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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在陕西西安经开区泾渭新城，施工人员用挖土机挖土时，挖出了不少陶器碎片，由此发现了一座上古遗址，因为地处杨官寨，考古学家就将其称为“杨官寨遗址”。 杨官寨遗址，属于仰韶庙底沟文化，距今6000年—5500年，由于之前鲜有发现庙底沟时期的遗址，因此杨官寨遗址填补了历史空白。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指出，杨官寨遗址是“面积最大、庙底沟时期唯一的保存较好的大型环壕聚落遗址。”因此，杨官寨遗址又被誉为5500年前的“中国最早城市”，西安城的起源。 该遗址出土遗存极多，史料价值极高，对于研究上古史提供了第一手材料，比如城池布局、陶器制作、文化审美等。但更重要的是，根据陕西出版集团出版的《黄帝功德大典》介绍，该遗址还出土了一些成熟文字，其中四个字清晰可辨（见下图）。
根据《黄帝功德大典》作者刘宏涛介绍，上图为杨官寨遗址出土的残片，四个字的意思为“以戎来戎”。 在上图中，除了第一个字不好辨认之外，其他三个字与今天的汉字差不多，文字非常成熟，如今中学生都可以轻易识别为“戎来戎”。当然，刘宏涛认为第一个异体字，是“以”，姑且信之。 所谓“戎”（见下图，第一个为甲骨文），由进攻的“戈”与防御的“甲”（十字符号代表盔甲）构成，本义是兵器的总称，后被引申为士兵、战争等。因此，“以戎来戎”有点“以战对战”的意思，让人读来热血沸腾，5500年前的古人对待战争极为强硬。 根据史书记载，黄帝始于距今4700余年，之前是漫长的三皇时代。因此，杨官寨遗址出土的这块残片，无疑证实三皇时代中国已有文字。
问题在于，这四个字极为成熟，5500年前的中国人，能否创造出如此成熟的文字？事实上，无论是文字演化逻辑上，还是考古发现上，都表明当时中国已有能力创造出成熟文字。 按照文字演化规律，中国文字至少经历“原始文字”、“初熟文字”、“成熟文字”三个阶段，但甲骨文出道即成熟，不代表甲骨文之前数千年内一定是“初熟文字”，也可能依然是成熟文字，只是传承到商代时变成了甲骨文，而“初熟文字”的存在时间，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早。 由于甲骨文的“聿”、“典”等文字，证实商代用毛笔在木简、竹简上记录，因此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可能长期使用竹简文书。因为竹简木简容易腐朽，导致如今找不到相关文字证据。 因此，就存在这么一种可能：距今5500年前，中国文字已从“初熟”阶段进化为“成熟”，由于主要在竹简上书写，故而如今找不到相关证据，但这种文字实际上代代相传，传到商代时，因为祭祀鬼神的特殊需要，商人将文字刻写在甲骨上，由此才让我们见到。
在考古上，近百年来出土了大量刻画符号，表明距今5500年时，中国完全有可能创造出成熟文字。 距今8000多年的河南贾湖刻符（见上图），刻写在龟甲上，刻符的结构、笔顺、线条等与甲骨文的极为相似，一共21个刻符，是不是文字还有争议，但肯定是一种与甲骨文关系紧密的刻符。 从贾湖刻符算起，到杨官寨遗址时代，中间相隔3000余年，而3000年的时间内，完全可能进化出成熟文字。以古埃及、苏美尔来看，他们的刻符进化为较为成熟的文字，都不到2000年。以古埃及、苏美尔文字演化轨迹来看，可能早在距今6000多年时，中国已有较为成熟的文字，因而杨官寨遗址完全可能出土成熟文字。
更为重要的是，在贾湖刻符之后2000年内，考古出土了众多上古刻符，其中最为震撼的是安徽双墩遗址刻符（见上图），数量高达630个之多，距今大约7300多年。 双墩刻符不仅被周围多个部落使用，已经“连词成句”，而且还具备汉字六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三大造字方法。 换言之，虽然双墩刻符是不是文字，如今也有一些争议，但相比贾湖刻符，至少在文字数量上，双墩刻符出现明显的大幅度的进化。在此基础上，杨官寨遗址出现成熟文字，无疑也就顺理成章了。
可见，三皇时代中国已有成熟文字，一点都不比古埃及、苏美尔文字出现的晚，代表之一就是杨官寨遗址出土的残片，但遗憾的是如今只有零星的发现，没有较大规模的文字证据出土，希望在未来的考古发掘中，能够发现更多的文字，由此进一步揭开上古时代的神秘面纱。 参考资料：《黄帝功德大典》、《刘宏涛——发现黄帝时代的文字》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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