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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按语：《游子》报创刊十周年重点作品展示栏目推出的第五部作品是唐显章先生的回忆录《深山足迹——从铀矿到锰矿》。主要是写他从记事起至参加工作，然后到退休之前的往事。《721矿游子》电子报从270期至291期全文连载。唐先生的文笔是好的，叙事清楚，文笔流畅。加上他是“进入721矿的第一人”，见证了721矿建矿初期（前十年）的情况，他的回忆录极有史料价值。但遗憾的是，也许是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越是写到后面，文章的材料味越浓，内容较为枯燥，可读性不如前面。为此，本微信公众号只选录到他的721矿部分为止。调出721矿后的其余部分（比如在701矿及广西地方锰矿的经历）就不予发布了（标题也相应作了改动）。如果有读者感兴趣，可以与本主编联系，提供全本游子报供其阅读。 中南三〇九队是二机部三局所辖设在长沙的中南地质勘探队的保密代称。十七分队是该队的地质勘探分队的保密代称。那时，十七分队正在江西乐安承担代号为903矿点的地质勘探详探。 “903”是1957年7月21日，二机部三〇九队第四航空普查队放射性航空物探普查时所发现异常点的编号，即在规定的某一个放射性航空普查的区域内，在航标标号为903号坐标点发现的有放射性异常的地方。之所以能用航空普查找铀矿，是因为铀原子具有能够自发地发生衰变这种特殊的物理性质，并放出射线。射线的强度又与铀矿品位有一定的比例关系。 据十七分队生产科蒋明新科长对我说，普查队的同志给他讲，当时飞机低空飞越903上空时，机上的γ辐射仪的读数很高，都说“找到大西瓜了！”此事在系统内传得很广。凡到903的人，都冒着高强度的外照射参观这个地方。后来，这个出名的“903”被我们划归露天采矿范围采掉了。 “903”矿区属芙蓉山花岗岩系，多数在花岗斑岩中成矿，而且成矿条件最好。也有在粗面砂石、凝灰岩、页岩、紫色砂岩中成矿，但成矿条件较差。 1958年10月，我到十七分队帮助工作时，该队不仅对横涧、岗上鹦、石马山、源头、巴泉、善堂庵、干杭、沙州、云际、湖港、邹家山、横岭等十几个矿点进行了重型山地勘探，而且还继续对“903”外围开展普查找矿。 普查、勘探、开采，是办矿的三部曲。要开采一个矿山，必须要依据地质普查队的普查资料，经地质勘探队的详细勘探，提供地质储量报告。我学的是金属矿床开采专业，没学地质专业，走出校门的第一天，能走进地质勘探队的大门，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学习锻炼，乃是我一生之大幸。 1958年是大跃进的第一年，在队里虽没有搞大炼钢铁，但“跃进”的口号并不示弱。“千米坑道万米钻”就是响彻云霄的大跃进号角，即一个月全队打探矿坑道进尺合计一千米，钻孔进尺合计一万米（实际是达不到的），是一个“人人争着下坑井，个个争着上机台”的局面。那时，生产工区的劳动组织是三班半，昼夜四班，每班六小时，每周有三个班无人工作。为充分利用空班，提高掘进速度，组织机关干部顶上，于1958年11月初成立了“干部掘进突击队”，任命我为突击队长。负责检查了解工作面的情况，安排分配机关人员参加井巷掘进的作业班次和技术、安全防护、质量验收等。带头打风钻、放炮、出渣、支柱。我所在的作业班，在花岗斑岩的工作面，六小时内搞了两个半循环，即打了三次炮眼，放了二次炮，出完了两次放炮炸下的岩矿，掘进进尺2.45米，创造了全队最高记录，被评为1958年度“跃进积极分子”。 在十七分队工作期间，我还解决了两个当时较突出的问题，三〇九队的《技术简报》对此专门作了介绍。 1.用长度不同的导火线集中一次点燃，解决天井掘进无段发雷管的困难。 1958年至1959年，一度没有段发雷管放炮，使天井掘进的效率很低。如果像水平巷道爆破时，用点火早晚来控制响炮先后保证爆破效果，因怕从天井放炮工作面沿梯子下到坑道底板，万一失足发生人身事故。我提出并组织爆破试验，将导火线分成三种不同长度，掏槽眼长1.4米，辅助眼长1.45米，边角眼长1.5米，装好起爆炸药包后，将所有的导火线端头切成斜口，集中装入装满黑色火药的竹筒内，加以捆扎固定，竹筒下端再插入35公分长的导火线，也捆扎固定。引燃导火线，使黑色火药燃烧，将竹筒内的全部导火线同时点燃，因同一种导火线每分钟的燃烧速度正负只差10秒，基本一致，自然短的先燃完先爆，长的后燃完后爆，以此达到保证爆破效果和爆破工安全的目的。通过试验效果很好，随即用于生产。采用这种办法，有时也发生带炮的问题，但总的解决了暂时困难，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1959年9月，队领导决定，在石马山230米标高紧靠一条小溪旁新开一个9﹟坑道，主巷设计长500米，系花岗斑岩。开工时，地质工程师朱道中亲临讲话动员。当主巷掘进至45米时，出现冒顶，大量的水带着风化的花岗斑岩细沙倾泻而下，流入坑道15米远。经抢运至工作面时，又是大量泥沙倾泻而下，情况更为严重。在冒顶工作面上部，高28.5米处地面下沉，形成直径4.63米，深8.12米的大坑。面对这种情况，领导决定废弃原工作面，从冒顶工作面退回12米处另开口掘进，以此绕过流沙。 但从新开口处掘进到18米时，又发生冒顶，流沙流入坑道19米多。根据前次处理冒顶的教训，我提议暂不运走泥沙，让流沙压实，拦住顶板上的流沙自由下泄，使顶板上的流沙填满压实。我设计用扁铁制作四副两头用螺栓固定的铁箍，两副铁箍分别固定在用原木作支柱的横梁两端，另两副与横梁上的铁箍连接，在铁箍中穿上横梁，然后在上下两根横梁中排列打入杉木杆，一有条件立即往冒顶工作面架设密集支柱，结果，通过了流沙层，按设计完成了主巷道掘进任务。 如果不越过流沙层，要废弃51米坑道。以当时掘进1米坑道400元计算，将浪费2.04万元。在这次处理事故中，我是主管技术员，得到了领导的表扬。但也有相反的看法，在1959年“双反”运动中，在职工食堂的竹皮墙上，给我贴出了一张“冒失主观的唐显章”的大字报，这是我一生中得的第一张大字报，看的人很多，但我没有太难过。队长高玉、科长蒋明新、技术员钟云龙都做我的思想工作，要我正确对待。 我在十七分队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内，跑遍了所有矿点，详细了解地质情况，把已做的勘探工程和取得的成果，整理成相应的资料交矿保密室。同时，对地形地貌、通往各矿点的山间小道、风土人情也作了记录。 1958年12月，二机部首任部长宋任穷到队检查工作，在队里住了一夜。队里没有任何宣传和特殊安排，也没有要大家打扫卫生，完全和平常一样。他和职工一样在临时工棚排队买饭吃。他住在专家招待所。所谓的专家招待所也只是单砖小石棉瓦房，约60平方米。隔开两间，一间卧室，一间办公室。最特殊的算是杉木地板。他到岗上鹦12﹟坑道检查时，和在坑口的工人一一握手问好。我当时在离坑道口五、六米的坑道里整理通风筒。宋部长摇手把我叫到坑口，握着我的手问我姓什么？哪里人？学什么专业？多少岁？我一一作答后，他松开手，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年轻有为，原子能事业大有作为，要好好干。有事给我写信，也可以到北京找我。”在场人员热烈鼓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第一个大官，对我是极大的鼓舞，我真的一辈子都记在心里。 我是第一个到903矿的人，了解情况最多，建矿初期带人跑路看点最多，我被称为“建矿元老”“矿山通”。1987年矿里在编写“军工史”时，专门给我来信，请我介绍1958-1959年上半年的情况，要求奉献最原始的资料。因保密的原因，我没有资料提供，只是记忆，什么材料都没有提供。 1959年2月，我随刘兴涛矿长从北京回到九〇三矿后，仍留在地质队。刘矿长考虑建矿初期，与地质队的关系十分密切，有求地质队的事项太多，故决定要我仍留在地质队帮助工作，有事通知我回矿。1960年初，经与地质队商量，我正式离开三〇九队17分队回到了矿里。 “九〇三矿”的名称，是没有正式成立筹建机构时，按矿点的编号设定的，1959年成立筹建机构后，冠名“四二一矿”。1960年改名“江西一矿”，1964年把全国铀矿山统一编号，冠名“国营七二一矿”（以下简称七二一矿）。 1960年1月，我从三〇九队17分队正式回到矿里之日起，到1967年4月调离七二一矿的近八年中，我都在矿生产技术处管辖的科室工作。矿生产技术处下辖生产技术科、地质科、安全防护科、矿调度室（代管）。1960年1月至1961年11月，我任生产技术科采矿技术员，科长不在矿时负责全科工作；1961年12月至1962年9月，我任矿调度室负责人；1962年10月至1967年4月，我任安全防护科主管技术员、副科长。生产技术处三科一室总人数80多人，其中：清华大学毕业1人，留苏回国8人，国内本科毕业40多人，中专毕业8人，工人20多人，其他6人。生产技术处属矿机关党总支第四党支部。 生产技术科科长周汝礽，广西藤县人，大学毕业，原广西水岩坝锡矿采矿工程师，1959年调到七二一矿，任生产技术科科长、采矿工程师，任七二一矿第一届党委委员。他工作认真负责，对同志视如兄弟，得到了大家的好评，是个好领导。遗憾的是，他1965年底发现得了肝癌，当即到上海手术治疗，回矿后在职工医院住院。周科长去治疗时，我专程送他和夫人庾兰馨到南昌上火车。他回到矿里住职工医院时，我与广西籍的矿计划处计划科科长陈达猷等同志，在他病情加重的最后一段时间，晚上轮流与他夫人庾兰馨一起守护。1966年5月3日晚，我去看护他，从当晚9时起，每隔5-10分钟他就剧痛一次，一痛就坐起来紧紧地抱着我，没叫喊一声，只是咬着牙紧抓自己的头发。5月4日凌晨4点半钟，他紧抱着我，在我怀中去世，当时只有我和他的夫人庾兰馨在场。在1987年七二一矿编写的《国营七二一矿发展史》的开篇和结尾，两次写到周汝礽等因积劳成疾过早去世的同志们的英名和功绩，我看了备感欣慰。过早去世的周汝礽同志和其他同志们永垂不朽！ 地质科科长焦臣道，安徽人，1938年参加革命，行政16级。我和焦科长没在一个科工作，但在隔壁办公，同在一个党支部过组织生活，我们住在楼上楼下，接触很多。他喜爱钓鱼，曾要我陪他，但钓了几次后，我因工作实在太忙，只好和他拜拜！焦科长为人正直，对我政治上、工作上支持帮助很多，我很尊重他，也很感激他。我离开七二一矿后，焦科长调到了南昌二机部系统的一个研究所工作。 生产技术处处长吕文凯，天津宝坻人，1939年参加革命，在四野干到转业。转业时先转到二机部浙江国营七七一矿，1960年调到七二一矿任生产技术处处长，矿党委委员。1963年调二机部12局任安全防护处处长，直到退休。 生产技术处三科一室的业务范围广，需要协调解决影响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多，涉及的部门单位多，互相间扯皮多。因此，吕处长对工作要求特别严格细致，要求对存在问题要抓准，该谁解决要责任明，狠抓落实，保证生产能顺利进行。吕处长责成我整理全矿生产、安全的综合资料，为开好生产调度会和每月的生产会议做好充分准备。 吕处长平易近人，没有架子，但在政治上对同志十分关心，非常严格。1960年初我认识吕处长，他对我的工作是很满意的，但对我在政治上不要求进步却提出了严格的批评。他要我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对党的认识，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更努力地工作，创造条件，争取加入共产党，做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按照吕处长的要求，我努力学习，加倍努力工作，注意克服自己性情急躁、态度生硬等缺点，1961年3月8日，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我牢牢记住吕文凯处长对我的教育培养之恩！（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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