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加羚羊（Saiga tatarica）又称高鼻羚羊，生活在亚欧大陆中部面积广阔的草原荒漠，是该属下唯一的物种，与远在南非的跳羚(Antidorcas marsupialis)属于近亲，其体长约100-140㎝，肩高60-80㎝，体型大小与家养山羊相仿。
赛加羚羊最显著的特征在于无论雌雄都拥有一个膨大而隆起的鼻部，奔跑时鼻孔朝下，有助于过滤灰尘及温暖空气，这也是该种得名的原因。 牧民们传说，赛加羚羊的长鼻子可以闻到风中携带的水汽味道，只要某个地方刚下过一场大雨，没过几天，不计其数的赛加羚羊便会从四面八方赶来，挤满了草场。这固然是一种夸张，同时也是对赛加羚羊迁移能力的肯定。
赛加羚羊曾同猛犸象一起漫步在西伯利亚的干旱草原，但随着气候变化，它们的分布范围大大缩减。亚化石分析表明，从晚更新世开始，赛加羚羊的模样就没有发生过太大改变，它们是“活着”的化石，末次冰期前还跨越海峡扩散至不列颠岛和北美洲西北部。即使人类文明兴起后，赛加羚羊依然占据了亚欧大陆中心的大片区域，它们的适应力极强，能够食用那些牲畜不愿意进食的有毒植物——比如麻黄和假木贼等，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能和牧群和平共存。 赛加羚羊并不怕冷，它们的冬毛比夏毛厚76％，洁白而波浪状的毛发相互交织，内部充满了空气，可以有效地抵御寒冷。即使遭遇的暴风雪，赛加羚羊也不会慌乱，只需要相互依偎躺在雪地上，如大衣般温暖的毛皮就能保护它们安然度过难关。已知赛加羚羊种群及分布
制图：有苏煜骧 18世纪以前，高鼻羚羊分布于从喀尔巴阡山脉到蒙古西部之间的广大区域，地理上可分为两个亚种，即指名亚种（S.tatarica tatarica）和蒙古亚种（S.tatarica mongol），前者分布广泛，而后者仅限于蒙古国西北部的大湖盆地，古老巍峨的阿尔泰山是分隔两个亚种的天然屏障。
中亚的雄性赛加羚羊体重可达45公斤，雌羚平均也有36公斤之多，而来自蒙古的雄羚最大也不超过32公斤，羚羊角也比中亚同类纤细许多，这两个亚种的体型差异如此显著——以至于后者有时被视为一个独立物种。 历史上生活在中国境内的赛加羚羊属于体型较大的指名亚种，分布在甘肃北部、准噶尔盆地、北塔山和巴音布鲁克山西麓的平原等地，还见于天山西南部的伊犁河谷。
我们对中国赛加羚羊了解很少，只知道新疆境内有着该种极为重要的越冬地。沙俄探险家普热瓦尔斯基在第三次中亚考察期间（1879-1888）报告称在准噶尔盆地西部见到了大群活动的赛加羚羊。赛加羚羊蒙古亚种，与上文的指名亚种有着明显区别 这并不奇怪，因为19世纪以前，赛加羚羊每年都要不远千里从哈萨克斯坦中部荒漠的产仔场来到水草丰美的北疆草原越冬。 已知赛加羚羊奔跑速度极快，最高时速可达72~75公里。在迁徙季节，羚羊群平均每天行进约10-15公里，它们不仅是奔跑健将，同时也善于游泳，沿途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挡赛加羚羊势不可挡的步伐。一旦抵达越冬地后，羚羊群会迅速从大群解体，分散成小群活动。毫不夸张的说，作为生态系统的基础性物种，赛加羚羊是中亚草原上最丰富的有蹄类动物。根据Sludskii (1962)计算，在哈萨克斯坦中部高原，每匹狼每年可杀死50~90头赛加羚羊，包括已经从中亚区域性灭绝的亚洲猎豹，历史上也以赛加羚羊为主食。
赛加羚羊是草原活着的灵魂，是跳动的鲜血，是风暴的具象。没有浩荡奔跑的赛加羚羊，就没有草原民族的繁荣。
从某种程度而言，赛加羚羊的命运与中国息息相关，但遗憾的是，今天我国境内已经失去了这一物种。过去一个世纪间，全球范围内的赛加羚羊经历了两次衰落——又两次从衰落中走向复兴，它们的故事堪称传奇。
传统中医认为，赛加羚羊的长角是一味名贵的药材，称为“羚羊角”，被认为具有平肝熄风、清肝明目、散血解毒等功效，售价不菲。如果翻阅古籍可知，关于羚羊角最早的记载能够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神农本草经》一书。
古人认为羚羊形似小鹿，性至灵，所以叫做“灵”羊。唐代学者陈藏器说过：羚羊有神，夜宿防患，以角挂树不着地，羚羊角因此也被寄予拥有种种奇妙的魔力。必须指出，不同文献对羚羊角的记载尤为复杂，历代所代指的对象并不相同，比如《神农本草经》一书就援引郭璞称，“羚羊似羊而大，角园锐，好在山崖间”，显然指的非出没于荒漠草原的赛加羚羊，而更像是本土的斑羚或鬣羚。 一直到明朝年间，药用“羚羊角”的来源依然五花八门，仅《本草纲目》提及的对象就包括“青色毛粗，两角短小“的中华斑羚、“羊似吴羊，两角长大”的西伯利亚羱羊，以及“驴身羚角”的中华鬣羚。中华斑羚：历史上你们大多数用的都是老子的角 真正的赛加羚羊角药用历史十分短暂，直到清朝消灭准噶尔汗国，开通连接西域的商道之后，原产自中亚的高鼻羚羊角才大规模流入中国社会，并迅速取代了传统羚羊角的地位。
成书于清朝乾隆二十二年的《本草从新》就有“羚羊角明亮而尖，不黑者良”的记载，反映出在当时，产自西域洁白温润的塞加羚角已逐步接替本土羚羊角，成为人们眼中高品质的象征。2021年，青岛海关查获的赛加羚羊角 尽管直到最近，传统中医才开始大规模使用赛加羚羊角，但这种需求如此巨大，以至于很快对野外数量众多的赛加羚羊种群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一点似乎很难想象，仅仅是少数人药用方面的需求，如何摧毁了一个物种？ 这方面早有先例，比如檀香木，早在明朝时期，中国本土的檀香木料便采伐一空，以至于皇室不得不每年派人到南洋群岛广泛收购，到清中期以后，连皇室库存的檀木料也消耗殆尽，于是贸易范围再一次扩展，由东南亚扩张到南太平洋与澳大利亚。
鼎盛时期，夏威夷王国多达四分之三的人口投身于檀香木贸易，斐济、瓦努阿图和帝汶岛也参与其中，随着几十年的商业性采伐，令不少小岛的檀香木资源彻底绝迹，包括分布狭隘的智利檀香（Santalum fernandezianum），最近一次出现是在1908年。智利檀香原产于南太平洋的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发现不到二十年即因檀香木贸易灭绝赛加羚羊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由于中国并非该种的主产区，入药使用的羚羊角绝大部分来自于中亚地区进口。不可否认的是，清代的中国已经卷入全球消费浪潮，内陆市场对羚羊角的狂热追求，将北京、莫斯科、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甚至更遥远的卡尔梅克部落连为一体生活在圣彼得堡的伊利亚·叶夫龙（Ilya Efron）指出，从1852年到1882年，至少有300万对赛加羚羊角通过恰克图口岸出口到清朝。早期文献显示，由于赛加羚羊常结大群活动的习性，一次大规模狩猎往往收获不菲。譬如19世纪晚期发生在楚河下游的一次围猎中，猎人记录了多达12000只赛加羚羊被赶到苇荡里集中杀害。
随着晚清王朝逐步衰落，更多的口岸被迫开放，从原产地直接输送赛加羚羊角不仅节约成本，同时更加方便快捷。到19世纪以后，沙俄帝国每年向清朝出口数万只羚羊角，成为俄属中亚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美国动物学家摩登（Morden W.J）在1927年提到，一对完整的赛加羚羊角在中国内陆市场可以卖到150大洋的高价。羚羊角的价格如此高昂，以至于许多商队宁愿拒绝高额运费，也不愿意承担被拦路抢劫的风险。
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中期，仅新疆一地的羚羊角年交易量就高达5万对，凸显出该种所面对的严峻狩猎压力。 民国时期的吴绍璘在《新疆概观》一书中称，“羚羊，角可以入药，惜不甚多”，可见当时新疆境内的赛加羚羊已经非常罕见。1928年浙江绍兴“和济药局”刊印的《增订伪药条辨》中提到，当时顶级羚羊角（即赛加羚羊）的产区只有新疆奇台县，而奇台县位于准噶尔盆地东南边缘，东部同蒙古国接壤，境内大部分为贫瘠的半荒漠草原。
据我们所知，这一群在边境地带游荡的赛加羚羊可能是该种在中国境内最后的遗存，复杂而残酷的戈壁环境令外来猎人望而却步，变相地庇护了生活其中的所有物种。来自蒙古国方面的记载同样显示，中蒙边境的赛加羚羊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已不多见，偶尔出现在戈壁沙漠和北塔山等少数地区。
羚羊角如此珍贵，甚至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人工养殖业”的雏形，据《新疆珍贵动物图谱》一书记载，建国以前，与蒙古国接壤的木垒县曾有人饲养了20多头赛加羚羊，雌羚已经怀孕，可惜随后毁于战火之中。
迫于严峻狩猎压力，至20世纪以后，全球的赛加羚羊只剩下几百头，只在里海沿岸平原、中亚荒漠和蒙古国西北部的几处不连贯地区尚能见到小群游荡的羚羊群，且仅限于最偏远无人的草原深处，很少出现在人们眼前。 温润如玉的赛加羚羊角与静静焚烧的檀香木，从本质上来说没什么不同，它们都是奢侈品贸易的牺牲品。 由于赛加羚羊数量大幅减少，甚至导致了一种名叫“Pallasiomyia antilopum”的寄生蝇从中亚大地灭绝。 这种寄生蝇以赛加羚羊为宿主，成群结队在视网膜里产卵，最终会导致赛加羚羊失明。19世纪的旅行家们互相告诫，如果打到受感染的赛加羚羊，必须要彻底清理才能食用。
由于赛加羚羊数量降到极低，这种寄生虫最终因找不到合适宿主而消失。直到1957年在蒙古国重新发现之前，这种小小的寄生虫长期被视为已经灭绝。 即便是今天，这一罕见的寄生蝇依然只偶见于蒙古国少数地区，广袤的中亚大地已多年未有发现。 考虑到赛加羚羊的重要价值，早在1919年，新成立的苏俄政权即下令完全禁猎该种，这一政策也被随后的苏联政府继承。
不过这些禁令并没有起到预期效果，因为显而易见，偷猎行为依然屡禁不止，甚至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黑市上的羚羊角价格增长了10-15倍，一度成为商品交易时的硬通货。苏联集体农庄的宣传画
真正改变赛加羚羊命运的转折，实际上来自另一场看起来毫不相关的运动——“农业集体化”
1929年11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决议，执行农业上的全盘集体化，旨在将遍布全国无数“原始”的家庭生产单位和小型农业合作社，转变为像工业企业一样运作的大型集体农场。从此集体农庄的规模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至1936年时，全国90%以上的农村家庭被集体化，2500万户农民组成24万个集体农场。乌兹别克斯坦的赛加羚羊邮票 随着集体化运动的开展，不仅仅俄罗斯农村，连游牧的哈萨克人和卡尔梅克人也深受影响，为了更好的控制草原民族，一座座崭新的定居点拔地而起，从此以后，牧民们再也不能如同过去一般在各个草场间轮换。集体化带来的首要后果是，牲畜只能在最肥沃的大牧场上集中饲养，大部分交通不便的贫瘠土地只能放弃。
随着人类与牲畜的退出，大自然开始逐步收复失地。再加上为防止偷渡，苏联政府加强了对边境地区的管控，非法走私问题骤然得到解决，赛加羚羊迎来了转机。 特别是卫国战争期间，由于绝大部分适龄男子被派往前线，枪支弹药十分紧缺，狩猎活动几乎完全停止。
以上一切带给了赛加羚羊繁荣的契机，到1957年左右，超过100万头赛加羚羊——西方媒体称为“俄罗斯奇迹”，漫步在苏联领土上，甚至部分城市还有赛加羚羊闯入的记录。但必须指出，赛加羚羊的迅速恢复得益于两方面因素——性早熟以及年轻的种群结构。赛加羚羊出生几分钟后即可行走 根据哈萨克斯坦学者长达16年（1964-1978）的持续观察，每年至少有十分之一以上的雌性可以诞下双胞胎，三胞胎的案例也并不罕见，雌性赛加羚羊大约在5岁左右丧失繁殖力，在此之前几乎年年可以生育。
羚羊妈妈只会提供20~30天左右的奶水，之后摇摇晃晃的羔羊就能够随着羊群一同迁移，雌性赛加羚羊通常在1岁左右就可以繁殖，而雄性要等到2-3岁。雌性赛加羚羊及三胞胎幼崽 研究表明，未被猎杀的赛加羚羊种群年增长率达50~60%，如此非常高的自然增长率，偶蹄动物中唯有野猪能够媲美。20世纪50年代，研究员在中哈边境的阿拉湖流域见到一群由5万只个体组成的大群。这是以个好兆头——意味着随着苏联境内种群数量的恢复增长，一部分赛加羚羊开始回到准噶尔盆地的传统领地越冬。遗憾的是，这短暂的辉煌却是赛加羚羊留给我们的最后印象，因为没过多久，这一物种就将从中国境内彻底消失。
这场悲剧的背后有着很多因素共同作用；一方面随着新中国成立，边疆地区推行的垦荒运动将大片合适的天然草原改造为牧场或耕地，严重破坏了赛加羚羊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再加上枪支弹药的泛滥，狩猎现象更加普遍。 但另一方面，笼罩在赛加羚羊命运之上还有一层看不到的线索，那就是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良好关系。但随着60年代的中苏交恶，这层关系已经破裂，原本亲如兄弟的两个国家开启了长达30多年的相互指责与对抗。为了防止敌方渗透，中苏两国都抓紧时间在边境地带建设铁丝网，尤其是靠近定居点周边，大量围栏突然出现，仿佛一夜之间就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围栏不仅阻挡了两国边民的正常交流，同时也对野生动物迁徙构成了严重影响。 60年代以后，曾经在阿拉湖畔浩浩荡荡饮水的塞加羚羊群再也没有出现——它们也意识到铁丝网是无法跨越的鸿沟，于是转而到苏联境内其他地方越冬。 1961-62年组织的大规模狩猎生产中，准噶尔盆地内只捕获到一只雄性赛加羚羊，这是我国境内最后一笔确切的记录。 60年代有指在中哈边境的阿拉山口三次见到赛加羚羊出现，并两次拾捡到羚羊角。亦有人称曾在中蒙边境的卡拉麦里沙漠深处发现过高鼻羚羊尸骸，但这些记录均已无法证实。
与此同时，幸存于戈壁荒漠中的最后一群赛加羚羊也在无人知晓中走向消亡，蒙古国一侧最后的记录停留在1970年，当时有牧民报告在阿加兰山（Argalant）见到4只个体，此后遂无消息。 70年代以后的数次大规模科学考察活动中均未再发现过赛加羚羊的踪迹，相信野生种群已在中国基本绝迹。 赛加羚羊内部有着一个残忍的种群调节机制——牺牲雄性，保全未来。
正如前文所述，赛加羚羊是一个繁殖力极强的物种，如果没有大大小小的天敌限制增长，该种很快就会遍布草原，到时候连草根都会被啃食殆尽。好在大自然有着自己的调节法则。作为一种典型的一夫多妻制物种，每年11月下旬，发情期的雄性赛加羚羊会用肿胀的鼻子象征着成熟的地位。
到12月初，塞加羚羊的交配季节开始了，每头成年雄性都试图占有更可能多的雌性羚羊，建立自己的后宫。兴奋的雄性头对头猛烈地撞击，直到失败的一方仓皇落跑。每头雄羚会标记30只左右的雌性，代价是自己的虚弱。每当遭遇暴风雪，通常是因发情而力竭的雄性最容易死亡，接着是当年出生的幼崽，最后才轮到成熟的成年雌性
根据苏联学者上世纪八十年代做的调查显示，每年都有50~70%的雄性赛加羚羊挺不到下一年的春天，它们要么死于饥饿或冻害，要么丧命狼口。 不过没关系，只要成熟的雌羚死亡率很低，第二年春天又有大批新生命来临。得益于这种残酷的调节机制，赛加羚羊雄雌比例常常维持在1:5到1:8左右，保证种群不至于过分膨胀。哈萨克斯坦库施塔奈市的巨型赛加羚羊雕塑 正当中亚的赛加羚羊兴兴向荣之际，生活在热带地区的犀牛却在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这场危机同样来自中药材贸易，随着远东经济腾飞，市场上对犀牛角的需求量大增，导致每公斤犀角的批发价从1972年的35美元飙升至1990年的13000美元，几乎是同等重量黄金价格的两倍。在利益的驱使下，野生犀牛很快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尽管法律明确将犀牛列为保护动物，但与中央集权制的苏联不同，亚非大部分新独立的殖民地国家普遍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管理混乱与海关腐败，对偷猎和走私行为几乎无能为力。
即使是因保护严格而闻名的印度，历史上也曾遭遇过至暗时刻；从1980~1984年间，该国累计有251头大独角犀被盗猎杀害，而当时全球已知的大独角犀总数不过1125头——短短五年里，盗猎份子就消灭了地球上已知近1/4的印度犀。 连数量最丰富的印度犀都是如此，亚洲其他两种犀牛——分布狭隘的苏门犀与爪哇犀，未来之路就显得更加黯淡，前途未卜（关于爪哇犀的历史性衰落请参考此处）极度濒危的苏门答腊犀，现在仅幸存于印度尼西亚 保护犀牛绝不能坐以待毙，包括WWF在内的大部分环保人士认为，为了填补庞大的中药材市场，应当建议传统中医从业者摒弃犀角，采用赛加羚羊角作为代替品。
这种想法当然可以理解，得益于多年保护，苏联境内的赛加羚羊实现了有效恢复，据1974~1975年调查推测，当时大约有150万只赛加羚羊生活在苏联领地上，这一数字不仅远远超过了同域分布的鹅喉羚（10-20万），甚至多于分布广泛的野猪（约100万头）。航拍调查拍摄到的壮观赛加羚羊群 有鉴于此，早在1951年和1954年，卡尔梅克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便相继废除了保护赛加羚羊的绝对禁令，向民间开放了商业性猎捕。放开狩猎并不意味着全然无序的混乱，根据苏联法律规定，每年的赛加羚羊狩猎季集中在秋冬的三个月；9月1号开放对雄性的狩猎，10月1号起开放对雌性的狩猎，12月15号全部结束。2021年，哈萨克斯坦突厥斯坦州查获被盗猎的8具赛加羚羊尸体 狩猎额依照年景的不同而有存在差异，譬如在卡尔梅克，丰年允许狩猎的赛加羚羊占群体总数的30%以上，而旱年的狩猎额仅有10~12%，科学的动态调控保证了狩猎对赛加羚羊的影响降低在有效的范围，使得第二年仍有足够多的羚羊幼崽出生。
从1955~1993年间，哈萨克斯坦宰杀了多达557.2万头赛加羚羊，获得了41,400吨鲜美的羚羊肉，除了本国食用以外，每年还有约200吨羚羊肉罐头出口到国外市场，为苏联挣来了大量外汇。 当地人称，赛加羚羊肉质鲜美，比大多数的家畜富含更多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因此广受市场欢迎。但羚羊角却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一直未能大量出口，只作为收购时的边角料随意丢弃。利用赛加羚羊角制作的装饰品 有识之士看来，使用赛加羚羊——这种繁殖率高，同时数量极为丰富的动物取代岌岌可危的野生犀牛，似乎是一个值得推广的方法。
在WWF的呼吁下，哈萨克斯坦从1985年开始向外大量出口羚羊角，到1998年一共出口了131吨，主要买家来自东方，包括中国，日本和新加坡。 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举措最终将证明带给赛加羚羊以致命的恶果。 只有长着值钱双角的雄羚才是偷猎者目标 随着远东经济持续增长，一对羚羊角在国际市场上可以卖到500~600美元，相当于普通工人几年的收入，黑市上的价格更高。不可避免的刺激了更多盗猎行为。特别是1987年哈萨克斯坦农业改革，允许合作社以个体的名义向国外市场销售农产品，这打开了赛加羚羊出口限制的大门。 原本只在秋冬季节以肉食为目标的小规模狩猎，现在猎人一年四季都会追逐领赛加羚羊，主要是为了获取雄性赛加那值钱的双角。 2021年5月，新疆乌鲁木齐海关查获的走私赛加羚羊角，共计2530根 哈萨克斯坦政府很快意识到不对，1989年通过一项决议，将塞加羚羊角的垄断贸易权授予一个名叫“'Okhotpromkhoz’”的国企，不允许私人贩卖，试图让赛加羚羊角贸易控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来不及了——闸门已经打开，洪水已经释放，很快就要让人们见识到它的无穷威力。1990年初，整个哈萨克斯坦生活着多达100万头赛加羚羊，仅仅过去10年以后，这一数字减少到只剩2万头。研究人员推测，多达98%以上的个体在此期间被盗猎者屠杀。收购赛加羚羊角的广告，堂而皇之的四处张贴 与全副武装的盗猎者相比，负责保护赛加羚羊的游骑兵人数太少，装备落后，无法形成强大的保护力量，苏联解体后社会经济变化无疑使加剧了这种落差。由于猎人们通常追捕的目标具是高价值的雄性羚羊，这导致赛加羚羊的性别比达到极度失衡的状态，某些地方的雄雌比例甚至为1:100——平均100头雌性只有1头雄性，这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雌性繁殖率下降，新生儿显著减少。
环保专家布拉德利·马丁（Esmond Bradley Martin）是国际上最早发起使用赛加羚羊角代替犀牛角运动的人，但当他意识到赛加羚羊正在毁灭的快车道上急速向前，他公开放弃了自己观点，并撰文指出，如果不加以保护，赛加羚羊将紧随亚洲犀牛之后灭绝。
1999年，面对赛加羚羊大量减少的事实，哈萨克斯坦政府不得不宣布执行两年的狩猎禁令，此后分别在2001年、2005年、2011年和2020年延长了4次，目前的禁猎期有效期至2023年。 正当哈萨克斯坦境内的赛加羚羊遭遇浩劫之际，同一时期的中国却在雄心勃勃地计划着另一个保育项目，最终目标是将这一物种引回国内。 尽管赛加羚羊早在很多年前即从国内绝迹，但来自野马和麋鹿等的成功经验让人们坚信，通过圈养繁殖和异地重迁，有望在不远的将来实现赛加羚羊在中国境内的复兴。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国家林业部在1987年正式启动了“高鼻羚羊再引入工程”。由国家拨款，首先在甘肃省武威市投资建立了“甘肃濒危野生动物繁育中心”，用以承担赛加羚羊引入种群的繁殖扩张。除了赛加羚羊以外，甘肃濒危野生动物繁育中心还承担着其他珍稀物种的繁育工作，譬如图中的野骆驼 拍摄者：刘逸夫 有了场地，下一步目标便是建立人工种群，不过当时的中苏关系尚未完全缓和，导致甘肃濒危物种繁育中心不得不舍近求远，从西方国家引入种源。
从1988年到1991年间，武威向后从德国东柏林动物园和美国圣迭戈野生动物园分4批引进16只人工繁育的赛加羚羊。这一群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经过布拉格动物园输送到西方国家的后裔，圈养条件下已经繁育了30多年，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人工饲养环境。 可惜由于长途运输过于劳累，这一群赛加羚羊到达中国后只有11只（6雄5雌）存活，成为目前人工种群的基础。
同一时期，当甘肃种群在国家林业局的扶持下蓬勃发展之际，作为原产地的新疆也不甘落后，试图在中科院的支持下建立另一个圈养赛加羚羊种群。
1991年，中科院新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与哈萨克斯坦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达成协定，从野外产仔场捕获25只幼崽运回国内。但由于各种意外，最后仅剩2头幸存的雌体空运回阜康荒漠生态站饲养，随后在半年内先后死去。 1992年5月初，吸取上一次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新疆方面又派人前往哈萨克斯坦境内捕捉新生羔羊30多只，暂时饲养在哈萨克斯坦动物研究所内，准备在其适应良好后再运回国内。 这一批羊羔不负众望，存活率极高，正当人们满心鼓舞之际，同年6月噩耗传来，哈萨克斯坦政府突然宣布撕毁了该协定，将剩余的羔羊送往阿拉木图动物园饲养。自此，新疆方面翘首以盼的的引种项目被迫终结。阿拉木图动物园的赛加羚羊，可能是近亲繁殖导致的畸形现象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同一时期甘肃方面的引种项目也厄运连连。1997年，为了改善圈养血统，国家林业局决定从俄罗斯卡尔梅克共和国野外引进28头幼崽，但由于运输距离过长，途中先后有17只毙命，进入武威时仅存活11只，随后又有10只相继因各种问题死亡，最终只有1只雌羚与繁育中心原种群合群，留下血脉。
这是中国迄今最后一次向外界获取赛加羚羊种源，此后由于口蹄疫及其他政治因素，引入计划不得不搁置多年。
相较于顺风顺水的普氏野马再引入工程，赛加羚羊引种项目为何从一开始就接连受阻？必须指出，并不是研究人员不尽心尽责，问题的根本出自赛加羚羊身上。该种的确是一种适应性强、繁殖极快的物种——但仅限于野外种群，人工圈养条件下的赛加羚羊尤以挑剔和易受惊而闻名。甘肃濒危物种繁育中心饲养的赛加羚羊群 拍摄者：刘逸夫 德国动物学家克劳斯波尔曾经对东柏林动物园饲养多年的赛加羚羊种群进行研究，从1958年至1986年间，多达332只塞加羚羊被送往东柏林动物园，但绝大部分个体只存活了很短的时间。
他认为圈养赛加羚羊从根本上就难以长期维系，一方面是这一物种性情过于胆怯，极易受到人为因素影响，另一方面动物园内有限的场地环境，对于这种习惯于长途奔袭的物种也并不适合。 克劳斯果然一语成谶，武威一开始引入的种源繁殖顺利，数量稳定增长，但到第三代和第四代以后，退化问题开始涌现。特别是2000年，由于流行病爆发，圈养赛加羚羊种群突然大规模死亡，此次浩劫之后，繁育中心仅有9只个体幸存。
虽然历经十多年的努力，到2017年时，甘肃濒危物种繁育中心的赛加羚羊数量已恢复到170只以上，成为仅次于乌克兰阿斯卡尼亚罗伐(Askania Nova)保护区之外的全球第二大赛加羚羊人工种群，但繁荣背后的危机依旧不容忽视。由于武威种群的主体血缘来自欧美动物园繁育多代的后裔，且奠基者群体仅有12只。随着种群数量的稳步增长，近亲繁殖导致的遗传多样性下降和种群退化等问题日益凸显，新生个体大多体质弱小，疾病多发，抗病能力弱，暂时难以适应野外环境。
根据2022年5月的最新报道，甘肃濒危物种繁育中心的赛加羚羊种群再一次出现下滑，成年赛加羚羊只剩下19只个体，虽然同年又有11只幼崽出生，但很显然——要让这群圈养多年的赛加羚羊回归野外，还需要走过一个漫长的道路。 我们不禁思索，赛加羚羊再引入项目迄今已经过去35年岁月，为何迟迟看不到胜利的曙光，到底是哪一步出了差错？ 首先，按照国家林业局的设想，引入的赛加羚羊应该在圈养条件下大量繁殖，等到数量稳定增长后再挑选一部分个体释放到保护区野外。 接着研究人员会对它们持续追踪，确保即使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野放种群依然能够维持稳定，到这一步，引种项目才算初步成功，之后随着种群增长再释放到其他保护区。我们熟悉的野马、麋鹿、朱鹮等都遵循这一基本方略。 可赛加羚羊完全不同，它们甚至连圈养条件下的大量繁殖都没有实现，更别提后续的野放计划。或许从本质上来说，赛加羚羊就不适合再引入项目，它们像这片土地的风暴一样自由不受拘束，不仅仅是中国，任何试图在圈养条件下大量繁殖的想法注定以失败告终。赛加羚羊和藏羚羊习性相似，每年需要在不同地点间长距离迁徙 但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无法忽视，即使这群羚羊增长到足以野放的水平后，阔别多年后，它们真的能够在中国野外繁衍下一代？ 所有证据均指出，赛加羚羊是一种长距离迁徙性物种，它们需要每年在不同产仔场和越冬地之间进行上千公里的迁徙。尽管中国境内仍保留有大片合适的栖息地，但所能提供的仅仅只有越冬地，缺乏至关重要的产仔场，面对这种情况，野放的赛加羚羊该该何去何从？ 可以确定的是，无论中国、蒙古还是哈萨克斯坦，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赛加羚羊保育项目需要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除了保护赛加羚羊自身以外，更重要的是保护好该种赖以生存的迁徙通道和栖息生境。 随着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各加盟共和国意识到，原本联盟内部的行政划界突然间变成了国界线。面对独立之初的混乱形势，一些国家选在边界设置铁丝网和检查站等，以阻挡愈演愈烈的非法走私与偷渡等行为。
对生活在边境地区的野生动物而言，这无疑是一则残酷的噩耗。在没有铁丝网的黄金年代，国界线不过是一个虚构的概念，野生动物的跨国迁移从来不受到任何阻拦。繁殖于哈萨克斯坦西部乌尔图斯特（Ustirt）高原的赛加羚羊就是如此。当苏联尚未解体时，每年至少有数以万计的赛加羚羊浩浩荡荡由北方迁徙到乌兹别克斯坦一侧越冬，一些个体甚至出现在更南方的土库曼斯坦境内。
由于独立后两国关系的改变，哈乌边界出现了大量铁网围栏，这严重阻碍了赛加羚羊的迁移行为，从此再也没有羚羊能够平安回到乌兹别克斯坦境内越冬。
对于赛加羚羊这样一种习惯于长途奔袭的物种来说，迁徙路线被打断的后果深远而严重，在1998-2005年间，乌尔图斯特高原上生活着全球最大的赛加羚羊群体，但随着一座座边境铁丝网拔地而起，这一种群肉眼可见的迅速衰落。
在今天，乌尔图斯特种群是世界上最岌岌可危的赛加羚羊种群，2019年的航空拍摄仅记录到约5900只个体。显而易见，与历史上的辉煌相比人为干扰一定在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角色。 幸而于2016年，事情发生了转机。当年经哈乌两国高层协商，边防部队在围栏上打开了125个缺口，为野生动物留下了至关重要的大门。
就在2020年1月，乌兹别克斯坦最北部的赛加奇保护区，陷阱相机记录到一群35头赛加羚羊小心翼翼的穿越绿色通道，阔别多年后首次从哈萨克斯坦境内回归。
乌兹别克斯坦就像曾经的中国——固步自封导致赛加羚羊从境内消失，但该国的例子同样向我们强有力的表明，不需要人为干预的野放计划，只需要打开围栏，大自然就可以做到一切。有人可能会质疑，中乌两国的情况存在着根本差异，譬如乌兹别克斯坦直到本世纪初尚有大规模的赛加羚羊群体，而中国境内的赛加羚羊早在60多年就已经消失。即使打开边境，哈萨克斯坦的赛加羚羊会顺利扩散归来吗？
如果放在几年前，这个问题恐怕难回答，因为随着农牧业扩张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曾经遍布哈国全境的赛加羚羊已大范围缩减，如今主要种群集中在中西部各州，巴尔喀什湖以东地区已经很久没有听到羚羊群奔跑时的阵阵蹄声。或许是上天开的玩笑，2019年新冠疫情的爆发为全球赛加羚羊保育运动运动带来了一个意外转机。 自2020年以来，中哈两国相继发生了数次严重的疫情，为了防止病例输入，边境管理变得前所未有严格，非法走私行动遭到沉重打击，再加上经济下行压力巨大，消费疲软，中国市场对羚羊角的需求量随之锐减。 走街串巷的商贩们最先敏锐的意识到这种变化；在2017-2019年，哈萨克斯坦黑市上每公斤赛加羚羊角可以卖到12~14万坚戈，折合人民币2000多元。而如今，相同质量的羚羊角每公斤只能卖到1.5万坚戈，短短几年间跌价近十倍之多。同一时期，哈萨克斯坦方面也加大了对盗猎行为的惩处力度。2019年12月专门为保护赛加羚羊出台了一项新的法律，将盗猎、运输、储存和销售赛加羚羊及其制品的刑期提升至3-5年以上，并没收所有非法收入。严格的惩罚再加上骤减的收入，共同导致盗猎赛加羚羊变得无利可图。根据2022年5月的最新调查，仅哈萨克斯坦境内就生活着多达131.5万头赛加羚羊，如果再加上俄罗斯卡尔梅克共和国约25万只个体，如今全球的赛加羚羊总数超过150万——不仅突破了苏联时代的最高值，同也是近百年来的巅峰时刻。研究人员给刚出生的赛加羚羊幼崽称重 随着哈萨克斯坦境内种群数量的持续增长，研究人员观察到，一部分赛加羚羊开始向着历史上失去的领地前行，包括我们心心念念的中国。
2022年，一群赛加羚羊突然出现在东哈萨卡斯坦州的阿亚戈兹（Ayagoz）和扎尔马（Zharma）草原。这是该州几十年来首次记录到定居种群，无疑是一个生态良好的积极信号。
已知东哈萨克斯坦州最近的发现地距中国边境只有一百多公里。换句话说，赛加羚羊头一次距离我们如此接近，可就是这近在咫尺的距离，却因边境围栏的存在变得难上加难。
我国研究人员很早就意识到了边境围栏对野生动物迁徙的阻碍作用，早在2000年以后，中蒙边境便陆续开放了数个绿色通道，供野生动物跨国迁移使用。但在中哈边境——相关举措却迟迟落后，长达1700多公里的边界线上，只有夏尔希里保护区打开了少数几处大门。
这远远不够，大自然已经决定了让赛加羚羊回归，需要我们的积极行动配合。只有打开围栏，留给野生动物迁移的通道，才能迎来赛加羚羊回归的契机。 过去一个世纪以来，赛加羚羊已经经历了两次历史性大衰落——谁也不敢保证不会发生第三次。作为全球最大的赛加羚羊角消费国，中国的态度和行动对这个物种的生存延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好在中国也没有让我们失望，2019年8月在日内瓦举办的《公约》第18次会议上，中国代表重申了将对赛加羚羊角实行“零配额”制度，也就是说，从此以后再也不会进口任何赛加羚羊角，历史上积累的羚羊角库存也将植入芯片，逐步消耗。
作为普通人，拒绝赛加羚羊角制品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全部。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中国已经失去了这一物种，无论是出于维护民族情感还是现实保育上的需求。现在正是将它们带回的最佳时候，千万不要坐失良机。 ［1］Cui, S., Milner-Gulland, E. J., Singh, N. J., Chu, H., Li, C., Chen, J., & Jiang, Z. (2017). Historical range, extirpation and prospects for reintroduction of saigas in China. Scientific reports, 7(1), 1-11. ［2］Bekenov, A. B., Grachev, I. A., & Milner‐Gulland, E. J. (1998). The ecology and management of the saiga antelope in Kazakhstan. Mammal Review, 28(1), 1-52. ［3］孟宪林, & 王维胜. (1999). 高鼻羚羊在中国的利用和保护. 野生动物, (5), 2-5. ［4］胡润生. (1984). 苏联高鼻羚羊的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 收藏, 5. ［5］梁崇岐主编. 新疆珍贵动物图谱. 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 1986.12.［6］
［7］赵殿生. (1992). 高鼻羚羊及羚羊角. 野生动物, (5), 9-10.［8］
［9］晓非. (2003). 高鼻羚羊——保护与合理利用的成功典范. 知识就是力量, (9), 38-40. ［10］
［11］Campos, P. F., Kristensen, T., Orlando, L., Sher, A., Kholodova, M. V., Götherström, A., ... & Gilbert, M. T. P. (2010). Ancient DNA sequences point to a large loss of mitochondrial genetic diversity in the saiga antelope (Saiga tatarica) since the Pleistocene. Molecular Ecology, 19(22), 4863-4875. ［12］王德忠, 罗宁, 谷景和, & 张国祺. (1998). 赛加羚羊 (Saiga tatarica) 在我国原产地的引种驯养. 生物多样性, 6(4), 309-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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