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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上以“三”著称于世的大凡有“三张”“三曹”“三苏”“三袁”。“三张”指西晋诗人张载与其弟张协、张元的并称；“三曹”指三国时曹操与其子曹丕、曹植；“三苏”指北宋文学家苏洵与其子苏轼、苏辙；“三袁”指晚明公安袁氏三兄弟：袁宗道（1560-1600）字伯修，号石浦，又号玉蟠。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郞，号石公，又号六修。袁中道（1570-1626）字小修，号酸腐居士，又号紫柴居士。三袁兄弟皆为进士，且以文章名世。故《明史》二八八《袁宏道传》说：“袁宏道，公安人，与兄宗道、弟中道并有才名，时称'三袁’”（《辞海》亦有“三袁”词条）。又因宏道与中道先后在北京和南京担任过吏部郎中，吏部通称为天官，所以三袁故里人称美袁家曰“一母三进士，南北两天官”。不过，“三袁”的名垂青史，并不在于他们都中过进士和在朝廷担任过官职，而是他们共同为晚明文学革新作出了巨大贡献，创立了一个文学流派——“公安派”，因此不仅《明史》有载，而无论哪一部中国文学史，任何人编著，持何种观点，都得用专章加以评介。然而，对于这样一个文学流派的领袖人物，一代文学宗师，“天下名士”，居然有人把他们放在一个地区的平台上，认为他们就是公安的，是“地域文化”。甚至认为在这一地区以外建立一个交流传播社团机构都是不妥的，这未免太狭隘了。孔子出生山东曲阜，全世界建有几百所孔子学院；屈原出生宜昌秭归，荆州竖立了他的塑像；关羽出生山西运城，全国不知建有多少座“关帝庙”，而且关公研究会设在荆州。“三袁”虽然出生湖北公安，但他们凭着卓越的文学成就而在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影响力早已超越地域，超越国界。明朝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李挚称赞“三袁”曰：“伯也稳实，仲也英特，皆天下名士也！”“三袁”祖籍江西丰城元坊村，明洪武初年，远祖袁本初从军，屯兵落籍湖广（今属湖北）公安县长安里（今公安县孟家溪三袁村），历四世至“三袁”。父亲袁士瑜，十五岁应童子试，冠榜首，然后场屋屡踬，故转而课督其子。“三袁”不负父愿，胸怀天下，一心向学，并没有囿于这偏远的乡村一隅。康熙《公安县志·袁宗道传》曰：“年十二，应童子试，督学金公一见奇之曰：'子当大魁天下’。”宗道虽享年不永，但科举仕途一帆风顺，19岁中举，27岁参加进士考试，举会试第一，殿试二甲第一，授庶吉士，入翰林院编修。38岁任东宫讲官，为皇长子朱常洛老师，41岁任东宫詹事府詹士。宏道25岁就中了进士，但始终无意于仕途，考中进士后的19年中只做了三次官。第一次是万历二十三年（1595）任吴县知县，很快就辞了；第二次是万历二十六年（1598）起任顺天府教授、国子监助教和礼部主事，也是不久就请假回乡了；第三次是万历三十四年（1606）起任吏部郎官，也只做了两年便告假还乡，加在一起不过七八年光景。中道在科举方面虽一路艰辛，但愈挫愈奋，矢志不渝，最终大器晚成。16岁中秀才后，34岁才中举，47岁才中进士，49岁任徽州府教授，50岁任南京太常博士，54岁任南京吏部郎中。有资料说，中国自隋朝开始实行科举考试至清朝结束约1300年中，全国仅有10万进士。明朝几百年中，公安县只出了34名进士（据清同治本《公安县志》）。因此完全可以说：进士者，人中龙凤也。而进士中之翘楚者，“三袁”兄弟当在其中。因为他们又酷爱文学，而且造诣高深，成绩斐然。宗道爱慕白居易、苏轼，故以“白苏”名斋，著有诗歌250余首，各类文章150余篇；宏道著有诗歌近1700首，各式散文作品500余篇，洋洋百万余字；中道著有诗歌近1400首，各式散文作品500余篇和一部日记《游居柿录》，也是近百万字。我们说“三袁”笔触纵横天下，是因为他们兄弟的3300多首诗歌和1100多篇文章中，写公安地域文化的诗文很少。而在这些少量的写公安地域文化的作品中，思想意识也很深远，并没有受到地域的束缚。作家创作诗文，源于生活，大都取材身边的人和事，或者取材熟悉的人或事。“三袁”兄弟中，宗道出道很早，走出“乡关”也很早，所以他的所有作品写公安的只有“石浦河”“二圣寺”等少有的几篇。宏道生性酷好山水，认为“名山如药可轻身”。为此，他不惜辞官，不惜冒险登临，中进士后不到两个月就告假还乡，访师求学，游览山川。担任吴县县令，不到三年就多次陈请辞官，解官后即乘兴游览吴越；在北京为官时，只要得空，便去游览京城内外山水名胜；在陕西主持乡考之余，便遍游秦中诸胜，都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游记。民国时期选入中学语文教材的宏道文章，是他在北京所作的《促织》，当代选入中学语文教材的宏道文章，是他写北京东郊的《满井游记》和写苏杭的《虎丘记》《晚游六桥待月记》等。清代《四类统编》中有这样一副对联：“争主权，强国事，张居正功成社稷；耽山水，爱吟咏，袁宏道志在潇湘。”说宏道“志在潇湘”，确乎失之偏颇，说他“耽山水，爱吟咏”倒是实言。而且“中郞还有更重要的一面……正是一个关心世道、佩服'方巾气’人物的人。”（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招贴即扯》）中道虽然命运多舛，屡踬科场，但《明史》上说他“长益豪迈，从两兄宦游京师，多交四方名士，足迹半天下。”他的确是一个“山水狂”。他曾说“山水之乐，能涤俗肠”，所以，他很少呆在家乡，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交友和游历方面。最集中的一次是万历三十六年（1608）至万历四十六年（1618）的吴越东游，整整十年，他写下了一部日记体名著《游居柿录》。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在山水游历中，在四方交友中，他们的思想得到了解放，个性得到了张扬，文学创作的激情也格外高涨。如果他们的眼界只放在一个地区，或者只写一个地区的东西，他们的文学成就绝不可能如此丰硕，思想绝不可能如此旷达，当时在全国的影响力绝不可能如此普遍。因此，我们绝不能把公安“三袁”仅仅看成是地方文化名人，或者片面地说“三袁”文化是地域文化。大凡每一个文学流派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公安派”的产生也不例外。明中叶以后，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学发生了鲜明的拟古主义与反拟古主义的斗争，出现了许多文学小集团或文学流派，著名的有前七子、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以及晚明小品文作家和复社爱国主义作家。它们或同时并起或先后相承，各自利用一定的文学传统，提出一定的文学主张，表现一定的创作倾向，互相排斥，此起彼伏。以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前后七子一再发起文学复古运动，畅言“文必秦汉，诗中盛唐”。“万历间，继续起来猛烈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有以公安人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为代表的公安派”（摘自《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主编，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明史》上说：“先是王李之学盛行，袁氏兄弟独心非之。宏道在馆中与同馆黄辉力排其说……至宏道，益矫以清新轻俊，学者多舍王李而从之，目为'公安体’。”国史上说的是“公安体”，而第一个以“公安”命名文学流派的是明万历进士、江苏人钱谦益（1582-1664），其《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袁庶子袁宗道》有谓：“公安一派实自伯修发之。”后来朱彝尊（1629-1709）紧承其说，亦谓：“自袁伯修出，服习香山、眉山之结撰，首以'白苏’名斋，既导其源，中郞、小修继之，益杨其波，由是公安派盛行。”“进之与袁中郞同官吴下，其诗颇近公安派”（《静志居诗话》卷十六《袁宗道》）。“公安派”认为文学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有各个不同的时代，就有各种不同的文学，因此反对贵古贱今，反对模拟古人。宗道在翰林院一边工作，一边与王李等文学复古派的论争过程中，主张“性灵”的文学思想已基本形成，并通过他的两篇论文系统散发开去，在京城上下产生了强烈反响，率先举起打倒王李模拟之风的旗帜，为“公安派”的文学主张擂响了战鼓。此时在吴县为官的宏道也一直在思考如何与之策应的问题。他的思考经历了一个积累、比较、批判、创新与成熟的过程，又恰见案头中道诗稿，情与景会，下笔千言，如水东注，读后令人夺魄，正是独抒性灵之动。于是提笔挥毫，以介绍中道诗为切入点，写下了著名的公安派文学理论代表作《叙小修诗》，其中鲜明地提出了他们的文学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中道认为，模仿是诗文的大敌。反模仿，即是主性灵。性灵因人而异，但离不开一个“慧”字：“凡慧则流，流及而生趣焉。天下之趣，未有不自慧生也。山之玲珑而多态，水之涟漪而多姿，花之生动而多致，此皆天地间一种慧黠之气所成，故倍为人所珍玩。至于人，别有一种俊爽机颖之类，同耳目而异心灵，故随其口所出，手所挥，莫不洒洒然而成趣，其可宝为何如者！”（《刘玄度集句诗叙》）对于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三袁兄弟各有高论，且身体力行，其文风亦各有特色。宗道的特色是温雅，有如春日拂面的清风，同时又有一种雍容和平的气度；宏道的特色是清新，有如夏日清晨的露珠；小修的特色是奇诡，有如秋日蓝空的白云。而求新创新，不袭陈言，不落旧套，又是他们共同追求的目标。明人姚士麟在袁宗道《白苏斋类集》序言中评价其诗文就着眼一个“新”字，称之“情情新来，笔笔新赴”“提人新情，换人新眼”。宏道作为中国古代十大散文家之一，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具个性、最有特色的作家之一，其文风清新轻俊，自成一家。晚明散文家张岱赞曰：“古人记山水手，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对于中道的文笔，当代学者钱伯城认为“大都写得色彩绚烂，文情并茂，引人入胜，足以传世”。学界对于“公安派”领袖的评价分别是：宗道是发端和先锋；宏道为主帅，为旗手；中道则起到了不断完善和推波助澜的作用。“其后，王李之风渐息”（《明史》）。“公安派”文学的创新精神，不仅在当时有力地打破了拟古主义的陈腐格局，对后世所产生的影响也是积极而深远的。“公安派”也并非仅指出生于公安县的袁氏三兄弟。“三袁”是公安派的核心人物和代表作家，是“公安派”的代名词。没有“三袁”就没有“公安派”。即为一派，就有众多成员，至于有多少成员，各自姓甚名谁？学界目前尚无定论。从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钱伯城标点、笺校的三袁诗文中，我们初步知道的有：桃源人江盈科，会稽人陶望龄，南充人黄辉，麻城人丘坦，婺源人潘士藻，昆山人顾天埈，夷陵人雷思沛，江夏人释如愚，杭州人张献翼，宣城人梅蕃祚，东湖人陶若曾，长乐人谢肇制，湘潭人李腾芳，桐城人吴用先，江陵人苏维林，武陵人龙襄、龙鹰，石首人曾可前，歙县人潘之恒……文士结社是明代思想文化发展（包括开宗立派、传播接受）的重要途径，“公安派”的形成、发展也有大量的结社活动。据武汉大学资深博导、三袁文学研究专家熊礼汇先生介绍，何宗美教授在《公安派结社考论》中总结了公安派结社的特点。一是数量多。有30多个社团。叫得出名字的有阳春社、南平社、蒲桃社、香光社、青莲社、冶城大社、华严社、金粟社、海淀诗会、敦仁会；叫不出名字的有二圣诗结社、都门结社、酒社，三袁父叔及诸舅结社，袁宗道京中结社；袁宏道居乡结社、居京结社；袁中道与王回等结社、武昌结社、云中结社、与钱谦益结社等。二是持续时间长。从万历八年（1581）延续至天启元年（1621），前后40年。三是分布地域广。在公安、沙市、武昌、京师、南京、大同、徽州等地都有结社活动。四是入社人数较多。形成规模较大的文人阵营（其中不乏大德高僧）。五是社团类别多。有文社、诗社、酒社、诗禅社、法社和临行时大社等。这些社团中的社员也有一部分是“公安派”成员。史实证明，社团活动对公安派的形成、发展，特别是对传播三袁文学革新主张、扩大其在思想文化界的影响，壮大公安派的实力方面起了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无论是“公安派”成员还是文社社员，大多都是全国各地的学者、名士、乡贤，也有在职的官员，还有一部分大德高僧。结识过程或是“三袁”兄弟的同事同学，或是通过结社结识，或是在游历中偶遇，或是神交，还有“三袁”的文学主张和文学作品对世人思想观念的渗透，均为志同道合者。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上述30多个社团及其所分布的广阔地域，公安均只其一。试想，如果三袁孤守穷庐，就在老家孟溪，就在故里公安，怎么可能结识这么多时代清流？又，如果没有宗道在京师的鼓与呼，没有宏道在吴县任上的高张旗帜，没有中道在游历中所遇到的名师胜友，哪有众多的人响应？没有众人响应又何以成为一个流派？既已形成流派，且上了国史，“公安派”便不是一个地区之品牌，不是任何地域之品牌，而是一个国家级品牌。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又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在明朝，甚至可以说在中国文学史上众多的文学流派中，“公安派”从思想观念、文学主张到文学作品都极具革新意义，深受广大文学爱好者喜爱，所以，历来对于“公安派”的研究与传播从未中断，而且人数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大，气氛越来越活跃。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研究和推崇公安“三袁”方面，笔者以为功劳最大的当数钱伯城先生。他在1961年至1965年间就写成了《袁宏道集笺校》，因故搁浅至198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后又分别在1989年、2007年标点、点校，出版了袁中道的《珂雪斋集》和袁宗道的《白苏斋类集》，让更多的三袁研究者可据“本”溯源。当然更早一些出版《三袁全集》的是台湾（1976年）。1987年5月11日-13日，全国首届“公安派”文学讨论会在公安县召开，北京、河北、辽宁、上海、福建、江西、湖南、四川、云南、宁夏和本省等18个省、市的40多所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100多位专家、学者、研究生以及新闻出版单位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对“公安派”深沉而积极的文学创新精神进行了深刻讨论和挖掘，在全国文学界产生了强烈反响。据“三袁”收藏专家李明柱先生不完全统计，中国大陆在1987年至2010年间发表三袁方面的学术论文和专著700余篇（部），作者多在全国各科研机构和“双一流”高等院校。台湾在1971年至2016年间，共发表“三袁”方面的学术论文和专著108篇（部）。在日本，对于袁宏道的《瓶史》（1599年著）这部插花艺术专著奉为圭臬，作为“宏道流”插花艺术的“圣经”。自《瓶史》传到日本后，日本人一直对它研究不辍，特别是望月义想以中国人的名字开创“宏道流”之后，更是连绵280年而不断，已经传到如今的“宏道流”八代望月义暄手中，仅江户相模地区就有宏道流弟子3000多人。日本学者的研究观点指出：《瓶史》是袁宏道于明代万历二十八年（1600）首先在中国发行的花道书，在日本则于元禄九年（1696）正式发行。书中介绍了中国文人对瓶花的爱好，记录了插做瓶花的心得，作为文人爱好的“瓶花”，给日本江户时代的主流社会吹来了一股清新的花道风尚。在明和七年（1770），日本出版了《瓶史述要》，向初学者解读《瓶史》内容；文化五年（1808）又出版了《瓶史国字解》；明治十四年（1881）又研究了瓶史中的各种花材，出版了《瓶史草本备考》，为“宏道流”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日本的很多茶道花艺馆都立有袁宏道塑像，把袁宏道当作神仙一样供奉并顶礼膜拜。法国东亚研究中心有一位博士，是中国邯郸人，名叫倪平，现任法国法汉文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东西方哲学比较研究，他热衷于三袁文化的研究与传播，著有《袁宏道：文经哲纬——佛家唯识论现象学》等。2007年至2019年，倪平先生先后四次专程探访“三袁”故里，与中国学者交流和畅谈自己研究袁宏道哲学思想的体会及“公安派”在法国的影响。韩国学者南德弦曾于1990年代初期专程造访“三袁”故里，出版了“公安派”研究方面的著作。有人说，有天才不一定有成就，但有成就而又确有天才才值得佩服，“三袁”当属后者。公安“三袁”的名世，“公安体”的出现，“公安派”的创立，经过了晚明几十年的艰辛历程，这一历程是一个创新与复古的“智斗”历程，更是全国文学大家积极参与的众推历程，又经过三四百年的沉淀、研究、比较与传播，已经在广大学士文人心目中矗立一座丰碑，已然成为一种公共文化资源，并且正在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被国内外学者专家分享运用，这是“三袁”故里人的骄傲，是中国人的骄傲。作为“三袁”故里人，我们绝不能把“三袁”当作地方资源或者部门资源甚至私人资源一样看待，而要像国家推崇孔子在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学院一样，欢迎和支持更多的人，更多的国家，在更大的范围，更高的平台，以各种形式，包括建立各种社团机构，继承、研究、弘扬和传播“三袁”文化，共同享用这一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
【作者简介】王福学（男），号江南闲士，湖北省公安县人。中华诗词、中国楹联学会会员，社科系列高级职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与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荆州市文艺名家。出版个人专集《新时期农村调研文集》《王福学书法·摄影》《孱陵漫笔》《王福学摄影作品配诗词》《王福学诗词联语书法拾零》；受聘主编《公安县志》《跨出国门的公安人》；编著《三袁游记咀华》；策划、编著《三袁故事》；合编《三袁诗三百首赏析》；主编《公安印象》《今人咏公安》；编译《历代经典书论文白对读》。共有文字成果260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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