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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东方 这古人诗句，既是文人自况自责，也同时是对一种普遍的文人状态的准确刻画。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状，比之俯瞰世界的时候更其强烈。这固然是一种犀利的一针见血，但从文人自己能意识到这一点，能不吝表达出这样的自我谴责来说，他们的确也称得上是清醒的人。然而清醒和行动之间还隔着一座山，一座叫作勇敢的山。古往今来所有的清醒者中，能跨越这座山的都是极少数，否则就不会有上述诗句对既看清了真相也依旧无所行动的谴责。 现在看来，所谓“太平事”就是一个正常社会正常生活中的事，是普遍真理，是生活的烟火和烟火中的美。也同时是所谓专业；是关于几百、几千年前的古人行状的论文，是现代文学某个作家的起居，是《红楼梦》里到底是谁和谁有逾越、服饰有什么特点、隐含着什么微言大义，等等。而“苍生”大致上就是苍生之苦，是包括文人自己在内的人民生活中的问题和不公，尤其是被压迫、被欺凌的不公。 一般来说这种有刻意回避之嫌的状态，不是文人的见识问题，而是文人的懦弱导致的。文人何以在看清了问题的实质之后，又普遍懦弱？ 因为他们感知世界和表达对世界的感知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稳固的通道，在这样的通道里行走；凭着自身阅读和书写构建起来的小世界，能以体恤的温柔，消解自身的苦难，他们体会到了凡俗人生之上的精神惬意。他们不肯放弃甚至依赖这种惬意，就会很自然地远离生活中的一些矛盾，尤其是尖锐矛盾，可能给自己招来麻烦和灾祸的矛盾，打断自己已经习惯了面对世界表达自我的渠道的矛盾。这些矛盾中尤其以表达苍生之苦，会因为指出、指责管制者而开罪于强权。那样就会使他们已经习惯并且享受的表达通道不得不中断，不得不去受现实的苦。 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写文章会留下确凿的证据，为管制者的打击报复留下不容置疑的线索，辩无可辩，逃无可逃。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株连九族的文字狱，以言论治罪，治罪最多的就是有文字凭证的人。当年高考分班的时候家长坚决反对孩子学文科，也因为有刻骨铭心的体验至少是旁观者清的认知。不知道这是不是中国文人早已有之的一种君子述而不作的自我阉割传统的一大原因。 这句诗一代代传下来，其中也存在着一种比较简单化的期待，期待文人可以像写檄文和讨伐宣言一样直接痛斥时弊和作恶者，期待文人可以不拐弯抹角地将对方的罪恶一一罗列并且振臂一呼，号召所有人都起来反抗。 实际上，在现代司法制度建立之前，在包括状纸在内的司法文书的书写被规定与被认可之前，文人的文章笔墨，很少能有那样的现实的、肯定的影响力。它们作为一种口号，作为一种“陈胜王”式的符咒意味远远大于实际的摧枯拉朽之用。 思想者除了自己的思想，往往一无所有，他们普遍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而他们的自由思想，一向都是管制者的敌人，是被从始至终都警戒着的对象，最容易被首先打击。这样的处境使大多数文人三思而后行，那种肯于直接书写战斗号角的，已经不是文人，而是造反者，如吴用、如牛金星。这样的勇毅者不能说文人里就绝对没有，但是也像是在非文人的普通人中凤毛麟角一样，在文人中也极其少见。 普通人中没有这样的人，不怎么会被指责，最多说一说某某朝代、某某地方无男儿；文人中没有的话，则一定要背负懦弱的骂名。因为他们有知识、有文化，是整个社会的大脑，大脑就有带领社会走出泥潭的责任。哪怕因为负起这样责任而赴汤蹈火，也一定要负起责任。如李贽、如伽利略、如闻一多。更多的文人没有选择这样的道路，他们苟安之后的以文字为人类添砖加瓦的作为固然也有自己的建树，他们选择沉默的时候的思想也未必糊涂，可终究逃脱不了这句诗的道德重负。 实际上，历史从来不是急就章，历史车轮下的每个人，都只需要力所能及。文人笔下可以不是直接的檄文，但一定要有涓涓的浸润，用文字的文化影响力使读者体会到、自我判断出当下的与未来的的正确方向。正如某位智者所言，破碎的救济，自我救济与他人救济，就存在于这些貌似徒劳的努力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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