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脸时代

来源： 领导文萃

战国末期思想家荀子认为，他生活在一个看脸的时代。一个人长得好不好——荀子说的主要是男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他的评价，结果就是大家争相追求颜值。

目击时弊，荀子不以为然。他写了一篇《非相》，非的就是这种不正之风。《非相》里列举了圣贤的长相，大部分不像正常人；又说昏君如桀、纣，都是又高又帅，体格又好。那么，人与人之间，到底是比外表，还是比内在呢？以这样无可辩驳的论据，荀子抨击了当时流行的相人术，即所谓“相人之形状颜色而知其吉凶妖祥”的技术。

对于荀子的批评，后世的相士们肯定不以为然。他们理解的相面，绝不是比谁更好看。《非相》一篇虽然反对相术，但其中一句“相形不如论心”却被相士引去，几乎成为相术的金科玉律，荀子反而变成相术谱系中的重要一员。

时代进步很快。几百年过去，到了东汉王充笔下，“长得好”在相术体系中已经成了一个需要辩护的特质。

王充是相术的支持者，《论衡》中有一篇《骨相》，开头就说人的命运很容易知道，办法就是观察“骨体”。王充的论据跟荀子差不多，都是古来圣贤的奇怪长相，但结论和荀子正相反：正因为大人物都有特殊的外表，所以可以通过外表判断人的命运。

有趣的是王充写的圣贤外貌和荀子笔下大多不一样，例如荀子说“皋陶之状，色如削瓜”，皋陶的脸色如同削了皮的瓜，大概是一种绿白色；王充则说“皋陶马口”，不太容易想象。

王充举出的唯一一个长得好的例子，是汉初名臣陈平，说他“貌体佼好”。陈平年轻时很穷，饭都吃不饱，营养不良的人还能拥有美貌，所以“众人怪之”。《论衡》于是承认，“面状肥佼，亦一相也”，只要有“异”。可见，如果没有别的特异之处，长得好只能算缺点，不会有大出息。总之，相术最重视的相貌，在荀子笔下是“美”，而到王充笔下就成了“异”。

荀子与王充一正一反，论证的落脚点却都一样，那就是大人物的长相如何；反过来说就是：一个人究竟长成什么样才能变成大人物？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有一篇《鲍叔牙与隰朋之谏》。简文中齐桓公回顾了三代用人之法，说夏代是“观其容”，商代观其容还要“听其言”，周代除了观容、听言又有升级，可见在古人心目中，“观其容”是较为初级但也应该是较为普遍、不可或缺的选人方法。

选人要看长相，几乎是历史上一以贯之的规则。为人熟知的唐代科举“身、言、书、判”4条标准，“身”要求“体貌丰伟”，公然以貌取人。史料记载，元朝几位皇帝非常重视“步态”，见到有所表现的人才，就“命之步”，或者“令纵横行殿中”，以此识别人物，这也是一种相人术。

明初，山西平遥训导叶伯巨上书朱元璋，说如今朝廷求才若渴，地方官搜求人才送往京师，如同押送重犯。可是到了京师之后呢？“除官多以貌选”，大多以貌任官。论“貌选”，明朝前三代帝王谁也不遑多让。

建文二年殿试，本来排名第一的是江西吉水人王艮，结果因为“貌寝”（亦作“貌侵”，指容貌丑陋），改成胡广。后来两人成了邻居，朱棣兵临南京城下之时，却是王艮服毒自杀，胡广归附新君。而那位造反的燕王也曾听相士袁珙对他说，他命该“太平天子”，但是要等到“年交四十，须长过脐”才能身登宝位。

甚至后来朱棣为废立太子而纠结，也是这位袁珙相了仁宗、宣宗的面相，才一言以决之。这些桥段并非民间野史，而是出自“靖难第一功臣”姚广孝为袁珙所写的墓志铭，还见诸《明太宗实录》及《明史》这样的堂皇史册。

到了清代，更出现了制度性“貌选”的“大挑”之法。为了解决屡考不中的举人的出路问题，乾隆定制，每隔数科，在会试放榜之后即举行一次“大挑”，多次落榜的举人可以报名参与，由王大臣面试拣选。

如何“挑”呢？嘉庆十三年规定，每班举人20名，一排站好，各自报上姓名、年龄，主持拣选的亲王看上一眼，从中挑出一等3人、二等9人。入选一等的举人就拥有了做知县的资格，二等可以做个教谕、训导之类的教官。“大挑”一途，在清代算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出路。国家选拔官员之大典，竟取决于“看脸”。

自然，以貌取人的选官方式受到持续的批评。晚清人记下一条谜语，以“大挑”为谜面，打二古人名，谜底是“颜良、文丑”，可谓谑而虐矣。但进士录取名额有限，要在考试体系之外缓解举人积压的问题，清朝也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大挑”一直延续到科举取消。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黄正建统计了唐代的相面事例，发现相术的核心作用，是告诉人们能不能做官以及如何升官。唐代如此，其他时代也概莫能外，一个人长得如何，与他的命运——主要是做官的命运之间，既有术数性质的神秘联系，有时也会有体制性的实在因果。即使一般人没有做皇帝做大官的福分，也负不起识拔人才、选官任官的责任，还可以凭借相术发现一些未来的大人物，并进而烧冷灶、下闲棋，交朋友、选女婿——《史记》记载吕太公“好相人”，他正是通过相人之术，才把女儿嫁给刘邦的。所谓“命运”，本来就是人我纠葛。

有了这样的社会实践和公众认知，“知命”和“造命”甚至可以产生闭环连接。清人陈恒庆《谏书稀庵笔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举人某，身材十分高大，参与大挑，自以为必得，结果落选。他拦住王大臣的车驾，质问大挑标准。大臣回答说：“我挑命也。”大臣的话，既可理解为知命，又可理解为造命，总之令人“无言以退”。唐代李勣临事选将，要选长相“丰厚”者，因为“薄命之人，不足与成功名”。这些人立了战功，自然也就证明其确实命该如此。

总之，相术与“做官”一样，是跨越阶层、跨越时代的共同信仰。从神秘的江湖方术，到庙堂的选官制度，这两种看起来分处光谱两端的相人术之间，是连续的、融合的，它们的连接点正是命运的无常和人们对“做官”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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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 《领导文萃》2022年10月上

稿件来源 | 《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