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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万历援朝战争（1592—1598）是16世纪末在东亚影响深远的重要历史事件，与之相关的《华夷沿海图》的编纂，在地图学研究中的学术意义亦值得探讨。通过综合分析中朝文献，重点发掘朝鲜王朝实录和地理书籍等资料，可以发现：《华夷沿海图》及相关地理论述对中国北部与朝鲜沿海形势详加说明，是当时两国间地理知识交流大为增强的证明。明朝东征经略宋应昌主持创作该图时，除了既往知识和经验积累外，还融汇了自己在朝鲜的见闻，对特定地理信息的选择与处理也有的放矢。因此，《华夷沿海图》有很强的时效性和准确性。他对特定地理信息的选择与处理背后有着深刻的内涵。即使看似微小的信息的呈现与解读也能成为表达政治立场、阐明军事思想的有效工具，并能反映出战时明朝经略渤海、黄海思想之转变。 作者简介 刘晶，女，1989年生，河南三门峡人，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朝关系史、东北亚史和海洋史研究。 明万历二十年（1592）四月，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发动对朝战争，月余间即占领朝鲜八道大部。当年六月，辽东方面遣兵驰援，然败于平壤。此后，明廷决意大量增兵，深入朝鲜，于七年间“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最终“至关白死而祸始息”[1]。对朝鲜当地情形的认识，既关乎明军东征御倭的运兵部署、粮饷运输等具体事宜，亦是判断战争整体局势的直接依据。以往学界多关注万历援朝战争期间的战事进展、后勤保障、情报搜集，乃至明人的战略思想，但对于在以上各个环节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地理知识的研究似嫌不足。探讨明朝如何凭借跨国战争的发生及与朝鲜的密切接触丰富和精细对东北亚地区的地理认知，以及相关知识如何与明廷政治决策、外交交涉与边疆经略产生互动，可在区域史视域中考察16世纪末东北亚的历史发展和知识交流。 宋应昌作为战争前期明朝处理备倭事宜之经略，对外统领朝鲜战事，对内沟通明廷上下，本人又有大量文书留世，是研究万历援朝战争与明末中朝关系的重要对象。学界依据其编纂的《经略复国要编》已进行不少研究，并尤为关注他的军事思想与战和策略。[2]孙卫国曾专门探讨该书的编纂目的和过程，对其史料价值加以整体思考，值得重视。[3]《经略复国要编》开篇神宗敕谕后即载《华夷沿海图》及图序，后附构成《华夷沿海图》的两幅地图《四镇图》和《朝鲜图》，并有对《朝鲜图》进行说明的图说，是万历援朝战争初期明廷了解北部海域与朝鲜半岛形势的直观参考。 一 宋应昌《华夷沿海图》的形成过程 探讨《华夷沿海图》内容之前，有必要厘清《经略复国要编》文本的形成过程。宋应昌（1536—1606），字思文，别号桐冈。万历二十年（1592）八月，任兵部右侍郎，前往保定、蓟镇、辽东等处经略备倭事宜[4]；次年初，赴朝鲜战场进行指挥；万历二十二年三月去职回籍[5]。《经略复国要编》于宋应昌归乡后编辑完成，主要对其任经略期间及事后的“疏奏、文移、檄牍、函札，旁及各部题奏、朝鲜谢咨，排次载之”[6]；其中，描绘中国天津、蓟镇、辽东、山东与朝鲜半岛沿海情形的《华夷沿海图》被置于卷首。王崇武推测，因此书刊成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正、二月间，正值议和事成，“既和则必贡，沿海防守，势所当急，卷端刊《华夷沿海图》，有深意焉”[7]。 （一）《华夷沿海图》绘制始末 宋应昌在《恭进海图倭物疏》中论及《华夷沿海图》及其组成部分《四镇图》《朝鲜图》的制作。《恭进海图倭物疏》作于万历二十二年三月二十日，记录宋应昌呈送《华夷沿海图》与平壤之役中缴获之倭刀、倭马，以及日本将领小西飞弹守（内藤如安）为乞封上呈刀铳盔甲等物的过程。上年秋，宋应昌从朝鲜战场被召回，因封贡问题被接连弹劾[8]，此前三天，刚被允许离职回乡。他作此疏，不仅为彰显自己与东征将领之功绩，同时有说服万历皇帝封贡日本之意。而熟悉地理环境，又是宋应昌指挥作战、筹措粮饷所必需。他自己就曾表明，“审知地图，《管子》以为主兵要务”[9]。因此，及时绘制能概知朝鲜全貌且反映战况的地图就变得十分重要，《华夷沿海图》正是在此背景下产生。对其制作缘由与经过，宋应昌写道： 臣奉命经略之初，倭患孔炽，畿辅戒严，而属国望援甚急。臣以为居重斯能驭轻，安内方可攘外，随历天津、蓟镇以及辽左，乃山东又臣旧抚之区，是以四镇海防筹画，咨询颇详，具题。责成司道、将领修举，而绘图贴说一节，臣复行各官，务期详画停妥。原拟事竣进呈，及朝鲜虽称内附，终属外藩，以故全国海图，知之者鲜。臣自入其疆，即为讲究，凡足之所履，目之所睹，图之所载，与土人之所陈说者，无不与赞画员外刘黄裳考求商议，始得其真。于是并四镇，合朝鲜东西南北之海总为一图。分四镇，附朝鲜水陆险要及山川来历各为一说，固不敢点缀以衔奇，亦不敢牵扯以惑听。今臣当奏缴之期，例应恭上，以备圣明披阅。[10] 可见，宋应昌认为“安内方可攘外”，外藩朝鲜遭祸，则拱卫京师之地更应成为国家海防重心。因此，掌握朝鲜地理形势的同时，也须对中国北部沿海情形加以关注。宋应昌被授为经略后不久即去往天津、蓟镇、辽东，对当地海防事宜详加查考；又曾于万历十七年（1589）六月至二十年四月间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对“旧抚之区”尤为熟悉。[11]基于实地调查和治理经验，宋应昌委派当地官员对这些地区绘图贴说，并完成《四镇图》。据此可知，该图应作于万历二十年八、九月宋应昌担任经略后至万历二十一年（1593）初他入朝之前。从他之后的话语判断，此时他也已主持完成《朝鲜图》大略，本打算与《四镇图》一起上呈万历皇帝，但因朝鲜“全国海图，知之者鲜”，在进入朝鲜后，宋应昌又对《朝鲜图》加以订正，“始得其真”。将《四镇图》与《朝鲜图》合为《华夷沿海图》后，他最终于万历二十二年三月回朝后将此图呈递明廷。 这三幅地图各以两幅分图合成，《华夷沿海图》再将《四镇图》《朝鲜图》结合在一起，但比例有调整，内容也有简化。三图均以上为南、下为北，未采取“计里画方”绘制法，并以图像符号形象地绘制出山水、城池、哨所、骑兵。后两图相对详细地注明京、府、州县、卫所、岛屿、山川之名称，《华夷沿海图》则只保留《四镇图》部分重要地名，如北京城、山东各府州城、天津卫、辽阳城、广宁城，以及《朝鲜图》中朝鲜八道名称和平壤、釜山等万历援朝战争中的重要据点。《四镇图》和《朝鲜图》中标注海中岛屿的位置，在《华夷沿海图》中也基本只以不规则的空白图形加以指示，而省略其名。 （二）《华夷沿海图》与《全海图注》之关系 宋应昌在万历援朝战争爆发前曾巡抚山东，一定程度上为他经略北部海防奠定了基础。他在此期间作《全海图注》，序刻本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绘制了明朝广东沿海至南直隶长江口的海疆范围。这是否与后来的《华夷沿海图》存在某种程度的关联?山东按察司提学副使李化龙为《全海图注》作序，提到其所绘内容“上自登莱，下达闽广”，可见今存图册或有缺失。据李新贵考察，《全海图注》所示范围应囊括“明之海疆的全貌”，即从辽东起直至广东。[12]汤开建、周孝雷又指出，《全海图注》缺失的辽东至南直隶以北范围正好为《华夷沿海图》所包括，后者可能是宋应昌出任朝鲜经略后，基于《全海图注》相关部分改绘而成；而刊刻《经略复国要编》时，“因为是经略朝鲜的需要，所以只刊登了蓟辽、山东、朝鲜的三幅海图”[13]。但是，《华夷沿海图》与《全海图注》间有显著差别，缺少前者本为后者一部分的有力证明。 两者创作年份和背景不同。据李化龙序推知，完整的《全海图注》应至少包括山东沿海地区情形。宋应昌巡抚山东、整饬军务之时，也确实曾绘制当地海图。他认为山东“畿封密迩，江淮外控，辽海内环，脱有骇兽，征输为难”，因此“爰饬将吏，访先臣汤信国之旧智，与吾所成海图出而商度品处焉”，并在此基础上“校武海滨”[14]。此处所据海图更可能为《全海图注》局部。而《华夷沿海图》的中国部分，即《四镇图》，是宋应昌任东征经略后随历天津、蓟镇、辽东时命令司道、将领“绘图贴说”“详画停妥”的[15]，这与《华夷沿海图》序中他说自己“入关绘图为说，进之主上”相符[16]。《华夷沿海图》的海外部分，即《朝鲜图》，更是在他进入朝鲜之后才得以完善。只有二图都绘制完成，才可能合成完整的《华夷沿海图》，因此该图的形成晚于《全海图注》无疑。 《华夷沿海图》的绘制方式与承载信息也和《全海图注》相差甚远。《全海图注》为长幅折页式图册，采取“海上陆下”的体例，方向随海岸线变化。[17]此图篇幅较广，所录信息十分详细，以表现东南沿海和近海地区形势为主，沿海岛屿、沙洲、港口、山川、驻防地、州县、村落都有所标记，甚至庙宇佛堂、船只、房屋等细节亦有描绘。此图尤为关注沿海地区防御与行船情况，对各处哨守所在、泊船难易程度、可容纳船只数量等都有记载。而《华夷沿海图》取“南上北下”方位，在《经略复国要编》刊本中只占两面。虽篇幅有限，但涵盖地理范围广阔，包括整个苏北地区、山东半岛、京畿地区、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且不限于海岸线附近。这是由于《华夷沿海图》以展现朝鲜半岛及其与明朝北部海防之关系为重点，并以呈献万历皇帝为最终目的，需要力求宏观、直观与简明。就二者体例和内容范围（图1，图2）来看，也缺乏明显联系。 汤开建、李孝雷还指出，《华夷沿海图序》中提到此图范围“由辽以迄闽广”，但刊图却“无南京、浙江，更无闽广”，认为这与缺失北部沿海部分的《全海图注》正好对应。[18]既由上述可知《华夷沿海图》并非由《全海图注》抽取改绘而成，那该如何解释图序中提及的范围?虽然《华夷沿海图》中国部分绘制的是苏北海岸以北地方，但松江府处海面书写“广福浙直东海”，以示长江口以南直至广东沿海的广阔地带，在内容更为详细的《四镇图》中，杭州府以南还标记“浙江”“福建”与“广东”，故“由辽以迄闽广”应为对此之概括。完成于1613年的《海防纂要》在收入此图时，甚至直接更名为《广福浙直山东总图》。[19] 综上，笔者认为《华夷沿海图》及其组成部分《四镇图》《朝鲜图》是宋应昌担任朝鲜经略后主持创作的。《四镇图》完成时间早于《朝鲜图》，在万历二十年下半年到二十一年初之间。《朝鲜图》大略也在此阶段完成，但其完善却要在宋应昌进入朝鲜之后。《华夷沿海图》在此二图基础上合并而成，于万历二十二年三月二十日宋应昌去职后献于万历皇帝。  图1 《全海图注·福建沿海图》局部  图2 《华夷沿海图》局部 二 《华夷沿海图》的内容渊源 《华夷沿海图》以及宋应昌的相关地理认知、论述形成于他担任东征经略的不同阶段，其信息渠道也因此有所差异。按照时间顺序，笔者将之划分为宋应昌进入朝鲜前后两段。 （一）宋应昌入朝前的知识积累 上文提及《四镇图》的创作离不开宋应昌的任官经历、实地考察以及当地官员的绘图帖说，而前人典籍对于宋氏获取相关知识也不可或缺，这也体现在《华夷沿海图序》中。其部分内容与16世纪中期郑若曾的地理记述紧密相关。 郑若曾（1503—1570）担任浙直总督胡宗宪幕僚期间，为“筹东南之海，以靖倭患”[20]，于嘉靖四十年（1561）编纂完成《筹海图编》13卷，其经世致用之价值当时即受到抗倭官员的高度赏识，后世亦影响深远。其中，《日本纪略》列举了当时日本入寇中国的数条路线： 《华夷沿海图序》也回顾了嘉靖年间日本入侵中国的情形，相关记述如下： 上述所有地名（划线部分）完全囊括于《日本纪略》中，只《日本纪略》记录更为详细且路线顺序有所不同。可推测，《华夷沿海图序》中相关文字应和《日本纪略》紧密关联。 《华夷沿海图序》接着强调，应着意防范日本以朝鲜半岛为跳板，进而由海路攻击蓟辽、山东与天津沿海的阴谋，以此说明朝鲜的地理形势和所居位置对于明朝防御日本的战略作用。郑若曾的《朝鲜图说》对这一思想有所继承。除《筹海图编》外，因“朝鲜亦被倭患”，郑若曾专门撰述《朝鲜图说》，对朝鲜的世系、都邑、山川、风俗等进行说明。[22]关于朝鲜与日本的地缘关系有载:“对马诸岛偏在东南，与釜山相对，仅去一日程。倭船止抵釜山镇，不能越全罗至西海，盖全罗地界直吐正南，迤西与中朝对峙。而东保辽蓟，与日本隔绝不通海道者，以有朝鲜也。”[23] 根据当时战争形势，《华夷沿海图序》则进一步说明，日本对朝鲜大规模入侵，是“审舆图，谙海势”的表现。原因在于，如果直接进攻中国南部海域，“洋愈大则水波愈恶，岛之宽隘不等，或不能多藏舟，以故大犯江南，非倭之利也”；但日本“由对马入釜山以寇朝鲜，则晨发夕至，跂足可望焉”；且“朝鲜介居海中，自辽海旅顺山势直趋东南，如人吐舌。……济州岛与吾狼山海门相对，障绝日本，不得直渡。东保蓟辽者，丽国之力也”[24]。可见宋氏明了万历二十年日本舍东南沿海而取朝鲜半岛的意图，并采用与《朝鲜图说》相似措辞，强调日本由对马岛入朝之便利，以及朝鲜能屏障中国、阻隔日本的重要地位。两说具有明显的关联。 （二）宋应昌入朝后的信息获取 宋应昌在朝鲜期间进一步增强对异国的认识。他提到，“臣自入其疆，即为讲究，凡足之所履，目之所睹，图之所载，与土人之所陈说者，无不与赞画员外刘黄裳考求商议，始得其真”[25]。可见，为完善《朝鲜图》，宋应昌根据自己的实际见闻、朝鲜方面的地图资料以及当地人的看法，与赞画刘黄裳一起商议考订了此图的细节。 刘黄裳（1530—1595），字玄子，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授刑部主事，迁兵部员外郎。[26]万历二十年八月，宋应昌经略朝鲜时，刘黄裳随行赞画。[27]朝鲜史料记载，刘黄裳此人“颇晓天文地理，又能太乙数”，连朝鲜宣祖也对其有耳闻。[28]刘氏对朝鲜地理和历史典籍也有了解，曾以《东国舆地胜览》《东国通鉴》确定釜山、鸟岭等战略要地位置，并能对当地防御部署提出自己的见解。[29]在宋应昌制作《朝鲜图》的过程中，刘黄裳应当起到了相当重要的辅助作用。 宋应昌还与朝鲜君臣细致交流，判断战争对朝鲜当地造成的实际影响。万历二十一年六月，宋应昌移咨朝鲜，要求“本国八道之中，某道某邑，倭奴尽数占据；某道上犯，某道未犯；某处某道，全未入境，逐一备细，开写明白，咨复施行”。在回咨中，朝鲜政府详列各道郡、县、府、镇被日本军队占领、毁坏的程度。[30]这或许为宋应昌撰写《朝鲜图说》中的相关内容奠定基础：《朝鲜图说》亦简要列出日本在平壤、开城，以及咸镜、京畿、江原、忠清、庆尚、全罗各道屯聚、掳掠之情形。此外，《朝鲜图说》进一步将战争局势与地名条目结合。例如，“义州”条下解释称“朝鲜国王李昖陪臣尹根寿等避乱逃此”；“平壤”条下有对李如松统兵大捷于平壤的说明等。[31]这一写作方式与传统地理典籍罗列行政区划与记录地理沿革的做法相比有更强的时效性。其目的不在于全面反映朝鲜地理形势，而是精准掌握动向，为万历皇帝了解战局提供参考。而这无疑都需要宋应昌深入朝鲜战场后才能有所了解。 宋应昌对朝鲜地理的描述显然还参考了朝鲜志书与地图。对于釜山“倭户”的记载就是一例。宋应昌在《朝鲜图说》“釜山”条目下写道:“釜山、熊川沿海一带，海口最多，庆尚居民与倭通市、结婚，近百年矣。见有倭户盘据，该国志书可考。故此地常有倭患，特未若前岁之甚耳。”[32]这一表述参考的是《东国舆地胜览》中釜山浦镇有“恒居倭户”之说。对于具体地理位置的辨别，可靠的地图依据也不可或缺，如确认釜山的地理位置时，宋应昌和刘黄裳等人就再三征询朝鲜君臣。为此，朝鲜国王特意将庆尚道沿海地图送给他，供其参考。[33] 进入朝鲜战场的明朝官员通过多种渠道进一步加深和细化对朝鲜地理情况的认知。获取信息的指向性更明确，与战局更密切相关。收集信息的精确性也有所提高，以朝鲜公文、地志、地图为基础，与朝鲜君臣的交流为对照，对军事局势与具体军事据点加以详细考察。 三 朝鲜地理信息传递中的复杂面向：以倭户问题与釜山形势为例 这些朝鲜的地理信息在呈现于《华夷沿海图》前，已由宋应昌等人通过奏疏等方式即时传递给明廷，进而成为当事者表达政治主张的有效工具。明朝官员对这些知识的理解、阐释与利用，不仅展现出中朝之间的复杂互动，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国关系与战争策略。上述宋应昌对倭户问题的记载以及对釜山地理位置的确认就是这一情形的集中表现。 （一）倭户问题的记述、传播与争议 作为联络明朝与朝鲜政府的媒介，以宋应昌为代表、经理朝鲜事务的明朝官员在获取异国知识并向明廷传递的过程中，有着强烈的主观意图。记录釜山倭户就是宋应昌传递政治理念中的一环。他曾在奏疏中对此信息反复引用和说明，以支撑自身观点，并着重将其呈现在《朝鲜图说》中，专列在“釜山”条目之下。对这一细微信息的传递与解读，甚至可能成为影响封贡议和、宗藩关系的重要因素。 《朝鲜图说》刊成之前，宋应昌就多次强调釜山有倭户长期存在。万历二十一年闰十一月，朝鲜接伴使尹根寿称自己在辽东时，看到宋应昌题本中有“釜山之有倭户已久，见于其国志”之言[34]。在此之前宋应昌所作奏疏中包含这则信息的有《议朝鲜防守要害并善后事宜疏》（八月）和《直陈东征艰苦并请罢官疏》（十一月初一日）。从时间上看，尹根寿所见很可能是后者。不过，虽然两疏中都有釜山倭户的记载，其用意却不尽相同。前者记载:“及考朝鲜志书，载在弘治正德年间，釜山镇已为倭奴蟠踞，釜山之人，皆为倭户，志书见在可查。故该国常有倭患，特未若去岁之甚耳。”此疏意在强调釜山易遭倭患，需加紧防范，不然“海水桑田，仍倭故物”[35]。后者写道:“及查釜山镇，自弘治正德年间已为倭奴蟠踞，釜山之人，尽为倭户，该国志书见在可证。实系朝鲜东南荒僻海滨之地，回视义州几三千里。不血刃而该国恢复如故，较之去岁全陷者何如?”[36]此处引用釜山倭户之情形，旨在说明釜山远在海滨，为倭占据，东征将士恢复朝鲜大部国土不易。宋应昌通过查考朝鲜志书了解到釜山有倭户居住，不仅将其特意呈现在《朝鲜图说》中，还以此为据，多次在奏疏中彰显自己的政治观点和东征战绩，可见这对宋应昌而言有帮助阐明朝鲜局势和表达自我主张的双重意义。 宋应昌之后，“釜山倭户”的说法开始存在于明廷认知当中。兵部尚书石星在万历二十二年三月就封贡问题上奏时，就有“宜驰谕釜山倭户，勒令尽数归巢，封事乃决”一语。[37]次年二月，万历皇帝敕谕沈惟敬前往朝鲜处理册封事宜，“仍令釜山倭众尽数归国，撤毁栅房，不得以倭户为辞，遗种滋患”[38]。可见，明廷内部已将釜山倭户与封贡日本两个问题结合，认为屯聚釜山的倭不得以此地有倭户存在为由继续留居。在明廷眼中，倭人是否尽数撤离釜山，成为封贡事成与否的重要标志。 釜山倭户问题在明廷传播，引发了朝鲜内部强烈不满。尹根寿看到宋应昌的题本后，“力辨其不然”，却被宋应昌斥责。[39]万历二十四年（1596），朝鲜宣祖接见明朝游击胡大受时，得知石星题本中有“大贼已退，釜山等处原留倭户，则从便安插”等语，感到十分愤懑。[40]朝鲜人之所以如此敏感，盖因自万历援朝战争之初，明朝就对日本能够快速占领朝鲜抱有相当大的疑虑，而“釜山久居倭户”这一说法加重了朝鲜通倭之嫌，更加引发明廷怀疑。但此问题会引发争论，其实与宋应昌及之后的明朝官员所引朝鲜志书有关。 万历二十一年十二月，经略宋应昌、总兵李如松从朝鲜撤回，蓟辽总督顾养谦赴朝继续料理东征事务。[41]次年三月，朝鲜宣祖接见明朝游击周弘谟，提及顾养谦所示榜文中的“釜山浦有恒居倭户”“措辞失实，甚未稳”。宣祖解释道，釜山倭户虽然“昔者果有，而今则无之，已八十余年矣”。对此周弘谟表示，“地志有此语，故榜文及之”，和以上宋应昌多次提及的釜山倭户一事，朝鲜志书可考相互呼应。为慎重起见，周弘谟还要求，“若有地志，则即欲见之矣”[42]。于是，宣祖将朝鲜通志《新增东国舆地胜览》交他查阅，真相才水落石出。原来，明朝官员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参考的是《东国舆地胜览》，其“釜山浦镇”条目下确有“[釜山浦镇]……有恒居倭户”。但在1530年就已完成的《新增东国舆地胜览》中，“釜山浦镇”下新增一条内容:“旧有恒居倭户，正德庚午佥使李友曾欲以威制，滥加鞭挞，倭奴积愤，与荠浦居倭谋作乱，乘夜陷城。朝廷遣将讨平，遂不许居焉。”[43]周弘谟阅读《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后也承认，“顾爷只见其当初恒居之言，不审新增之意，故误为措辞矣”[44]。可见，宋、顾等明朝官员参考了未经修订的《东国舆地胜览》，没有对正德以后朝鲜驱逐釜山倭户的情况加以记载，由此引发争议。 朝鲜政府坚持对釜山倭户的误载加以纠正，但战争初期这一问题并未引发明朝官员的关注。周弘谟就表示“然大事，在封贡与否，此言失实，有不足关”，认为这一误载无关紧要。[45]此后，朝鲜君臣多次辩解釜山倭户误载问题。例如，朝鲜谢恩使金睟在北京时石星曾问他釜山倭户是否愿意在封贡后尽数离开朝鲜，金睟便将三浦倭户在正德年间已被讨伐的事迹告知[46]；尹根寿也曾于李如松还在朝鲜时对其出示《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并上禀帖给宋应昌加以说明。然而，即便石星“已知其然”，宋应昌对尹根寿的解释“亦以为然”，这一错误始终未得纠正。朝鲜人据此推测，倭户问题并非单纯因朝鲜地志版本不同所引发的失误，而是石星为促成封贡之事，以“釜山原有倭户”之说隐瞒当地仍有日军列阵的事实。[47]1597—1598年丰臣秀吉再次发动对朝战争，即“丁酉再乱”时，在战争初期就埋下隐患的“倭户”问题更是直接成为明朝兵部主事丁应泰诬告朝鲜的导火索之一，深刻影响了16世纪末明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48] （二）釜山地理位置的确认及其意义 如果说从宋应昌开始的明朝官员在认知和阐释倭户问题中产生的差异对中朝之间的外交交涉乃至封贡事件中的微小细节都产生影响的话，那么宋应昌对釜山地理位置的确认更为直接地决定了他对战争中朝鲜立场的判断。万历二十一年（1593）五月，宋应昌接李如松战报，提及日军有“梁山、密阳以南，朝鲜割以与我”的说法。此时，日本以釜山为营，退踞朝鲜南部沿海。梁山、密阳属庆尚道，离釜山不远。担任经略接伴使的尹根寿对此说法予以否认:“若然，则郑拨、宋象贤何以死于釜山、东莱等地耶?”[49]郑拨为釜山佥使，宋象贤为东莱府使，二人都死于万历二十年四月丰臣秀吉攻打釜山之时。对于尹根寿的解释，宋应昌虽然表示相信，但并未完全消除疑虑。 六月三日，宋应昌、刘黄裳再次向朝鲜确认日本是否与之有过割地协议，双方的焦点落在釜山的地理位置上。宣祖表示，“釜山我地之意，不可不力辨”，因此建议在回复刘黄裳的禀帖中，加上“小邦与贼，限隔重溟，釜山是东莱连陆之地。宁有割弃与贼，而可以保国之理耶?小邦虽愚，应不至此”[50]。此句意在表明釜山镇与东莱相连，位于沿海地带，并非海上绝岛，对于朝鲜来说是处于管控之下、不可分割的陆上领土，不可能就割让釜山一事与日本达成一致。两日后，在与宋、刘二人当面对质中，宣祖再次陈述“釜山、东莱，连陆之地”的事实，以证明朝鲜不会放弃其土地的立场。[51]并在发现宋应昌“最疑釜山之说”后，如第二节最后提及，将庆尚道沿海地图送与，以便其确认釜山位置。通过交涉与考察，宋应昌接受了朝鲜君臣的说法：《朝鲜图》所绘釜山正位于滨海，境连陆地，同时东莱、釜山处还特意标明“朝鲜日本界”，以示此地属朝鲜管控范围的边缘。 对于釜山位置的关注和确认，甚至影响了宋应昌对于在釜山留驻明军的看法。万历二十一年六月，日本退兵釜山，明朝大军准备撤出朝鲜，此后以防守中国为主。宋应昌对此表示反对，并在给兵部的揭帖中写道，“夫釜山，虽界于南海之滨，犹朝鲜疆域也”，丰臣秀吉既有“实欲建都朝鲜，有窥犯内陆根本”之野心，若明朝骤然撤兵，则恐有后患。宋应昌强调，若釜山失守，则日军可以轻易经由朝鲜的七条水路渡海进犯中国北部天津、山东等处。若到时再分散兵力于“四镇之海口，旅顺之诸岛”，防守难度会大大增加。因此，宋应昌建议，在议和期间，明朝应于庆尚道的尚州、鸟岭一带留兵，以对釜山日军加以挟制。同时，明军主力应仍留在朝鲜随时防范日本，待其全部撤出釜山后再行返回。[52] 这一驻兵防御思想随后在《华夷沿海图序》中完全体现，在概括朝鲜藩卫中国的重要性后，序中指出，“全罗、庆尚则又彼国之门户也。……若全、庆失守，是亡朝鲜”。如果朝鲜被占领，虽日本不易从陆路入侵辽东，却可通过朝鲜洛东、汉水、临津、晴川、大定、大同，以及中朝界河鸭绿江七条水路，“分舟四出，桡吾四镇”。若果真如此，“沿海岛寨，兵力何以处分?”基于此，宋应昌在《朝鲜图说》最后部分声明，“此余所以亟请累疏，欲暂戍全、庆，以俟丽兵之强者，执此之故也”[53]。正呼应上述宋应昌揭帖中的内容。 围绕釜山地理位置和当地倭户的争议可见，即便看似微小的处理方式与理解差异也能够对中朝关系、防御策略等重大问题产生影响。而以宋应昌为代表的明朝官员书写这些地理知识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掺杂一些个人政治意图，最终在信息传递层面呈现出微妙而复杂的状态。尽管宋应昌所绘地图及图说都强调了明军的战绩、日本的败退并试图说服明廷议和封贡，但正如学者指出，从备战阶段起他就采取石星的意见，实施战、和相守的策略。[54]宋应昌的相关表述，正是这一情况的反映。一方面，他突出倭户乃釜山旧有，表明此地倭患严重、濒临海界、不易收复，为日军在釜山的逗留寻求依据；另一方面，强调此为朝鲜疆域，位置险要，理应加强防守，在议和期间为采取军事行动做好准备。 四 朝鲜地理信息的呈现：《华夷沿海图》所见明末海洋经略思想之转变 前文分析了战争背景下宋应昌在经略朝鲜期间对当地地理知识了解的加深，这些知识在传递过程中所引发的争议，以及各类信息传递和解读的潜在意图。这一部分将回到《华夷沿海图》及其组成部分《朝鲜图》文本本身，分析其所呈现的地理信息侧重点，以及由此展现出的明末黄海、渤海海域的经略思想之转变。 万历援朝战争的爆发打破了明初以后，尤其是嘉靖时期，明人对于倭寇主要威胁中国南部海域的认知。其后，明廷对北部海防的重视程度大大增加。明永乐十七年（1419），明军在辽东望海埚取得大捷，此后“倭寇不敢北侵”[55]。北部倭患的平息使当地海防体系日益削弱，南部沿海成为海防重心。与此同时，辽东、山东之间海运逐渐废弛，朝鲜使臣亦稳定从辽东至山海关一线入贡，渤海与黄海海域的官方交往陷入停滞。这些情形一定程度上导致明朝官员与士人对于中朝海域的相关知识不甚重视，对这一区域的联结性亦缺乏认识。如前文所提郑若曾所作《筹海图编》，记载的就是日本与南部中国之间的海上冲突与航海线路。[56]虽然他也认识到北部海防空虚的危害，认为“一旦有变，宁不张皇乎矣”[57]，但对这一地区的战事及与外部世界的交通状况着墨甚少[58]。此外，虽然郑氏另撰有《朝鲜图说》，还附描绘朝鲜半岛的《朝鲜国图》一幅，但也未论及朝鲜与中国沿海地区之联系。 与强调中国沿海形势的全国性或区域性海防图不同，《华夷沿海图》打破国家边界的束缚，对蓟州、辽东、保定、山东四处及朝鲜沿海之情形并重。在由两幅分图组成的《华夷沿海图》中，中国北部沿海与朝鲜半岛各居一幅，渤海与黄海被置于两图交界处。若两幅合一，则渤海与黄海正处于《华夷沿海图》中心区域，这在直观上突显出中国北部沿海与朝鲜半岛的连通性与整体性。总图上朝鲜半岛通往中国的数条水路也被一一绘出、标明，这与《华夷沿海图序》强调的日本通过朝鲜水路可轻易到达中国北部沿海的情形相呼应。此外，《华夷沿海图》也注重表现辽东与山东之间的海洋形势，不仅在《四镇图》中详细标记出庙岛列岛的主要岛屿和山东半岛的其他近海岛屿，图说部分“旅顺口”下也特意说明渤海海峡中岛屿相连的情形:“海中跌断起伏，鼍矶、沙门、长山、半洋诸岛相接，以至旅顺复发，故此地海运易行，无甚风波险恶，藉此各岛故尔。”总之，《华夷沿海图》将渤海与黄海北部海域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在地图、图序和图说中以图像和文字的形式共同展现中国北部沿海与朝鲜通过海路相互联结的地理形势，并以此加强两地沿海防御。宋应昌这种对中朝海洋形势的洞见，使得他在担任经略后，能够从海防策略的整体出发，注重对中国北部沿海防御的统筹部署以及在朝鲜门户庆尚、全罗两道的留兵驻守。[59] 宋应昌在《朝鲜图》（以下简称“宋图”）中所侧重表达的地理信息，尤能体现他对朝鲜半岛沿海形势的强烈关注和准确表达。这一特质可通过与罗洪先《广舆图》（以下简称“罗图”）中的《朝鲜图》对比呈现。罗洪先（1504—1564）的《广舆图》初刻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左右，保留了元代朱思本所绘全国舆图《舆地图》，并在此基础上添加了九边图、黄河图、漕河图、海运图以及周边国家区域地图。《朝鲜图》在《广舆图》初刻本中已出现，为罗洪先所增绘，并附朝鲜八道行政区划，反映了16世纪中期明人对朝鲜的一般认知。[60]该图及所附行政区划表还被郑若曾《朝鲜图说》继承，可见时人在倭患影响下对周边国家情况的关注。罗洪先与宋应昌各自所绘的《朝鲜图》都是对整个朝鲜半岛的单独刻画，形制相似，均为双面刊本，刊印年代也相差不远。但因后者是在日本侵略朝鲜这一特殊背景下完成，有更为鲜明的侧重点。分析宋应昌的《朝鲜图》，可以更加理解明人在16世纪末的战争形势下认知朝鲜的变化。 除方位、画方等技术层面的区别外，罗图中朝鲜行政区划的层级和数量明显比宋图多。罗图详细至八道之下的州、府、郡、县，与图后所附行政区划表中所含地名对应。但是，这些行政区划的准确性并不太高，存在一部分漏载、增添、讹误的情况，还有不少属于高丽王朝或朝鲜初期设置，但至16世纪中期已不复存在。以平安道为例。至16世纪中期，朝鲜世宗年间（1418—1450）即已存在的龙岗县、三和县、咸从县、甑山县、顺安县、江西县、三登县、祥原县、永柔县、肃川都护府和龟城郡（1466年升为都护府）都未收入，而所录之府“见仁”“定远”“合兰”“广利”以及“常州”“宿州”“银州”“钢州”“买州”则不见于朝鲜地志资料。至于“云兴”或为“云山”误写。此外，“灵州”“青州”“昇州”“平州”属朝鲜初期地名，且除灵州外，其余地名并不在平安道。“抚州”“铁州”和“渭州”则是高丽时期地名。[61]可见，罗图对朝鲜各道的记录虽然详细，但其资料来源应该较为庞杂，不仅取自于不同时期，且部分可能并非直接源于朝鲜，以至高丽时代和朝鲜初期的地名都有见到，且存在相当程度的误差。 与罗图不同，宋图专门标记了与战争相关的战略要地，例如平安道的碧蹄（碧蹄馆之战发生地）、平壤（平壤之战发生地），以及明军和朝鲜国王所驻留的义州、安州、定州。与日军在南部地区对峙各处，如忠州、尚州、光阳、云峰、善山、大丘、庆州、求礼、南原、金海、东莱、釜山，也被一一标明。与上文观点相印证，这些地名的呈现再次说明宋应昌绘制《华夷沿海图》及相关内容时，所择取的地理信息具有明显的实用性和倾向性，并直接源于宋应昌本人在朝鲜的所见所闻，准确性很高。 宋图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对朝鲜近海形势细微而精确的刻画。罗图这样的行政区划地图对朝鲜近海岛屿与周边海域不甚关注，只绘制了“郡山岛”（即群山岛）、“珍岛郡”、“济州”、“巨济”、“国岛”五处较大岛屿。而具有军事功能的宋图除了标出“朝鲜西海”“朝鲜南海”“朝鲜东海”，以及“大琉球”、“小琉球”（即台湾）、“对马岛”、“岐山岛”（即壹岐岛）和“日本国”，以示意朝鲜与日本、琉球、台湾的相对位置，还在朝鲜周边海域标出其他大小岛屿、滨海浦口、城邑山岳共计57处，兹列举如下（从西向南再转至东）：沙门岛、麻飞、大小岛（或为大青岛）、小小岛（或为小青岛）、白翎岛、馆梁、乔峒（乔桐岛）、江华[岛]、小部[岛]（小阜岛）、大部[岛]（大阜岛）、三木[岛]、范岛、慈恩[岛]、古伊岛、黑岛、梅甲（梅加岛）、仙侠[岛]（仙甲岛）、西草（西草群岛）、中岛、长山牧、珎岛（珍岛）、唐岛、马岛、菜岛、突山岛、南海[岛]、内每每（内每弥岛）、外每每（外每弥岛）、倭岛、大静[县]、济州[岛]、旌义[县]、世尊岩[岛]、大火岛（或为大花岛）、小火岛（或为小花岛）、火郎、仙山[岛]、欲知[岛]、莲花[岛]、飞盖[岛]、小福岛、龙草[岛]、巨济水营、柯岛、招岛、内助罗（应近助罗浦）、外助罗（应近助罗浦）、内末文屿、加德[岛]、天城、七点山、木岛、西生浦、其森、松岛、杻岛、处容[岩]。 从地理位置上看，这些地名从慈恩岛开始一直到处容岩，都位于全罗、庆尚两道，表现出宋应昌对朝鲜南部近海与滨海形势的高度重视。同时，宋图基本上以大小一致的椭圆形标识来示意这些地名，其中虽有如白翎岛、乔桐岛、江华岛、珍岛、济州岛、南海岛、巨济岛这样地理位置显著、面积广阔的岛屿，但大部分岛屿则较为微小，通常与日本隐匿和进攻的情况密切相关。《朝鲜图说》解释道:“倭舟不能越全罗地嘴直达，东保蓟辽西海，全赖此各岛错峙海中，焦石甚多，而海道迂回，帆难驰骋。即如去岁至今，止在釜山金海等处屯扎而不敢逾越以达西海，职此故也。”[62]可见，《朝鲜图》对这些地名的标记并不受其实际尺寸影响，而以反映局部地区的战争形势为主要目的。此外，笔者在其他资料中所见到的、能够与《朝鲜图》相互印证的地名以着重号表示。两者间的重合率超过70%，足见《朝鲜图》的准确性。[63] 以上论证说明，尽管罗洪先等人所绘朝鲜专图已经表现出16世纪中期明人对朝鲜地理的充分兴趣，但其信息来源仍相对庞杂，不甚准确。而在万历援朝战争推动下，明朝高级官员对朝鲜战场的形势有了更为强烈和直接的关注，并对朝鲜沿海有了超乎以往的丰富而精确的认知。这一改变也直接影响到16世纪末明朝的海疆经略，其防御焦点开始转向渤海与北部黄海海域，且对该地区的防御部署有着超越国界范围的整体规划，《华夷沿海图》正是这一思想的产物。 五 余 论 16世纪末的万历援朝战争极大促进了中国与朝鲜之间的军事协作、政治互动与知识交流。明廷上下对朝鲜地理知识的了解与利用程度也日益加深，《华夷沿海图》的绘制就是一例。宋应昌结合经验、实地调查和典籍记载，在担任东征经略的不同阶段逐渐完成的《华夷沿海图》，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和准确性。宋应昌对特定地理信息的挑选与处理，使看似微小的信息的呈现与解读也能成为表达政治立场、阐明军事思想的有效工具，甚至可能发展成为撼动中朝两国关系的支点。《华夷沿海图》不仅是宋应昌实施议和策略与巩固朝鲜海防的有力注脚，亦展现了在万历援朝战争影响下，明人开始将东北亚海域视为一体的战略思想。随着战事推进，明人对朝鲜地理形势的认知也进一步加深。日军于1597—1598年再次进攻朝鲜时，兵部尚书邢玠就利用宋应昌所绘之朝鲜地图，与朝鲜使者权悏、表宪、秦礼男所呈地图进行对照参看，并向其询问朝鲜地形之细节，以便为抵御日军的再次进攻做好准备。[64]在此基础上，邢玠向万历皇帝上奏，就如何加强朝鲜险要处的驻防以及实施中朝之间的海路运输提出自己的看法。[65]《华夷沿海图》所示海防思想也为一些明末军事著作所继承，如刊刻于万历援朝战争结束后的《登坛必究》就依然强调协同防御渤海与黄海地区的重要性，并全盘收录了《华夷沿海图序》与《朝鲜图说》。[66]至16世纪上半叶后金政权占据辽东地区，中朝之间的陆路交通被迫断绝，明朝经营渤海与黄海区域的意识也因此有了进一步发展。跨海运输与贸易的组织，以及海上军事据点的建立，都再一次促进了两国之间地理知识的增长与应用。万历援朝战争时期中朝之间地理知识的传播与交流正为此现象奠定了基础。 致 谢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蒙李新贵教授提供部分资料，王振忠教授、杨雨蕾教授、孙靖国副研究员提供宝贵意见，特此感谢! （end） 注释（滑动以查看全部） [1] 《明史》卷三二〇《外国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299页。 [2] 参见南炳文：《宋应昌的军事思想》，《明史研究》第2辑，黄山书社1992年版，第151—160页；赵树国：《援朝御倭战争期间宋应昌对中国北部海防建设的贡献》，《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王臻：《朝鲜壬辰战争中明朝经略宋应昌的活动探析》，《东疆学刊》2018年第2期；孙文忠：《万历朝鲜战争期间宋应昌对日策略研究》，宁波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3] 孙卫国：《万历援朝战争初期明经略宋应昌之东征及其对东征历史的书写》，《史学月刊》2016年第2期。 [4] 《明神宗实录》卷二五一“万历二十年八月乙巳”条，《明实录》第107册，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版，第4681页。 [5] 《明神宗实录》卷二七一“万历二十二年三月乙未”条，《明实录》第108册，第5034—5035页。 [6] 缪凤林：《经略复国要编提要》，〔明〕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卷首，王有立编：《中华文史丛书·十九》，华文书局1968年版，第3—4页。 [7] 王崇武：《李如松征东考》，《“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6本，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7年版，第368页。 [8] 孙卫国：《万历援朝战争初期明经略宋应昌之东征及其对东征历史的书写》，《史学月刊》2016年第2期。 [9] 〔明〕宋应昌：《华夷沿海图序》，《经略复国要编》卷首，王有立编：《中华文史丛书·十九》，第23页。 [10] 〔明〕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卷一三“恭进海图倭物疏”，王有立编:《中华文史丛书·十九》，第1094—1095页。 [11] 《明神宗实录》卷二一二“万历十七年六月乙酉”条，《明实录》第106册，第3970—3971页；卷二四七“万历二十年四月庚戌”条，《明实录》第107册，第4608页。 [12] 李新贵：《明万里海防图之全海系探研》，《史学史研究》2018年第1期。 [13] 汤开建、周孝雷：《明宋应昌〈全海图注·广东沿海图〉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0年第3辑。 [14] 〔明〕宋应昌：《华夷沿海图序》，王有立编:《中华文史丛书·十九》，第23页。 [15] 〔明〕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卷一三“恭进海图倭物疏”，王有立编:《中华文史丛书·十九》，第1094页。 [16] 〔明〕宋应昌：《华夷沿海图序》，王有立编:《中华文史丛书·十九》，第24—25页。 [17] 参见曹婉如：《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图版说明”，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1页；孙靖国：《明代海防地图——〈全海图注〉》，《地图》2013年第2期。 [18] 汤开建、周孝雷：《明宋应昌〈全海图注·广东沿海图〉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0年第3辑。 [19] 〔明〕王在晋：《海防纂要·图序》，《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73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55—656页。 [20] 〔明〕卢镗：《筹海图编跋》，〔明〕郑若曾撰，李致忠点校：《筹海图编》卷末，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997页。 [21] 〔明〕郑若曾撰，李致忠点校：《筹海图编》卷二下“日本纪略”，第178—179页。本段中有小字注文，本文引用时略去，只有“过茶山、入瞭角嘴、涉谷椟、狼福山而犯瓜仪、常镇”一句中的地名“瓜仪、常镇”和《华夷沿海图》序相关，故单独列出。 [22]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卷一六，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662页。 [23] 〔明〕郑若曾：《郑开阳杂著》卷五《朝鲜图说》，“朝鲜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34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65—566页。 [24] 〔明〕宋应昌：《华夷沿海图序》，王有立编:《中华文史丛书·十九》，第26页。 [25] 〔明〕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卷一三“恭进海图倭物疏”，王有立编:《中华文史丛书·十九》，第1094—1095页。 [26] 〔明〕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九三“刘黄裳”，《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535册，第554页。 [27] 《明神宗实录》卷二五一“万历二十年八月壬子”条，《明实录》第107册，第4684—4685页。 [28]《朝鲜宣祖实录》卷三九“宣祖二十六年六月戊子”条，《朝鲜王朝实录》第22册，国史编纂委员会1957年版，第4页。 [29] 《朝鲜宣祖实录》卷三九“宣祖二十六年六月戊子”条，《朝鲜王朝实录》第22册，第3页。 [30] 《朝鲜宣祖实录》卷三九“宣祖二十六年六月戊子”条，《朝鲜王朝实录》第22册，国史编纂委员会1957年版，第4页。 [31] 〔明〕宋应昌：《朝鲜图说》，《经略复国要编》卷首，王有立编:《中华文史丛书·十九》，第34—35页。 [32] 〔明〕宋应昌：《朝鲜图说》，《经略复国要编》卷首，王有立编:《中华文史丛书·十九》，第39页。 [33] 《朝鲜宣祖实录》卷三九“宣祖二十六年六月乙未”条，《朝鲜王朝实录》第22册，第9页。 [34] 《朝鲜宣祖实录》卷四五“宣祖二十六年十一月甲辰”条，《朝鲜王朝实录》第22册，第164页。 [35] 〔明〕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卷一“议朝鲜防守要害并善后事宜疏”，第846—847页。 [36] 〔明〕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卷二“直陈东征艰苦并请罢官疏”，第971页。 [37] 《明神宗实录》卷百七一“万历二十二年三月己卯”条，《明实录》第108册，第5026页。 [38] 《明神宗实录》卷百八二“万历二十三年二月丙午”条，《明实录》第108册，第5209页。 [39] 《朝鲜宣祖实录》卷四五“宣祖二十六年闰十一月甲辰”条，《朝鲜王朝实录》第22册，第164页。 [40] 《朝鲜宣祖实录》卷七二“宣祖二十九年二月乙巳”条，《朝鲜王朝实录》第22册，第646页。 [41] 《明神宗实录》卷二六八“万历二十一年十二月丙辰”条，《明实录》第108册，第4985页。 [42]《朝鲜宣祖实录》卷四九“宣祖二十七年三月癸巳”条，《朝鲜王朝实录》第22册，第237页。 [43] [朝]李荇等增修：《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二三，“釜山浦镇”，景仁化社1981年版，第389页。 [44] 《朝鲜宣祖实录》卷四九“宣祖二十七年三月癸巳”条，《朝鲜王朝实录》第22册，第237页。 [45] 《朝鲜宣祖实录》卷四九“宣祖二十七年三月癸巳”条，《朝鲜王朝实录》第22册，第237页。 [46] 《朝鲜宣祖实录》卷五二“宣祖二十七年六月丙寅”条，《朝鲜王朝实录》第22册，第300页。 [47] 《朝鲜宣祖实录》卷七二“宣祖二十九年二月壬子”条，《朝鲜王朝实录》第22册，第647页。 [48] 因朝鲜国王上疏明廷，为遭丁应泰弹劾而被罢免的经略杨镐陈情，所以丁应泰继而对朝鲜国王进行攻讦。1598年九月，丁应泰在弹劾朝鲜国王的题本中，列举出《海东纪略》（即朝鲜王朝初期政治家申叔舟所著《海东诸国纪》）所记“朝鲜与倭交好事实”。其中，他提到《海东纪略》的“图说”部分记载“熊川、东莱、蔚山，其恒居倭户二千有奇”（这里的“图说”指的是《海东诸国纪》中《熊川荠浦之图》《东莱富山浦之图》与《蔚山盐山浦之图》三图后各自所附“图说”），并以此附会，认为朝鲜有“遂令彼国世居倭户，往招诸岛倭奴，起兵同犯天朝，夺取辽河以东，恢复高丽旧土”的嫌疑。见《朝鲜宣祖实录》卷一百〇四“宣祖三十一年九月癸卯”条，《朝鲜王朝实录》第23册，第497页。 [49] 《朝鲜宣祖实录》卷三八“宣祖二十六年五月庚辰”条，《朝鲜王朝实录》第21册，第712页。 [50] 《朝鲜宣祖实录》卷三九“宣祖二十六年六月丙戌”条，《朝鲜王朝实录》第22册，第1页。 [51] 《朝鲜宣祖实录》卷三九“宣祖二十六年六月戊子”条，《朝鲜王朝实录》第22册，第3页。 [52] 《朝鲜宣祖实录》卷三九“宣祖二十六年六月壬子”条，《朝鲜王朝实录》第22册，第22页。 [53] 〔明〕宋应昌：《华夷沿海图序》，第26—27页。 [54] 参见孙卫国：《万历援朝战争初期明经略宋应昌之东征及其对东征历史的书写》，第44—46页。 [55] 《辽东志》卷三《兵食》，金毓黻编：《辽海丛书》第7册，辽沈书社1985年版，第401页。 [56] 详见《筹海图编》卷二上《使倭针经图说》、卷二下《入寇图》、卷八上《嘉靖以来倭夷入寇总编年表》、卷八下《寇踪分合始末图谱》、卷九《大捷考》中相关内容，以及东南各省倭变记、事宜。 [57] 《筹海图编》卷七“辽东兵防官考”，第482页。 [58] 相关内容见《筹海图编》卷七“山东倭变记”“山东事宜”、卷九“望海埚之捷”，第454—457、599—600页。 [59] 赵树国：《明代北部海防体制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62—369页。 [60] 任金城：《〈广舆图〉的学术价值及其不同的版本》，《文献》1991年第1期。 [61] 参见《世宗实录·地理志》（《朝鲜世宗实录》卷一四八至卷一五五）、《新增东国舆地胜览》、《东国郡县沿革表》（奎章阁所藏笔写本）。 [62] 〔明〕宋应昌：《朝鲜图说》，第38页。 [63] 所据材料有《朝鲜王朝实录》；《新增东国舆地胜览》；[朝]金正浩：《大东舆地图》，1861年，奎章阁所藏笔写本，奎1033-v.1-22；〔清〕马建忠：《东行初录》，《适可斋纪行》卷四，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6辑，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日据朝鲜时期日本陆地测量部绘制的《朝鲜五万分一地形图》，1918年；修文馆编辑部制作的《实测详密朝鲜新地图》，1911年。 [64] 《朝鲜宣祖实录》卷八七“宣祖三十年四月乙亥”条，《朝鲜王朝实录》第23册，第197页。 [65] 《朝鲜宣祖实录》卷八七“宣祖三十年四月辛巳”条，《朝鲜王朝实录》第23册，第207页。 [66] 〔明〕王鹤鸣：《登坛必究》卷二四“朝鲜”，《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961册，第179、182—183页。 编 辑：张 珮 初 审：张金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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