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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广州在秦对岭南统一后就进入有文献纪实的历史阶段。自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设郡县迄今，已有2200多年了。在这两千多年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原文化与百越文化，华夏文明与外来文明的激荡与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广州城市风貌和人文特性，即：岭南文化中心地，中国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近现代革命的策源地和当代改革开放的前沿地。两千多年的积淀，先辈为我们留下了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遗产。” 我虽然不是原生的广州人，但从1981年9月起在广州生活至今整整四十年了，怎么说也算得上半个广州人了吧。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通过不同的文献和渠道，在丰富多彩的广州历史文化遗产中，也知道了一点广州三元里抗英斗争的故事，但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概念。直到2017年8月，我才第一次走进三元里，去了解她的历史文化，了解她的故事。到2020年12月，在当地人士的陪同带领下，我先后三次深入走访三元里村，并在2021年4月获赠一本正规出版的图书《三元里村志》，使我对三元里村这个英雄的村落以及与她有关的乡土文化和人文历史故事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一、三元里村的位置及其沿革 在明清时代，这条路已经是广州南北方向的重要道路。南段称小市街，中段称归德门直街，北段盘福路以南称大北门直街，盘福路以北为城外小路。 为改善交通，民国十八年（1929）广州拆城墙建马路，小市街扩建成中华南路，归德门直街扩建为中华中路，大北门直街扩建为中华北路。 1949年10月14日，解放军击溃国民党守军，攻占广州市。为了纪念这一历史事件，1951年八一建军节时，广州市人民政府决定将解放军首先进入广州城的原中华（北、中、南）路更名为解放（北、中、南）路。 现在的解放路南起沿江路，实际上它原先南起与沿江路一街之隔的一德路，1994年因新建跨越珠江前航道的解放桥（1998年建成通车）才延伸到珠江北岸的沿江路，向南过解放桥通往海珠区，向北在广州火车站东边不远处通过广州最早的立交——大北立交——下穿环市路，在梓元岗附近一分为二，向左连接三元里大道，向右连接机场路。 在三元里大道与机场路和北边的广园路三条交通干道包围的近似三角地带，有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村落——三元里村。该村始建于南宋，最初称三元市，意为小圩市，后逐渐聚居成村，改称三元里。“里”在这里就有“村落”的意思（古代五家为邻，五邻为里）。 三元里位置图： 实际上，清代光绪年间编的《广州府志》中，三元里及其附近的瑶台、王圣堂、沙涌北、沙涌南等村均属南海县金利司辖下的恩洲堡管辖。南海县先后多次修志，现存的明清《南海县志》共七种，分别为明万历、明崇祯《南海县志》，清康熙、清乾隆、清道光《南海县志》和清同治、清宣统《续修南海县志》。清代的《南海县志》中对三元里人的描述：“金利司三元里，民俗愿朴，性鲁直，勤动耐劳，勇于赴义”，宣统年间的《续修南海县志》称，恩洲堡改属三江司管辖，堡内有26条村，三元里村仍是其中之一。至民国初年，依然沿袭清末旧制。直至1930年，三元里村才划入广州市辖区。 三元里村所在地以前是广州北部的郊区，由于城市规模不断向外扩展，三元里村现在几乎处于广州市中心了。实际上，“三元里村”早已不再是传统的农村，而是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街管辖的真正的城市社区了。 2017年8月12日，2018年7月15日和2020年12月27日，在三元里本地人李宥綸先生的陪同和带领下，我曾经三次参观访问三元里村。2021年4月24日，我第一次与已经退休的原三元里村委会主任、《三元里村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副主编李国强先生在越秀公园一处幽静高雅的茶馆会面饮茶聊天，国强先生当场送给我一本《三元里村志》。通过三次走访三元里村和仔细拜读《三元里村志》和《李昴英》等图书，我对三元里这个英雄的村落算是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 第一次，在李宥綸先生的陪同和带领下，我参观了三元里抗英斗争纪念公园、三元里李氏大宗祠等众多李氏祠堂以及三元里抗英斗争纪念馆。 通过位于三元里大道南边的牌坊进入三元里抗英斗争纪念公园，一眼就能看到矗立在小山岗上的三元里抗英斗争纪念碑。穿过宽敞的甬道，登上数十级台阶，到达约600多平方米的平台，两级碑座上是坐西南朝东北的方尖形三元里抗英斗争纪念碑，碑身高约8.5米，外面以石米批荡，正面镌刻“一八四一年广东人民在三元里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斗争中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的铭文。该纪念碑于1963年3月被列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三元里抗英斗争纪念碑： 纪念碑隔着三元里大道，对面就是三元里村。在李宥綸先生的带领下，我第一次深入到纵横交错、十分复杂的深街里巷，了解三元里的历史文化和人文地理，并参观了由三元古庙扩展建立的三元里抗英斗争纪念馆，比较深入地了解了这个竟然与我们西平堂李氏的血脉有相同基因关联的英雄的村落。 三元里村南门牌坊： 在周围众多现代化高楼大厦的包围中，古老的三元里村属于典型的城中村，显得另类，民居显得杂乱无章（来源：《三元里村志》）： 三元里村除了右侧一条经过一定整修的较为宽阔的“抗英大道”，一百多条纵横交错的街巷里弄复杂、拥挤、幽深，如果没有熟人的引领，进去之后要想转出来，并非易事。里巷两侧大多是四到五层的握手楼，有些地方显得有些阴暗，可以想象居住环境就很一般了。 三元里街巷图（来源：《三元里村志》）： 实际上现在很多三元里原住民在周边现代化的社区楼盘居住，三元里村的很多旧房子是外来务工人员租住，但街巷挺干净，显示出现代社区的管理水平。 但是，复杂的街巷里弄，拥挤的民居，丝毫不影响三元里村作为近代中国民众自发反抗外来侵略者这一重要事件发生地的历史地位。相反，更加凸显了当遇到外敌入侵时，当地民众坚贞不屈的反抗精神。 尽管现在的三元里村各个方向都有很多出入口，但从《三元里村志》所载1950年三元里地区简图看，原来的三元里村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主道上，分别有东南西北四个门口，应该是过去相当长时间内三元里村的主要出入口。 东华里门楼位于三元里村南约东边，是以前三元里村的出入口之一。该门楼坐西向东，始建于明末清初，这里是三元里村民抗英斗争的起源地。1841年5月29日，有一小股英军路过东华里门楼前，调戏妇女、抢掠民财，激起了三元里村民的义愤，村民们奋起反抗，打死英军数人，余下的英军跑回越秀山的四方炮台。东华里门楼后来成为三元里抗英斗争的一个历史见证。该门楼于2010年被广州市列为“区级文物”。 以三元里人民在东华里门外“杀番鬼”为爆发点，随后有103 乡人民参与的反抗英国侵略军的斗争，史称“三元里抗英斗争”。 南北方向的三元里大街南端，现存有民国14年（1925）重修的“三元南约”门楼，坐北朝南，顶部钢筋混凝土结构。面阔5.8米，进深8米，建筑占地面积46.4平方米。其门口宽1.45米，花岗岩门夹石，青砖墙石脚，石门额阴刻楷书“三元南约”： 三元南约外门原有石刻楹联：“古道康庄朝绿水，依然还旧对青山”。图为翻新后的门楼及对联（本图由李宥綸先生提供，谨此致谢！）： 三元里大街北端，是往日三元里村的北出口，现存民国14年（1925）重建的“三元北约”门楼。该楼青砖墙石脚，坐南朝北，高6米，硬山顶，平脊，屋顶四周砌有女儿墙。门楼阔4.5米，进深6.2米，建筑占地面积27.9 平方米。其门口宽1.25米，高约3米，花岗岩门夹石，石门额阴刻楷书“三元北约”，内门两侧有方身花岗岩石门楹，楹上阴刻隶书门联“迎合两仪生四象，龙蟠一局绕三元”： 在三元北约外不远处，有一间现代建筑三元里小学： 实际上，三元里村现有幼儿园两间，小学两间（三元里小学、三元里实验小学），初级中学一间（三元里中学），三元里的孩子们可以不要出村就能享受到良好的现代启蒙教育和初级通识教育。村中还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元里东侧机场路的对面，就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村民能很方便地享受医疗保健服务。村中各种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广州地铁2号线在三元里设站，该地铁站有多个出入口。三元里“村民”们处闹市而村居，闹中取静，享受着和平安宁的幸福生活。 二、著名的三元里抗英斗争 在现代建筑三元里小学的前面，距三元北约门楼40米的地方，就是当年的三元古庙： 该庙坐西朝东，两路两进，总面阔17米，总进深20.88米，占地面积354.96平方米。原是一座供奉北帝的神庙，始建于清代康熙年间（1662～1722），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1857～1860）曾被英法侵略军焚毁，清咸丰十年（1860）由三元里村民众捐资重建。建国后，于1958年、1974年、1983年、1986年、1989年、1998年多次维修。2009年，广州市人民政府拨款近百万元，再次对三元古庙作全面维修加固。 三元古庙，就坐落在这个门口进去的绿树掩映的院子里： 在1841年5月29日晚，三元里乡民就是经过三元北约门楼前往三元古庙，与城北各乡社学、团练之首领会盟，共商成立“平英团”齐心御敌，誓死继续进行抗英斗争的。 三元古庙现为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纪念馆，陈列当年三元里抗英斗争的史料和文物。纪念馆之馆名为郭沫若书写。 1961年3月，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纪念馆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 年挂牌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日对外接待游人免费参观。 三元古庙的前面，原来有一口池塘，后来池塘被填并修建了东西方向的广园路，再后来，在广园路的上空又建起了广州北环高速公路高架桥。每天，广园路和北环高速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隆隆驶过，车上的匆匆过客或许并不一定知道，他们路过的旁边，有这么一个著名的史迹，在这里曾经演绎过轰轰烈烈的民众自发反抗外国侵略斗争的故事。 三元古庙门口的广园路高架桥（广州北环高速公路的一段）： 1840年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派琦善和英国代表义律谈判。1841年1月26日，英军在香港登陆，对香港实行武力侵占，1月27日，道光皇帝知道英军占领香港，攻陷大角、沙角炮台之后，下令对英宣战，派奕山为靖逆将军开赴广州抗击英国军队。奕山到广州后不但不积极备战，反而着力防范民众的抵抗活动，导致在与英军的战斗中失利。 1841年5月26日英军占领广州，奕山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向英军求降，于1841年5月27日（清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初五日）与英国代表签订《广州和约》（又称广州停战协议），全盘接受了英提出的包括清军于6日内撤出广州城60英里（200里）以外，一周内向英军缴纳“赎城费”600万两（银）等屈辱条件。和约签订后，奕山向道光皇帝上奏，竟把大败说成大胜，把自己求降说成是英国人乞求通商，把赔款说成是商欠。道光皇帝为了早日结束战争，在不知实情的情况下批准了和约。 英国侵略军自此以征服者的姿态，在广州城北一带为非作歹，无恶不作，四方民众怒不可遏。1841年5月29日，占据广州四方炮台（清代广州城北面的重要防御工事，大约位于现环市路广东电视塔所在的山头）的一小股英军流窜到三元里村东华里一带抢掠财物、调戏妇女，激起村民义愤。村民用锄头、木棍、田基刀等做武器，围攻那些“鬼佬”，当场打死几个英国兵。 村民估计英军必定会前来报复，于是都聚集在三元里李氏大宗祠内，共商抗英对策。大家一致商定：一是全村妇孺老幼一律撤到附近村子暂避风头，二是16～60岁的男丁全部留守村中，准备打“番鬼”，三是派出代表四出联络，呼吁城郊各乡民众、团练、社学联合抗敌，立即得到八方的响应。 当晚，在三元里村北的三元古庙，城北诸乡的爱国士绅、社学代表开会商讨抗敌事宜。人们一致认为，与其被动地等番鬼来报复，不如主动诱敌出笼，再聚而歼之。并约定以三元里古庙中的三星旗为令旗，誓愿“旗进人进，旗退人退，打死无怨。” 庙前誓师（三元古庙里“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纪念馆”宣传资料）： 5月30日凌晨，三元里及各地前来的义勇组成千余人的队伍，持械对四方炮台发起佯攻，英军连忙开枪驱赶，然后组织一支队伍手持燧火抢向村民反扑过来，村民们且战且走，将英军引入牛栏岗。当时的牛栏岗，林木丛生，还有不少沼泽地，英军首领见状唯恐中了埋伏，刚想后撤，突然四面铜锣声大作，喊杀声震天，埋伏在丛林中的7000多农民义勇从四面八方冲杀过来，将英军团团围住，使其动弹不得。 中午时分，英军想强行突围，岂料突然雷声大作，乌云密布，不一会儿暴雨如注，把英国兵的燧火枪都淋湿了，不能击发，于是洋枪就顶不上农民手上的木棍，英国兵大惊，慌不择路，四处逃命，被义勇刀劈、枪刺、棍打，伤亡不少。这场伏击战打到下午四点多，炮台上的英军派出两个连的援兵，手持不怕水淋的新款洋枪频频放枪驱散义勇，才把被围的英军救回四方炮台。这一仗，英国侵略军死伤约50人。 牛栏岗大捷（三元古庙里“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纪念馆”宣传资料）： 5月31日，三元里、萧岗、棠下、棠溪等数十村以及荔湾、天河、黄埔、番禺、南沙、花县、南海、增城、从化、东莞、中山等地共计103乡的民众及市区的纺织机房、打石行业的工人陆续赶到，集结在四方炮台周边，意欲继续围困英军。英军头目见状焦虑万分，后来吩咐一个汉奸混出义勇的重围，前往广州府要求知府余保纯前来解围，并扬言如不解围将再次攻城。余保纯来到现场，对各地乡绅施压，说什么谁不赶快离开，将来600万两（银）“赎城费”就要摊派给不离开者分担，土绅怕自己的荷包“出血”，只好带着自己的队伍撤回。被围的英军也立即打点行装，撤出四方炮台，在泥城上船，次日便逃出虎门去了。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由人民群众自发的武装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战斗，史称“三元里抗英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抵御外敌的爱国精神，在反侵略斗争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光辉一页。据称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评价三元里抗英：“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我国著名史学家胡绳先生指出：“三元里的斗争，是中国人民长时期的、大规模的反帝斗争的胚芽。” 《三元里村志》主编伍岳良先生在“后记——我与《三元里村志》”一文中说：“三元里人到底有怎样的性格特征呢？我认为第一条就是源远流长的家国情怀。何谓'家国情怀’？一位革命烈士的遗诗曰：'大地春如海，男儿国是家，龙灯花鼓夜，长剑走天涯。’诗中的'国是家’，就是'家国情怀’最通俗，也是最深刻的注释。三元里人以拼死抵御外侮的壮举，向世界展现了中华民族宁折不弯的脊梁；同样，在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出现矛盾时，三元里人更是懂得'有国才有家’的道理，表现出有容乃大的宽广胸襟。” 具有“家国情怀”，就是三元里人性格特征的最好写照。 三、三元里李氏及其源流 据《三元里村志》记载，李姓是当今三元里村人口最多的一个姓氏，约占70%～80%： 在三元里村的三元里大街，有一座“李氏大宗祠”，是该村李姓族人的大公祠。该祠堂始建于明嘉靖三十年（1551），坐西朝东，原为三路四进。上世纪五十年代南边衬祠被拆，开辟为学校小操场，北边衬祠于1970年被拆建成三层教学楼，共计9个教室。宗祠现存中路四进，面阔11.8米，总进深44.3米，建筑面积约522.7平方米。大宗祠从上世纪20年代起至本世纪之初，一直用作三元里小学校舍。直至2009年，小学在村委和村民的捐资支持下，已完成在村北面校区的扩建（就是本文前面提到的“现代建筑三元里小学”），该祠现由三元里村委会管理，用作村民休闲、聚会之所。2010年，该祠被广州市列为“区级文物”。 三元里李氏大宗祠： 另外，该村原本还有27间后人为历代先祖而修建的“公祠”，遍布于全村东、南、西、北约，其中以李氏的公祠最多，可惜至今仅存11间（其中9间为李氏宗祠，另有韦氏宗祠和冯氏宗祠各一间）。我在李宥綸先生的陪同下，第一次访问三元里时除参观过李氏大宗祠外，还参观过碧山李公祠、景恩李公祠、完白李公祠、挺庵李公祠、文洲李公祠等李氏宗祠，还到过衡山李公祠和雪溪李公祠门口，因其当天未开门，未能进入其中参观。此外，三元里村还有一些祠堂，有的因使用单位已经改建，使原貌不存，有的则因被毁后已改建为民居，其中的李氏祠堂包括：竹屏李公祠（尚存，同时挂了“三元里幼儿园”的牌子）、东岭李公祠、雪松李公祠、如赤李公祠、天觉李公祠、桐柏李公祠等。 第一次走访三元里村时，正是在碧山李公祠里，我意外地看到两本正式出版的与三元里村有关的图书，第一本就是本文前面提到的《三元里村志》。村志？县志大家可能听得多了，一般来说，要查一个地方以前发生的大事，往往可以查县志。但是，一个村子，竟然还有村志！对孤陋寡闻的我来说，真的是第一次知道三元里村竟然还有正式出版的图书《三元里村志》，由此不难想见，三元里村的重要历史地位。 《三元里村志》封面： 在碧山李公祠里看到的第二本与三元里村有关的图书，是广州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广州市文物普查汇编·白云区卷》： 除《三元里村志》有专门介绍上述李氏公祠的页面外，《广州市文物普查汇编·白云区卷》也有从不同角度专门介绍三元里村上述李氏公祠的页面： 《广州市文物普查汇编·白云区卷》介绍三元里村的雪溪李公祠和碧山李公祠的页面： 我所见到的三元里雪溪李公祠： 我所见到的三元里碧山李公祠： 碧山李公祠内景： 《广州市文物普查汇编·白云区卷》介绍三元里文洲李公祠的页面： 我所见到的三元里文州李公祠： 我所见到的衡山李公祠： 我所见到的景恩李公祠： 我所见到的完白李公祠： 三元里村建得最晚的一间祠堂——挺菴李公祠： 2018年7月15日，我第二次访问三元里村，李宥綸先生特意拿出他精心保管的三元里村敦伦堂李氏家谱供我翻阅拜读并拍照。 三元里村敦伦堂李氏家谱封面： 《三元里村志》对三元里李氏族谱的内容进行了归纳整理：从三元里李姓始祖李长卿计起，至今已繁衍27代，子孙约9000多人。 “据李氏族谱记载，该姓祖籍陇西，即现甘肃天水一带，根据有文案可查的资料可以确认，三元里李氏大宗祠所涵盖的李氏子孙，是唐代名将李晟之后。晟生于唐开元十五年（727）正月初一，字良器，洮州临谭人，历任节度使，官至太尉中书令，进爵平西王（“平西王”有误，应为西平王。本文引者注），谥忠武王。” 现存于故宫博物院的唐李晟公画像： “晟生十五子，李宪是其次子（“次子”有误，宪公应为晟公第十子。本文引者注），字张武（“张武”有误，应为“章武”。本文引者注），生于唐宝应元年（762），官至指挥使，先后在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等7 位皇帝手下为官，卒于唐太和三年（829），追封为定国功臣、陇西郡公。” “三元里李姓的入粤始祖叫李绍年，是李宪之后裔，迁至江西泰和居住。唐昭宗在位期间（889～904），曾出任指挥使。后迁居广东连州之香街李家巷”。 关于三元里李氏的源流，另一本著作《李昴英》与《三元里村志》的记载有些不一致。 我于2020年12月27日第三次走访三元里村时，在李氏大宗祠意外地又看到一本著作——由杨芷华著、广东人民出版社于2006年12月出版的“岭南文库”丛书之一的《李昴英》，该书24.5万字。《李昴英》一书的封面： “岭南文库”的14位顾问和30位编辑委员会成员均为曾任和时任广东省、广州市政界和宣传界的领导和文化学者，因此该套丛书具有相当强的权威性： 《李昴英》“第二章 李氏家族源远流长”记载：“据乾隆本《文溪集》卷目所录《忠简公年谱》、《番禺西塱李氏族谱》以及阮元《广东通志》、《广州府志》、《番禺县志》、《番禺县续志》等有关资料所载，得知李昴英出身的李氏家族，乃珠三角洲上的一个古老移民家族。其远祖上可溯至唐代陇西李晟（727～793），而后人下可追踪至宣统元年（1909），此间跨越了一千二百多年的漫长历史。如此一个李氏家族，确实堪称源远流长、延绵不绝的古老家族。” 《李昴英》一书第23页关于李氏家族入粤始末的描述： “李氏家族自李宪一支由陇西落籍江西，传至李绍年，其次子处闵率先徙居连州（《李昴英》一书的这个记录，从侧面印证了《三元里村志》所说李绍年后人“迁居广东连州之香街李家巷”的记录。本文引者注），为李氏家族入粤的先声，而长子处颜仍居江西。处颜一支传至邵胜，才入粤徙居南雄，继而南下珠江三角洲。” “从《世系》得知，（该支）李氏家族从四世祖邵胜入粤徙居南雄之前，包括邵胜在内四代人原居江南西道太和县，即今江西省泰和县。”“太始祖绍年乃'西陲洮州唐代德宗贞元封西平王赐谥忠武讳晟公之裔孙’，这就是李氏家族的'根’。” “《世系》称李氏家族自邵胜一代便由江西太和县迁居广东南雄。其实，太始祖绍年之次子处闵就已经从太和县迁居至连州镇。只因李昴英先世属绍年长子处颜这一支，故《世系》对处闵一支不再深究，仅一言以蔽之：“其后无考”。然而，笔者（指《李昴英》一书的作者，本文引者注）从《广州人物传》、《粤大记》、《连州志》三书发现了李氏家族连州一支的动向。” 但是，《三元里村志》和《李昴英》两本著作都没有提到李宪公到李绍年之间的世系传承。也许，由于时间久远和记录缺失，这一段世系可能成为永远的不解之谜。 《李昴英》记载：“（李绍年）第十传昴英，字俊明，号文溪，天棐长子，生宋宁宗嘉泰元年辛酉九月念二日。弱冠以《春秋》进嘉定十五年茂才，理宗宝庆元年登乙酉乡荐，递年丙戌称进士探花及第。初授汀州推官，迁太学正武学博士等职（略），擢龙图阁待制吏部侍郎加中大夫。享年五十七岁，赐谥“忠简”。后人编撰有《忠简公年谱》。 “现今广州城内文德路与德政路之间，内街长塘街北段有一条李家巷，本是广州老城的一条古老内巷。据说李家巷就是李昴英辞官归隐所居住之地，当时其地濒临文溪，李昴英因而以'文溪’自号。” 《三元里村志》记载：“李昴英，字俊明，号文溪。生于南宋嘉泰元年（1201），弱冠之年以《春秋》一文举乡试（即省一级科举考试）第一名，宝庆二年（1226），钦点殿试第三名探花，初任汀州推官，屡平叛寇，历任秘书郎、宗正丞，著作郎，后官至龙图阁待制尚书，吏部侍郎，翰林院学士，监修国史。据称，他是岭南第一位探花。” 关于李昴英，“百度百科”是这样介绍的：“南宋嘉泰元年（1201），李昴英出生于广东番禺县（今广东广州）的一个仕宦世家。曾祖父李仙之官至承奉大夫，父亲李天棐官至龙图阁待制。李昴英自幼聪颖，攻读经史，过目成诵。李昴英弱冠之年，即已经精通《春秋》经义，并得到当朝名臣、学者崔与之的赏识，将其纳入门下。在崔与之的教导下，李昴英的学问更加精进。宝庆元年（1225），李昴英参加乡试，考中第一名。次年，李昴英到京城临安参加会试，被主考官邹应龙赞为“笔削有法”，并中进士，取探花，成为当时广东籍的第一位探花”。 可见，《李昴英》与《三元里村志》两本著作以及“百度百科”所记载李昴英的主要生平事迹是一致的。 《李昴英》“第二章 李氏家族源远流长”的“第一节 李氏家族先世渊源”记载：“《番禺西塱李氏族谱》中始祖李志道乃李昴英第三子。该《族谱》卷首辑有《世系》，内录李志道先世十代人，文字虽然及其简略，但对研究李氏家族祖源具有重大价值，兹将全文加上标点引录如下”： “太始祖 绍年，娶何氏，生二子，长处颜、次处闵。（处闵）居连州镇，其后未考。生卒墓缺。公出江南西道太和县，西陲洮州唐代德宗贞元封西平王谥'忠武’讳晟公之裔孙。” 《三元里村志》和《李昴英》两本著作，均明确记载李昴英这一支广东李氏为唐西平王李晟公的后裔，以李绍年为广东始祖。但是，《三元里村志》记载从李绍年到李昴英为十一世，而《李昴英》记载的从李绍年到李昴英为十世，存在一代之差。鉴于本文并非主要探讨三元里李氏的世系源流，且两本著作的记载存在一代之差，故本文对李绍年至李昴英之间的世系从略，其差异之处留待有识之士再去详细考证。 尽管《三元里村志》和《李昴英》两本著作记载的李绍年至李昴英之间的世系存在一代之差，但两本著作均明确记载李昴英之父为李天棐。 综合《三元里村志》和《李昴英》两本著作的记载：李天棐，字益忱，生于南宋淳熙二年（1175），官至奉直大夫，曾特差循州路通判，封龙图阁待制吏部侍郎，在任惠政惠民，钦赐紫金鱼袋，赠宣奉大夫。娶黎氏，续娶潘氏。生五子，长昴英、次璧英、三奎英、四轸英、五翼英。 “按乾隆本《文溪集》卷首《忠简公年谱》所载，李昴英生母黎氏早于昴英六岁时即已丧亡”，“李昴英兄弟五人，他身为长子，生母黎氏，其四弟当中，必有继母潘氏所生。李昴英二弟璧英的后人分居海晏沙尾、江南里人洞谢村、河南沙头、顺德陈村、圭江旯山慕园；三弟奎英的后人分居于新会；四弟轸英、五弟翼英，李昴英于《文溪存稿》当中只字未提及他们二人。按笔者（指《李昴英》一书的作者，本文引者注）推测，此二弟必为异母（潘氏）所生。轸英后人分居河南康乐、鹤山七堡；翼英后人分居南海三元里米江、顺德大门、番禺山门鹭江大塘。” 李翼英长子讳长卿，字取之，晚号陶隐，是三元里李姓的开基始祖。生于南宋绍定三年（1230），卒于1311年。 李长卿原居于河南（这里的“河南”指位于广州珠江前航道南边的海珠区，广州人历来习称海珠区为“河南”，而不是指中原地区的河南省，下同。本文引者注）鹭岗村，生三子。其在世时命长子庚老居河南瑶头村，命次子乙老居顺德大良镇大门乡，命三子卯老居广州大北门外三元里乡。长卿素有才，重节义。宋末元兵压境，广州城危，长卿率徒众三百协力守城，且从水路运粮草供宋朝兵马勤王。 元代至元十六年（1279）二月初六日，元军张宏范率兵攻宋于新会崖门，宋兵大败，丞相陆秀夫负宋少帝赵昺蹈海殉国，宋亡。长卿弟方卿及徒众多人亦于此役中殉难，唯长卿保存性命，但被元军指名缉捕，唯有将身边的两个儿子托人抚养，自己只身逃难于海上（海岛），留下三子卯老和妻子萧氏在家。萧氏也曾因受此牵连，后不甘屈服而自尽于家中。卯老年幼，得几位萧姓舅父将萧氏遗体抬回河南瑶头安葬。 李长卿逃难于海上（海岛）时作有《逃难诗》： 暮从甲子门，朝维黄木湾； 天地一朝转，湖海几人还。 浩淼家何在，流离影不闲， 渔樵将二子，相送入民间。 元代至元二十一年（1284）大赦，长卿才结束逃亡生涯回到三元里，自号“陶隐”，携三个儿子将萧氏移葬于李氏祖坟侧。其深痛萧氏死节，誓不再娶，鳏居二十七年后寿终正寝，遗嘱三子把他与萧氏合葬，墓碑只刻“先考一居士”。 在距三元里村东边800多米的飞鹅岭西麓，有一座四面围墙和铁门锁着的三元里李氏墓园,主墓即是李陶隐及夫人萧氏合葬墓。该墓园坐东朝西，总宽38米，纵深52米，占地面积1976平方米，从上到下共有三元里李氏不同辈分祖先的坟墓19穴。该墓园始建于元朝至大年间（1308～1310），因年代久远，早期的墓碑多已风化，原碑文已模糊难辨。三元里李氏后人曾先后于明嘉靖、清嘉庆及1996年对墓园作过维修。其中的大多数墓的一级护岭、享堂、平台及月池均用混凝土铺砌，山手两侧各有一石碑，左刻“三元”，右刻“李府”。该墓园已被列为广州市“白云区登记保护文物单位”。 第三次走访三元里时，李宥綸先生专门陪同我参观过该墓园。 四、三元里李氏与三元里抗英斗争 族史是一个家族的精神传承，一般来说，外人不太可能比其家族人员对其族史有更详尽准确的了解。因此，不管是作为一般的族史探索者还是陇西李氏西平堂文化研究会的成员，我们都不可能也更不应该编造或杜撰任何一个家族包括三元里李氏的族史，所以，在这里我只能从《三元里村志》和《李昴英》等图书上原文引用上述记录。 由于历史上战乱频仍、各种因素导致的人们远距离迁徙以及记录工具和记录方式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方便多元等等众多原因，像很多姓氏的家族一样，三元里李姓的入粤始祖李绍年与李晟公之子李宪公之间的联系也存在尚未明确的断代史问题，但三元里村敦伦堂李氏相对比较简单的家谱和正式出版的《三元里村志》以及《李昴英》等图书都明确记载他们属于陇西西平堂李晟公的后裔。在没有明确考证的否定证据之前，任何人没有任何理由否认甚至推翻其族谱和《三元里村志》以及《李昴英》等图书的结论。 另据《三元里村志》记载：三元里村还有另一支李姓，据说是清代光绪年间从佛山南海小塘镇坑口村迁来的。该族李姓曾建一宗祠在村外杨地寮，民国时期祠堂旁边曾建中德学校。祠堂的另一侧有国军火药库，后因该火药库爆炸而被毁。该族李姓现有300多人。 在曾经轰动中外的1841年的三元里民众抗英斗争中，主要有哪些人参与了反侵略的斗争？历史资料对此有许多不同的版本。“至于参战的主体，我们在前面就谈及是各社学办的团练，是各村各行会办的武馆，是各地秘密活动的'帮会’串联起来的诸种力量。就拿三元里村来说，能制定出'男丁十六至六十岁者一概上阵，妇孺到石井一带暂避’这样一条乡规，也足见当时三元里村诸宗族联席议事是有相当约束力的。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的话，那就是：参加抗英斗争的'乡民’并不是当时小农经济下一家一户'散装’”的农民，而是出于义愤、经过动员、甘受约束、听从指挥的'义勇’。也只有这样去认知，才符合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见《三元里村志》第131页）。 另据《三元里村志》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三元里村志》出版的2016年，三元里村“曾担任副处以上各级干部，市级以上（含市级）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党代表等职务的村民”共计21名，其中李姓人员14名，占三分之二，由此可见三元里李氏在三元里村所占的重要分量。《三元里村志》的上述记载，明确表明当地李氏源出陇西，是中唐西平郡王李晟公的后裔，其人口占三元里村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1999年，三元里村的民兵组织连续十届负责人中有六届为李姓人员，李姓负责人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见“三元里村民兵组织历届负责人一览表”： 从以上李姓在三元里人口约70%～80%的高额占比，以及前述三元里村自明嘉靖三十年（1551）始建的李氏大宗祠等众多李氏祠堂的情况推断，李氏人口在三元里村的人口占比情况几百年来没有发生大的改变，在现代历届民兵组织的负责人占比以及曾担任副处以上干部及各级代表人员的占比数据，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不管是新中国建国后还是一百多年前著名的三元里民众自发抗英斗争，三元里村的李氏都应该是其中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 而且本文前面引用的《三元里村志》中提到：“1841年5月29日，占据广州四方炮台的一小股英军流窜到三元里村抢掠财物、调戏妇女，激起村民义愤。村民用锄头、木棍、田基刀等做武器，围攻那些'鬼佬’，当场打死几个英国兵。村民估计英军必定会前来报复，于是都聚集在三元里李氏大宗祠内，共商抗英对策”。三元里村当时除了李氏众多祠堂外，也还有其他姓氏的一些宗祠，为什么三元里村民当年为商讨应对英军可能前来报复的对策时，是“聚集在三元里李氏大宗祠内”而不是在其他姓氏的宗祠内？这是否说明，在1841年5月31日三元里等103乡民众集中围困占据四方炮台的英军之前，与英军斗争的主要力量就是三元里李氏的族人？这是否可以成为三元里李氏在那场著名的反抗外国侵律者的斗争中必定是非常重要力量的佐证呢？ 当然，从中国人民与外国列强不懈斗争、自强图存的角度出发，就像“革命不分先后”的道理一样，我们似乎不需要一定区分出到底哪些人参加了三元里抗英斗争，哪些人是那次重要历史事件中最主要的中坚力量，只需要记得三元里曾经的抗英斗争故事和三元里人以拼死抵御外侮的可贵精神就可以。但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告诉我们，任何斗争和任何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与发展，参与者中总是有中坚力量与随从者的分野，从三元里村的人口构成比和民兵组织负责人以及先进人物的占比等数据，人们几乎无法否认三元里李氏在抗英斗争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中国人民经历一百多年前赴后继的英勇奋斗，终于洗刷了“东亚病夫”的耻辱，不但站起来，而且富起来、强起来了。两弹一星和东风系列近中远程导弹以及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等先进的国防装备，完全可以御敌于国门之外，强大的国防建设使得任何新老外国列强都不可能像当年那样肆意在我国领土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地欺侮我们了，那种耻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民再也不用像当年的三元里人民那样依靠锄头、木棍和长矛大刀等原始冷“兵器”去对付洋枪洋炮的外国侵略者了。 三元里抗英斗争已经过去整整180周年，三元里村也由郊外的农村变成国内一线城市的城中社区，乘着地处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东风，三元里村的社区面貌和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除了深街里巷依旧保留着传统历史风貌以外，如今的三元里村民早就过上了和平安宁幸福的生活。但是，不管历史经历怎样的沧桑巨变，像西平堂李氏先祖晟公破敌护国、力挽中唐的至伟功绩一样，三元里人民不畏强暴、自发奋起反抗外国侵略者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家国情怀，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值得我们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2.陈建华主编.广州市文物普查汇编·白云区卷[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8 3.杨芷华著.李昴英[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1.三里元村李宥綸先生曾先后三次陪同我深入三元里村复杂的街巷里弄，带领我参观三元里抗英斗争纪念公园、三元里李氏大宗祠等众多李氏祠堂、三元里抗英斗争纪念馆，还让我翻阅拜读了三元里村敦伦堂李氏家谱。谨此致谢！ 3.本文成稿后，经李国强先生和李宥綸先生亲自审阅，并提供宝贵修改意见，谨此一并致谢！ （本文首发于陇西李氏西平堂文化研究会会刊《家风》第八期第3-第22页，原文中无插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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