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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疾风暴雨，旧时战友判若云泥，有人像泰山一样稳固，有人像落叶一样飘零，非黑即白。 因天生站在光明的对立面，黑色自古就不受待见，像黑幕降临，近墨者黑，天下乌鸦一般黑等说法极多，总之没个褒义。在西方，非裔掀起了人权运动。 为杀鸡儆猴，中世纪的英国将那些不法之徒的名字记在了一本黑皮书上，称“黑名单”。黑名单的存在，不仅有效提升了公民素质，也让地区治安切实有了保障，故迅速推广至全球。 网络时代的黑名单威力犹在，喷子会被禁言封号，老赖会被限制贷款、出行，或多或少影响了生活。 但有一个现实问题，从前黑名单是少数，后来随着社会进步和人性觉醒，大家对它便少了一丝恐惧，进而对名单制造者产生了一份敌视，甚至将榜上有名当成为一种谈资。 更不知何时，我们又劈头盖脸地造了一个新词：白名单。 比如，只有互开白名单的公众号才能彼此转发原创文章，相互获益的同时，也彰显出两家的微妙关系。 往大了说，当一个热门产业被强行打压时，大部分市场就此消失，小部分悄悄转为黑市，更小一部分就进了白名单。 再如最近，按国家“双减”工作要求，北京就公布了首批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这些机构，已准许恢复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 一家欢喜几家忧，先前还唤人家牛夫人，怎么突然又变成小亲亲啦？ 非黑，即白？要说黑名单有着极强的约束效应，那白名单又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呢？ 在清代广州，大概是有着史上演绎最完整，记录最详备的白名单制度实施方案。乾隆二十二年（1757），一道圣旨突然从京城降临沿海，下令除广州外，其余海关即刻终止对外贸易。  十九世纪初的广州十三行 次年（1685），清廷便于广州城郊腾了一块空地出来，将事先招募好的若干公行安置在此。各行由中国商人掌管运营，具体负责对接外商，并代海关征缴关税。 每隔数日，所有税收会被送至钦差广州海关总督处，总督再安排运至北京，中间越过各级州府单位。时有诗曰：“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一个亦官亦商的公行体系初具规模。 到了乾隆时期，因西方工业革命使然，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首的外商将目光锁定中国，明面要增设通商口岸，暗中却派人刺探国情、传教，引起了清廷警惕。 乾隆一生六次南巡，在第二次（1757）途经苏州时，亲眼目睹了当地熙来攘往的洋船洋商，其中大多携带武器，令他触目惊心。 “諭軍機大臣等：凡番船至廣，即嚴飭行戶善為料理…今經調任閩浙，在粵在浙，均所管轄，原無分彼此。但此地向非洋船聚集之所，將來只許在廣東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寧波。如或再來，必令原船返棹至廣，不准入浙江海口。豫令粵關，傳諭該商等知悉。” 为何是广州？ 一是地理位置，清广州府并非现代港口那样紧靠海岸，英船万里而来，还得沿珠江逆流向北行进八十多公里，当时的珠江也不如今日宽阔，所以大吨位的货船就很难进入广州，侧面限制了外商发展。 其二，便是广州坐拥一套成熟的公行体系，各行往来洋人已逾半个世纪，办事驾轻就熟。 换句话说，只要将广州十三行改造升级，即把北京的政策落到实处，便可在源头上遏制外商来华。 此处政策，史称“防夷五事”。 二十四年（1759），乾隆根据两广总督的奏折，正式颁布《防范外夷规条》。其一，禁止外商在粤过冬；其二，夷人到粤应寓居行商管束稽查；其三，禁止国人借贷或受雇于外资；其四，严厉打击外商雇人传话的弊病；其五，外国商船进泊黄埔酌拨营员弹压稽查。  马戛尔尼使团觐见乾隆 “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貨物以通有無。” 从前尚有见到总督知府的机会，但乾隆以后，外商若想与政府会面，则必须经由大行商转达，呈递文书亦如此。 一进一出，大有学问。 约见高官，无非是推销自家产品，但能否约成还得看行商脸色。精明的洋商就会先和行商谈妥利益，再安心去找政府报备，不惜将成本翻番。 反之，洋商若与行商结下梁子，大概率就永别中国市场了。 对进口商来说，以前可以找到丝绸、茶叶、瓷器等各种上游厂商，尽量低价拿货。而现在上游被清廷锁死，就只能来十三行承颜候色。 因垄断所有资源，十三行的价是一口价，没得谈，货也只有现成的，没得选，给啥吃啥。 洋商吃瘪，国人也别想好过。 从前，只要是自己种的茶叶，织的丝绸，你就有权利去选择外国代理，英法德意随便挑，价高者得。 而乾隆以后，国人就很难接触到外商了，为了生存，他们只能把货低价卖给十三行，行商货源充足，讲价免谈。此外，市场行情和行商的意志也至关重要，万一哪天人家不做茶叶了，茶商就只有死路一条。 以上两头堵，同时抑制了消费与生产两端的积极性。 而获利者除了行商自己，便是那些定期接受孝敬，臭味相投的大清官员了。 每逢盛典战事，行商们都要用尽手段迎合朝廷，最简单的就是捐钱，几十万到几百万两白银不等，表面来证明自己的忠诚，实则为了能继续占着十三行这个坑。若是不捐或捐少了，就有被取而代之的风险，狼多肉少嘛。  但要说最了解世界变幻的一伙人，在清朝还必须属十三行了。显然，他们为利益选择了沉默。 当年的马戛尔尼被拒后非常沮丧，然而在中国转了一圈后又如释重负，并在日记里写到：清朝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轻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清政府很想凌驾各国，但它目光如豆，只知防止人民智力进步，当我们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 道光二十年（1840）夏，伦敦下议院热火朝天，大伙围绕是否借鸦片对中国宣战展开激辩。当时，汉学家斯当东的立场尤为关键。 托马斯斯当东早年曾随马戛尔尼、阿美士德两度访华，头一次还得到了乾隆赏识，期间，他还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行任职，成了地道的中国通，嘉庆二十三年（1818）回到英国，进入议会。 有因必有果，鉴于自己几十年来对大清的观察了解，斯当东在商贸问题上态度强硬，极力推动战争。 鸦片战争亦称通商战争，在《南京条约》中，大清被迫向英国赔偿烟价、军费、商欠共二千一百万银元，其中三百万是偿还商人债务。  1842 在道光十七年（1837），广州通商白名单上正好有十三家商行，分别是：怡和、广利、同孚、东兴、天宝、兴泰、中和、顺泰、仁和、同顺、孚泰、东昌与安昌行，他们与两淮盐商、晋陕商人一起，被后人称为清代中国的三大商人集团。 但随着《南京条约》的落实，诸行急速走向没落，相继停办。 其中有“世界首富”之称的怡和行老板伍秉鉴，一人就承担了条约中三百万商欠中的一百万，同年病逝广州。临终前他说：“若不是年纪大经不起漂洋过海，实在想移居美国。”怡和行亦被英国人兼并、山寨，取名怡和洋行，今天仍在香港发挥余热。 据《1844-1863年间中国外贸政策》，在战后外贸突飞猛进的二十年间，驶入广州的外国货船吨位只增长了110%，而上海的相关数据为1100%，最终以三倍于广州的优势成为清朝最大进口口岸。得罪那么多人，谁还愿跟你广州做生意呢？ 当洋货以亲民的价格大量涌入时，纵观历史，国人的生活水平从未如此刻一样，迎来了质的飞跃。 (完) 力 匕 精 选 文 章 推 荐 真相 | 无为 阝 勹 廴 匚 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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