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砦文化深腹罐和侧装三角形扁足鼎的来源问题

红马山人 2022-12-11 发布于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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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深腹罐是新砦文化、王湾三期文化和造律台文化中数量最多的器物。新砦文化深腹罐可分为口沿沿面有沟槽和无沟槽两大类，占比分别为38.9%和61.1%。沿面带槽的深腹罐在王湾三期文化中非常少见，仅存在于个别遗址，相反，在造律台文化各个遗址中数量和比例都非常高，总比例超过74%。造律台文化沿面带槽深腹罐出现的时间要早于新砦文化中的同类器物。显然，新砦文化沿面带槽的深腹罐应当主要来源于造律台文化。侧装三角形扁足鼎是新砦文化陶器中数量排名第三的器物。此种器物在王湾三期文化中的数量非常少，出现的年代晚，而在造律台文化中数量较多，出现的年代早。在细部特征上，新砦文化侧装三角形扁足鼎鼎足外侧多有按窝和口沿沿面多有沟槽的特点在王湾三期文化侧装三角形扁足鼎上不见，而常见于造律台文化侧装三角形扁足鼎。很明显，新砦文化侧装三角形扁足鼎当主要来源于造律台文化。

因涉及到夏文化的来源和形成这一重大学术问题，新砦文化的来源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焦点。传统上认为新砦文化是由当地王湾三期文化发展而来的，但同时受到豫东造律台文化的影响。2018年，笔者发表《论新砦文化的来源及性质》一文，提出新砦文化是豫东地区造律台文化西进，并融合部分当地王湾三期文化因素而形成的新认识。对此，最近有学者认为笔者的统计存在问题，“在新砦遗址第二期陶器中，深腹罐在陶器总量中的占比高达40%左右。而这类陶器被魏继印归入来源于造律台文化的因素。……被魏继印归入造律台文化因素的侧装三角形扁足鼎，在嵩山以南龙山晚期遗存中屡见不鲜，新砦遗址第一期遗存中即有，且此类鼎的器身形制及纹饰特征多与煤山文化习见的乳足鼎相同。当然，新砦期遗存中确实有不少器类源于造律台文化，但这些因素所占的比重明显低于当地的王湾三期文化煤山类型因素”［1］。正如其所言，新砦文化中深腹罐和侧装三角形扁足鼎这两种器物，数量多、占比大，确实是影响新砦文化来源方向的重要因素。因这一问题关系到对夏文化的来源这一重大学术问题的认识，为了尽量避免认识的偏差对学界和公众造成误导，故有必要对此进行专门的分析。

一　关于两种器物来源的争议和解决办法

（一）关于两种器物来源的争议

目前，关于这两种器物的来源，主要存在两种不同意见。

1.来源于当地的王湾三期文化

持此观点者甚多，以《新密新砦》的作者为代表。报告将新砦遗址出土的陶器利用文化因素的不同分为当地传统文化因素、东方传统因素、创新因素和南方文化因素四组，并将深腹罐归入到当地传统的王湾三期文化［2］。

2.来源于东部的造律台文化

此认识是由笔者提出。笔者2013年和2014年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的身份参加了新密新砦遗址发掘。在整理陶片时感觉豫东造律台文化的因素比较多，于是对新砦遗址第二期遗存的源流进行了重新分析，写成了《论新砦文化的源流及性质》一文［3］。其实，在进行文化因素分析的时候，除了那些如折壁器盖、子母口鼎、子母口瓮、瓦足盘等明显来源于豫东造律台文化的因素外，像深腹罐和侧装三角形扁足鼎这些新砦二期、王湾三期文化和造律台文化共有的因素也确实给笔者带来了很大的困扰。不过，笔者经过仔细比较，还是找到了一些差异。如新砦二期的很多深腹罐口沿沿面都有一周沟槽，这一现象在王湾三期文化非常罕见，而多见于造律台文化。又如侧装三角形扁足鼎，虽然临汝煤山遗址中也有，但若仔细对比的话，其形状和细部特征与造律台文化的同类器更为接近。

（二）解决这一争议的理念和思路

大家都依据同样的材料，却能得出不一样的结论，很可能是研究理念和方法存在问题，故有必要分析或强调一下研究的理念和方法。

1.总体理念

在判断一个考古学文化或其因素的来源时，过去的做法通常是从当地的早期文化中去寻找。这种方法的理念和逻辑并无问题，但是在使用这一方法的时候，完全依据就近的原理是不够的。因为，人类的行为除了世代不动的安居乐业模式之外，还经常存在各种原因而导致的迁徙行为。在考古学上，我们虽然暂时看不出人类当时迁徙的原因是什么，但绝不能排除这种可能的存在。正确的态度是，先暂时通过考古学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现象，把这种行为的表征找出来，然后再通过其他的手段分析其背后的原因。因此，在分析考古学文化或其因素的来源时，不仅要跟当地的早期文化比较，还要同周边地区的早期文化进行比较，通过相似度的高低来做最后的判断，尽量规避因方法失误或考虑不周而导致的偏差。

2.研究思路

针对本文所涉及的新砦文化中两种器物的溯源问题，科学的研究思路是首先总结这两种器物的特征，然后据此与当地和周边年代稍早的考古学文化中的同类器物作比较，其中形状相似度最高、数量比重最大、年代序列最完整的就最应该是其源头。

二　新砦文化的深腹罐与侧装三角形扁足鼎

深腹罐和侧装三角形扁足鼎是新砦文化中主要的炊器，数量排名分别居第一和第三的位置，分别占比约46%和6%［4］。因此，这两类器物对于分析新砦文化的来源至关重要。要分析这两类器物的来源，要首先从总结其特征入手，然后再跟比其年代早的文化中同类器物从器形的接近度和数量的占比两个方面来进行。

（一）新砦文化深腹罐的类型和特征

新砦文化深腹罐的造型虽然大体接近，但如果按细部特征进一步细分的话，还可以再分类。如按耳部特征，可分桥形耳和鸡冠状耳两大类。如果按口沿沿面特征来分，可以分带槽的和不带槽的。带耳的深腹罐数量非常少，对统计结果不会造成太大影响，但口沿沿面带槽的数量非常多，占比接近39%［5］，具有统计学意义。故在此专门就新砦文化沿面带槽的深腹罐作出分析。

沿面带槽的深腹罐不仅数量多，而且早晚期都存在，还具有演变的特点。根据口沿沟槽的位置可以分为三式。

Ⅰ式，沟槽的位置在沿面上端，如标本H147∶8。（图一：1）

Ⅱ式，沟槽的位置下移，如标本H19∶133。（图一：2）

Ⅲ式，沟槽的位置在沿面中部，如标本T5⑤A∶72。（图一：3）

在地层关系上，Ⅰ式年代最早，Ⅱ式其次，Ⅲ式最晚。可见，深腹罐沿面带有沟槽的特征，从新砦文化最初出现时就存在，一直持续到晚期。

深腹罐沿面带有沟槽的目的是承载和固定器盖。器盖的边缘卡进沟槽，起到固定和密封的作用。新砦文化深腹罐沿面带槽的这一功能，也与新砦文化存在有大量的器盖相配套。

从《新密新砦》报告公布的深腹罐数量来统计，新砦遗址第二期遗存共公布无耳深腹罐162件，其中口沿带沟槽的63件，不带沟槽的99件，分别占比38.9%和61.1%。

总之，新砦文化沿面带有沟槽的深腹罐，是其大量器盖的配套产品，不仅数量多，而且在新砦文化早期时就存在，一直持续到晚期，是新砦文化中最典型的核心文化因素。

（二）新砦文化侧装三角形扁足鼎的特征

侧装三角形扁足鼎在新砦文化中的数量排在深腹罐和折壁器盖之后，居第三位。根据鼎身的不同，还可以细分为子母口罐形侧装三角形扁足鼎和折沿罐形侧装三角形扁足鼎两类。因子母口罐形侧装三角形扁足鼎既不见于王湾三期文化，也不见于造律台文化，故在此重点讨论折沿罐形侧装三角形扁足鼎。

新砦文化侧装三角形扁足鼎的基本形状为罐形、折沿、敛口、鼓腹、圜底，下装三个三角形扁足，足侧外缘多数有按窝，有相当一部分口沿沿面有用于承载器盖的沟槽，周身饰满绳纹、篮纹或方格纹。

新砦遗址的侧装三角形扁足鼎从早到晚都有，演变序列完整。此类鼎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腹部，根据其鼓腹的程度可分为三式。

Ⅰ式，口较敛，腹部较鼓，如标本00T5⑧∶16。（图二：1）

Ⅱ式，口微敛，腹部微鼓，如标本00T6⑧∶779。（图二：2）

Ⅲ式，近直口，腹部近直，如标本00T7⑧A∶4。（图二：3）

三式分别代表早、中、晚三个时期。

总之，侧装三角形扁足鼎是新砦文化的核心文化因素。

三　新砦文化沿面带槽深腹罐的来源问题

因王湾三期文化和造律台文化距新砦文化最近，所以深腹罐的来源应首先从这两支文化中寻找。分析的理念和方法是：整体特征最接近、产生年代早、发展序列完整、数量多的是其主要源头。

（一）王湾三期文化的沿面带槽深腹罐

王湾三期文化是分布于中原地区中部的一支龙山时代晚期文化。新砦文化分布于其东北部。两种文化的关系非常密切。深腹罐也是王湾三期文化最主要的炊器，比例最高，但沿面带槽的数量却不多。下面以登封王城岗、郾城郝家台、禹州瓦店和新密新砦第一期等发表材料比较丰富的王湾三期文化遗址来做统计。

登封王城岗遗址，共出有两部报告，以龙山文化为主，《登封王城岗与阳城》公布深腹罐标本47件［6］，《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2002—2005）》公布70件［7］，均未见沿面带沟槽者。

郾城郝家台遗址，出版有《郾城郝家台》，龙山文化遗存公布深腹罐标本13件，未见沿面带有沟槽者［8］。

禹州瓦店遗址，出版有《禹州瓦店》，龙山文化遗存公布深腹罐标本15件，未见沿面带有沟槽者［9］。

新密新砦遗址，出版有《新密新砦》，其第一期遗存属王湾三期文化，公布深腹罐218件，其中沿面带槽的共24件，占比约为11%［10］。

从以上统计来看，王城岗、郝家台和瓦店3处遗址是王湾三期文化最典型的遗址，但其深腹罐的口沿沿面均未见有沟槽。新砦遗址第一期遗存虽然也属于王湾三期文化，但沿面带槽深腹罐的比例也不高。不仅如此，与沿面带槽深腹罐配套的器盖数量在这几处遗址中也不多。可见，沿面带有沟槽并非王湾三期文化深腹罐的主要特征。

（二）造律台文化的沿面带槽深腹罐

造律台文化是一支分布于鲁豫皖交界地带的龙山晚期文化，曾被称作“王油坊类型”。代表性遗址有河南柘城山台寺、永城王油坊、夏邑清凉山、杞县鹿台岗和安徽宿州芦城孜等。这些遗址中沿面带槽深腹罐的比例非常高，是它们最核心的文化因素。

柘城山台寺遗址主体为龙山文化遗存，出土遗物众多，深腹罐是最为常见的器类之一。公布标本105件，可分为三型。其中A型Ⅵ-Ⅹ式标本沿面均有一周沟槽（图三），加上其他型式，沿面带有沟槽者共52件，比例为49.52%［11］。

永城王油坊遗址以造律台文化遗存为主，报告公布深腹罐标本31件，其中有27件带有沟槽，占总数的87.09%［12］。

夏邑清凉山遗址造律台文化遗存中，深腹罐是最常见的陶器器形，其数量也是最多的，比例高达40%以上。报告共公布深腹罐160件，沿面带沟槽者达157件，占比约98.13%［13］。

杞县鹿台岗遗址龙山文化深腹罐的比例在各个时期有所不同，早期占比达44.59%，中期两段占比分别为58.43%和34.29%，晚期占比51.11%。报告中公布深腹罐标本25件，其中沿面带沟槽的有11件，占比约44%［14］。

安徽宿州芦城孜遗址的龙山文化属于造律台文化，其中属于深腹罐的有A型和C型折沿罐，两种折沿罐共计66件，其中标本30件，器物描述中沿面带有沟槽者计13件，占比约为43.33%［15］。

从以上统计来看，沿面带槽的深腹罐在造律台文化中数量非常多，约占深腹罐总量的74.07%。（表一）另外，从年代上来看，柘城山台寺遗址的深腹罐共分为10式，从第Ⅵ式开始，一直持续到第Ⅹ式，可以说沿面带槽的深腹罐最迟在造律台文化中期就产生了，一直延续到晚期。再者，作为沿面带槽深腹罐的配套产品，折壁器盖的数量也非常多。总之，沿面带槽的深腹罐是造律台文化最核心的文化因素，也是其最鲜明的文化特征。

（三）分析与讨论

新砦文化深腹罐的数量多，比重大，对于分析其来源问题非常重要。沿面无槽的深腹罐在很多龙山文化中都存在，而且基本特征一致，很难辨别其来源。但沿面带有沟槽的深腹罐还是可以分析的。

从以上统计可以看出，沿面带槽的深腹罐在绝大多数王湾三期文化遗址中不见，而造律台文化中则是所有的遗址均非常多，占比超过74%。可见，沿面带有沟槽是造律台文化深腹罐的主要特征，与同时期其他龙山文化的深腹罐不同。

据笔者研究，新砦文化的年代晚于王湾三期文化的早、中期，大致与其晚期同时［16］，新砦文化的中、晚期晚于造律台文化，其早期可能与造律台文化的末期有短暂共时。从年代关系上看，新砦文化沿面带槽深腹罐当主要来源于造律台文化。新砦文化早期沿面带槽深腹罐，不仅整体形制特征与造律台文化晚期同类器物一致，而且沟槽位置在沿面顶端的特点也与造律台文化一致。当然，他们的年代也应该接近。

至于新砦遗址第一期中存在的少量沿面带槽深腹罐，其从早段（Ⅰ式）沟槽明显到晚段（Ⅱ式）沟槽不明显的演变趋势，与新砦文化深腹罐沟槽的演变规律也不一致，并不属于同一个演变序列。另外，此遗址深腹罐沿面带槽的特征在当地王湾三期文化中也没有源头，故很可能是此遗址在王湾三期文化偏早时期受到了造律台文化的影响。

总之，新砦文化中占深腹罐总量近40%的沿面有槽深腹罐无疑是从造律台文化发展过来的。至于新砦文化中沿面无槽深腹罐的来源，如果结合新砦文化近八成的器物都来源于造律台文化的情况来看，也应该来源于造律台文化。因此，从当前材料来看，新砦文化的深腹罐主要来源于造律台文化是毋庸置疑的。

四　新砦文化侧装三角形扁足鼎的来源问题

判断新砦文化侧装三角形扁足鼎的来源，也要从统计王湾三期文化和造律台文化中侧装三角形扁足鼎的数量，判断其年代和演变序列入手。

（一）王湾三期文化的侧装三角形扁足鼎

王湾三期文化发现和发掘的遗址比较多，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郾城郝家台3处遗址发掘面积大，出版有考古发掘报告，公布的材料详实。另外，临汝煤山遗址也经过数次发掘，前后发表有两篇考古发掘简报。现以此4处遗址为主，对其出土的侧装三角形扁足鼎进行统计和分析。

《登封王城岗与阳城》公布鼎的数量比较多，共109件，其中108件为乳足鼎，侧装三角形扁足鼎仅有1件，年代为王城岗龙山文化第一期，足部外侧为直边，不见按窝、捏窝或花边［17］。《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中，综述中提到共出有鼎88件，乳（矮）足鼎占绝对比例，共85件，其他多为锥状足，但在后文分述中发现有比较典型的扁三角形足3件，外侧均不见按窝、捏窝或花边［18］。

《禹州瓦店》公布鼎32件，其中17件为乳足鼎，侧装三角形扁足鼎10件，矮柱状足鼎5件。这些鼎的年代，因报告只分为三期，与王城岗遗址的五期和郝家台遗址的五期不能一一对应。笔者根据地层关系和器物演化情况将其分成六期，其一至五期分别能够与郝家台龙山文化一至五期对应，第六期与郝家台“新砦期”对应。通过分期发现，该遗址的侧装三角形扁足鼎均出现于第四、五、六期［19］。这些鼎的鼎腹与该遗址早期鼎（A型Ⅳ式鼎）的形状接近，鼎足却与同时期的新砦文化侧装三角形扁足鼎类似，应是在其早期文化的基础上，受到了新砦文化影响而杂糅在一起的新器物。（图四）另外，从此遗址出土有类似新砦遗址折壁器盖的情况来看，此遗址确实受到了新砦文化的影响。

郾城郝家台遗址的龙山文化共分为五期，另外还有所谓“新砦期”遗存，但笔者认为其“新砦期”并非典型意义上的新砦文化，应是本遗址龙山文化的延续，其年代相当于新砦遗址的第三期。郝家台遗址龙山文化鼎的数量不少，可分为高足鼎和乳足鼎两大类，乳足鼎数量最多。高足鼎鼎足的样式非常多，有“类鬼脸”足、锥状足、条状足、板状足和侧三角形扁足等。侧装三角形扁足鼎的数量非常少，而且出现得比较晚，仅第五期有2件，“新砦期”3件［20］。这些侧装三角形扁足鼎的形制与新砦文化的差别非常大，均呈深腹盆形（图五），而新砦文化的均呈深腹罐形。在年代关系上，据笔者研究，新砦文化的早、中、晚三期大致相当于郝家台遗址龙山文化第四期、第五期和“新砦期”［21］，所以不可能是新砦文化的源头，相反，应是受新砦文化的影响所致。

临汝煤山遗址发表有两篇简报，《河南临汝煤山遗址发掘报告》中，第一期鼎公布7件，大多为高足鼎，足的形式有锥形、条状鸭嘴形、近圆柱形、板状和侧三角形5种，其中只有2件鼎足为扁三角形。第二期的鼎公布有7件，鼎足有扁圆柱状足、乳状或三角状矮足、“Y”字形足、扁三角形足等，其中乳足和三角状矮足的数量最多，侧装三角形扁足的仅有1件。《临汝煤山遗址1987-1988年发掘报告》中第一期不见乳足鼎，公布有2件三角形扁足和1件完整的侧装三角形扁足鼎；第二期复原9件鼎，其中乳足鼎7件，侧装三角形扁足鼎2件。另外，此遗址的侧装三角形扁足鼎均为罐形，足比较细长，口沿沿面无沟槽，外侧也不见按窝、捏窝或花边。（图一一：6-9）

新砦遗址第一期陶器中的侧装三角形扁足鼎数量非常少。为了客观，现把原报告对新砦一期的陶器综述摘录如下：“新砦一期的陶器经过仔细的拼对和修复，可见完整器形者约100余件，大部分出土于灰坑和地层当中。器形以深腹罐、小口高领罐、碗、钵最为常见，豆、圈足盘、刻槽盆、平底盆、深腹盆、甑、甗其次，器盖、鼎、斝数量较少，斝尤其少。另发现极少量陶鏊的碎片。”“该文化区的炊器为罐，盛储器为小口高领罐，饮食器为钵和碗。鼎的数量没有豆、杯和圈足盘的数量多，属于不常使用的器类。”［22］经检索发现，在新砦一期遗迹介绍中共有7件三角形扁足，1件足部残缺可能为扁足的盆形鼎。均不见新砦文化侧装三角形扁足上常见的花边或捏窝。盆形鼎也与新砦第二期罐形鼎格格不入。

从对以上遗址各类鼎的统计来看，乳足鼎数量特别多，是王湾三期文化最具特色的器物。侧装三角形扁足鼎数量特别少，瓦店、郝家台遗址的侧装三角形扁足鼎的年代较晚，大体与新砦文化同时，不可能是其源头。从其早期并无此类鼎的情况来看，其后期出现的侧装三角形扁足鼎应是受新砦文化的影响所致。煤山遗址第一、二期的年代可能略早于新砦文化，但侧装三角形扁足鼎数量也不多，与新砦文化的侧装三角形扁足鼎相比，形制上有较大的差别，如新砦文化侧装三角形扁足鼎的足部多有按窝、沿面多有用于承载器盖的沟槽，而煤山遗址的则没有这些特征。

（二）造律台文化的侧装三角形扁足鼎

山台寺龙山文化的鼎有罐形和盆形两类，足的形式有扁三角形、条形、鬼脸形以及板形等，能够复原的共15件，其中侧装三角形扁足的占13件，而且从早期至晚期都有。另外，该遗址的侧装三角形扁足鼎有不少口沿沿面带有用于承载器盖的沟槽。（图六）

王油坊遗址下层的鼎均为罐形，鼎足有扁三角形、凿形、鹅头形、乳头形等，公布的2件标本，全部为扁三角形足。遗址中层的鼎均为罐形，鼎足有扁三角形和少量乳头形，公布的8件标本，全部为扁三角形足。遗址上层的鼎均为罐形，有扁三角形和少量乳头形足，公布的6件标本全部为扁三角形足。（图一一：2-5）该遗址的侧装三角形扁足鼎有不少口沿沿面带有用于承载器盖的沟槽。

清凉山遗址的鼎大部分为深腹罐形，鼎足有扁三角形、乳头形和“Y”字形等，扁三角形足居多。侧装三角形扁足鼎均为罐形，有的口沿沿面有沟槽，有的足侧有按窝。（图七）

鹿台岗遗址龙山文化的鼎均为罐形，鼎足有扁三角形、柱状、锥状、鬼脸式和“Y”字形等多种形式，侧装三角形的最多，但具体的数字报告中没有显示。其侧装三角形扁足鼎，有的口沿沿面有沟槽，有的足侧有按窝和花边。（图八）

宿州芦城孜遗址共公布龙山文化鼎152件，腹部分深腹罐形和盆形两大类，鼎足的形式以扁三角形为主，其次为鬼脸式，另有少量的“Y”字形。侧装三角形扁足鼎大概有140余件，其年代从早到晚都有。另外，该遗址的侧装三角形扁足鼎有一大部分口沿沿面带有用于承载器盖的沟槽。（图九）

从以上统计可以看出，在造律台文化各遗址中，侧装三角形扁足鼎的数量多、比重大，而且从早到晚一直延续，是造律台文化的核心文化因素之一。

（三）乱石滩文化的侧装三角形扁足鼎

在豫西南鄂西北交界的汉水中游一带，以淅川下王岗、均县乱石滩和郧县大寺为代表的龙山时代晚期文化，与中原地区龙山晚期文化关系紧密，有乱石滩文化［23］、王湾三期文化乱石滩类型［24］、王湾三期文化下王岗类型［25］等不同的命名。

在文化面貌上，与王湾三期文化相比，此类遗存虽然存在一些如小口高领瓮、高柄豆、圈足盘、碗、钵等共同的器类，但差别是主要的。如王湾三期文化包括煤山类型中占绝对比例的炊器深腹罐，以大口、深腹、小平底为主要特征，而此类遗存的罐均以圆腹、圜底为主要特点，为此类遗存侧装三角形扁足鼎不带足的形状。王湾三期文化的鼎以矮小的乳足鼎占绝对多数，侧装三角形扁足鼎的比例非常低，而此类遗存中则以侧装三角形扁足鼎为主，乳足鼎几乎不见。王湾三期文化常见的觚、鬶、瓶、高柄杯等酒器在此类遗存中也基本不见。此类遗存中常见的子母口大瓮在王湾三期文化中则很少见。其甑的形制也与王湾三期文化差别甚大。因此，笔者倾向于乱石滩文化的命名。

淅川下王岗遗址乱石滩文化遗存中也存在大量的侧装三角形扁足鼎，因淅川下王岗遗址出版了新的考古发掘报告［26］，发表材料比较丰富，数据比较详实，故本文以该遗址为代表对乱石滩文化侧装三角形扁足鼎的情况作统计和分析。

下王岗遗址乱石滩文化遗存陶容器中较为完整、可修复及选用为主要器物标本的一共326件。器类包括罐、鼎、豆、甑、瓮、盆、钵、壶、器盖、碗、斝、盉、鬶、尊、勺等，其中以罐和鼎的数量最多。鼎是仅次于罐位居第二位的器类，共68件。有罐形、盆形两大类，鼎足绝大多数为侧装三角形扁足，另有少量呈“Y”字形。有不少口沿折沿处上突，使整个口沿呈凹槽状。侧装三角形扁足，有的外侧为直边，没有按窝，有的在顶部有一到数个按窝或捏窝。（图一〇）这些鼎中，形制与新砦文化侧装三角形扁足鼎较为接近的是其A型和B型，共40件左右。因此，侧装三角形扁足鼎也是乱石滩文化的主要特征。

关于下王岗遗址乱石滩文化的相对年代，高江涛推断大致相当于韩建业、杨新改“五期说”的后三期和靳松安“两期四段说”的后三段［27］。也就是说，没有相当于郝家台一、二期的王湾三期文化早期遗存。与造律台文化相对照的话，相当于造律台文化的中晚期。因此，乱石滩文化的侧装三角形扁足鼎出现的年代要晚于造律台文化。结合其子母口大瓮、“Y”字形鼎足、簋形盘、子母口碗、钵形盆、厚胎陶杯等器物均能在山台寺遗址造律台文化中找到源头的情况来看［28］，乱石滩文化的侧装三角形扁足鼎也应主要来源于造律台文化。从下王岗遗址三期五段中侧装三角形扁足鼎的演变规律来看，侧装三角形扁足鼎出现之后就一直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没有因为周边其他地区文化的影响而发生突变，一直延续到相当于新砦文化晚期之时。

（四）分析与讨论

从以上对王湾三期文化和造律台文化侧装三角形扁足鼎统计的情况来看，可以总结这样几点。第一，侧装三角形扁足鼎在王湾三期文化的比重极低，而在造律台文化中占比较高；第二，从年代上来看，造律台文化的侧装三角形扁足鼎的出现要比王湾三期文化早；第三，从演变序列上看，造律台文化的侧装三角形扁足鼎演变序列完整，而王湾三期文化的不成系列；第四，在细部特征上，造律台文化的侧装三角形扁足鼎的足呈三角形，与新砦文化更接近，而煤山遗址的侧装三角形扁足鼎足则更加修长，造律台文化的侧装三角形扁足鼎足部有捏窝和口沿沿面有沟槽的特征，与新砦文化相似度更高。（图一一）因此，造律台文化的侧装三角形扁足鼎才是新砦文化侧装三角形扁足鼎的真正来源。

至于王湾三期文化个别遗址出现的侧装三角形扁足鼎，年代最早的是王湾三期文化中期。其中期的应是受造律台文化影响所致，晚期的应是受新砦文化影响所致。

另外，虽然乱石滩文化与新砦文化侧装三角形扁足鼎在形制上也比较接近，但仔细观察，仍存在一些差别。主要区别在于，其口沿沿面内凹成槽状，而新砦文化侧装三角形扁足鼎口沿沿面呈凹弦纹状的沟槽状。从侧装三角形扁足鼎的演变逻辑来看，下王岗遗址任何一个阶段的侧装三角形扁足鼎都没有演变为新砦文化侧装三角形扁足鼎的逻辑链条。因此，与造律台文化侧装三角形扁足鼎相比，新砦文化的侧装三角形扁足鼎来源于造律台文化的可能性更大。

五　结语

深腹罐和侧装三角形扁足鼎是新砦文化中最主要的两种炊器。这两种器物在相对年代稍早的王湾三期文化早中期和造律台文化中都存在，那么谁才是新砦文化深腹罐和侧装三角形扁足鼎的祖型？恐怕不能简单地运用地域相近的原理来确定。新砦文化虽然整体位于王湾三期文化范围的东北部，但也与豫东地区的造律台文化相毗邻，理论上两个文化都有可能是其来源。在经过对两种器物细部特征的比较之后，可以看出新砦文化中沿面带槽的深腹罐和侧装三角形扁足鼎很明显与造律台文化中这两种器物的特征最为接近，应当来源于此。造律台文化与王湾三期文化相互毗邻，中间并无高山大川的分隔，在彼此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交流和联系，所以两种文化在大致相互独立发展的基础上，出现部分文化因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也很正常。总之，在大量考古材料的支持下，新砦文化的深腹罐和侧装三角形扁足鼎应主要来源于造律台文化。再结合如折壁器盖、子母口鼎、瓦足盘、大圈足盘、大平底盆、甗等近八成的器物类型都来源于造律台文化的情况来看，造律台文化为新砦文化主要源头的证据还是比较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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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立新.再论二里头文化渊源与族属问题——“二里头考古与中国早期文明”笔谈［J］.历史研究，2020（5）.

［2］［10］［22］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新密新砦——1999-2000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3］［5］魏继印.论新砦文化的源流及性质［J］.考古学报，2018（1）.

［4］此数据是根据《新密新砦》报告表28和表31新砦第二期早、晚段主要陶器器类统计表的数据平均计算而得。见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新密新砦——1999-2000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6］［17］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岗与阳城［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

［7］［18］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2002-2005）［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7.

［8］［20］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郾城郝家台［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

［9］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禹州瓦店［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4.

［11］［2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豫东考古报告——“中国商丘地区早商文明探索”野外勘察与发掘［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等.河南永城王油坊遗址发掘报告［C］//考古学集刊（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13］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河南夏邑清凉山遗址发掘报告［C］//考古学研究（四）.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