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余价值

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货币就变为资本。商品流通的公式是：Т(商品)——Д(货币)——Т(商品)，这就是说，卖出一种商品是为了买进另一种商品。相反，资本的一般公式是Д(货币)——Т(商品)——Д(货币)，这就是说，为卖(加上利润)而买。马克思把投入周转的货币的原有价值的这种增殖额叫作剩余价值。货币在资本主义周转中的这种“增殖”，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正是这种“增殖”使货币变为资本，即变为一种特殊的、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剩余价值不能从商品流通中产生，因为商品流通只不过是等价物的交换；也不能从加价中产生，因为买主和卖主相互间的盈亏必会抵销，并且这里所谈的正是大量的、平均的、社会的现象，而不是个别的现象。为要获得剩余价值，“货币持有者就必须在市场上找到这样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特殊属性”，它的使用过程同时也是价值的创造过程。这样的商品确是有的。这就是人的劳动力。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而劳动则创造价值。货币所有者按劳动力的价值购买劳动力，而劳动力的价值，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工人及其家属的生活费用的价值)决定的。货币所有者购买了劳动力，就有权使用劳动力，即强迫他整天做工，譬如说做十二个小时的工。其实工人在六小时内(“必要”劳动时间)就能创造出补偿其生活费用的产品，而在其余六小时内(“剩余”劳动时间)则创造出资本家不付报酬的“剩余”产品或剩余价值。因此，从生产过程看来，必须把资本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耗费在生产资料(机器、劳动工具、原料等等)上面的不变资本，它的价值(一下子或一部分一部分地)不变地转到成品上去；另一部分是耗费在劳动力上面的可变资本。可变资本的价值并不是不变的，而是在劳动过程中增殖起来，因为它创造出剩余价值。因此，为要说明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不应当把剩余价值同全部资本相比，而只应当把它同可变资本相比较。这种比例，马克思称作剩余价值率，按上述例子来看，就是六分之六，即百分之一百。

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是：第一，在一般商品生产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时，一部分人手里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货币；第二，存在两种意义上“自由的”工人，一方面他们出卖劳动力不受任何约束或限制，另一方面他们脱离土地和脱离任何生产资料，这是无产业的工人，是只能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工人“无产者”。

　 增加剩余价值可以有两种基本方法：延长工作日(“绝对剩余价值”)和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剩余价值”)。马克思在分析第一种方法时，描绘了工人阶级要求缩短工作日的斗争、政府为延长工作日(十四至十七世纪)和为缩短工作日(十九世纪的工厂立法)而进行干预的情景。《资本论》问世后世界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运动史，提供了成千上万件表明这种情景的新事实。

　 马克思在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考察了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三个基本历史阶段：(1)简单协作；(2)分工和工场手工业；(3)机器和大工业。

　 其次，马克思对资本积累的分析是极其重要和新颖的。资本积累，就是把一部分剩余价值变为资本，不是把它用来满足资本家的个人需要或奢欲，而是投入新的生产。马克思指出，所有先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从亚当·斯密起)的一个错误，在于认为变为资本的全部剩余价值都用作可变资本。事实上，剩余价值分为生产资料和可变资本。在资本主义发展及其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不变资本部分(在全部资本中)比可变资本部分增长得快的事实，有巨大的意义。

　 资本积累加速机器对工人的排挤，在一极造成富有，在另一极造成贫困，因而产生所谓“劳动后备军”，即工人的“相对过剩”或“资本主义的人口过剩”。其表现形式极其繁杂，使资本有可能异常迅速地扩大生产。这种可能性加上信用制度及生产资料方面的资本积累，就给了我们提供了一把理解生产过剩危机的钥匙，这种危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总是周期性的发生，起初平均每隔十年一次，后来则间隔的时间比较长，比较不定。必须把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资本积累同所谓原始积累区别开。原始积累就是强迫劳动者同生产资料分离，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霸占村社土地，实行殖民制度、国债制度、保护关税制度等等。“原始积累”在一极造成“自由的”无产者，在另一极造成货币所有者即资本家。

　 马克思曾用下面的一段名言说明“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疯狂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私有者<农民和手工业者>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工具和劳动资料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力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集体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资本论》第1卷)

　 其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对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的分析，也是极其重要的和新颖的。马克思在这里考察的也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现象；不是社会经济的零星部分，而是全部社会经济的总和。马克思纠正了古典经济学家的上述错误，而将全部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部类，即(Ⅰ)生产资料的生产和(Ⅱ)消费品的生产，并通过他所列举的数字例证来详细考察社会总资本在实现原有规模的再生产和实行积累时的周转情形。在《资本论》第三卷，解决了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形成平均利润率的问题。马克思把经济学推进了一大步，这表现在他是根据普遍的经济现象、根据社会经济的全部总和来分析问题，而不是像庸俗政治经济学或现代的“边际效用论”那样，往往只限于分析个别偶然现象或竞争的表面现象。马克思先分析了剩余价值的来源，然后考察了剩余价值分为利润、利息和地租的情况。利润率是剩余价值和投入企业的全部资本之比。“有机构成高”(即不变资本超过可变资本的数额高于社会平均数)的资本所提供的利润率，低于平均利润率。“有机构成低”的资本所提供的利润率，则高于平均利润率。资本之间的竞争，资本从一个部门自由地转入另一个部门，使上述两种情况下的利润率趋向平均。一个社会的全部商品价值总量是同商品的价格总和相等的，但由于竞争的影响，在个别企业和个别生产部门内，商品不是按其价值，而是按等于所耗费的资本加平均利润的生产的价格（或生产价格）出卖的。

　 这样，价格离开价值和利润平均化这一众所周知的、无可争辩的事实，就被马克思根据价值规律充分说明了，因为全部商品的价值总量是与同价格总量相符的。然而价值(社会的)转化为价格(个别的)，不是经过简单的直接的途径，而是经过极其复杂的途径，因为很自然，在只有通过市场才能把分散的商品生产者联系起来的社会中，规律性只能表现为平均的、社会的、普遍的规律性，至于个别偏差情形则会相互抵销。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表示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长得较快。既然产生剩余价值的只是可变资本，所以利润率(剩余价值和全部资本之比，不只是和可变资本之比)就有下降的趋势。马克思详细分析了这一趋势和阻碍这一趋势的许多情况。现在我们不去转述《资本论》第3卷中专论高利贷资本、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等的饶有兴趣的章节，只谈最主要的：地租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土地全被各个业主占有，面积有限，所以农产品的生产价格不是取决于中等地的生产费用，而是取决于劣等地的生产费用，不是取决于产品运往市场的中等条件，而是取决于产品运往市场的劣等条件。这种生产价格与与优等地(或优等条件下)的生产价格的差别，就产生等差地租或级差地租。马克思仔细分析了这种地租，说明它来源于各块土地肥沃程度的不同，来源于土地的投资量的差别，于是就完全揭露了李嘉图的错误。李嘉图认为级差地租只是由于从优等地相继变为劣等地而产生的。相反地，也有倒逆的改变，也有某一类土地转变为另一类土地的情况(由于农业技术的进步、城市的发展等等)，所以臭名远扬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是极其错误的，是把资本主义的缺点、局限性和矛盾归咎于自然界。其次，一切工业部门和一切国民经济部门中利润平均化的前提，是竞争完全自由，是资本能从一个部门流入另一个部门的自由。但土地私有制造成垄断，妨碍这种资本自由流动。由于这种垄断，资本有机构成较低从而个别利润率较高的农业的产品，就不加入完全自由的利润率平均化过程；作为垄断者的土地所有者有可能使价格保持在平均价格之上，于是这种垄断价格就产生绝对地租。在资本主义存在的条件下，级差地租是不可能消灭的，而绝对地租却可能消灭，例如在土地国有化的时候，在土地转归国家所有的时候就可能消灭。这种转变会打破私有者的垄断，在农业中比较彻底和完全地实行自由竞争。因此——马克思指出——激进派资产者曾在历史上多次提出土地国有化这一资产阶级的进步要求，但资产阶级中大多数人却害怕这个要求，因为这个要求太切近地“触动”现代另一种特别重要的和“敏感的”垄断，即一般生产资料的垄断。讲到地租史的时候，还必须提到马克思对地租的转变过程所作的分析：劳役地租（农民用自己的劳动在地主的土地上创造剩余产品）转变为产品地租或实物地租（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剩余产品，因受“经济外的强制”而将其交给地主），然后转变为货币地租（也是一种实物地租，由于商品生产的发展而变成货币，在旧俄称为“代役租”），最后转化为资本主义地租，这时农民已为使用雇佣劳动从事耕作的农业企业主所代替。讲到对“资本主义地租起源”的这种分析时，必须指出马克思关于农业资本主义进化的许多深刻（对象俄国这样一些落后的国家有特别重要意义的)的思想。“由实物地租到为货币地租的转变过程中，不仅必然同时形成受货币雇用的无产的短工阶级，而且甚至在这种转变之前就已形成这个阶级。在短工阶级已产生而还只是个别现象的时候，那些较富裕的缴纳代役租的农民自然就养成一种自己剥削农业雇佣工人的习惯，正如封建时代富裕农奴自己也有农奴一样。于是，这些农民便渐渐积蓄起相当的财产而变成未来资本家的可能性。于是，那些独立经营的旧式土地占有者中间就渐渐产生出资本主义租佃者的苗床，他们的发展取决于农业范围外的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发展......”(《资本论》第2版第3卷第332页)“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出农村，不仅为工业资本’解放出'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工具，而且也建立了国内市场。”而农村居民的贫困和破产，又在为资本造成劳动后备军方面起了作用。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中，“一部分农村居民因此经常处在转变为城市居民或工厂手工者<即非农业居民>的过渡状态。相对过剩人口的这一源泉，是流不断的。......农业工人的工资被压到最低限度，他经常有一只脚陷在赤贫的泥潭里”。(《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668页)农民对自己耕种的土地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是小生产繁荣并成为典型形态的条件。但这种小生产只能同狭隘的原始的生产范围和社会范围相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在形式上不同罢了。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一个个的资本家通过抵押和高利贷来剥削一个个的农民；资本家阶级通过国家赋税来剥削农民阶级”（《法兰西阶级斗争》）。“农民的小块土地现在只是使资本家从土地上榨取利润、利息和地租，而让土地所有者自己随便怎样去挣自己的工资的一个借口。”（《雾月十八日》）通常农民甚至把一部分工资交给资本主义社会，即交给资本家阶级，自己却下降到“爱尔兰佃农的地步，而这全是在私有者的名义下发生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小块土地所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的粮价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的粮价低的原因之一”何在呢？在于农民把一部分剩余产品白白交给社会(即资本家阶级)。“因此，这种低价（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是生产者贫困的结果，而决不是生产者的劳动生产率高的结果。”(《资本论》第2版第3卷第340页)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小块土地所有制，即小生产的通常形式，不断衰退、消灭以至灭亡。“小块土地所有制实质上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排斥劳动的社会形式、排斥资本的社会集中、排斥大规模的畜牧业、排斥科学日益广泛采用。高利贷和税收制度不可避免地处处使小土地私有者陷于贫困。把资本用来购买土地，便不能用来改善土地的经营。生产资料无止境地零散化，生产者本身分散化。人力大量消耗。生产条件不断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规律。”资本主义在农业方面，也和在工业方面一样，是专以“生产者的苦难史”为代价来改造生产过程的。“农村工人在广大土地上的分散，破坏了他们的反抗力量，而城市工人的集中却提高了他们的反抗力量。在现代的即资本主义的农业中，也和在现代的工业中一样，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量的增大，是以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衰退为代价的。此外，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所以会发展技术和社会生产过程的联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着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资本论》第1卷第13章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