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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出乎很多人意料：中国人剪辫子的权利，不是在民国才有的。大清灭亡之前，清廷就已经发布上谕，允许臣民自由剪辫子了，这是官方的正式许可。非正式许可——默认，则可以追溯到更早。 在大清，辫子不仅仅是一种发型，也是一种政治认同，关乎国体，关乎满清的根本。 敢于质疑、反抗辫子的人，都是大清的敌人，所以清初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残酷政策。 两百多年过去，恐惧一代一代遗传，记忆一代一代遗忘，到了清末，绝大部分汉人已经不知道辫子是满人的专利，反而将剃发留辫当成汉民族固有的习俗加以遵行和维护，谁要是敢攻击辫子，那无异于挖他祖坟，不跟你拼命才怪。 更有甚者，有些满人糊涂蛋，也认为辫子是汉人的习俗，辛亥革命后，他们甚至剪辫子抗议革命。普通人知识水平和信息来源有限，不知道几百年前的事很正常，读书人知道，却不敢讲，革命党人也知道——但愚昧的人对革命思想免疫，乱臣贼子的话谁信呐？据史学大师钱穆回忆，他小时候不知道皇帝是满人，直到老师问他：你知道今天我们的皇帝不是中国人吗？钱穆大惊，说不知道。回家后，钱穆又问父亲，父亲告诉他：老师说得对，今天我们的皇帝是满洲人，我们则是汉人。钱穆无疑是幸运的，他父亲是读书人，老师是革命党，这使得他早早就知道了很多人一辈子都不知道的常识。戊戌变法前，辫子是大清的红线，普通人断不敢质疑，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在洋人看来，中国男人的辫子和中国女人的小脚，都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东西。英国人伶俐，曾到中国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据他讲：许多年里，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除了斜眼睛涉及有色眼镜、种族歧视之外，其他说法似乎没什么毛病。肮脏、恶臭、油腻的辫子，和畸形、扭曲、变态的小脚，有什么美感？1875年，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拜访李鸿章，两人就服饰发型问题进行了一番辩论。李鸿章对日本古代模仿中国大为赞赏，却对日本明治维新后学习欧美服饰发型大为不满。森有礼解释道：我国以前的服饰宽松肥大，适合安逸闲适的人，对勤勉劳动的人很不方便，所以才改变。这对我国的发展而言，大有裨益。接着，他反怼李鸿章：贵国头发长垂，鞋大且粗，不适合我国人民。勤劳是富裕之本，怠慢是贫苦之源，我国不愿怠慢致贫，想要勤劳致富，所以舍旧就新。李鸿章不以为然：衣服旧制体现了祖宗遗志，子孙应该珍重，万世保存才是。大约与此同时，大清派往美国留学的幼童中，不少人被西方思想同化，剪了辫子，信了基督。此举令清廷大为震惊，斥其为“离经叛道”，随即召回留美幼童，对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国人能剪掉辫子，第一个要感谢的人是康有为，他是第一个公开提出剪辫子的先行者。很多人说康有为是一个政治投机者，招摇撞骗，虚伪丑陋，人品低下。我觉得这没什么，无伤大雅，他是一个政治人物，不是道德模范，私生活的事，不影响他的政治贡献和影响力。民族危亡关头，康有为振臂一呼，冒着杀头的危险，献上救亡图存之策，且不说他的方法好不好，单单就这个行为而言，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需要有开阔的视野、开明的头脑，更重要的是要有大无畏的勇气。至于先行者变成保皇派，逐渐落伍于时代，那是另一回事了。1898年，康有为发起维新变法，向光绪皇帝上了《断发易服改元折》，详细分析了留辫子的五大弊端：有损国家形象，不利于对外交往；影响劳动生产，存在安全隐患（容易被机器缠住）；不利于军事训练；洗头不方便，不卫生；被外国人讥笑为像猪尾巴，不美观。因此，他请求光绪皇帝率先剪掉辫子，表率万民，在全国范围推行剪辫子。光绪皇帝毕竟不是明治天皇，没有这个魄力，不过他没有因此处罚康有为。皇帝不同意，康有为也知趣，直到维新变法失败，他也没再提剪辫子的事。事虽没成，但好歹把敏感问题摆上了桌面，开了风气，有了先行者，不怕没有后来人。比维新派更激进的革命党，早就开始剪辫子了，以示与清廷势不两立。在日本，他和陈少白剪掉了辫子，穿上了西装。当时，即使在海外剪辫子也不是一件随意的事。甲午战败后，侨居日本的冯镜如对清廷无比失望，愤而剪了辫子，他是第一个剪辫子的在日华侨，被在日同胞唤作“无辫仔”。剪辫后他压力很大，非常害怕，他生长于香港，为此专门请求英国驻日领事为他提供保护。孙文剪辫子比冯镜如晚了几个月，也是很超前的，不过孙文并不害怕，反都造了，剪条辫子算什么？1900年庚子事变，清廷权威急剧下坠，为挽救统治，清廷开启了新政改革，派遣大量学生出国学习，其中以日本最多。留学生受外国风气和革命思潮的影响，开始自发地剪辫子。1903年，侵占中国东北的沙俄，拒不按约撤军，企图吞并东北，留日学生掀起了拒俄运动，他们召开大会，要求清廷对俄宣战，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还组织了拒俄义勇队，准备随时开赴抗俄前线。大清驻日公使请求日本警察出面，解散了拒俄义勇队，清廷派到日本的学生监督姚文甫，也极力压制学生异动，引起学生强烈不满。留学日本的周树人，已经剪去了辫子，为此还特意写了一首诗，就是《自题小像》那首——“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姚文甫得知周树人剪辫后大怒，声称要对他严加制裁，遣送回国。留日学生邹容、张继、陈独秀、翁浩、王孝缜，早就看姚文甫不爽了，他们半夜摸进姚文甫房间，把他摁住剪掉了辫子，还把辫子挂在房梁上示众，留学生纷纷拍手称快。事情发生后，邹容、张继逃回了上海，姚文甫无脸见人，也悄悄回了国，周树人这才躲过一劫。拒俄运动及姚文甫回国后，越来越多的留日学生开始剪掉辫子，清廷的管束越来越无力。1904年，广东留学生叶夏生剪掉了辫子，大清驻日公使杨枢把他狠狠训斥了一顿，随即规定禁止学生剪辫，留学生们对此愤愤不平，扬言要找机会把公使的辫子剪掉，杨枢害怕成为姚文甫第二，怂了，不再敢管学生剪辫子。留学生剪辫子的风潮，很快传到了国内，在江南，一些新式学堂的学生，已经开始偷偷剪掉辫子，紧接着，大城市的警察、新军，为了方便戴帽子和训练，也开始剪辫子。这一时期，剪辫子仅限于学生、新军、新式警察中的少数人，整个社会还是辫子的世界。剪了辫子的留学生，回国后也得装个假辫子，不然将承受极大的压力。与戊戌变法前相比，此时剪辫子虽然还没有放开，但辫子话题已经不再敏感了，剪了辫子也不会掉脑袋，个别报纸可以小心翼翼谈论剪辫子，《申报》还发起了关于辫子的征文。1905年，以载泽为首的五大臣出国考察政治时，随从中就有剪去辫子的人，可见清廷最高层对剪辫子已经部分默许了。考察回国后，载泽、戴鸿慈分别给慈禧上了折子，奏请剪辫，但慈禧没同意。1907年，鉴于学界和军界剪辫成风，清廷颁发剪辫禁令，规定一经查出，分别处罚。之前已经剪辫的人，处不处理？若处理，处理得过来吗？若不处理，这就是一纸空文！1908年光绪和慈禧相继去世，摄政王载沣掌权，启用了一批青年新贵。摄政王的弟弟载涛，曾留学法国，见过世面，他认为剪辫子是大势所趋，全球找不到第二个留辫子的国家，大清既然要搞新政，就没必要抱残守缺。载涛的提议，虽然获得了陆军部尚书荫昌、民政部尚书善耆、外务部尚书邹嘉来、度支部尚书载泽、刑部尚书戴鸿慈的支持。但是更多的人持反对意见，反对理由很多，什么违背祖制，什么大家都习惯了没必要改，什么国情如此，等等。1910年，大清新成立的资政院（民意机构，国会雏形）开会，有代表提出了剪辫易服议案，获得了大多数议员的赞同。年底，主持朝政的奕劻鉴于舆情汹汹，发布了上谕，说“国家服制，等秩分明，习用已久，从未轻易更张”，重申不准剪辫。载涛得知消息后，非常气愤，跑去质问奕劻，奕劻是个老滑头，解释道：上谕虽然没有允许剪发，但也没有说不准剪发。实际上，清廷同不同意，已经不重要的了——清廷如此表态，意味着它已经默认民间剪辫了。如果它真心禁止剪辫，应该制定配套的、严苛的惩罚措施，如此轻描淡写地禁止，毫无威慑力。1911年1月，伍廷芳等名流领衔，在上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剪辫大会，成百上千的人聚集在一起集体剪辫子，新闻媒体全程跟踪报道，仿佛专门跟清廷对着干一样。上海的生猛，为全国树立了榜样。与此同时，学界的剪辫子运动也狂飙突进。据革命家喻育之回忆，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武昌陆军测绘学堂的一百多名学生，下晚自习后，集体剪去了辫子。学堂监督刘邦骥得知情况后，召开大会痛斥学生：“你们吃大清国的饭，读大清国的书，竟敢这样胡闹，真是胆大已极。姑且各记大过两次，以观后效！”然而在场学生没一个鸟他。喻育之心想：既然敢做，杀头尚且不怕，记大过又算什么？其他地方的学堂，情况也差不多，剪辫子最严重的处罚是开除，但学生们已经无所谓了，校方“开除不胜开除”——人太多了，开除不过来。武昌起义爆发后，在各省引起了连锁反应，全国十八行省中有十四行省宣告独立，清廷统治土崩瓦解，权力逐渐转移到袁世凯手中。1911年12月7日，在袁世凯的推动下，清廷为了挽回民心决定放开剪辫，颁发上谕：凡我臣民，均允其自由剪辫。无数仁人志士流血牺牲奋斗，最终争取到了自由剪辫子的权利。然而谁也没有料到：剪辫子最大的阻力竟不是清廷，而是普通民众根深蒂固的旧思想。为了推行剪辫，民国政府做了很多工作，甚至派军队下乡强制剪辫，为此还闹出过人命。（民国政府强制剪辫子的历史也很有趣，篇幅有限，这个话题以后再讲）历史就是这么搞笑：260多年前，有人誓死不留辫子， 260多年后，有人誓死不剪辫子。1918年阎锡山在山西搞“六政三事”，其中就包括剪辫放足，目的是用行政命令推动剪辫子，可见当时留辫子还是比较普遍的现象。直到1928年5月，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禁蓄发辫条例》，要求公民剪去辫子。这也是近代中国最后一个剪辫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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