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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史毅 公孙弘（一） 公孙弘是菑川薜人，郡治在今山东寿光南。武帝继位后，以贤良征为博士，时年六十，因病免归。武帝于元光中复征贤良，他的对策被评为第一，拜为博士，累迁左内史。元朔中，拜为御史大夫，代薛泽为丞相，封为平津侯。  特引公孙弘《元光五年对策》中一段： “臣闻之，气同则从，声比则应。今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声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矣。故阴阳和，风雨时，甘露降，五谷登，六畜蕃，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泽不涸，此和之至也。 故形和则无疾，无疾则不夭，故父不丧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并日月，则麟凤至，龟龙在郊，河出图，洛出书，远方之君莫不说义，奉币而来朝，此和之极也。” 引文在讲和为贵。怎样才能做到这个“和”呢？ “臣闻之，仁者爱也，义者宜也，礼者所履也，智者术之原也。致利除害，兼爱无私，谓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谓之义；进退有度，尊卑有分，谓之礼；擅生杀之柄，通雍塞之涂，权轻重之数，论得失之道，使远近情伪必见于上，谓之术：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当设施，不可废也。” 皇上诏策之要点乃在于治乱之道与兴废之理。公孙弘的对策主要讲重礼义、施仁爱，创造和谐社会。他的这篇“高考作文”很合武帝口味，故被评为满分，开儒治天下之先声。  （二） 汉王朝初定天下时，尚有干戈，反叛此起彼伏，朝廷的主要精力用于平定四海，未暇遑顾庠序教化之事。孝惠、吕后时，公卿都是武力有功之臣，玩不了这种虚头巴脑的精神产品。到了孝文帝时，他本好刑名之言，秦时的法家路线仍在延续，不任用儒者。景帝时，窦太后又喜好黄老之术，这倒也符合战后初建，有利于百姓的休养生息。故朝中虽有博士，无非“待问”，没有什么进取。直到武帝年间，武安侯田蚡为丞相，这才开始绌黄老、刑名及百家之言，延请儒者数百人，其中公孙弘以治《春秋》的白衣之士，迁升到三公高位，并且封侯拜相，天下文学方始靡然成风。 在公孙弘的主导下，皇上有制曰： “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婚姻者，居室之大伦也。今礼废乐崩，朕甚愍焉。故详延天下方正博闻之士，咸登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兴礼，以为天下先。……闻之三代，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劝善也，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 从此开始，有了“首善”这个词了，将周王朝的礼乐拾起来，成立教化之所，恢复三代的学校或庠序，广召少年，培训英才，通过考试，择优录用为官员。史书中写道： '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会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弟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收名闻。” 朝廷取士的程序大体确定下来：首先是补博士弟子，其次是二千石察其优者，推荐给太常做弟子，然后是每年通过考试，六艺能通一艺者，补文学掌故之缺，其中最好的可授郎中的官职；最后，特异的称秀才，以其美好名声闻于皇上封官。 这一套程序可以视为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雏形，主要以拜师推荐为主。从此之后，朝堂上的公卿大夫多为儒家文学之士。 这应该是公孙弘等儒生的功劳。  （三） 这个公孙弘大约于汉武帝元朔三年由御史大夫而提升为丞相，开启了儒者执政之路，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主角。董仲舒在《诣丞相公孙弘记室书》中写道： “君侯以周召自然休质，擢升三公，统理海内，总缉百僚。未有半言之教，都国翕然望风。更思改新，以助至治。群众所占，必有成功。” 引文不无溢美之辞，也表达了董仲舒的希冀：“更思改新，以助至治”。他对公孙弘提出两点要求，其一是“愿君侯大开萧相国求贤之路，广选举之门。既得其人，接以周公下士之意”。其二是“利天下之民者谓之仁政，疾天下之害于人者谓之仁心。……惟君侯深观往古思本仁义，至诚而已”。 这个论调与公孙弘在对策中的主张是一致的，他们属于道相同、谋相合的志同道合、肝胆相照的“家人”。 无论礼贤下士、仁义至诚，还是以和为贵、德配天地，都本于孔子，都回归到了儒学道统。 但这两位汉代大儒并非十分团结。史书中记载： “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弘疾之。” 两人不并不相能。这又犯了文人相轻的毛病。 我们撇开其他因素不说，单论治学，它就是一个系统工程，孔子虽然作《春秋》，我们这一代人能看懂的鲜有。如果没有“三传”，特别是《左氏春秋传》，恐怕这段历史和对古人的褒贬早已失传。后人是站在前人肩膀上远晀，这就有了横岭侧峰、远近高低之分。大家既然称同门，就应该放下身段相互切磋，补短取长，不能把精力消耗在诋毁上。然而做到的有几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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