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中医与师承跟师，到底哪个好？

自学中医需要苦功夫

刘渡舟说：“不背一点书，是没有功夫可言的。”岳美中云：“对《金匮要略》《伤寒论》，如果能做到不假思索，张口就来，到临床应用时，就成了有源头的活水。” 因此，想学好中医，没有捷径可言，不下一番苦功是不行的。晋之皇甫谧、唐代的孙思邈、清代徐大椿等医学大家都是通过精心研读经典、大胆创新实践，走上自学成才道路的。中医的临床技能与临床思维需要在临床实践中不断打磨与提升。自学中通过临床实践善于洞察，亦会有所收获。如自我诊治，可亲身体味用药得失难得可贵；又如对身边亲友的治疗，听取真实的用药反馈亦机不可失。自古中医崇尚高超的医技，并以此为毕生的追求。因此很多大家都是从自学中医开始的。

自己勤学苦练不如耳濡目染，口授心传

然而自己的勤学苦练固然重要，但自我知识的扩充、能力的提高及学术的进步还有赖于向老师、同学虚心的学习、请教。“中医学是科学、技艺和仁术的融合体”。中医历史源远流长，其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中医学科的这一特征就决定了医者个人的专业技艺水平直接反映了其学术造诣，因而师承名医对于培养中医药人才来说是一条捷径。师承教育早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就有记载，《黄帝内经》“岐伯师承僦贷氏，黄帝师承岐伯，雷公又师承黄帝”，就介绍了中医早期的授受关系。

通过朝夕临诊，耳濡目染，口授心传，向前辈名医学习其独特的经验和诊疗技巧，培养知常达变的本领，辨证论治的技能可以得到快速提升，临床诊疗水平提高明显，有利于学术流派思想的传承。如《史记》记载扁鹊师承长桑君而以精通医术闻名当世，长桑君就是战国时期的神医。《后汉书》有涪翁以擅长针术著名于世，程高师承涪翁，东汉名医郭玉向程高向其学习针术的记载。现存最早的饮食疗法专著《食疗本草》的作者，唐代医学家孟诜曾师事唐代杰出的医药学家，药王孙思邈。李杲是金元四大名医之一，师承易水洁古老人张君元素(《医史》) 。元代医家王好古先学医于张元素，后师事李杲。元代医家罗天益“好医方，师李明之”( 《古今医统》) 。明代医学家张介宾“学医于金英，尽得其传”( 《会稽县志》) 。《明史》记载了明代名医王履“学医于金华朱彦修，尽得其术”，是朱丹溪最得意的弟子; 名医戴思恭“受学于义乌朱震亨”。明代名医盛寅师承王宾，是名医戴原礼的再传弟子。历史上，中医传统师承教育培育了无数的名医大家。

中医命脉通过师承延续

正如牛顿所说“如果说我看得比别人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师承教育促进了中医学的繁荣兴盛，得益于前辈名师的教授，中医人才层出不穷，中医事业世代相传。清初名医张志聪出身医学世家，九代从医，他初学于张卿子门下，后受业于名医卢之颐。虽然医学教育模式因医学人才的紧缺由“以师带徒”的形式逐渐演化为院校教育，但现代中医仍保留着“师徒制”教学模式也就是中医师承教育。师承多人，可以广泛汲取各学派的精华，突破个人局限和不足，在学术上也可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中医相对于西医来说更加侧重于经验科学，自实行规模化的中医院校教育以来新进著名中医人数反而非常少，由此可以看出传统的师承教育一个优势：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易学得独家专长。由于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家族师门思想的束缚，很多“中医瑰宝”可能至今还埋没在某个隐秘的角落，假使师承教育消失，这些宝藏可能永远不会有机会从家族走向大众视野。此外，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跟师随诊，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学习模式，在口传心授中领会到知识和经验。我国古代中医收徒时非常考究，不仅对于弟子的悟性和韧性有很严格的要求，而且要求徒弟心性善良，具备为医者的奉献精神。因此，我国古代历代不乏医德高尚，医术高超的名医，这些大家不仅在世时名震一时、悬壶济世，还留下很多著作典籍，给后人带去了无尽财富，如《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这些经典作品至今在中医学生的教育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何谓之真正的师承

真正的师承必须要有“信、解、行、证”四个完整的过程：老师的人品和学问能让弟子产生信心，进而发愿要去跟师学习，“信”也；老师给弟子讲解，弟子自己也不断地去学习、去参悟，“解”也；弟子通过所学去指导自己的实践，“行”也；最终，弟子通过自身的实践证明老师所传的学问真实不虚，“证”也。国医大师孙光荣认为师承一为受其衣钵求其真，二为侍诊抄方入门径，三为探明导师成才路，四为德学才识皆须学，五为临床重在思辨法，六为习用何典最用心，七为搜集案例详阐释。只有做到这7方面，才有可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高徒成为一代“名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