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三联生活网

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三联生活网

韩炳哲为什么火？

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几乎不接受媒体采访，因此对于他2010年凭借著作《倦怠社会》迅速走红之前的人生，人们知之甚少。通常媒体对他的勾勒都是很官方简历式的，很难拼凑出他年轻时的成长经历。

人们只知道，1959年出生在韩国首尔的韩炳哲曾在80年代于首尔大学学习冶金专业，研究材料的柔韧性，随后他远渡重洋，来到德国学习哲学、德国文学和天主教神学。他先后在弗赖堡和慕尼黑学习，并在1994年获得博士学位，那年他35岁。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关于“海德格尔的情感概念”——非常经典的传统现象学研究主题。2000年他开始任教于瑞士巴塞尔大学，10年后转到卡尔斯鲁厄高等设计学校，2012年至今在德国柏林艺术大学任教。

如今他63岁，成为全球炙手可热的哲学新星。当西方一众哲学大家步入晚年，哈贝马斯已经93岁，巴迪欧85岁，阿甘本80岁，齐泽克73岁，一些人认为韩炳哲的出现，像是为哲学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

他以几乎每年一本书的速度在写作，至今已出版20部，几乎每本书都是一经出版，就迅速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受到大众追捧。

在《倦怠社会》《精神政治学》《暴力拓扑学》等书中，他为当今社会诊断，认为如今很多人多少都患有抑郁症、注意力缺乏症、过劳症、精神分裂等精神疾病，从哲学上究其原因，他觉得是源于过量的肯定性。韩炳哲从福柯当年批判的“规训社会”出发，提出当下人们正处于“绩效社会”，他认为，社会进入“新自由主义”，人们看似自由，人人以为自己自由了，但实际上在竞争和绩效主导的社会，人们都是在心甘情愿地自己剥削自己，从黑格尔主奴辩证法来理解，每个人既是自己的主人也是自我压榨的奴隶，由此人们进入了“倦怠社会”。

在《他者的消失》《爱欲之死》《在群中》中，他认为由于互联网的出现，现代社会同质化愈演愈烈，人们越来越无视与自己不同的声音，而去寻找与自己更相似的人，列维纳斯爱欲伦理学提出的“他者”在当下已经消亡，人们的同理心也就消失了，由此大家越来越自恋，进而失去了爱上另一个人的能力，于是“爱欲”也死了。

按照福柯批判理论的著名构想，人们处于一个充斥着规训与惩罚的巨大“全景监狱”中，被社会密切监控，只要有稍微失格的行为，就会被社会惩罚。在《透明社会》中，韩炳哲进一步指出，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的“全景监狱”已经完全升级，已经不再需要乔治·奥威尔《1984》中描述的实时监控的老大哥了，人们仿佛生活在一个大型游乐场里，无时无刻不去自愿通过推特、脸书、朋友圈暴露自己的一切信息。

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

韩炳哲的这些书有很多共同点，书都不厚，译成中文在3万至12万字之间，此外它们的文字简单易懂，其中贯穿着众多思想家的理论学说，韩炳哲将它们巧妙糅杂，并伴随着很多现实实例。与传统晦涩高深的哲学著作不同，他的书受到了大众的欢迎，很多读者在读过《倦怠社会》后，开始重新看待工作、消费，对“996”现象进行反思，《透明社会》引起人们对网络时代没有隐私的共鸣。在学术界，他的作品也没有受到抵触，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曾在为韩炳哲《爱欲之死》所写的序中说：“阅读韩炳哲的这部作品，无论如何都是富有才思智慧的享受。”

目前能够在网上找到的对韩炳哲的采访寥寥无几，其中一篇提供了一个特殊视角，那是2011年德国《文学》杂志记者去卡尔斯鲁厄高等设计学校进行的，当时韩炳哲还在那里任教，刚刚因《倦怠社会》成名。这不像是一篇理想的采访。“他不仅拒绝正面回答我的很多问题，还礼貌且坚定地请我关掉录音机，只用纸笔记录。”文章中这样写。至于记者问他是如何接触到德语和哲学的，以及为什么会来欧洲，韩炳哲只以反问回答：谁想知道这些呢？

不过这篇文章还是提供了一个有参考价值的视角，即对卡尔斯鲁厄高等设计学校的描述。在这篇文章中，崭露头角的韩炳哲被描述为“生活在哲学王的影子里”，而这位“哲学王”，就是当时的校长，德国哲学家彼得·斯劳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

斯劳特戴克是一位积极介入社会的公共哲学家，80年代他就凭《玩世理性批判》成为最畅销的德国哲学家之一，20年后，他又在德国电视二台主持电视节目《哲学四重奏》，与知识分子们讨论恐惧、美国、全球化等话题，他199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引发了新闻媒体对基因技术的大讨论，可以说，斯劳特戴克赢得了远超学术界的社会名声。

德国哲学家彼得 · 斯劳特戴克

正是在斯劳特戴克的主持下，卡尔斯鲁厄高等设计学校的老师们在研究和教学课题上获得了巨大的自由，按照斯劳特戴克的说法，学校聘用的不是限于某一特定研究领域的教师，而是“作者”。就这样，思想开始冲破学术的高墙，进入寻常百姓家。显然在近20年里，韩炳哲是最好地贯彻了“作者”方式的哲学家之一。

韩炳哲在中国也引发了不小的阅读共鸣。2019年，中信出版社翻译引进了他的9本书，从今年底开始，还会陆续出版他的另外11本书。对于韩炳哲的横空出世，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刘海龙从传播学的角度向本刊分析说，显然韩炳哲的这些畅销书，并非纯粹的学术专著，这种大众写作通常被学术圈鄙视，但却有着知识转化能力，并且能够指向现实问题。在写作形式上，韩炳哲在书中多采用启发式论证，将中间逐层的论证过程省略掉，不涉及哲学史上各个哲学家之间理论的牵扯，这恰恰让普通人容易接受，因为它一下直击结论。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马凌则将韩炳哲称为“地铁上的哲学家”，因为短小的篇幅适合坐地铁通勤时的碎片化阅读。韩炳哲的书就像是非常巧妙的读书笔记，引用近一两百年哲学史上最火爆的前人理论，以回应当下网络时代的种种社会问题，倦怠、功绩、透明、娱乐、爱欲，让经典理论重新与当下的世界发生关系。因此人们感慨，哲学又回到了关注当下的哲学。

实际上这种随笔化的写作方式很早之前就存在于哲学史中。华东师范大学哲学教授姜宇辉提醒本刊说，自启蒙运动百科全书派开始，狄德罗、伏尔泰、卢梭都写过很多随笔。随笔这个词正是蒙田的发明，法语原词“essai”既有尝试之意，也有挑战、批判传统观点的引申之意。再往前追溯，古希腊时期有很多哲学家残篇，到了古罗马时期，西塞罗、爱比克泰德、马可·奥勒留也留下过一段一段的文字。

不过确实从启蒙运动起，哲学开始关心时代了。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民安对本刊表示，福柯曾经就说过，哲学应该关心它的时代，很久以来哲学是不关心时代的，只关心永恒的问题，关心普遍的问题，关心跨时空的问题，而自康德以后，哲学开始关心时代，康德曾在一篇文章中表示，启蒙就是去观察这个时代，由此这一传统开始延续。甚至连艺术以前也是不关心时代的，真正要从印象派画家开始画巴黎街头的咖啡厅开始，艺术才开始关心时代。

他认为，整个20世纪，哲学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在关心时代，只不过相对抽象，从海德格尔到本雅明，都是在讨论当时正处于现代性的时代，以及现代性造成的困境和危机。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批判文化工业，居伊·德波讲的景观社会，鲍德里亚谈消费社会，罗兰·巴特分析广告，都是在呼应当时巴黎的文化现象。

“只不过居伊·德波、鲍德里亚他们描述的是上世纪60年代的社会，与现在差了大半个世纪，而今天的很多人很难去读60年代或者80年代的哲学，要了解现在的我们，只能读今天的人写这个时代的书。”汪民安表示，韩炳哲对当下的回应，从某种角度来说，要比20世纪哲学家们的回应简单很多，不再是从一个最深的社会历史大方向去回应，去思考人类走向，而是很具体地甚至非常个体化地去回应和分析、思考，这也是韩炳哲的书能在当今畅销的原因。

在采访国内哲学研究者的过程中，很多人都表示，韩炳哲与以前哲学家不同的一点是，他并没有传统哲学家的自我抱负，甘于只写“薄书”，且涉及的方面很广泛，而通常哲学家们即便再参与社会话题讨论，再公众化，也想在一个领域扎根下来，发表几本近千页的学术著作，构建一套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进而寻得步入哲学殿堂的机会。

显然，韩炳哲选择了一种与传统学院派哲学不同的道路，而这一选择，让他收获了当下广泛的欢迎。当然，其实比韩炳哲更早一些，就有人选择了这条道路，甚至可以说做得更彻底。仅以大众影响力而言，韩炳哲带来的新一波哲学热，让我们想起世纪之初，以《哲学的慰藉》等“日常生活哲学写作”成名的阿兰·德波顿。

阿兰 · 德波顿被称为“日常生活哲学”随笔作家

德波顿和“人生学校”：哲学与“具体生活”

2008年，39岁的明星作家阿兰·德波顿在伦敦市中心创办了“人生学校”（The School of Life），至今已经15年。如今“人生学校”在全球十几座城市开设分校，德波顿已经将他的“日常生活哲学”产业化。从网络上可以找到的照片来看，这些获得合作授权的分校与“伦敦总部”从装修到布置都几乎一样，灰色的墙壁、柔和的光线、极简的空间，这种自然随意的感觉显然是精心经营和计算后的结果。德波顿告诉本刊，由于近年疫情的影响，部分分校关停了，为了获得更广泛的受众，他们开始更加发力于书籍和线上活动。

他对本刊表示，“人生学校”是他写作思想的一种延伸，“大学教的哲学都很无聊，我爱的哲学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寻找智慧的哲学，我在某个时刻意识到，我不只想学哲学史，而是用哲学的眼光看世界，用哲学去解释爱情、旅行、建筑和文学”。

在他看来，在宗教式微的当下，应该将哲学作为一种世俗信仰，用来指导每个人的具体生活，但是与此同时，大学哲学教育过于死板，哲学系毕业的学生也不知如何面对工作、婚姻或者死亡。“人生学校”的宗旨，是让哲学回归现实和日常生活，向人们提供一种传授智慧的教育，但这也是需要认真“学习”的，所以他开班授课。“我们关注的是不同人群都要面对的日常生活，无论是公司总裁还是出租车司机，都可能感到孤独或者焦虑，都可能面临感情问题或者缺乏自信，无论他们外在多么成功。”德波顿说。

2008年，德波顿在伦敦开设“人生学校”

可以说德波顿深知媒介传播的作用，从他23岁在哈佛大学读法国哲学博士期间中途辍学，到成为“日常生活哲学”随笔作家，系列书籍畅销30个国家，到后来为电视台制作以哲学角度探讨日常生活的电视节目，再到为美术馆策展，他对媒体、社交平台都使用得很好。为了配合新书《艺术的疗愈》出版，德波顿甚至曾花了一个月时间设计一款手机APP。

在“人生学校”，德波顿为各种产品制定方向，再找各领域的专家，配合内容开发团队撰写、制作，YouTube上有很多免费的视频短片，有哲学大师们的介绍短片，但更受欢迎的是关于“自我”“爱情”“工作”的哲学思考介绍短片。此外“人生学校”网站提供了一系列线上心理咨询，从一对一咨询到团体咨询，再到具体的艺术疗愈、写作疗愈、身体疗愈、音乐疗愈、舞蹈疗愈。

最主打的是“如何”系列丛书和配套的在线课程，《如何老去》《如何面对死亡》《如何面对自己的不完美》。在《如何找到一份你热爱的工作》课程上，老师会介绍“上班”的历史起源，然后抛出问题让学员讨论，鼓励学员思考，这便是德波顿所主张的哲学教育的核心：哲学不能直接解决问题，但可以帮助人们认识自己脑中的思绪实际上指向的是什么问题。在《如何保持情绪健康》课程中，老师会向学员介绍写日记是观察自我情绪的好方法，而在《如何不为钱发愁》课程里，老师引用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办法，建议大家将工作与结果区分开来。每个在线课程收费在50到150英镑之间。

为了配合德波顿的新书《新闻的骚动》，“人生学校”还曾在网站上推出过一个特别栏目《哲学家邮报》，让学生们模仿英国八卦报纸《每日邮报》的风格写文章，用哲学的角度分析泰勒·斯威夫特的大长腿，或者布拉德·皮特的假日。

尽管一直有声音批评“人生学校”是高级版心灵鸡汤，但德波顿不以为然，他认为学校已经运营了15年，说明人们是需要它的。

用哲学来指导每个人的具体生活，这种方法并不是德波顿发明的。但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就仅是如此吗？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教授姜宇辉对本刊说，其实很多人对哲学作为生活方式存在误解，认为只要生活，就好像是在参与哲学了。

在上个世纪的法国哲学中，皮埃尔·阿多最早提出了哲学作为生活方式，后来福柯又把这个理论吸收到了他晚期的《主体解释学》里，甚至将其践行到他自己的人生中，作为他晚期的一个重要命题。

如果深入到阿多的理论，可以看到他讲的最多的是古希腊时期的斯多葛学派。斯多葛学派认为，以哲学作为生活方式，是让人在自己的人生中保持一种清醒和节制，保持一种对人生的控制力，不被外界各种因素牵着鼻子走。

斯多葛学派曾提出过一个著名概念，后来现象学哲学家胡塞尔也曾使用过，即“悬置判断”，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被外界影响了，引发了冲动，无论是发怒还是想去打人，此时如果他理性尚存，就可以用思考的力量去控制自己的冲动。因此倘若真正把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需要一个人以很大的勇气去践行，边生活边思考，并且以一种非常理性、带有反思精神的方式去生活。这点对福柯影响巨大，后来美国哲学家努斯鲍姆则阐释了古希腊哲学中的治疗范式。

姜宇辉说他会经常遇到一些哲学爱好者告诉他，读了尼采或康德的书后发现很空，没用，于是又转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给他开了“药”，治好了病。“实际上哲学治疗与心理学治疗的最大差别在于，心理学会以健康为标准为别人治疗，提供具体的解决办法，而哲学是给别人提出问题，通过问题去引导，让对方自己发现答案，自己成为自己人生的主人，学会自己治疗自己。”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教授姜宇辉是《新哲人》杂志中文版主编（黄宇 摄）

一个哲学公众号的实验：哲学、媒介与公众

姜宇辉从2021年开始担任《新哲人》杂志的中文版主编。该季刊于2013年在澳大利亚创办，每期一个主题，邀请学者或者有哲学史教育背景的记者写作，文章都是以轻松、有趣的方式，用哲学来讨论现实问题，比如教育、消费、旅行、断舍离等。这本屡获国际大奖的杂志与德波顿的“人生学校”在主题上有某种相似，比如讨论面对“双11”，如何从鲍德里亚、巴塔耶的消费、消耗概念中去理解现代人的购物欲，并对生活给予扎扎实实的洞见。

最新一期《新哲人》中文版出版正好赶上上海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姜宇辉在家中为中文版写序。原本在英文原本中，这期杂志只是一种常规的对旅行的讨论，却在当下产生了强烈的反应，对旅行的渴望，使人们开始从哲学层面反思旅行的意义。姜宇辉在序言中将旅行分为两种，“身之动”和“心之动”，尤其“心之动”，代表旅行实现的是一种精神的自由，旅行不仅仅是一种位移，更是与一种状态下的自我告别，去寻找另外一个自我，去理解其实人可以不只有一种生活，去尝试人生不同的可能性。“如果在当下讨论旅行，只是讨论出行难，回来难，那还只是一个现实层面浅层次的讨论，但这本杂志给大家提供一种更深的思考，将旅行与人生的不同面相结合起来，从身体到精神，从行动到自由。”姜宇辉说。

实际上姜宇辉最初的哲学研究并非如此接地气，按他自己的话，是从书本到书本，是非常书斋、学究式的。“我觉得读书人应该是闷头不说话，天天看书，几十年寒窗，然后十年磨一剑那种。”直到他认识了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吴冠军、南京大学教授蓝江和清华大学教授夏莹。这几个年轻一代的哲学学者凑在一起，是因为共同的兴趣——欧陆左翼哲学。

当时吴冠军和蓝江正在主编一套“左翼前沿思想译丛”，是国内第一批将齐泽克、巴迪欧、阿甘本、朗西埃等欧陆哲学家著作引进到中国的丛书之一。相比于沉重的古典哲学和注重逻辑推导的英美分析哲学，欧陆哲学探讨的更多是现实问题，因此更受年轻人喜欢。吴冠军深受齐泽克影响，当时这位斯洛文尼亚哲学家已经成为全球哲学公共领域里的“顶流”，他巧妙地运用了很多当下时代的热点话题，来推进人们的严肃思考。

姜宇辉记得，第一次参加他们的活动是在南京先锋书店，他和吴冠军、蓝江一起谈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尽管姜宇辉与吴冠军在同一所学校同一个系任教，但以前大家只在学术会议上听到过对方的发言，都是学术报告，但在公共场合，面对公众，不可能再用一套学术语言了，于是会使用更多“有生命性”的东西，会结合当下公众关心的话题去谈哲学。“这与我当时理解的学哲学的人，感觉不太一样，因此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姜宇辉回忆说。

他们从此开始经常一起做活动，一起发文章，至今几个人还有一个小微信群，每天讨论各种事情，当然也会吵架，但惺惺相惜。2016年，微信公众号开始火热起来，他们决定一起合作开设一个哲学公众号。吴冠军回忆，最初的目的是试图用“好玩”的方式向公众推介齐泽克、巴迪欧、阿甘本这些欧陆左翼哲学家，在为公众号起名字时，吴冠军提议将“盟”变成“萌”，“激进阵线联萌”就这样诞生了。

上述这几位年轻的中国哲学学者认为，随着时代的变化，媒介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做哲学的方式，以及人们思考的方式。齐泽克、巴迪欧这一代欧陆左翼哲学家，与前一代福柯、德勒兹、德里达这些哲学家相比，主要区别就在于媒介的不同。齐泽克、巴迪欧已然熟知这个时代媒介的运作方式，对疫情、难民问题、恐怖袭击、生态危机，以及生物医学与数字技术，乃至每个政治事件、文化热点，都会发表自己的评论。

“自古希腊开始，哲学就是去探寻真理的，在柏拉图的意义上，真理既是理念，又是理想，是用来引导世界的。但在网络时代人人都可以发声，意见泛滥，大家不再关心真理了，大众觉得哲学只是一种意见，与政治、经济、文化、舆论的意见没区别。”姜宇辉觉得这是哲学如今面临的很严重的问题。

于是，他们开始在公众号上写文章，这些文章大部分都不会计入学术成果，但却获得了媒体和网民的转载——这种传播和影响力远超过学术论文。

每个人都从自己的兴趣出发，吴冠军在公众号上用哲学讨论电影、剧集，也讨论桌游三国杀、狼人杀，以及手机游戏。他最有名的一篇文章是关于美剧《权力的游戏》中的政治哲学。

当时《权力的游戏》已经播到第六季，他觉得既然花了这么多时间看剧，应该把它学术化。他用马基雅维利政治来解释剧情的整体气氛，所有的德性、荣誉、虔诚、誓约，都是维持“现实秩序”权力运作的“把戏”之一，会玩“权力游戏”的人，需要在自己不信的同时让别人深信这套体系。然后他用神权政治来分析“大麻雀”，认为极端原教旨主义作为马基雅维利政治的激进溢出，通常产生自最世俗、最污浊的政治秩序中，就像现实中的“伊斯兰国”。而随着剧情的推进，“龙妈”丹妮莉丝的故事线则是在探讨革命政治的最关键问题，即“革命的第二天”问题，粉碎旧秩序的革命成功之后，如何先确立起全新而有效的治理？如果不成功，革命便是一场毫无意义的大规模流血而已，或者要么随即再度被旧势力“复辟”，要么仅仅成为我们所熟悉的“改朝换代”。

“讨论剧集好的一点是，剧里讨论的很多非常具体的政治性问题，与现实世界是两码事，在现实世界里，每牵扯出一个具体的国家，都会很麻烦，但在剧情里，我分析'龙妈’，分析皇后瑟曦，不会有任何其他的牵扯。”吴冠军说这也是他从齐泽克那里学到的，90年代前南斯拉夫政治斗争得很厉害，于是齐泽克与其他学者谈电影、谈希区柯克，通过这种方式避免了政治争议，从而使大家建立起一种知识上的尊重和连接，让大家进入学术讨论气氛。

姜宇辉则更专注于用哲学去解释电子游戏。他认为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游戏早已过了被污名化的时代，游戏的乐趣早已不仅仅是去发泄被禁止的欲望。今天的游戏，使得现实与虚拟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甚至对一些人来说，“今天的游戏实际上就是生活”。游戏越来越成为一个社会媒介平台，为每一个参与者提供了远比真实更为丰富而多样的展现自我、实现自我、彼此沟通和互动的媒介，在传统公共空间衰落的当下，游戏进而成为一种新的公共空间。人们以前觉得“御宅族”与社会隔离，但实际上今天的“御宅族”也许比普通人参与到更多真实的人际关系中。10年前，人们讨论游戏还只是将它视为一种娱乐和商品，但今后玩游戏可能会被视为一种“劳动”，游戏甚至将会是大数据时代非常主流的一种劳动方式。

姜宇辉他们是第一批在中国学术期刊上严肃讨论电子游戏的学者，此后越来越多年轻学者开始参与关于游戏的学术讨论，游戏成了一个严肃的学术课题，尤其在元宇宙概念火了之后，吸引了更多的参与者。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吴冠军（黄宇 摄）

直到疫情前，他们的线下活动还很活跃。不过后来随着新媒体的普及越来越多，每个人的工作越来越忙，公众号的更新变得不像原来那么频繁了。吴冠军行政事务多了，姜宇辉做了音频课。音频课现在也快过时了，B站视频课成了学者们与大众交流的主力。公众号也改名为“欧陆思想联萌”。

哲学家与时代、与媒介、与公众的关系，一直是学界的话题。为了写这期封面专题，我给欧陆哲学的代表、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写了邮件，他曾为韩炳哲的《爱欲之死》作序，我想请他聊聊怎么看待韩炳哲、德波顿等新一代哲学家。实际上我对得到回音并没有抱太大希望，因为近三年来，我已经三次约过他做采访，请他谈论疫情对当下社会的影响，或者聊聊当代社会的爱情，每次都是他的助理回复我邮件，说他很忙或者他在休假。

但这次发出邮件不久后，我就收到了他的亲自回复：“感谢您的采访邀请，但是，我要向您问一个重要的问题：您如何将阿兰·德波顿视为'哲学家’，并把他在某种程度上与我放在同一个分类里？我问了我最优秀的同事和朋友，他们是哲学家或者对哲学感兴趣的人，他们中大部分都不认识德波顿，对他有些许印象的人，都认为他是记者。我完全不认为当下有一种哲学的'新浪潮’。在世并且称得上哲学家的人里，包括雅克·朗西埃和我，都属于60年代那一代。从70年代中期反文化开始，被称为'新哲学家’的安德烈·格鲁克斯曼和伯纳德-亨利·列维，也其实只是编辑、记者。我告诉您，即便在我的手机通讯录里，德波顿也被归为'记者’，而绝对不是哲学家。”显然，每一代哲学家，对哲学与媒体、哲学与公众，都有自己的理解。

（感谢祁涛对本文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