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针对部分媒体用“民无饥馑”来指代小康标准一事，笔者还借此文以正视听。
中国的封建时代大约始于西周，天子先把土地封给诸侯，在各自封国之内，诸侯再分封给卿大夫。这样经多次封建，下级须逐一对上级称臣，继而就产生了阶级。不久，天子、诸侯、卿大夫们就形成了一个阶级团体，俗称“贵族”。相对而言，那些散落在底层的庶人就成了“平民”，或称“百姓”。比如修一所宗庙，平民所负责的就是搬砖干活，庙成后回家种地。到头来，他们不会了解宗庙的意义，也看不懂贵族在庙中的所作所为。此外，诸侯每逢婚丧嫁娶，天子就会赏赐服饰器物；在某个特定时间，诸侯也必须向天子纳贡。古代，尤其是先秦时期，“礼”就代表着知识。当一个人有了礼，他就会知晓纳贡、嫁娶、祭祀等活动的步骤，从而能更优雅的活在世间，引得旁人崇拜。换句话说，“礼”就是贵族的专利，也是平民无法触及的领域。第一位将“礼”记录下来的人是周公。此人为周文王四子，姓姬名旦，后世唤作周公或周公旦，鲜有人直呼其名。辅佐周成王时，周公曾参考夏、商旧事制定了一套礼乐制度，“礼”即礼仪、“乐”即音乐。我们熟知的“嫡长子继承”、“诸侯分封”、“井田”等制度，都是源于周公的完善，才得以沿袭。相传，周公在用膳时有客人光临，他便把嘴里的食物吐了出来，先行迎客，可见懂礼之深。所以在《短歌行》中，曹操就用“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来形容一个“礼”贤下士的人。周公制“礼”，是为《周礼》。从此，西周的贵族们有了一部典籍，可以相互传阅、学习，大家就逐渐明白了尊卑有别、长幼有序、一夫一妻等道理，华夏也进入了一段和谐时期。“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西周末年，大概是周公死后两百年，北方的犬戎攻入了镐京，周室被迫东迁，历史步入“春秋”。是役周室颜面尽失，诸侯开始违反礼制，是为礼崩乐坏。
所谓的“春秋五霸”，他们假意维护周礼，监督诸侯是否尊王攘夷，是否按期纳贡，但实为僭越。作为“礼仪之邦”，鲁国的首位君主正是周公的儿子伯禽，可谓门当户对。但要比起孔子，恐怕连周公本人也会略显“无礼”了。
孔子，名丘，字仲尼，年轻时曾任田吏，主要为贵族打理苑囿,或畜牧。因周公之故，鲁国的礼制相对完善，孔子便从贵族身边学到了很多礼节，初露头角。凭着超前的危机意识，孔子开始以教书为生，并把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当成了自己的毕生追求。所谓周游列国，其实就是在今山东、河南、安徽境内走了一遭，却历时十四年，备尝艰辛。回到鲁国后，六十八岁的孔子开始编纂古籍，穷尽了平生所学。《礼经》又称《仪礼》，记述了西周贵族们的礼制条文，由孔子和他的徒弟们陆续增改。子曰：“不学礼，无以立。”可见《礼经》的地位。古代，人们为了祈求风调雨顺就编了很多颂歌，那些歌词后来就成了《诗经》，曲即《乐经》。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後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俨然是个音乐家。《书》即《尚书》，是为西周档案，包括天子分封、出征等各种场合的誓词，以及部分礼节大典。《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记录了从鲁隐公至鲁哀公这段时期的历史事件。《易经》有三部，现仅剩《周易》流传于世。该书有大量占卜知识，饱含哲理。以上《礼》、《诗》、《乐》、《书》、《春秋》、《易》六经，除《春秋》外，各因年代久远又礼崩乐坏，其内容皆不再适用。为授课所需，孔子才依次加以修正。而这一修，孔子也就成为了把贵族学术系统地引入民间的历史第一人，确实震古铄今。在孔子前，“礼”本为贵族专有，后来诸侯连年交战，有些贵族后裔就沦为了平民，他们身上的“礼”也多少会流入民间，但各地礼法不同，杂乱无章。孔子所做的，无非是修了一套教材，全国发行。据《法言》：“通天地之人曰儒。”在孔子时代，“儒”相当于老师，指职位，还远不算学派。秦始皇其人，虽享尽了荣华富贵，但凭“遣方士入海求仙”的记载来看，还是比较贪生的。因此，当时以养生为噱头道家就占了上风，继而导致“焚书坑儒”。“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於坏壁之中。” 汉景帝末年，鲁王刘余大兴土木。在拆除孔子旧宅时，于墙内传来了琴瑟之音，随后便发现了《尚书》、《礼经》、《论语》等古籍百余篇，皆为竹简。不久，汉武帝即从“独尊儒术”的观点出发，于长安设太学，置“五经博士”。已知《乐经》亡于秦火，故汉代“五经”为《诗经》、《尚书》、《仪礼》、《易经》、《春秋》。“五经”好比五个科目，每经配一位博士，五位博士轮流授课，求学者不分贵贱，以平民居多。从另一角度看，正是由于”礼“的回归，才使中国步入了一个长治久安的时期，留有”汉官威仪“的美誉。儒学上位，儒经就成了教科书，所谓“五经”、“三传”、“三礼”等合称，皆在儒家“十三经”之内，其确立过程如下：汉代有《诗经》、《尚书》、《仪礼》、《易经》、《春秋》，是为“五经”；初唐增《周礼》、《礼记》，二者与《仪礼》合称“三礼”，又将《春秋》分为“三传”，是为《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至此为“九经”；中唐又增《孝经》、《论语》、《尔雅》，是为“十二经”；这儒家“十三经”中的思想，便是我国古代的正统意识形态。从汉代的设立，到唐代的增改，再结合二朝的辉煌，便可得出一个浅显的道理，即：
《礼记》成于西汉，为孔子信徒追述其生前言行之作，其中便释义了“小康”一词。“孔子曰：'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有次在鲁国，孔子对弟子言偃说：“在夏、商、西周时代，天下为大家所共有，人人讲究诚信，崇尚和平，所以我们不会只赡养自己的父母，也不会只抚育自己的子女，同样也不会有人盗窃或作乱，因此各户都不用锁门，这就叫'大同’社会。”
随后，孔子又分析了当时所处的春秋时代，说道：“如今已经没有'大同’，天下为一家之财产，只有自己的亲人才是亲人，自己的儿女才是儿女，所以就诞生了阴谋与战争。”同时，孔子认为当下虽无“大同”，但礼制也不失为一种办法。他说：“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成王和周公旦，这六位君子都谨慎地奉行礼制，他们通过礼制来考察人的信义，为百姓昭示了礼制的内涵，如果有人违反礼制，哪怕是掌权者，百姓也会视之为祸害，这种社会就叫做'小康’。”然而，有媒体拿出了《礼记》中的“国运清明，民无饥馑，谓之小康。”不免会混淆视听。实际上，“民无饥馑”一词出自汉《贾谊新书·卷六》之礼篇，而非儒家“十三经”中的《礼记》，它意指“农民耕种三年，必须要有一年的余粮。”其中也并无“小康”字眼。真正的“小康”当与“大同”对应，那正是孔子毕生追求的西周礼乐制度，华夏处处有“礼”。所以我们常说：“做人要有礼貌。”道出了小康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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