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来自网络,来源未知 一、 公元前193年,大汉相国萧何病危,17岁的汉惠帝很惆怅。 萧何是刘氏集团的大管家,从刘邦起事反秦以来就一直都是。 早前,刘邦在前面打仗,萧何就在关中供应粮草、兵员,因为有了这个稳定大后方源源不断的资源输出,刘邦才赢得起、败得起;汉帝国建立后,萧何担任大汉相国一直做到生命最后一息。 现在,大汉这位大管家要归天命了,支撑大汉帝国巍峨挺立的柱石也要因此更换了。 汉惠帝眼巴巴地望着病榻上的萧何问道,老相国啊,你看以后谁来接替你工作是好呢? 其实早在高祖刘邦病重离世之前时,皇后吕雉就盘算过这个问题了,她也问过病床上的刘邦:“陛下百年之后,萧相国估计也活不久了,萧相国走后,谁能代替他的位置呢?” 即将离世的刘邦说出一个人的名字: 曹参。 萧何的答案与刘邦不约而同。萧老相国回答汉惠帝说,如果由曹参接手自己的业务,那他就死而无憾了。 刘邦和萧何都是从血与火的战争里趟过来的老江湖,看人断事自是老辣,现在帝相二人居然出奇地心思一致,那就准没错了。 于是,在辅佐了齐王刘肥、担任齐地丞相九年之后,曹参奉命入调京师长安,光荣就任大汉第二任相国。 二、 刘邦和萧何都如此看重曹参,曹参肯定了不起。 然而,在曹参掌管大汉国事一段时间后,汉惠帝很失望地发现,这老头整天也没见干什么正经事啊,上任大汉相国之后也没见啥大动作。 没见他动手制定大汉发展规划,没见他具体的落地行动,甚至他还懒政。 懒政到什么地步呢?不分昼夜,天天在家里大饮美酒。 朝廷官员们看不下去了,来往的宾客们也看不下去了,你是先帝与萧何一致遗命的大汉相国啊,整天隔在家里喝大酒这叫个什么事啊? 于是大家就纷纷找机会去劝告,不能这样颓废下去了啊,曹相国,您得想想大汉的未来、想想您的责任啊! 曹参呢,依然如故不说,还不停地用美酒去堵住劝谏进言者的嘴,总是让来劝谏的人喝得醉醺醺的,于是这些意见也就提不下去了。 这还不算,管理总要赏功罚过吧?可是这位曹相国呢,什么事都马马虎虎的,发现别人有细项的过错也浑不在意,还总是帮他们掩藏遮盖。 长此以往,汉惠帝终于受不了这个曹老头了,怀疑这老头是不是没把自己这个年轻皇帝放在眼里啊? 刚好曹参的儿子曹窋在朝中为官,汉惠帝于是就让曹窋回家私下以儿子身份问问,你爹整天喝酒,也不处理公务、不请示、不汇报,这般不为大汉天下忧虑,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曹窋忠实地履行了任务,回家一面问、一面规劝老爹,结果换来的是一顿胖揍。曹参教训儿子说,天下大事是你这种小子能懂的吗? 汉惠帝知道这事后,气得不行,于是就在曹参上朝时为此质问他。 曹参脱帽谢罪,然后问道:“陛下您的英明神武跟高祖皇帝相比怎么样?” 汉惠帝说:“我怎么敢跟先帝比啊!” 曹参又问:“陛下你看我的才能跟萧何比,谁更强一些呢?” 汉惠帝说:“您好像比不上萧何。” 曹参于是说:“判断得对啊,陛下!高帝与萧何一起平定天下,制定的法令都已很明白了。现在陛下只须垂衣拱手,群臣做事只须按部就班,都遵照执行高帝与萧相国的的法令不偏离,不就可以了吗?” 汉惠帝:“。。。。说的也是啊,这样的话,就不耽误您回家喝酒了。” 三、 曹参整天在家饮酒只是表象。 实际上,曹参对于担任大汉相国早就有了充足的准备。 萧何病逝不久,还在朝廷尚未征召他之前,他就对门人很有预见性地说“吾将入相”。辅佐齐王刘肥九年的地方实践过程中,曹参不但逐渐确立了具体的治国方式,而且也有了明确的治国理论。 在治国方式,曹参是抓大放小,抓总纲放细目。 具体而言,就是选对人、用对人。 《史记·曹相国世家》就记载,曹参就任大汉相国不久,就开始精心物色符合他理政观念的人才。他挑选了都是些什么样的人才呢?第一,不善言辞的;第二,稳重的;第三,忠厚、有德行的。 简而言之,曹参挑选的都是些能够不折不扣贯彻落实政策的人,是能够踏踏实实按既定路线办事的人。 与此同时,他还辞退了吏员中那些能言善辩、热衷虚名、追求花里胡哨表面文章之辈。他认为这样的人与他的主政理念格格不入。 曹参很清楚,战争时期已过,长期与匈奴和亲也已大致平息了外患,帝国这个时期并不太需要多少创造型人才。 历经过多年的反秦战争、楚汉战争之后,社会需要的是休养生息,人民需要的是稳定。 与民休养生息背后的理论基础,是黄老学说。 所谓黄老学说,这种理论最早在战国时的齐国稷下学宫被体系化提出,黄即黄帝,老即老子,前者托名黄帝而立说,后者则是老子的道家学说。 黄老学说体现到国家治理上,那就是崇尚“无为而治”,减少朝廷对社会的干预,不干涉民生,不折腾民力,轻徭薄赋,简政放权,放任社会自然发展,最后实现社会治理“无为而无不为”的理想之境。 道家说“治大国如烹小鲜”。油煎小鱼时,你不能总是翻来翻去地不停折腾,那样小鱼很容易被折腾烂了,意思是说政府不能过多干预社会自身发展,用现代社会的经济学来类比,颇有点“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意思,虽然二者是两回事。 曹参采用“黄老理论”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他运用这种理论治理社会也有过充分的地方实践经验积累。 《史记·曹相国世家》记载,辅佐齐王刘肥、担任齐地丞相期间,曹参一直在琢磨如何治理齐地。齐王刘肥的封地是个超级大的地方政府,竟有城邑七十余座。自春秋管仲相齐崛起之后,齐地在各诸侯国中一直算是相对富庶的,然而即便如此,经历过秦末战争、楚汉战争的常年消耗,齐地也是凋敝不堪。 曹参于是召集齐地名士、地方精英代表商讨如何治齐,然而几百人的大会开下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莫衷一是,曹参不知道采用哪种意见是好。后来曹参听说胶西那个地方有个叫盖公的人,研究黄老学说很有心得,于是就厚礼相请。盖公就给曹参讲了许多以清静无为之法治国的道理,曹参深以为然。 此后曹参就用黄老之法治理齐地,九年间,齐地稳定地发展了起来,人民安居乐业,人人都颂扬曹参贤明。 这就是说,曹参到了执掌大汉帝国治理重任时,他已经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做到了心中有数。 其实,喝酒和喝酒也是大不一样的。有的人整天喝酒,是躺平买醉,麻醉自己;有人不慌不忙饮美酒,人家那叫胸有成竹。 所谓“政声人去后”,一个人的生前身后名,只有在经历过长长的岁月洗礼之后才会露出真实的评价。曹参担任大汉相国三年病逝后,大汉人民纷纷发自内心为他咏唱赞歌。 历史有名的“文景之治”,其实也是从萧何、曹参打下的基础上孕育的。 而我们后人,也因此得到了一个叫做“萧规曹随”的成语。 四、 萧规,是萧何富有远见的筹划与设计。 曹随,是曹参有足够悟性者的历史自觉。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使命,每个历史阶段有每个历史阶段的任务。 任何领导者都是时代里的领导者,没有一位历史人物能够脱离他所在的时代做事。因此在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时期,每位主政者的历史责任也不同: 有的时代,主政者的责任是扶大厦之将倾,力挽狂澜; 有的时代,责任是大破大立,立地新生,从一穷二白开始建构; 有的时代,责任是立足于打牢基础,夯实国本; 有的时代,责任是执行路线、推进原定计划; 有的时代,责任是去腐除痈,刮骨疗伤,破除前行路上的重重障碍; 有的时代,则需要有大创造、大创新、大举措。 …… 任何人试图超越时代、脱离历史阶段去做事情,其结果一般都不会太好:或者因为好大喜功而致浮夸风流行,或者因为太过超前而成海市蜃楼,或者因为不适合时代大势而劳而无功。 以我国历史观之,一个王朝政权的建立,第一代、第二代往往奔忙于内战外战。例如:汉朝的刘邦,其后半生基本都是在打仗中渡过的,最终也因征讨叛乱而中流箭病逝;唐朝的李渊、李世民父子,从反隋起义到群雄逐鹿,再到征讨突厥,一生戎马;宋朝的赵匡胤、赵匡义兄弟,几番征伐燕云十六州均不成功;明太祖朱元璋十三次北伐蒙古、明太宗朱棣五次征讨蒙古;清朝多尔衮入侵中原,康熙削三藩、征讨边疆叛乱等等,无不如此。 到了第二、三、四代时期,其历史任务一般都是休养生息。例如:汉代的吕后、文帝、景帝时期,都崇尚黄老之说,无为而治;大唐王朝初期的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时期也都是休养生息为主。 而到了第四、五代时期,这时候王朝经过长期的休养生息,一般来说,国力都恢复得不错,国富民殷,家底子厚实了,于是朝廷主政者往往倾向于大展拳脚,例如汉武帝时期。 但这个时候,往往也正是非常危险的阶段。 因为所谓“有为”,就是做事情,做事情就会有成功、有失败。 《易经》开篇就说过这个阶段,叫做“或跃在渊”,经过一阶段积累后开始有所作为,大展拳脚的结果有两种:或者高高跃起,一飞冲天;或者跌落深渊,一蹶不振。 这其中,分寸拿捏就很关键了。 五、 回顾我国历史上的那些“有为”王朝,其作为的情形,不外乎重振朝纲、变法、整顿吏治、消灭地方割据势力(诸侯或藩镇)、打击地方豪强的土地兼并、大兴工程、对外用兵,等等。 做这些事情的结果,要么是“或跃”,要么是“在渊”。 可能带来焕然一新的局面,例如张居正变法。 也可能造成混乱不堪、提前推动王朝走向崩溃,例如王安石变法。 这其中,修建大型工程或对外用兵,尤为危险——因为这两件事都需要征用大量财力、物力、人力等资源。 汉武帝既修工程,也对外用兵。修建宫阙、园林、行宫为辅,对外打仗为主,征伐匈奴,一口气打了44年、进行了13次成规模的战争。 隋炀帝很聪明,很有为,既打仗,也修工程。打仗是西征吐谷浑、北征突厥、东征琉球,三次东征高句丽,征兵百万以上; 修工程就更厉害了:营建东都洛阳,历时十个月,每月使用民力200万人;修建大运河,调用民力与士兵300万;修长城,征用民力120万;建造高大龙船、楼船与各类杂船数万艘;至于那些在各地大兴土木修建的宫、殿、苑、囿、离宫、别馆就更多了。 结果我们都知道了,隋炀帝之后,隋亡;汉武帝后,汉帝国从此衰落下去,直至西汉亡。 亡国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从根本上说,历史上任何时期的王朝本身都并不生产产品,也不创造财富,王朝的运行主要靠收赋税。 中国古代中央帝国征收上来的税赋,主要是用来给官员与军队发放工资,而一个“有为”的王朝则又需要将这些税赋额外再用于修建大型工程、对外战争。 由于古代生产技术所限,没有现代工业商业经济产生的增量财税,无法突破“马斯洛人口论”的局限,所以税赋的总量基本上都是额定的,税赋来源范围大体上就是国土之内开垦出来的耕地出产。朝廷长期简朴、少用、省用,国库就会有积余,长期大量支出就会不足。 王朝国用不足怎么办?除了继续压榨民力,没有第二条路。 这就是汉武帝的困境。 汉武帝数十年大规模征伐匈奴战争的巨额支出,不但直接耗空了前几任帝王积累下来的殷实国库,而且战争源源不断的耗费又迫使帝国必须继续透支国力。汉武帝于是想出各种办法残酷搜刮百姓,各种名目繁多的苛税不但数额过大,而且期限严刻,不容稍缓,就连三岁孩童都要缴纳口赋,逼得中原百姓生子辄杀。 随着战争的不断深入和扩大,入不敷出的汉武帝国为了维持战争,甚至出台了“算络”、“告络”这样疯狂的政策,规定凡是举报匿财者都可分得其家一半财产,不惜榨干百姓的最后一滴血,结果导致绝大部分中等以上人家都破产了,普通百姓更是在饥饿、死亡线上苦苦挣扎。 大量平民失业破产,导致流民四起、盗贼满山,“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关东郡国十余饥,人相食”,中原地区百姓“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怨气感动阴阳,因之以饥谨,物故流离者以十万数”…… 曾经“文景之治”下的富足殷实的清平乐社会,仅仅三四十年之间,就已破败成了人间炼狱。 眼看经济危机要导致西汉帝国破产崩溃,汉武帝又相继出台了包含“输物赎死罪、纳钱为郎官”在内的诸多经济对策,捐来的官吏们又反过头去挖空心思去搜刮百姓敛财,进一步导致了社会腐败与治安恶化,社会于是坠落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另一方面,家败人亡的平民们被迫沦为大量流民,却又被西汉朝廷诬指为“群盗”,遭到了残酷的武力镇压。 最终,至武帝末年,“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到处是荒冢残垣的人间惨象。 到得此际,遥想汉初的国富民强,“汉兴七十余年之间……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太仓之粟陈陈相因”,一切想来都似恍然如梦。 汉帝国通过几代人的“韬光养晦”,积极发展了经济,默默引进与养殖了上百万匹军马,训练了骑兵弓刀技术,创造与生产了斩劈马刀、矛、弓弩、盾等技术先进军械,以至于汉军精兵良器使得“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发展出了用于快速突袭的轻骑兵、正面冲击的重骑兵两种马匹与兵种,使得“匈奴之兵弗能当也”,同时军民屯田边境,进行了大量战争准备,积累下了巨大的实力优势——但即便是强盛如斯的大汉帝国,还是经不起一场长期大规模的战争消耗。 六、 这么说,一个王朝是不是无为就好、有为就会出事呢? 事情不全是这么简单。 无为,有为,都是根据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实际情况相对而言的。 由于社会本身因为发展的需要,由社会长期累积下来的土地兼并困扰,由于王朝官僚的大量腐败、纲纪松弛与冤狱频频,由于蝗灾水灾等自然灾难的危害,由于游牧民族与中原之间生存竞争与扩张的现实……诸如之类,很多事情发展到一定时期就已经不是单单靠“无为”就能解决的了。 尤其是那些长期积累下来的社会矛盾,它们多数已经不是依靠人民个体、社会团体自身所能克服的了,这种情形下,如果再一直像黄老学说崇尚的那样任其自然发展,最后也必然会拖垮王朝社会自身。 例如,作为与汉武帝大规模对匈奴用兵相对的历史案例,北宋王朝除了初期试图收回燕云十六州之外,一直就没怎么对外用兵,但最后却亡于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之下。 因此,重点不是“有为”还是“无为”,重点是根据不同历史阶段中如何在把握得当,还是一个“度”的拿捏到位的问题。 说到底,还是如何从新维度理解“治大国如烹小鲜”,是掌勺者如何掌握火候,过犹不及,不及犹过,恰到好处才是正解。 而这,考验的正是主政者的远见、智慧与治理能力。 正因为如此,同样是“无为”或“有为”,结果却是可能天差地别的—— 有的人,因为办了大事而功在社稷,青史留名;有的人,却因为干了大事而祸国殃民,成为反面典型。 有的人,因为荒疏政事而国破家亡;有的人,因为不显山不露水、隐忍、坚持而波澜不惊,但却让历史记住了他那看似平凡、实际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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