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看《火烧圆明园》电影，当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带领的精锐骑兵，被英法联军的枪林弹雨毫无悬念地摧毁，我们便能感受到，曾经“马上得天下”的时代已经永恒的落幕了。 欧洲军事技术方面的革命，让世界天翻地覆。类似的故事，在历史上有如走马灯一样的不停上演。曾几何时，火器同样是中国王朝引以为傲的黑科技。阴差阳错，诞生它的地方，却在近代受其重创。
明代《武备志》里的“毒雾神烟炮”。中藏狼粪、砒霜等物。选自《中华遗产》2018年11月刊“兵器”。 新技术的出现，到底怎样改变帝国的命运？又如何主宰了人类生活？这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的话题。中西方史料浩如烟海，寻常人既接触不到那些秘藏的善本古籍，也无法亲临考古的第一线，想要靠自己梳理出科技的发展脉络，几乎是不可能的。 2018年11月刊，《中华遗产》曾经特别推出过“兵器”专辑，当时就很受读者朋友的欢迎。 这周，我们的店铺“玲琅格”上新的精品书目，就是由曾获“文津图书奖”的著名历史作家杜君立先生编写的5本战争“技术”通史——《历史的细节》丛书。
 一、轮子、战车与帝国 当短兵相接的原始步战，遭遇了疾驰而来的战车，成败已是一目了然。从商朝中后期开始，一直到秦汉，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战车是中国战场上的统治者。追根究底，辉煌的根源，在于车轮的发明。它是世界上一场前所未有的效率革命。 虽然这一变革最早的发起人已经不可能考证，也无法确证中国的战车到底是否经过中亚传来。但车轮至今都是人类运输体系中不可缺失的部分。
有了车，人或牲畜在地面上能负担的运输重量一瞬间提升了二三十倍。而驯马与车的搭配，更让运输速度大为改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屡次带着大队人马周行天下，所依赖的就是马车及与之配套的标准宽度道路“秦驰道”。 公元前218年，秦始皇东巡途中，张良安排的大力士挥动120斤的大铁锤，击中了皇帝车驾旁的“副车”，成就了一举惊天下的“博浪沙刺秦”。 豪华的马车，及组成的车队，已经在此时成为了尊贵的皇帝象征。即便汉代之后，战车逐渐退出战场，但皇帝配备“五时副车”却成了接力传承的规矩。 想来是不是很有趣呢？我们总将“人从树上下来”的故事形容的破天荒的重要。但双脚离开了地面，走上战车的人类，又寻找到了更快捷的移动方式。之后一切交通工具的改变，或许可以说都来自于这种突破的出现。
二、马镫、骑士与文明 “几乎没有什么发明像马镫这么简单。但也几乎没有什么发明像马镫这样对历史有如此的催化作用”。大家可以思考一个问题。为何上战场要用战车？ 明明人骑在马背上拿兵器砍杀，更加风驰电掣。况且，古代不是处处都有平坦道路。王室的香车宝马，也不能避免倾覆的危险。 殷墟甲骨文中就记录了中国史上最早的“车祸”，商王出门狩猎，结果小臣驾车失控，还将大王所乘的马车一并牵连，大家双双坠车。
究其原因，是由于那时“马镫”的缺失。人只能依靠双腿的力量夹住战马，不让自己被奔驰的坐骑甩下。如此一来，缺乏马上生活经验的人，还谈什么马上作战呢？ 自战国开始，在马背上生活的北方匈奴就形成了南下抢掠物资的习惯。为此，秦朝都必须要修建长城，抵御攻击。然而，被动防御不能解决根本问题。长城内的王朝就必须要拥有一支可与匈奴比肩的骑兵队伍。
许多学者猜想，马镫正是在汉朝这样紧迫的需求下被发明的。霍去病墓前的石刻卧牛身上，就有两只“镫”的出现。 虽然至今还没有找到汉代马镫的实物，但正如顾准先生所说“战国时代，战车显然被骑兵代替了，马镫的应用，我相信也不会很晚。”
图中标黄处是一种名叫“寄生”的马具，盛行于南北朝时期，唐代之后消失。虽然可以防止敌人从背后偷袭，但难免增加负荷，故而最后这一甲具被抛弃。摄影/荀耀阳 能肯定的一点是，马镫的出现，让世界一度做了骑兵的玩物。欧洲的骑士，成为了中世纪不变的统治者。而人类历史上最为庞大的国家之一“蒙古帝国”，霸业的关键，就是那坚不可摧的铁骑。 戏剧性的一幕，则存在于美洲大陆。因为马匹的缺失，美洲的城邦国家，其发展史上不见车战、骑兵的阶段。这曾经也是困扰中国的难题。明朝初年，为了获取优质马匹，和北方的元朝残余势力抗衡，朱元璋曾一度选择进口朝鲜、琉球的外国战马。“马”竟然成为了外交关系中至关重要的物品。 三、弓箭、强弩与战争 弓箭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要概括得话，或许就和恩格斯认为的那样，是蒙昧时代决定性的武器。人类从此拥有了远距离射杀猎物和仇敌的能力。 1991年，在奥地利的冰川里，发现了一具5000年前的冰封尸体，即世界文明的奥茨冰人。这名悲惨的史前人类，生命的最后一程遭遇了惨绝人寰的谋杀，他的左锁骨上嵌着一枚箭头。
我国同样早在史前时代就已经使用弓箭。江苏邳州大墩子新石器遗址，有8个墓葬的主人经检测都是中箭身亡。多着甚至体内存有十余处箭头。其中一个距今6000多年前，比奥茨冰人还要早的男性，左腿股骨嵌入了一枚骨质三角箭头。 到了夏商时代，中国进入了青铜时代，金属制的箭头发挥了更大的威力。殷墟的商朝王后妇好墓中，就出土了57件青铜箭簇。 在接下来的两千年里，弓箭作为主流武器之一，始终在中国战争中保有极强存在感，甚至射箭水平的高低，还成为衡量贵族素质的标准。唐太宗李世民的一生，就与弓箭有分不开的渊源。
《射史八卷》中明朝军队和武举考试时的标准射箭姿势 当年，大将军窦毅为女儿招婿，命人在屏风上画出孔雀，约定哪位青年可以两箭射中孔雀的两只眼睛，就能当上窦家的乘龙快婿。 谁知，前前后后意气风发的数十才俊都败下阵来，只有一名晚来的李姓小伙，嗖嗖两箭，全部中标。他正是李世民的父亲，后来的唐高祖李渊。这段佳话也为后世留下了成语“雀屏之选”。 几十年后，面对大哥李建成的步步紧逼，李世民决心起兵夺取皇位。在皇宫的玄武门，李世民一箭将太子建成射杀。经过玄武门之变的李世民，成就了贞观盛世。  四、火药、枪炮与革命 如果说有什么作战工具，天生伴有“革命”色彩的话，那一定非火药、火器莫属。曾经，无论是西方的城堡，还是中国的城池，那人工垒起的巨大城墙，是几乎可以克制一切冷兵器的屏障。 汉末枭雄董卓，在长安西面建起一座叫“万岁坞”的坚城，城墙高厚各7丈，城中囤积足够30年食用的粮食。董卓还宣称，若不能进取天下，便退守这座万岁坞，也足以终老了。
火器的出现则永远改变了这一切。一个手持火枪的老妇人，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杀死一名久经战阵，身披铠甲的骑士。一组大炮的连环轰炸，顷刻便能摧毁花费数年乃至数十年修筑起的堡垒。 我国自宋朝之后，真正进入了火药时代。1023年，汴京设置了“火药作”。1044年，堪称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的《武经总要》，记载了当时的十多种火器：火箭、火炮、引火球、铁嘴火鹞、霹雳火球......燃烧、爆炸、毒气、烟雾，让战场走出了金鼓声与刀光剑影。
手持五眼迅雷铳的明代“神机营”士兵模型。选自《中华遗产》2018年11月刊“兵器”。摄影/梁镇劲 火器在东方发明，却最终在西方走向顶尖，并爆发了改换时代的力量。1453年，奥斯曼穆罕默德二世带兵攻打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军事工程的巅峰之作“君士坦丁堡”。 奥斯曼为击破君士坦丁堡的宏伟城墙，特意聘请匈牙利铸炮大师乌尔班，前后制造了12门巨炮。最大的一门长达8.2米，射程超过1公里，可发射直径超过1米的石弹。一共用了400个人、60头牛、30辆大车，花了6个星期才运到战场上。 在经历了47天的轰炸后，君堡的城墙出现了9个巨大的缺口。奥斯曼军遂发起总攻。这座千年之都就在圣索菲亚大教堂最后的祈祷声中化作血海。 五、帆船、海盗与世界 全球化时代的开端，始于对于海洋的探索，这是毋庸置疑的。等于说，是航海科技，让曾经割裂各行其是的世界连接成一整体。而明清时代的海禁与锁国政策，又是每一个中国人扼腕叹息的历史。 固步自封的“天朝上国”思维，让中国错失了与西方同步迈入近代化的机会，并最终导致了百年国耻。 在宋元时代，中国的商人曾经频繁的通过海洋贸易，将商品源源不断运输到西方。宋朝的铜钱也作为国际贸易使用的货币，从东方的朝鲜、日本开始，一路随着海洋传播到了非洲东海岸。甚至于，日本停止了国内钱币的铸造，一心流通宋钱。
再往前，宗教的动力也曾经让中国的勇士敢于直面海洋。早在战国时代，燕国、齐国的方士为了寻找蓬莱仙岛出海，在《吕氏春秋》中还有关于东海黑潮的记录。这应该就是方士们带回的知识。 至于晋朝高僧法显从海路自天竺回国，唐朝鉴真大师六次东渡日本传法的故事，更是人人耳熟能详。
宁波现存的宋徽宗御碑，碑文内容是有关宁波造船遣使高丽国的详情。北宋时宁波是与高丽王朝贸易通商的官方港口。 到了明朝中后期，中国的海洋开拓者却变成了沿海地区的“武装商团”。他们冲破朝廷的封禁，在周围岛屿甚至日本建立据点，甚至成为臭名昭著的“后期倭寇”中的一份子。是怎样的利益，给了他们与朝廷对抗的勇气？
五个专题，一个系列，中西方历史如何随着“物质”沉浮。相信杜君立老师的作品，一定能让你耳目一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