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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师大西南联大旧址“师林”雕塑群。摄影／龙美光 抗日战争期间，有一所赫赫有名的大学，它就是由北平的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天津的私立南开大学南迁联合而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这段似短却长的岁月里，西南联大与昆明紧紧结合在一起，不但引领了思想、服务了社会，还为云南现代教育和民族文化谱写了传奇的一页。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随着日寇的入侵，大量内陆人口迁徙到昆明，使昆明成为战时全国重要的文化教育中心。以西南联大为标志的众多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到来，更使得我国顶级的教育家、科学家、学者和青年才俊成批地聚集。一时之间，滇池之滨，大师云集，英才荟萃，成为昆明历史上一道亘古未见的奇观。
西南联大在昆明度过的8年战争岁月里，教师队伍常年保持在350人左右。这是一批学贯中西的学者，其中既有国学大师陈寅恪、哲学家汤用彤、经济学家陈岱孙、社会学家潘光旦、物理学家吴有训、叶企孙这些久负盛名的学者，又有吴大猷、费孝通、华罗庚这样一批在战火中回到祖国的年轻才俊。1938年秋，日本飞机在昆明投下第一颗炸弹，昆明从此不再宁静。刚刚落脚昆明的联大师生在炮火洗礼中，拉开了战时生活的篇章。联大迁校之初，办学条件极其简陋，阅览室座位拥挤、宿舍光线太暗，导致学生无法看书。这时，昆明街头出现了不少由市民为师生们准备的茶馆，这里成了他们温习功课的好地方。著名作家汪曾祺后来自认“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小说家’。”李政道博士也曾盛赞：“昆明茶馆的民风体现出百姓对知识分子的同情与帮助。”1939年，大后方的经济开始出现问题，一方面是工资发不全，另一方面是物价不断上涨。抗日战争爆发前，一个大学教授的平均月薪约为350元法币(大约等于今天人民币1万多元)，到1943年下半年，联大教授每月平均收入为3697元法币，而物价比1937年上半年上涨了405倍！就连闻一多教授此时也只能兼职给人刻印作为谋生手段。▲“民主斗士”闻一多。在联大期间他发誓蓄须明志，直到抗战胜利。 联大的其他许多教授都不得不利用课余时间去打工赚钱，以养家糊口。费孝通卖大碗茶、梅贻琦夫人推销点心、吴晗典书还债……然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冯友兰、张奚若、罗常培、雷海宗等25位穷教授（各为学校的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各学院院长和各系的系主任），联名致函校领导，毅然谢绝来自国民政府的特别办公费。为教授增加补贴，乃教育部统一规定。可念及同事间应一视同仁，“恐失平均之谊”，加之战时昆明人民生活艰辛，教授们想以此表达与昆明人民同甘共苦之心。他们的高风亮节让众多昆明人无限敬仰。1943年，正在联大读研究生的何兆武，开始在中学做兼职教师，这在当时是一件颇为流行的事情。那时，昆明中学的教学，几乎全让联大师生给包了。年轻人精力充沛，而且可以“杀价钱”，工资压得比较低，加之联大师生的教学水平有目共睹，所以学校也愿意用。抗日战争以前，云南没有一所专门的中等学校师资培训院校，因此，云南省合格的中学教师十分匮乏，致使云南和昆明的中学教育质量低、学生数量少。抗战前的昆明仅有中学7所，在校学生3500人。为帮助云南提高中学教育水平，应云南当局的要求，1938年8月，西南联大增设师范学院，又开办了在职教师进修班，联大的教授同时在此兼职上课，传道授业解惑，实现了为云南培养优秀中学师资的任务。当时，西南联大师生受各省寓居昆明的同乡之邀，还参与开办了十来所私立中学。如广东籍的粤秀中学、湖南籍的松坡中学、安徽籍的建设中学、云南籍的五华中学、金江中学等。
西南联大师生在昆明中学任教，极大地提高了中学教育质量。天祥中学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1930年出生于云南腾冲的赵仲牧，13岁时从大理转学到昆明读初二，入读的学校正是天祥中学。这所学校的校长是西南联大的青年教师邓珩林，学费虽收得不低，但学生大多是平民百姓家的孩子。赵仲牧算是一个例外，因为他出身名门，父亲是孙中山先生手下的将军、朱德的同窗。教他的老师，都是联大的学生或青年学者，他们后来都成为享誉科学界和教育界的名人，如杨振宁、朱光亚、华罗庚、许渊中、申泮文等等。这些老师，对少年赵仲牧影响甚深，如谢光道的平面几何课，从假设、求证到推理，一环紧扣一环，异常清晰和严谨。赵仲牧后来在回忆起这位恩师时曾说：“我的逻辑思维的形成，以及后来对逻辑学有浓厚的兴趣，应该就是在天祥中学时，谢老师为我打下的坚实根基。”▲抗战时云南电信管理局护国路营业处，联大师生常来此收发电报。 抗战胜利后，联大师范学院留在昆明，更名为“昆明师范学院”，后发展为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这是西南联大留给云南人民的最好礼物。 抗日战争时期，以西南联大和中央研究院为主的一批著名的社会学和民族学家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进行了实地调查，首次将云南文化的独特性与多样性呈现在世人的面前。抗战期间，滇缅、滇越铁路成为连接国际的交通要道。云南省政府决定再修筑一条铁路，由滇西的石屏通往滇南的佛海（今勐海），以连接滇越铁路。石佛铁路筹备委员会愿意提供经费，委托一个学术单位，调查铁路沿线的社会经济、民情风俗等方面的情况，以供修筑铁路时参考与应用。南开大学认为这是南开直接为云南人民服务的一个机会，便由下属的边疆人文研究室承揽了这项工作。1943年，研究室成员邢公畹和黎国彬接受委托，前往红河上游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调查。他们从昆明出发，经玉溪、峨山、新平，一路沿红河而下。黎国彬后来因要调查有关傣族的人文地理，在新平便与邢公畹分手，一直走到了佛海、车里（今景洪）。邢公畹则在元江的漫漾寨寓居了数日，在这里他结识了当地的一位彝族朋友张福兴。在张福兴的帮助下，当地一位大哥把珍藏的《洪水淹世界经》《唐王入地府经》等彝文经典借给邢公畹，并允许他抄写。经本皮纸墨书，间以朱绘栏线，展之如敦煌古卷，让邢公畹赞叹不已。寨子里年岁大的老人还为邢公畹回忆经文，并释义。在与寨中人交往的过程中，邢公畹还获得了许多活的语言材料，以及婚丧习俗、生育禁忌、少数民族的衣饰和宗教用具，乃至有关“图腾”之俗的口头资料。 ▲联大学生在螺峰山麓，身后为护国运动主要领导人唐继尧铜像。这些联大学人的研究与调查，浸透着他们对云南少数民族的深厚感情，留下了大量的文字、地图、照片资料和研究成果，如陶云逵的《西南部族之鸡骨卜》、邢公畹的《渊漾寨仲歌记音》、黎国彬的《车里、佛海茶叶与各部族经济关系的调查》，还有罗常培的《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袁家骅的《阿细情歌及其语言》等。这些成绩足以在中国文化学术史、民族学史、社会学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联大在昆明时期，许多学科因为条件有限，只能因陋就简地做一些工作。而对于其中的植物学来说，云南则是一片广阔的土地，为他们提供了广阔的“研究舞台”。生物系助教吴征镒当时还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在恩师吴韫珍的带领下，开展云南植物调查工作。他在茅草房里建造了一间用破木箱和洋油桶建成的植物标本室，在这里他搜集和整理了许多珍贵的植物标本。吴征镒后来在一篇回忆录中提及：当年他和清华数学系熊庆来之子熊秉信同行考察，仅围绕昆明郊区各村镇进行一个月调查，就认识到2000多种昆明植物。这一点让风尘仆仆的吴征镒兴奋不已，也让他与昆明这座城市结下了半个多世纪的不解之缘。昆明从此成为他学术道路上一个新的起点。后来，他和几个年轻教师一起在昆明郊区的一个土地庙里自画自刻自印，历时3年，出版了石印版的《滇南本草图谱》。这本书记录着各种植物的产地、特征、品性。他们醉心整理《滇南本草图谱》，几乎忘却了当时的战局。他们当时只有一个目的——为战时的中国提供医治兵民的草药，也就是在这本书中，他们为著名的“云南白药”中一味重要的草药——“金铁锁”命名。▲2005年12月1日，当年的西南联大校友聚集在云南师范大学原西南联大旧址，参加“一二·一”运动60周年纪念活动。摄影 / 刘建华 后来，吴征镒与云南农林研究所的蔡希陶、胡先等合作，采集了数以十万计的植物腊叶标本，在当时的抗战后方，云南农林研究所是馆藏最丰的植物研究机构，成为中国植物分类学的研究中心。新中国成立后，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改建为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吴征镒作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长期担任昆明植物研究所所长，为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从这个意义说，昆明植物研究所也是西南联大和云南农林研究所留给昆明、留给云南的一笔无比珍贵的遗产。▲数千联大学人在昆明曾留下深深的翠湖情结。沈从文、冰心、吴宓、朱自清曾夹着油纸伞从这里穿行而过，而风华正茂的杨振宁、汪曾祺则在翠湖边度过了他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学生时代。今天，翠湖仍是昆明城市文化的一块地标，联大精神依旧穿越在这处美丽的风景中。摄影 / 陆江涛 180多年前，云贵总督江南扬州人阮元在畅游昆明北郊的风景名胜黑龙潭时，曾写下了著名诗篇《游黑龙潭·看唐梅·二律》。其中开篇“千岁梅花千尺潭，春风先到彩云南”，不仅借物咏叹了云南悠久的历史和美丽的景色，还巧妙地将“彩”字和“云南”相连接，既有“彩云南现”的意境，又有“多彩云南”的赞叹，令人遐想。西南联大，不也是彩云南现的壮丽的人文景观吗？西南联大精神，不也是滋润昆明人深如千尺潭的流水吗？来源：《中华遗产》2008.06 文/卜保怡、夏孜 图/殷小俊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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