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极简中国古代史23篇——07 战国-大争之世 进入战国阶段，随着冶铁技术的成熟，农业直接受益，产量提高，进而人口增加，人口增加，对土地的要求也增加。列国并存，唯有不断壮大才行，壮大的过程实际就是吞并他国土地及人口的过程，由于人的增加，铁兵器的应用，又使得战争的规模不断扩大。  所以，新的形势使得原来国野分离，井田制等已不适合新的形势了，再加上春秋末出现的晋被三分，田氏代齐，鲁的三桓专权，都使得国君有种强烈的危机感，不再希望把土地分封给卿大夫，以免作茧自缚，而只想掌握在国君手中，实现中央集权。另一方面，为适应大争之世，这种集权也更有利整合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所以改变旧的制度势在必行，很多人都意识到了，但知易行难，旧的制度仍在惯性前行，须有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举。 这第一个非常之人就是魏国的魏文候，这也与魏国当时所处的环境紧密相关，三家分晋，魏国得到的地方主要有两块，一块是西边的晋国原来的核心之地运城盆地，最开始都城安邑也在这边，东边这块在中原，经济文化发达，但这两块面积都不大，也都是四战之地，若不能奋力突围，扩张出去，则一定会被四周之国蚕食吞并。所以说，此时的魏，有点像春秋初的郑国，但比郑国好那么一点。但向哪个方向突围呢？北边是赵国，赵国当时势力较强，且土地也广，再说也是盟友，如伐赵，还将引起赵韩的南北夹击和秦齐东西夹击，这个时候是最不合适的选项； 南边楚国，楚国国土面积大，也不是好的选项，但比赵国这个选项好，楚虽大，但整体合力并不强，不可一口吃掉，但可以一部分一部分地吃，但伐楚容易引起齐秦对魏的东西夹击。 从魏国当时东西两块来说，向西征秦或向东伐齐是两个最好的选项，而征秦又是最上策，一是因为此时魏国重心在运城盆地，此盆地与西边的渭河盆地实际是连成一体的，只是中间为黄河所隔开，所以从便利性来说，向西也是首选项，再加上秦国此时国内经多年动乱，国力较弱，另外，若魏文候看得长远，征秦之后还可以向南取巴蜀之地，更是首选之首选，况且伐秦由于有三晋同盟，魏国西边这块核心为赵韩相邻，无后顾之忧，只有东边可能引起齐楚攻击，从长远来看，就算丢掉东边而占有秦地也是值得的，就像近代日本关东军中有人宁愿失去日本本土也不愿放弃满洲一个道理。  向东伐齐则为次选项，此时齐国为田氏代齐之前夜，也是国力较弱之时，若一鼓作气，也是可能灭掉齐国的，只是灭齐将引起秦攻其西，楚攻其南，风险较高。 方向有了，但魏国能否突围出去？魏文候不得而知，但他至少知道该怎么做了，于是他奉子夏为师，又任用李悝变法： 李悝在政治上，主张废止世袭贵族特权，选贤任能，赏罚严明。 经济上，主要实行尽地力、平籴法。极大地促进了魏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使魏国因此而富强。 李悝为了进一步实行变法，巩固变法成果，便汇集各国刑典，著成《法经》一书，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和保护变法，固定封建法权。 而后魏文候又任用吴起主军，吴起开创性地推出称霸一时的魏武卒，大幅地提高了单兵战斗力。 经过李悝变法，魏国成为当时最富有的国家，而经过吴起的军事改革，魏国又成为当时战斗力最强的国家。 于是乎，西伐秦，尽取秦河西之地。 但不知什么原因，魏文候却止步于此，没有对秦继续征伐，也就是没有对秦国展开灭国之战，虽然当时他是有这个实力的。也许上面的战略只是我们后人的马后炮，而魏文候并没有如此战略，他只是想成为齐桓公一样的霸主就够了，并没有想那么多。 但是后果是严重的，因为他这一打，加上他儿子魏武侯更是没有重点，四面开打，惊醒了天下。 公元前387年，吴起被魏国逼走，楚国迎之变法。 公元前378年，齐威王即位后，也立即改革国政。 公元前359年，秦国任用商鞅变法。 公元前351年，韩国任用申不害变法。 在这些被魏国攻打的大国中，秦国是被打得最痛，也醒得最彻底的。 对秦国来说，其中滋味，无法言表，再不图变，国将不存。 所以才有了秦孝公发布求贤令，引来商鞅变法，从这个角度来说，秦国变法也是被逼的。 魏武侯逼走了军政大才卫国人吴起，而老天给秦国送来了一个卫国人商鞅。 卫国奄奄一息，但卫国人却在战国舞台上大放异彩。前有吴起，中有商鞅，后有吕不韦。 只不过吴起是要灭秦，而后两者是强秦。 吴起、商君的变法都是以李悝变法为蓝本。 吴起在楚国变法，但任用他的楚悼王死得太早，变法只进行了不到6年时间，根基不深，也随之夭折了。 而商君的变法则要稳定得多，因为商君本来开始就是魏相公叔痤的中庶子，对魏法研究颇深，知其利弊，所以当他在秦国变法时就考虑得更全面，变法也更彻底更深入。 更关键的是，他还遇到了铁杆支持者秦孝公，孝公这个谥号可以说低了一点，至少当得一个文字，秦文公。 两位之相遇，可以说是天作之合。 后人总结当年法家总是归结为三个字：法、术、势。 其实曲解了，法家根本是法，而术和势本质上与法是对立的，法乃阳谋，术乃阴谋。所以商君只尊法，而反对术与势。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有法可依，这个看起来容易，其实很难，因为方方面面要遵从法制，则方方面面得先有法，所以秦法制定得很细，有考古发现睡虎地秦简作证。 有法必依，就是要依法形事。 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这个就最难了，不是钓鱼执法，也不是看人下菜，而是贯穿于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人物，最好例子就是太子犯法处罚了他的两位老师。 这些”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原则，商君在秦国是彻彻底底实施了，最重要的是他在秦国当政了21年，21年，这个时间，足够让变法深入并展示变法成果，并且让官府与民众养成法的习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才是最重要的。 从某种意义来说，商鞅当得起中国古代第一相之誉，因为他施行的不是一时之治，而是持续之治。 所以即使商君死了，只要后面的秦王不是太过昏聩，照章执行即可。 而幸运的是，后续的秦王大多为贤明之辈，任用贤能，商鞅制定的法令也继续施行。 而这些人才很多来自秦国之外，另一个讽刺的地方是，这些外来人才又有很多来自魏国， 包括本来就是魏国人或准备到魏国发展而没有得到赏识任用的他国人才， 比如商鞅，张仪，范雎，吴起，公孙衍，魏章，尉缭子， 说明当时人才对魏国还是抱有期望，毕竟几十年的底子还没有败光，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表面看起还可以。 而魏国坐拥人才库而不使用，老天其实也给了魏国翻盘的机会，其他国家在变法，魏国如果继续深入变法，仍然是会领先于其他国家的。 魏惠王不是说不用人才，而是他识人之才确实太差， 就像公叔痤本来向其推荐了商鞅的，而他连商鞅见都没见。 而后来秦王要杀商鞅，商鞅跑到魏国，而魏国记仇不接纳，到此时魏王都没看到这对魏国实际上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何不接纳商鞅而用之，多好的翻盘机会！ 真是是千里马长有，而伯乐不长有啊。  在商鞅变法、齐威王改革之后，比较重要的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但这个改革主要在于军事方面。所以比较下来，六国的改革并未持久且深入，而只有秦国深入且持续，这也不难理解最终秦能统一全国，并不在于张仪，范雎，公孙衍之流，根本还在于综合实力，所以当公孙衍为秦相时，能打得魏国屁滚尿流，而最后到魏国当政时，却奈何不了秦国，毕竟，实力才是根本，对六国来说，巧舌如簧不如夯实基础，巧舌如簧只能是锦上添花，而非根本之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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