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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来自网络，来源未知 一、 公元前193年，大汉相国萧何病危，17岁的汉惠帝很惆怅。 萧何是刘氏集团的大管家，从刘邦起事反秦以来就一直都是。 早前，刘邦在前面打仗，萧何就在关中供应粮草、兵员，因为有了这个稳定大后方源源不断的资源输出，刘邦才赢得起、败得起；汉帝国建立后，萧何担任大汉相国一直做到生命最后一息。 现在，大汉这位大管家要归天命了，支撑大汉帝国巍峨挺立的柱石也要因此更换了。 汉惠帝眼巴巴地望着病榻上的萧何问道，老相国啊，你看以后谁来接替你工作是好呢？ 其实早在高祖刘邦病重离世之前时，皇后吕雉就盘算过这个问题了，她也问过病床上的刘邦：“陛下百年之后，萧相国估计也活不久了，萧相国走后，谁能代替他的位置呢？” 即将离世的刘邦说出一个人的名字： 曹参。 萧何的答案与刘邦不约而同。萧老相国回答汉惠帝说，如果由曹参接手自己的业务，那他就死而无憾了。 刘邦和萧何都是从血与火的战争里趟过来的老江湖，看人断事自是老辣，现在帝相二人居然出奇地心思一致，那就准没错了。 于是，在辅佐了齐王刘肥、担任齐地丞相九年之后，曹参奉命入调京师长安，光荣就任大汉第二任相国。 二、 刘邦和萧何都如此看重曹参，曹参肯定了不起。 然而，在曹参掌管大汉国事一段时间后，汉惠帝很失望地发现，这老头整天也没见干什么正经事啊，上任大汉相国之后也没见啥大动作。 没见他动手制定大汉发展规划，没见他具体的落地行动，甚至他还懒政。 懒政到什么地步呢？不分昼夜，天天在家里大饮美酒。 朝廷官员们看不下去了，来往的宾客们也看不下去了，你是先帝与萧何一致遗命的大汉相国啊，整天隔在家里喝大酒这叫个什么事啊？ 于是大家就纷纷找机会去劝告，不能这样颓废下去了啊，曹相国，您得想想大汉的未来、想想您的责任啊！ 曹参呢，依然如故不说，还不停地用美酒去堵住劝谏进言者的嘴，总是让来劝谏的人喝得醉醺醺的，于是这些意见也就提不下去了。 这还不算，管理总要赏功罚过吧？可是这位曹相国呢，什么事都马马虎虎的，发现别人有细项的过错也浑不在意，还总是帮他们掩藏遮盖。 长此以往，汉惠帝终于受不了这个曹老头了，怀疑这老头是不是没把自己这个年轻皇帝放在眼里啊？ 刚好曹参的儿子曹窋在朝中为官，汉惠帝于是就让曹窋回家私下以儿子身份问问，你爹整天喝酒，也不处理公务、不请示、不汇报，这般不为大汉天下忧虑，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曹窋忠实地履行了任务，回家一面问、一面规劝老爹，结果换来的是一顿胖揍。曹参教训儿子说，天下大事是你这种小子能懂的吗？ 汉惠帝知道这事后，气得不行，于是就在曹参上朝时为此质问他。 曹参脱帽谢罪，然后问道：“陛下您的英明神武跟高祖皇帝相比怎么样？” 汉惠帝说：“我怎么敢跟先帝比啊！” 曹参又问：“陛下你看我的才能跟萧何比，谁更强一些呢？” 汉惠帝说：“您好像比不上萧何。” 曹参于是说：“判断得对啊，陛下！高帝与萧何一起平定天下，制定的法令都已很明白了。现在陛下只须垂衣拱手，群臣做事只须按部就班，都遵照执行高帝与萧相国的的法令不偏离，不就可以了吗？” 汉惠帝：“。。。。说的也是啊，这样的话，就不耽误您回家喝酒了。” 三、 曹参整天在家饮酒只是表象。 实际上，曹参对于担任大汉相国早就有了充足的准备。 萧何病逝不久，还在朝廷尚未征召他之前，他就对门人很有预见性地说“吾将入相”。辅佐齐王刘肥九年的地方实践过程中，曹参不但逐渐确立了具体的治国方式，而且也有了明确的治国理论。 在治国方式，曹参是抓大放小，抓总纲放细目。 具体而言，就是选对人、用对人。 《史记·曹相国世家》就记载，曹参就任大汉相国不久，就开始精心物色符合他理政观念的人才。他挑选了都是些什么样的人才呢？第一，不善言辞的；第二，稳重的；第三，忠厚、有德行的。 简而言之，曹参挑选的都是些能够不折不扣贯彻落实政策的人，是能够踏踏实实按既定路线办事的人。 与此同时，他还辞退了吏员中那些能言善辩、热衷虚名、追求花里胡哨表面文章之辈。他认为这样的人与他的主政理念格格不入。 曹参很清楚，战争时期已过，长期与匈奴和亲也已大致平息了外患，帝国这个时期并不太需要多少创造型人才。 历经过多年的反秦战争、楚汉战争之后，社会需要的是休养生息，人民需要的是稳定。 与民休养生息背后的理论基础，是黄老学说。 所谓黄老学说，这种理论最早在战国时的齐国稷下学宫被体系化提出，黄即黄帝，老即老子，前者托名黄帝而立说，后者则是老子的道家学说。 黄老学说体现到国家治理上，那就是崇尚“无为而治”，减少朝廷对社会的干预，不干涉民生，不折腾民力，轻徭薄赋，简政放权，放任社会自然发展，最后实现社会治理“无为而无不为”的理想之境。 道家说“治大国如烹小鲜”。油煎小鱼时，你不能总是翻来翻去地不停折腾，那样小鱼很容易被折腾烂了，意思是说政府不能过多干预社会自身发展，用现代社会的经济学来类比，颇有点“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意思，虽然二者是两回事。 曹参采用“黄老理论”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他运用这种理论治理社会也有过充分的地方实践经验积累。 《史记·曹相国世家》记载，辅佐齐王刘肥、担任齐地丞相期间，曹参一直在琢磨如何治理齐地。齐王刘肥的封地是个超级大的地方政府，竟有城邑七十余座。自春秋管仲相齐崛起之后，齐地在各诸侯国中一直算是相对富庶的，然而即便如此，经历过秦末战争、楚汉战争的常年消耗，齐地也是凋敝不堪。 曹参于是召集齐地名士、地方精英代表商讨如何治齐，然而几百人的大会开下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莫衷一是，曹参不知道采用哪种意见是好。后来曹参听说胶西那个地方有个叫盖公的人，研究黄老学说很有心得，于是就厚礼相请。盖公就给曹参讲了许多以清静无为之法治国的道理，曹参深以为然。 此后曹参就用黄老之法治理齐地，九年间，齐地稳定地发展了起来，人民安居乐业，人人都颂扬曹参贤明。 这就是说，曹参到了执掌大汉帝国治理重任时，他已经在理论与实践都做到了心中有数。 其实，喝酒和喝酒也是大不一样的。有的人整天喝酒，是躺平买醉，麻醉自己；有人不慌不忙饮美酒，人家那叫胸有成竹。 所谓“政声人去后”，一个人的生前身后名，只有在经历过长长的岁月洗礼之后才会露出真实的评价。曹参担任大汉相国三年病逝后，大汉人民纷纷发自内心为他咏唱赞歌。 历史有名的“文景之治”，其实也是从萧何、曹参打下的基础上孕育的。 而我们后人，也因此得到了一个叫做“萧规曹随”的成语。 四、 萧规，是萧何富有远见的筹划与设计。 曹随，是曹参有足够悟性者的历史自觉。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使命，每个历史阶段有每个历史阶段的任务。 任何领导者都是时代里的领导者，没有一位历史人物能够脱离他所在的时代做事。因此在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时期，每位主政者的历史责任也不同： 有的时代，主政者的责任是扶大厦之将倾，力挽狂澜； 有的时代，责任是大破大立，立地新生，从一穷二白开始建构； 有的时代，责任是立足于打牢基础，夯实国本； 有的时代，责任是执行路线、推进原定计划； 有的时代，责任是去腐除痈，刮骨疗伤，破除前行路上的重重障碍； 有的时代，则需要有大创造、大创新、大举措。 …… 任何人试图超越时代、脱离历史阶段去做事情，其结果一般都不会太好：或者因为好大喜功而致浮夸风流行，或者因为太过超前而成海市蜃楼，或者因为不适合时代大势而劳而无功。 以我国历史观之，一个王朝政权的建立，第一代、第二代往往奔忙于内战外战。例如：汉朝的刘邦，其后半生基本都是在打仗中渡过的，最终也因征讨叛乱而中流箭病逝；唐朝的李渊、李世民父子，从反隋起义到群雄逐鹿，再到征讨突厥，一生戎马；宋朝的赵匡胤、赵匡义兄弟，几番征伐燕云十六州均不成功；明太祖朱元璋十三次北伐蒙古、明太宗朱棣五次征讨蒙古；清朝多尔衮入侵中原，康熙削三藩、征讨边疆叛乱等等，无不如此。 到了第二、三、四代时期，其历史任务一般都是休养生息。例如：汉代的吕后、文帝、景帝时期，都崇尚黄老之说，无为而治；大唐王朝初期的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时期也都是休养生息为主。 而到了第四、五代时期，这时候王朝经过长期的休养生息，一般来说，国力都恢复得不错，国富民殷，家底子厚实了，于是朝廷主政者往往倾向于大展拳脚，例如汉武帝时期。 但这个时候，往往也正是非常危险的阶段。 因为所谓“有为”，就是做事情，做事情就会有成功、有失败。 《易经》开篇就说过这个阶段，叫做“或跃在渊”，经过一阶段积累后开始有所作为，大展拳脚的结果有两种：或者高高跃起，一飞冲天；或者跌落深渊，一蹶不振。 这其中，分寸拿捏就很关键了。 五、 回顾我国历史上的那些“有为”王朝，其作为的情形，不外乎重振朝纲、变法、整顿吏治、消灭地方割据势力（诸侯或藩镇）、打击地方豪强的土地兼并、大兴工程、对外用兵，等等。 做这些事情的结果，要么是“或跃”，要么是“在渊”。 可能带来焕然一新的局面，例如张居正变法。 也可能造成混乱不堪、提前推动王朝走向崩溃，例如王安石变法。 这其中，调用修建大型工程或对外用兵，尤为危险——因为这两件事都需要征用大量财力、物力、人力等资源。 汉武帝既修工程，也对外用兵。修建宫阙、园林、行宫为辅，对外打仗为主，征伐匈奴，一口气打了44年、进行了13次成规模的战争。 隋炀帝很聪明，很有为，既打仗，也修工程。打仗是西征吐谷浑、北征突厥、东征琉球，三次东征高句丽，征兵百万以上； 修工程就更厉害了：营建东都洛阳，历时十个月，每月使用民力200万人；修建大运河，调用民力与士兵300万；修长城，征用民力120万；建造高大龙船、楼船与各类杂船数万艘；至于那些在各地大兴土木修建的宫、殿、苑、囿、离宫、别馆就更多了。 结果我们都知道了，隋炀帝之后，隋亡；汉武帝后，汉帝国从此衰落下去，直至西汉亡。 亡国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从根本上说，历史上任何时期的王朝本身都并不生产产品，也不创造财富，王朝的运行主要靠收赋税。 中国古代中央帝国征收上来的税赋，主要是用来给官员与军队发放工资，而一个“有为”的王朝则又需要将这些税赋额外再用于修建大型工程、对外战争。 由于古代生产技术所限，没有现代工业商业经济产生的增量财税，无法突破“马斯洛人口论”的局限，所以税赋的总量基本上都是额定的，税赋来源范围大体上就是国土之内开垦出来的耕地出产。朝廷长期简朴、少用、省用，国库就会有积余，长期大量支出就会不足。 王朝国用不足怎么办？除了继续压榨民力，没有第二条路。 这就是汉武帝的困境。 汉武帝数十年大规模征伐匈奴战争的巨额支出，不但直接耗空了前几任帝王积累下来的殷实国库，而且战争源源不断的耗费又迫使帝国必须继续透支国力。汉武帝于是想出各种办法残酷搜刮百姓，各种名目繁多的苛税不但数额过大，而且期限严刻，不容稍缓，就连三岁孩童都要缴纳口赋，逼得中原百姓生子辄杀。 随着战争的不断深入和扩大，入不敷出的汉武帝国为了维持战争，甚至出台了“算络”、“告络”这样疯狂的政策，规定凡是举报匿财者都可分得其家一半财产，不惜榨干百姓的最后一滴血，结果导致绝大部分中等以上人家都破产了，普通百姓更是在饥饿、死亡线上苦苦挣扎。 大量平民失业破产，导致流民四起、盗贼满山，“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关东郡国十余饥，人相食”，中原地区百姓“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怨气感动阴阳，因之以饥谨，物故流离者以十万数”…… 曾经“文景之治”下的富足殷实的清平乐社会，仅仅三四十年之间，就已破败成了人间炼狱。 眼看经济危机要导致西汉帝国破产崩溃，汉武帝又相继出台了包含“输物赎死罪、纳钱为郎官”在内的诸多经济对策，捐来的官吏们又反过头去挖空心思去搜刮百姓敛财，进一步导致了社会腐败与治安恶化，社会于是坠落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另一方面，家败人亡的平民们被迫沦为大量流民，却又被西汉朝廷诬指为“群盗”，遭到了残酷的武力镇压。 最终，至武帝末年，“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到处是荒冢残垣的人间惨象。 到得此际，遥想汉初的国富民强，“汉兴七十余年之间……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太仓之粟陈陈相因”，一切想来都似恍然如梦。 汉帝国通过几代人的“韬光养晦”，积极发展了经济，默默引进与养殖了上百万匹军马，训练了骑兵弓刀技术，创造与生产了斩劈马刀、矛、弓弩、盾等技术先进军械，以至于汉军精兵良器使得“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发展出了用于快速突袭的轻骑兵、正面冲击的重骑兵两种马匹与兵种，使得“匈奴之兵弗能当也”，同时军民屯田边境，进行了大量战争准备，积累下了巨大的实力优势——但即便是强盛如斯的大汉帝国，还是经不起一场长期大规模的战争消耗。 六、 这么说，一个王朝是不是无为就好、有为就会出事呢？ 事情不全是这么简单。 无为，有为，都是根据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实际情况相对而言的。 由于社会本身因为发展的需要，由社会长期累积下来的土地兼并困扰，由于王朝官僚的大量腐败、纲纪松弛与冤狱频频，由于蝗灾水灾等自然灾难的危害，由于游牧民族与中原之间生存竞争与扩张的现实……诸如之类，很多事情发展到一定时期就已经不是单单靠“无为”就能解决的了。 尤其是那些长期积累下来的社会矛盾，它们多数已经不是依靠人民个体、社会团体自身所能克服的了，这种情形下，如果再一直像黄老学说崇尚的那样任其自然发展，最后也必然会拖垮王朝社会自身。 例如，作为与汉武帝大规模对匈奴用兵相对的历史案例，北宋王朝除了初期试图收回燕云十六州之外，一直就没怎么对外用兵，但最后却亡于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之下。 因此，重点不是“有为”还是“无为”，重点是在根据不同历史阶段中如何在把握得当，还是一个“度”的拿捏到位。 说到底，还是在“治大国如烹小鲜”时如何掌握火候，过犹不及，不及犹过，恰到好处才是正解。 而这，考验的正是主政者的远见、智慧与治理能力。 正因为如此，同样是“无为”或“有为”，结果却是可能天差地别的—— 有的人，因为办了大事而功在社稷，青史留名；有的人，却因为干了大事而祸国殃民，成为反面典型。 有的人，因为荒疏政事而国破家亡；有的人，因为不显山不露水、隐忍、坚持而波澜不惊，但却让历史记住了他那看似平凡、实际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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