓦店、柘城山台寺等遗址都有有黄牛骨骼出土。二里头遗址中出土了比较丰富的牛骨遗存，经鉴定均属于黄牛。一期仅出土1件腕骨，二期出土牛骨数量陡增，而到了四期黄牛骨占全部可鉴定哺乳动物总数25.43%，仅次于猪骨的遗存。这表明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地区黄牛已经普及，黄牛饲养业非常发达。 通过锶同位素比值测定，二里头文化二期测值出土的2头黄牛中，有1头锶同位素比值高于当地比值，说明这些黄牛可能有半数来自于外地。三期测值出土的2头黄牛锶同位素比值均在当地比值范围内，第四期3头黄牛牙釉质样品中又有1头比值高于当地比值，说明二里头文化二期之后，二里头人才开始大规模蓄养黄牛。 野马是家马的祖先。在东亚大陆，确凿无疑的家马和马车仅见于商代。但在欧亚大草原的西端至乌克兰和哈萨克草原，在新石器和青铜时代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马骨，科学家经研究分析后，认为这些先后出土的马骨显示了从野马到家马的驯化过程。哈萨克草原北部、时间大约为公元前3500～前3000年的波台遗址出土的各种动物骨骼30多万块中，就有一部分是家马，主要是用于食用、祭祀（随葬）和骑乘。 东亚数百处已经发掘的遗址中从未发现马的骨架，只有零星的马齿或马骨出土，不能确定为家马。有多处齐家文化遗址如甘肃永靖秦魏家和武威皇娘娘台、青海大通县陶家寨中，都发现了数量不等的马骨。二里头文化遗址只有豫南地区驻马店杨庄二里头文化层出土过马肢骨。新疆地区出土了青铜时代的马骨，火烧沟遗址发现有用于祭祀的马骨，但因数量不多，尚不能确定为家马。 不过，这不妨碍我们从上面分析得出一个结论：如果前面所列确实是家马的话，河西走廊显然就是家马传入中原的通道。换句话说，如果在齐家——二里头文化时代有家马存在，那么二里头的家马驯养技术也应该是由齐家文化传播过去的。 从齐家和二里头都流传迷信卜骨来观察，二者有相同的习俗。占卜是古人用来预测吉凶祸福以提前采取相应决策的一种方法。石峁文化、齐家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主人均使用相同的骨卜来决策，表明他们有类似的宗教信仰文化。这是三者文化同质性的重要表征。考古学证据表明最早的鹿肩胛骨占卜见于内蒙古富河沟门遗址，最早的牛骨占卜见于甘肃傅家门遗址马家窑文化层。牛、羊、猪卜骨常见于齐家文化遗址。骨卜文化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起源于西北地区，龙山文化晚期才普及到了黄河中、下游流域。 盛行于殷商时期的卜骨习俗在齐家文化时代就开始流行，二里头文化时代是过渡阶段，后在殷商时期得以“发扬光大”，在西南和北方某些民族中一直留传到当代。  齐家文化喇家遗址出土卜骨 二里头文化四期发现了灼、钻兼有的牛肩胛骨。这种有灼、有钻、无凿的牛或羊肩胛卜骨，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三期到六期，在豫东杞县段岗遗址二里头文化层中，在内蒙古朱开沟遗址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地层中等，也都有发现。二里头文化晚期卜骨做工更为精细，占卜方式更为复杂，这是由时代的推进和地域的转移所决定的。 除此之外，在玉器、陶器等方面，齐家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也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至少从齐家文化早于二里头文化诞生这个大的时间框架上来说，二者的渊源关系也可以一目了然：齐家文化是青铜文化由西北向西南、东北、中原传播的中继站。 《史记》云：“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 开创事业的人必定出现在东南，获取胜利果实的人常常诞生在西北。司马迁对中国这一历史发展定律的总结，或许是对我们这个结论的最好注释。 ——摘编自李琳之：《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个别地方有改动。因阅读流畅需要，删去了注释部分。  李琳之著，商务印书馆，2020年9月版 本书是一部用考古学资料揭示先夏及夏代早中期历史发展脉络的史学著作，曾入选“2020 百道原创好书榜年榜·人文类 ”，同时在 2020 年 “商务印书馆人文社科好书读者投票评选”活动中获得第二名，在“历史的回响”类别中高居榜首。全书主体共分16章80节，近50万言。不同于以往学人关于夏代区域性、碎片性的论述，作者置这段历史于同时期以西亚、中亚为世界文明核心舞台发展的背景下，以其高瞻远瞩的全局性目光、严谨缜密的思维逻辑和通俗明快的语言，用国际国内近几十年所取得考古学成果，第一次系统、完整而清晰地为我们勾勒出了从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800年这500年夏人兴起、迁徙、建城、建国、定都、扩张等一系列发展行为的脉络足迹。 作者简介 李琳之，历史学者，出版有《中华祖脉》《家国往事》《祖先，祖先》《元中国时代》《前中国时代》等十余部著作。其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前中国时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华夏大地场景》《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和由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三部著作，构成了其从公元前4000至前1046年一个完整的上古史体系，是国内外第一套用考古学结合文献学揭示出黄帝至商亡这三千年历史发展脉络的系列图书。 《晚夏殷商八百年》自2022年6月由研究出版社出版后,先后入选了长安街读书会2022年6月第5期好书、百道网2022年7月好书、中国出版集团2022年7月好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网“社科好书”、今日头条好书等推荐榜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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