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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9-1860: 海的那边，是敌人 本系列名为“东亚近代史”，旨在将中国和日本纳入同一全球性宏观历史变化加以考虑，而两者的历史进程最终在19世纪中叶开始面临同样的外部因素并作出反应。这一转折点在中国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在日本则是1853年的黑船来航。  东印度公司的战舰炮击清军木船，Edward Duncan作于1843年。来源：MIT Visualizing Cultures 以上这段简述基本反映了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所提出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强调外部（西方）“冲击”对于19及20世纪中国历史变化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费正清的这一理解已被学界驳斥多年，而如果我们以“冲击-反应”来诠释19世纪中叶的整个东亚，“西方冲击”不过是这一时期的众多变因之一，最终影响了中日两国现代命运的仍然主要是两国内部的客观条件以及一定程度的历史巧合。 林则徐虎门销烟、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坚炮利、不平等条约与五口通商、割让香港岛…这些名词在我国的教科书中反复出现，已无需赘述。必须说明的是，鸦片战争本身并未对中国历史造成根本影响。不论是割让香港岛，还是失去关税自主权，这些在今日看来丧权辱国的条款对于清朝来说都无关紧要：香港不过是边陲小岛，而将关税协定权交予外国既省事又保障了可观的关税收入。至于白银外流，1830年代与1840年代的白银净流出更多是因为这一时期由于南美银矿减产而造成的全球性白银市场动荡，与鸦片并无直接关联。  （1814-1852中国经海外贸易输出的白银数量（单位：银元），负值为白银净输入。数据来源：Man-houng Lin, China Upside Down: Currency, Society, and Ideologies, 1808–1856） 鸦片战争对中国历史造成的真正影响，是如一根导火索一般引燃了中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1851年，落榜秀才洪秀全受到广州传教士分发的宣教册影响，创立模仿基督教的“拜上帝会”后在广西金田起兵造反，很快拉拢了一大批因人口增长、经济萧条、族群冲突而无法安居乐业的流民。这就是震动朝野的太平天国。太平军很快在整个中国南方肆虐，并于1853年攻克南京。之后的近十年间，清朝最为富庶、赋税责任最为重要的江南地区沦为太平军控制之下。正所谓祸不单行，1851年至1855年之间，黄河多次决口，并最终改道经山东入渤海。此次水灾使得黄淮流域损失惨重，本就相对贫苦的鲁、豫、苏交界的淮河一带因此爆发了同样持续十余年的捻军叛乱。清朝在一系列叛乱的作用下竟几乎面临灭顶之灾。  （19世纪中叶清朝内部的叛乱，图中红色斜线部分为叛军主要占领地。东南部分为太平天国，西北和西南分别发生了同治陕甘回变和杜文秀回变，黄淮流域则是捻军叛乱。来源：Quora） 同一时期的日本也遭遇了来自外国的威胁。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舰队驶入江户湾，要求日本开放门户。这就是著名的“黑船来航”。次年，美国与江户幕府签订《神奈川条约》，其内容与《南京条约》不无相似之处：开放口岸、允许外国人居留及通商、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1853年的日本似乎与1840年的中国面临同样的处境，为何之后的日本历史却和中国现代历史如此大相径庭？1860-70年代日本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会在下期推送详细分析，但即使在1850年代，中日两国相似但不相同的历史处境也已经较为明显。  美国画家描绘的佩里舰队访问神奈川的景象。来源：美国国家肖像画廊 第一个不同既是某种程度的历史巧合，也是因为中日两国各自在19世纪中叶东亚所处的地位。这一时期头号殖民强国就是英国，而英国商人在中国有相当重要的商业利益：英国对中国的茶和丝绸有极大需求，也有意向中国出口本国纺织业的产品。虽然英国知道日本列岛的存在，却并不觉得日本是一个有价值的市场。对日本最先感兴趣的分别是正在往远东扩张的俄国和刚刚在1848年获得了加利福尼亚的美国。俄国希望能与日本贸易，来补给其在远东的殖民地；美国则有意发展以加州为起点、日本为中转站、中国为终点的太平洋贸易。 不过，两国都因为自身原因而心有余却力不足。俄国在1853年与英法爆发了持续三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因此元气大伤；美国国内的奴隶制危机也愈演愈烈，最终演变成了将合众国一分为二的南北战争（1861-1865）。就这样，日本在1850年代躲过了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威胁。  （虽然美国的太平洋贸易梦并未立刻实现，跨太平洋的交流却以出人意料的形式改变了历史。1860年代，大量来自广东江门地区的华人劳工不远万里被招募至加州，为太平洋铁路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1869年建设完成的太平洋铁路是美国第一条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线，至今仍在运营中。该图描绘的是华人劳工在内华达雪山中建设铁路的场景。来源：Wikimedia Commons） 第二个不同则是江户幕府相对现实的外交态度和比较充分的信息掌握。虽然江户时代也经常被称为“锁国”，江户幕府其实一直维持着对外交流的渠道，例如荷兰商人被允许前往长崎贸易的条件之一就是要定期将西方的最新消息汇报给幕府。1853年佩里进入江户面见幕府官员的时候，惊讶地发现幕府官员不仅知道美国国父华盛顿，也对铁路等新发明有模糊的理解。当时，由于十二代将军家庆病重，其继承人又缺乏政治经验，负责谈判与决策的是幕府老中阿部正弘、堀田正睦等人。这些幕府重臣通过荷兰的汇报已经知晓1840年鸦片战争的结果，深知凭日本的国力难以与列强抵抗，因此专心于在“开国”的前提下尽可能通过斡旋寻求列强的让步。于是，在1857年，幕府开始与荷兰和俄国在尽可能平等的前提下商议签订条款较为温和的通商条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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