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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来韩、日学者研究碧蹄馆之役，多止于“经此一战，李如松受重挫而气沮，从此不敢言战”的评论，但笔者对此有些自己的看法。 李如松少年时即随父从军，一生饱经战阵，见惯成败，怎会偶因一场战斗的失利而从此一蹶不振？而观碧蹄馆此战，明军以数千骑兵，在地形、装备均极其不利的条件下抵抗日军三四万部队，虽然最终不支败退，但斩获颇多，自身损失亦远未到伤筋动骨的程度。李如松在此战中的表现，亦可谓闻敌强而敢进，殊众寡而敢战，战不利而敢后。如此勇将，在兵势悬殊之时犹存反击求胜之心，一旦重掌大军，又怎会怯敌而不敢再战？ 笔者以为，造成李如松碧蹄之后不愿再战的主要原因，还是出在明军内部。 入朝明军，按地域分成南北派系，素来有隙。李如松家族世镇辽东，当地将佐多出于其门下，此次入朝，李氏本族及亲信将领李如柏、张世爵、杨元分统三协，完全垄断了这支明军的高级指挥权，而江浙山东等地出身的吴惟忠、骆尚志、王必迪、钱世桢等，则以经略宋应昌为杭州人故，咸多依仗。 ▲宋应昌像，图片来源网络。 ▲吴惟忠像，图片来源网络。 李如松素来用兵自专，不愿接受文官节制，在宁夏时就因“以权任既重，不欲受总督制，事辄专行”被下旨申饬过，入朝之后，李故态不改，“气益骄，与经略宋应昌不相下。故事，大帅初见督师，甲胄庭谒，出易冠带，始加礼貌。如松用监司谒督抚仪，素服侧坐而已。（《明史列传第一百二十六》）”这种作为，自然无法和经略宋应昌相容。 平壤之战时，南兵前仆后继，奋勇先登，出力最重，吴惟忠、骆尚志等南将身先士卒，个个被创血战，《宣祖实录》中皆叹服“南兵轻勇敢战，故得捷赖此辈”。但战后请功之时，李如松却出于派系原因，加意偏袒北军，先登破城首功，全记在杨元、李如柏等头上（《经略复国要编》之《叙恢复平壤开城战功疏》）。 柳成龙奏章即称“提督攻城取胜，全用南军，及其论功，北军居上，以此军情似为乖张。” 巡察使李元翼则有奏北军割首冒功事：“（南兵）争先阑入，无数以登，开门之后，北兵追后，骑马驰入，但斩死贼之头而已。” 接待使李德馨亦奏李如松为部下所左右，不能出以公心：“提督每言南兵之功，而李如柏张世爵等性皆不顺，每毁短之，且毁王必迪之为人，南军以此怨之。” 赏罚如此不公，自然不能指望南军再能用命，于是在以后的战斗中，李如松不得不依赖自己的嫡系辽军单独作战。幸运的是，日军经平壤一战后，深畏明军展现出的强大战力，纷纷主动撤退，放弃了包括重镇开城在内的广大地区，李部轻骑不战而取开城，大功唾手而得，这无疑给李如松及其手下将领造成了某种错觉：王京或许可以同样轻松的到手。于是，在错误情报和轻敌、侥幸心理的诱导下，出现了钱世桢正月二十六日在开城城门口所见的一幕：李如松及其亲信将领、家丁部队，瞒着南军诸将悄悄南下，试图再次兵不血刃接收一座空城，独揽收复三都之全功。然而幸运之神没有再次光顾他们，李部在还没有望到王京城垣之前，就在碧蹄馆结结实实地踢上了铁板。 碧蹄馆战败，虽然没造成多少实际损失，但却使李如松在南军将领心中仅存的一点统帅威信荡然无存，一直被压抑的怨愤以此次战败为突破口直接喷发了出来，刚撤回开城，李德馨即直击了南军游击王必迪与李如松的一次当面冲撞： “提督至开城，诸将游击以下皆跪而听令，王必迪独立而言曰：老爷不智不信不仁如此，而可能用兵乎？提督怒曰：何谓也？必迪曰：平壤攻城之日不令而战，故士兵不及炊食，为将者不念军士之饥而遽使攻城，是谓不仁也。围城之日，俺在军后闻之，老爷驰马城外督战曰：先上城者与银三百两或授以都指挥佥使，今者先登者众，而三百两银何在？指挥佥使又何在焉？是谓不信也。大军不为前进，只率先锋往击，一有蹉跌，大军挫气而退，以是言之，非不智为何？如此而可以攻城耶？提督闻其言，即出银给南兵云。”（《宣祖实录》李德馨殿上奏对） 王必迪仅为一游击，竟敢当众折辱三军主将，可见南军将领对李如松已无丝毫敬畏之心，而李却只能息事宁人，显然此时李此时已完全失去了对南军的驾驭能力。 李如松所面对的困境还远不止于此。碧蹄馆的战况让他意识到，他仗以自恃的本钱，纵横辽东的李家铁骑也正在陷入无用武之地的困窘之中。 朝鲜气候不同于中国，二、三月时开城地区气温尚在零度以下，降水量却已有二、三十毫米，春雨绵绵，泥泞载道，马匹大炮皆不利于行。碧蹄馆之战在阴历正月二十七（按阳历则为二月二十七日），偏又恰逢当年雨季提前，战时阴雨不绝，极大影响了李部骑兵的战力。对于天气问题，宋应昌和李如松在战前便已略有料及，檄报飞驰，曾多次通报此事，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中多有收录： 《议取王京开城疏》：“据提督李如松禀称，平壤奔遁并各散去倭贼并集王京，约有一十余万，乘此屯聚之时，即当攻剿，否则春融冰解……” 《叙恢复平壤开城战功疏》：“臣虑春风渐南，朝鲜地暖，正月初旬，时若季春，江河解冻……” 《檄李提督》：“访得王京一带，道旁皆系稻地，即今天气融和，冰解土滑，战马不便驰骋……” 由此可见，李如松进占开城后不经仔细哨探便匆匆进军王京，固然是存了轻敌侥幸之心，但也有一定程度是被天时所逼，不得不急。 异域的天气对辽东骑兵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平壤之战时，气温尚低，雨季未至，道路或干或冰，皆适合马匹奔驰，《宣祖实录》中形容当时明军骑兵驰骋时“冰路马跑，飞屑杂尘，如白雾涨空”。 但转眼间雨季临近，“顷者连日下雨，道路泥泞，其深没膝，马不得驰突。（《宣祖实录》杨元语）”加之气候突转阴湿，辽东战马不服水土，马疫大作。 《经略复国要编》之《报王相公书》：“王京山路，田仅一二尺，平地泥沼，车马不得驰骤，是地利不在我矣。千里追奔，累战力疲，疫气流行，马死千匹……” 《宣祖实录》金命元奏报：“时天兵远来疲敝，又有马疾，战马死者至一万二千余匹……” 至此，距平壤大捷不过短短二十余日，李如松却已经把才刚赖以取胜的本钱几乎丧失殆尽：最积极敢战的南军与他形同决裂，吴惟忠、骆尚志等南将闻李之名皆扬声斥骂，即使在朝鲜大臣面前也毫不避讳；宣大等地将领本就非李部属，又见主将赏罚不公，索性全程打酱油，坐看李的笑话；而唯一可靠的辽骑亲军又受困于泥泞和马疫，战力大减。 在此种种不利情况之下，李如松最终做出了从他个人来说比较明智的选择：主动退兵同日方言和，凭借此前收复两京的战功，向朝廷交差，即便有朝野非议，也足能保全身而退，强似率领手下这支离心离德的部队，继续与日军做毫无把握的死斗。 于是，精选举国之精锐，声势浩大的万历第一次援朝战争，在此猝然画上了一个草草的句号，但却为日后拖延七年之久，糜饷达数百万的中日战事，留下了一条粗粗的尾巴。 ▲明军画像，图片来源网络。 ▲韩国建造的朝明联合军战殁慰灵碑，图片来源网络。 ▲碧蹄馆纪念碑，图片来源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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