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士族

三国志族
魏书：
奕世显贵：
琅琊王氏（王祥）
太原王氏（王昶）
博陵崔氏（崔瓒）
范阳卢氏（卢植）
陈郡袁氏（袁涣）
河东裴氏（裴潜）
清河崔氏（崔琰、林）
荥阳郑氏（郑泰）
颖川荀氏（荀彧、攸）
颖川庾氏（庾嶷）
庐江何氏（何桢）
会稽孔氏（孔乂）
京兆杜氏（杜畿）
泰山羊氏（羊祜）
南阳刘氏（刘廙）
谯郡夏侯氏（夏侯渊、惇）
陈留阮氏（阮籍）
颖川陈氏（陈群）
高平郗氏（郗虑）
颖川钟氏（钟繇）
丹阳陶氏（陶璜）
高阳许氏（许允）
武威贾氏（贾诩）
平原华氏（华歆）
东海王氏（王朗）
太原郭氏（郭淮）
琅琊诸葛氏（诸葛亮、诞、瑾）
太原温氏（温恢）
扶风苏氏（苏则）
敦煌张氏（张恭）
北地傅氏（傅巽）
河内常氏（常林）
陇西辛氏（辛毗）
济阳（陈留）蔡氏（蔡文姬）

东汉旧族但未显于晋：
琅琊伏氏（伏完）
扶风耿氏（耿纪）
扶风士孙氏（士孙瑞）
汝南袁氏（袁绍、术）
扶风马氏（马日磾）
下邳陈氏（陈珪）
河内张氏（张范）
弘农杨氏（杨震）
高平王氏（王粲）
颖川杜氏（杜袭）
魏氏外戚：
琅琊卞氏（卞夫人）
中山甄氏（甄氏）
西平郭氏（郭太后）


其他（包括西晋显赫但因西晋灭亡而衰落之族，以及次等士族）：
平阳贾氏（贾逵）
陈郡何氏（何夔）
河东卫氏（卫覬）
广陵陈氏（陈矫）
南阳韩氏（韩暨）
陈留高氏（高柔）
汝南应氏（应劭）
太原（祁）王氏（王允）
太原孙氏（孙资）
江夏李氏（李通）
河东毋丘氏（毋丘俭）
汝南和氏（和洽）
河南潘氏（潘勗）
陈留卫氏（卫兹）
济阴吴氏（吴质）
谯郡嵇氏（嵇康）
东海繆氏（缪袭）
东平吕氏（吕昭）
颖川枣氏（枣祗）
沛国刘氏（刘馥）
巴西阎氏（阎圃）
冯翊张氏（张既）
冯翊李氏（李丰）
南郡蒯氏（蒯越）
泰山鲍氏（鲍信）
长沙桓氏（桓阶）
山阳满氏（满宠）
楚国胡氏（胡质）
安定胡氏（胡烈）
沛国武氏（武周）

蜀书：
东汉旧族：
扶风法氏（法正）
南阳来氏（来敏）
外戚：
涿郡张氏（张飞）
陈留吴氏（吴壹）
蜀汉士族：
琅琊诸葛氏（诸葛亮）
河东关氏（关羽）
东海糜氏（糜竺）
南郡董氏（董和）
南郡霍氏（霍峻）
襄阳庞氏（庞统）
襄阳罗氏（罗宪）
襄阳向氏（向朗）
江夏费氏（费祎）
蜀郡常氏（常播）
广汉王氏（王商）
广汉李氏（李邈）
犍为费氏（费诗）
犍为张氏（张翼）
巴西谯氏（谯周）
巴郡文氏（文立）
建宁李氏（李恢）
永昌吕氏（吕凯）
襄阳习氏（习祯）
襄阳马氏（马良）

吴书：
奕世贵显：
吴郡陆氏（陆逊等）
吴郡顾氏（顾雍）
吴兴沈氏（沈珩）
会稽虞氏（虞翻）
会稽贺氏（贺齐）
义兴周氏（周鲂）

东汉旧族：
东莱刘氏（刘繇）
庐江周氏（周瑜）
外戚：
吴郡吴氏（吴景）
会稽谢氏（谢承）
吴郡徐氏（徐琨）
其他：
丹阳朱氏（朱治）
吴郡朱氏（朱桓）
彭城张氏（张昭）
丹阳纪氏（纪陟）
会稽丁氏（丁固）
江夏（武昌）孟氏（孟宗）
沛郡（丹阳）薛氏（薛综）
巴郡甘氏（甘宁）
临淮步氏（步陟）
吴郡全氏（全琮）
曲阿弘氏（弘咨）
庐江陈氏（陈武）
会稽钟离氏（钟离牧）

广陵华氏（华融）东海王氏序论
       东海王氏由魏自南朝梁可考世系共十世，二百余年，其家族多以儒学为业，到王僧孺时则精通谱系学。世上没有常盛之族，王司徒这算是很不错了。
       王朗之前此家族一直寂静无闻，王朗在魏时官至司徒，其子王肃与司马家结姻故得跻身士族行列。王肃子王恂、王虔皆有才干，而王恺则骄奢无道。王虔子王隆在西晋末得以渡江，隆孙王雅受到孝武帝重用，综观整个东晋东海王氏的士宦还是比较贵达的。在进入南朝之后其地位日益下降，王雅玄孙王谌家道中落，少时需要自纺绩来维持生计，王雅的曾孙王僧孺更是一生不得志。而王雅的曾孙王源更是为了贪取庶族高平满氏的钱财而与之通婚还被沈约上奏弹劾，这都说明了南朝齐梁时其家族地位势力已彻底衰落。
      世系传承如图

王朗兄子详，王朗曾上表将封自己一子列侯的爵位让给他

王朗有三子一女

王朗在给许靖写的信中提到他有一子一女早亡。

女：

王氏，《郯城县志》载王朗有一女到青山庵 出家为尼

子：王肃（195—256），字子雍。出生于会稽，十八岁时就师从宋忠学习《太玄》，之后融合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两者。王肃推崇马融等人的学说而不赞同郑玄的学说，之后王肃注解六经并编有《论语注》、《孝经注》等书。他所注的六经之后在魏确立为经学官方教材，一直沿用至唐初。王肃初时在魏任散骑黄门侍郎，袭爵兰陵侯，后任散骑常侍，并劝阻曹真伐蜀。接着又多次上疏陈说治国方面的礼教等事。后任秘书监、崇文观祭酒，240年，出任广平太守，累任至太常。曹爽执政，王肃因宗庙事离职，不久任光禄勋，转河南尹。因其与司马氏的联姻关系，在司马氏政变中王肃是完全站在司马氏一边的。254年，王肃受命持节奉迎曹髦入继帝位，毋丘俭叛乱，王肃建议司马昭迅速出兵讨伐，司马昭听从了他的建议。平定叛乱后，王肃任中领军，增封食邑，于256年去世，谥号为景。

王肃弟，名不详，朗幼子，比王肃小28岁。

王肃有八子四女

女：

长女王元姬（217—268），晋文明皇后，母平阳靖君羊氏，继母荥阳乡君夏侯氏。晋文帝司马昭皇后，晋武帝司马炎生母。从小聪慧好学，八岁能读《诗经》，对于长辈的要求她都能一一做到，家里让她管家，都管理得十分得体。祖父王朗曾夸赞她“能兴我家者，唯此女也”。后嫁司马昭为妻，两人育有五子一女，曾警告司马昭钟会可能谋反。其子司马炎称帝后尊为皇太后，设崇化宫，并置公卿。即使尊为太后她依然为人节俭，知礼尚节。268年逝世，年五十二，谥号明，葬崇阳陵。

元姬妹王氏，嫁魏南阳太守蒯钧（蒯良子）

妹王氏，嫁到郑家，晋时封乡君

妹王氏，嫁到刘家，晋时封乡君

子：

长子王恽，袭爵兰陵侯，早亡，无子，国除。

恽弟王恂，字良夫，王元姬之弟，西晋外戚。其人有文义，知识博学，在朝中以忠义见称。在魏累任至河南尹，又建立二学，推行儒经。263年封兰陵侯以继承断绝的王朗国祀，五等爵建立改封氶子。在任时不受贿赂，晋武帝即帝位后下令禁绝公卿显贵招募宾客，王恂所任地执法严明无人敢犯。后官至侍中，278年去世，年四十有余，追赠车骑将军。

恂弟王虔，字恭祖。以功干闻名，在晋累任至卫尉，封安寿亭侯。后任平东将军、假节、监青州诸军事，光禄勋转尚书。

虔弟王恺，字君夫。年少有才干，但没有德行无行检。与石崇相善，两人曾斗富。后在晋历显职，以在贾南风消灭杨骏的政变中有功封山都县公，累任至后将军（或后军将军），病逝后谥号为丑。王恺与石崇斗富，王恺用饴糖和干饭刷锅，石崇就用蜡烛点柴。王恺用绸缎造四十里行幕，石崇则做锦布行幕五十里。晋武帝司马炎曾送王恺巨大珊瑚树去与石崇攀比，石崇见到却将其砸碎，王恺震惊之余石崇拿出更加巨大的珊瑚树送之，并且还给王恺看了更多不同的，王恺见此失望地离开了。王恺所为侧面反映了西晋的腐朽与无可救药。

王肃其余四子史失其名

王肃诸子唯王虔后人见载

王虔二子

王康，字士文。在晋历任右卫将军，南中郎将，镇许昌，永嘉乱时为刘聪所害。

康弟王隆，南渡，东晋后将军。

王隆子王景，东晋大鸿胪

王景子王雅：

       王雅（334—400），字茂达。少时知名，东晋时初任永兴令，以干练著名。后历任侍中、左卫将军、丹阳尹，深受晋孝武帝司马曜宠信，孝武帝设酒宴必等王雅到达才开始饮酒，孝武帝在园林与张贵妃等游玩也只有王雅能跟随左右。但是王雅的才能不足如此大位因此获讥于世。王雅后任太子少傅，门前访客车马不绝，王雅都能以礼相待。当时正是孝武帝与会稽王司马道子二兄弟争权之时，孝武帝任用王恭、殷仲堪外任刺史作为外援，王雅劝说二人没有才能不堪大任，但是孝武帝没有听从，后来王恭、殷仲堪果然败事。后任尚书，正要以其为大任，孝武帝却被张贵妃谋害，司马道子掌握了大权，因此王雅失势。王雅失去权威与靠山后遇到事情只是清静自保，其实就是在孝武帝时他也只是从命而已，并不能匡济时事。不久，王雅任尚书左仆射，于400年去世，年六十七。追赠光禄大夫、仪同三司。

王雅三子

长子王准之，晋任散骑侍郎，宋代晋后，任司徒左长史

准之弟协之，晋黄门侍郎。

协之弟少卿，晋侍中。三人并有名于世。

王准之一支

王准之子王延年，宋员外常侍，早亡。

      延年子王僧孺（465—522），年少家贫，母亲常带他去集市卖布为生。僧孺聪明好学，六岁便能写文章，常以抄书为业来补贴家用，所抄书几乎都能背诵无误。南齐时任太学博士，与尚书仆射王晏交好，后任丹阳功曹，以文采入竟陵王萧子良幕府，累任至钱塘令。南梁代齐后，王僧孺任南海太守，所在清廉有政绩。又任中书侍郎，撰起居注等，又任御史中丞。历任至兰陵太守，南康王长史，友人临行将妾托付于王僧孺，但是回来后其妾已怀孕，因这件事被典签汤道泯弹劾，被免官且多年不调，但梁书中则载此事是汤道泯与王僧孺不和对其排挤打压的诽谤之言。最后被起用入西省撰写谱籍，于522年去世，年五十八。王僧孺喜欢藏书，有藏书数万卷。其文采华丽，所撰文集行于世。其同时也擅长书法以及各种古事。

王少卿一支

王少卿子王睿，历任清职。

睿子王源，任南郡丞，因贪恋财物嫁女于庶族满氏，还用这些钱娶妾，被沈约弹劾禁锢终身。

王源子名未知，与其父共同谋划了这次通婚

王源女王氏，嫁富阳满鸾（吴郡正合主簿），鸾父满璋之。

王雅孙王万庆，父名未知，宋员外常侍。

万庆子王元闵，宋护军司马。

       元闵子王谌（423—491），字仲和。年少家贫，纺织为生。宋时初任徐州主簿，后任职藩王府中，王即后来的宋明帝刘彧。刘彧即位后，王谌任中书舍人并受到亲遇，但是他多次劝谏刘彧的暴行，因此被囚禁，最后还是被放出。之后历任至临川内史，冠军将军。宋明帝喜欢围棋，王谌曾作为围棋小中正之一。王谌在宋明帝世与齐高帝萧道成子萧赜相识，南齐代宋，王谌任征虏长史、冠军将军。萧赜即位后，任用其行南兖州府事，王谌为人贞正，大家都与他十分相善，491年病逝，年六十九。

万庆侄王摛，父不明。以博学著名，曾拿起笔当场便写出华美文章，令南齐宰辅王俭大为赞赏。在南齐竟陵王府中的学士测试中只有他能问无不对。在南齐历任至尚书左丞，卒于任上。

万庆弟王万喜（根据名字与生活年代推测得出，存疑）

万喜子王沉之

王沉之女王茂瑛，嫁刘希武。刘希武即刘宋开国功臣刘秀之的侄孙，太中大夫刘粹之的孙子，余杭令刘岱之子。

此后东海王氏寂静无闻。先从蜀汉来，比较少。

扶风法氏序
     《后汉书》法雄传载其为齐襄王田法章之后，秦灭齐以后，田氏子孙为避祸而改姓，其中法雄先祖一支便改为了法姓。汉宣帝时其族徙居扶风郿县，世为二千石（太守级）官员，可见其一直为三辅地区的大族。法雄作为一介良吏而登上历史舞台，其子法真隐逸有高节，真孙法正助刘备入蜀以至高位，而法正之后也随着季汉亡国凐灭于历史之中。由此观之，可以看出扶风法氏是典型的随汉朝而始终的三辅著姓之一，随着汉末三辅地区遭到巨大破坏，以及后来魏晋时期河东士族与河南士族的崛起，东汉三辅旧族也从此衰落。
图如下：

       法雄，字文强，扶风郿人。东汉时以高第出身任平氏县长，其人善于处理政务，在纠察方面毫不留情，因此其地盗贼很少为患。因政绩卓著转任宛令，109年，海贼张伯路等人攻打厌次、高唐，同时烧杀抢掠。东汉朝廷征法雄为青州刺史与御史中丞王宗合力讨伐，两人大破贼众。之后汉帝大赦天下，法雄建议王宗此时可以解散军队诱贼众投降，否则贼众入海则难以平定。王宗接纳其建议，贼众见此便放下警戒交还抢掠财物并准备投降。但是由于其他郡县没有解散军队戒备，导致贼众心怀恐惧而逃往海中。111年，海贼再次劫掠，法雄这一次将其彻底平定，州郡遂安。法雄精于断案，谨于察查，后任南郡太守，其地治安大好，又成功减弱了猛兽之害，农业上其地也数年丰收，人民安康。法雄约于117年去世在任上。

法雄子法真

      法真（100—188），字高卿。法真好学且精通各种图典，是关西之地的大儒，徒弟多达数百。其人好清静，不爱名利。公府多次征召皆不应征，郡人田蒻推荐法真给汉顺帝，顺帝连续四次征召想要任用他，然而法真隐居更深。他的友人郭正称赞他是百世之师，称其为“玄德先生”（嗯？有点眼熟啊）。188年法真去世，年八十九（可以，很高寿）。

法真子法衍，字季谋。东汉司徒掾，廷尉左监。

法衍子法正

      法正（176—220），字孝直。东汉末与孟达一同入蜀投靠刘璋，为署军议校尉，不得志。与张松相友善，后二人谋划刘备入蜀之事，刘璋投降刘备后，法正被任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以为谋主。后又参与汉中之战，刘备称汉中王，任法正为尚书令，护军将军。220年，法正于任上病亡，年四十五，刘备十分悲痛，给法正上谥号为翼。

法正子法邈，季汉关内侯，汉阳太守。

此后无载。

陈留吴氏序
       陈留吴氏，出自春秋时吴王寿梦第四子季札，《汉书》中称其为吴札，又称吴季子，东汉吴祐被其父东汉南海太守吴恢称赞“吴氏世不乏季子矣”，可知其自认为季札之后。吴祐为官有盛名，任大将军梁冀长史时因为太尉李固求情而失位，从此辞官不仕，卒年九十八。其子乐浪太守吴凤、新息令吴恺，孙鲷阳侯相吴冯都有名于汉末。陈留吴氏之望由此而起。而刘备吴皇后亦为陈留人，其家汉末入蜀，当与吴祐为同族。吴皇后兄吴懿、族弟吴班作为外戚在季汉政权中都受到重用，季汉亡后此支留于蜀地，未显于后世。
世系如图

       季汉穆皇后吴氏（一说名苋），陈留人。其父与刘焉是旧识因此汉末随刘焉入蜀，有相士算到她当得大贵，刘焉知道后为儿子刘瑁迎娶了吴氏。但是之后刘瑁暴疾而亡，吴氏遂寡居。刘备入蜀后在法正建议下纳吴氏为夫人，季汉建立后立为皇后。刘禅即位，尊为皇太后。245年，吴氏去世，谥号为穆。

吴皇后兄吴懿

       吴懿，字子远。年少丧父，汉末入蜀后任中郎将。后在刘备攻打刘璋时投降刘备，任讨逆将军。刘备称帝，吴懿任关中都督。228年跟随诸葛亮北伐，230年与魏延大破魏郭淮等军。之后累任至车骑将军、汉中太守，晋封济阳侯，237年病逝。吴懿头像如图

      吴懿孙吴乔，父名缺载，西晋末李雄据有蜀地，吴乔坚决不仕李雄。

吴懿族叔吴匡

       吴匡，字崇义。何进部将，何进被宦官杀死后吴匡与袁绍等人攻入宫中诛杀宦官，又因怀疑何进弟何苗勾结宦官而将其杀死。

吴匡子吴班

      吴班，字元雄。以豪侠著名，刘备伐吴时作为领军与冯习攻破李异。刘备败后随从撤军到白帝城。任后将军，封安乐亭侯，231年随诸葛亮大破魏军，在废李严的奏疏中也有署名。任至骠骑将军、假节，进封绵竹侯，病逝。吴班头像如图

      此后无可考世系。

中古士族的谱系建构与北朝隋唐胡汉认同

      中古士族的谱系存在层累建构的现象已经由一些学者通过个案研究加以证实， 并从中古士族郡望乃至中古政治社会变动的角度分析了这一现象所具有的深远意义。

      然而， 关于中古士族谱系建构的一些基础性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解决。 比如将祖先追至上古神话人物这种攀附祖先的方式， 曾有学者提出这是唐代墓志追祖方式中比较激烈和冒进的一种， 但关于其具体出现、 盛行乃至淡出的动态研究至今没有成果； 对中古士族谱系建构这一现象本身的动态研究虽有“胡汉士人家庭成员攀附祖先开始出现于北魏， 渐次盛行， 遽然成风是在魏末以降， 尤其是东西对峙以后” 的一些结论， 但对其原因的分析大多仍然限于北朝门阀序列的松动。 然而实际上， 中古士族谱系建构现象的出现可能是因为士族郡望边界由严格趋于松动， 但渐次盛行、 遽然成风必定是由特定的时代背景所致， 只不过这种风气又在客观上加速了士族郡望边界松动的进程。

       因此， 对中古士族谱系建构现象的分析不应仅仅限定于中古士族郡望变动的层面。 陈爽在《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中对荥阳郑氏的个案研究中认为： “北朝时期， 荥阳郑氏的门第升降和门户兴衰， 与这一时期的南北形势和民族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 ”

      提醒学人注重北朝民族融合对中古士族变动的影响； 王明珂从人类学的视野出发， 指出： “透过'得姓’ 以及与姓相关联的祖源历史记忆， 华夏周边非汉族群的统治家族， 以及中国域内社会中的家族，与黄帝（ 或炎黄） 建立现象中的血缘联系是整个历史时期普遍存在的现象。 ”

      启发学界对中古士族谱系建构中一些特定的追祖方式从人类学的新视角给予分析。 京兆韦氏是中古绵延最为悠长的士族之一， 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韦氏墓志的不断出土和整理出版为探求韦氏的谱系建构提供了新的史料依据。 基于对以上论断和问题的思考， 笔者拟以韦氏墓志所见的追祖方式为中心， 重点探讨将祖先追至上古神话人物这一谱系建构方式的动态变化及其与北朝隋唐胡汉认同的关系， 以进一步认识历史上民族认同的复杂性及其对中古士族谱系建构的影响。 

一、 韦氏墓志所见追祖至上古神话人物的谱系建构

      如前文所述， 有学者曾指出， 将祖先追至上古神话人物是唐代墓志追祖方式中比较激烈和冒进的一种。 然而细究起来， 这种追祖方式并不是到唐代才开始出现的， 而是早在汉代的《益州刺史高颐碑》中就出现了“其先出自 帝颛顼之苗胄裔乎” “穆穆我君， 帝颛之胄”类似的追祖之文， 显然是不能用门阀士族序列出现松动这个原因去诠释的。 尽管当时的表达语气还不是那么确定， 但正是这种猜测更能反映出碑志撰写者或高颐的家属将高颐认同为华夏正宗后裔的愿望。 据《益州刺史高颐碑》 碑文，高颐于汉代“美于《 春秋》 ……举孝廉” ， 是汉代主流文化的精通者和践行者， 这可能就是他被认同为华夏正宗后裔的原因。 具体到韦氏墓志， 追祖至上古神话人物最早见于北魏时期的墓志中， 集中出现是在北周。 成于北魏永熙二年 （ 533） 的《韦辉墓志》 有“帝颛顼之苗裔” 的记载。

       北魏《 韦彧墓志》则有“肇基颛顼， 命氏豕韦， 翼商周为世禄，历汉魏而朱轩” 的追述； 北周《韦彪墓志》追忆其祖：“帝颛顼之苗裔， 陆终之胄， 大彭之胤。 ” 北周《韦总墓志》 有“资高阳而吐出胄， 纂商伯以开源” 的追述； 北周《韦孝宽墓志》 有“商丘盛玄帝之绪，相土隆彤弓之业” 的追述；北周《宇文瓘墓志》也追忆其祖： “本姓韦氏， 后魏末改焉。 若乃电影含星， 轩辕所以诞圣； 霁光绕月 ， 颛顼于是降灵。 ”宇文瓘即韦瓘， 是韦孝宽的侄子， 其改姓是因韦孝宽被赐姓宇文氏。 在以上北朝韦氏的六方墓志中，涉及到的神话人物先后有颛顼、 陆终、 大彭、 高阳、玄帝、 轩辕。 这些人物据《史记· 楚世家》《史记· 五帝本纪》 和《大戴礼记· 五帝纪》 的相关记载以及戴应新等学者的考释， 轩辕和玄帝皆指黄帝， 颛顼即高阳， 是黄帝之孙； 陆终是颛顼帝的玄孙， 是黄帝后裔； 大彭即彭祖， 是颛顼帝的五世孙， 也是黄帝之后，他们皆是经先贤学人建构起来的华夏族源黄帝谱系中的神话人物。

      隋唐以后， 这种追祖方式仍然见于韦氏墓志，但已是时断时续， 开元年之后便渐行渐远， 总体上趋于淡化， 天宝年之后甚至直接被省略。 郧公房的韦匡伯， 卒于隋炀帝大业十三年（ 617） ， 曾为隋、伪郑和唐三朝外戚， 归葬两次， 留下了两方立于不同时代和不同地点的墓志。 立于郑开明二年（ 620）的郑修墓志铭追忆其先祖： “帝高阳之苗裔也。 ”立于唐高祖武德五年（ 622） 的唐修墓志记载： “昔实沉胙土， 肇基于夏辰； 大彭作伯，著洪业于殷祀。”郿城公房的韦昱逝于唐高宗永淳二年（ 686） ，其墓志留下了“殷商列伯， 参大彭之茂功” 的记述； 唐代驸马房韦后有弟韦洵， 逝于武则天时期，因与荥阳郑氏冥婚而合葬于唐中宗复位之时。 当时正当韦后权位极盛之时， 韦洵的墓志由时任中书令、修文馆大学士、 兼修国史的常山郡开国公李峤奉敕撰写， 对韦氏远祖的追述极为详细： “昔轩辕之南游建木……颛顼之北至幽陵。 ”  韦后的从父韦玄晞卒于唐中宗圣历元年（ 698） ， 与夫人合葬于景龙三年（ 709） ， 其墓志由中大夫行著作郎史祥撰写，对韦氏先祖追忆时曰： “尝试言曰： 原其陶唐卹胤，豕韦开国。 ”

      从“尝试言曰” 可推断撰者对韦氏远祖如是追述的不确定性。 平齐公房的韦知艺卒于长安四年（ 704） ， 其墓志由岑羲撰写， 对韦氏远祖追述为： “大彭之先， 出自 颛顼。 ”郧公房韦余庆的墓志成于景龙四年（ 710） ， 是从韦氏见于正史的第一个有真正名讳的人物——韦孟追起：“原其作传楚元， 家声盼响。 为臣汉代， 祖德纷纶。 ”郧公房的韦勉， 卒于唐玄宗开元十二年（ 724） ，其墓志记载： “我韦氏之先， 盖颛顼之后、 大彭之系。 ”其中一个“盖” 字反映了撰者或墓主亲属对这一远祖谱系的观念已相当淡薄。 唐代天宝年之后所见的韦氏墓志中已基本见不到对神话人物的追述之文， 最远至豕韦国， 或者到房祖， 或者到高祖，或者到曾祖， 最常见的还是直述其祖。且此变化并非仅见于个别房支， 而是涉及到唐代韦氏的各房支。

       从逻辑上分析，将祖先追至黄帝这类神话人物相对于具体的历史真人更能体现家族世系的源远流长。 因此， 有的学者将这种追祖方式视为墓主家属追求家族源远流长的虚荣心在起作用。 但从真正的心理需求角度而言， 追求家族世系的源远流长应该是任何一个家族在任何时代所共有的， 而不是像这样呈现出盛行于北朝又在隋唐以后逐渐淡出的阶段性变化。 因此， 笔者以为， 对这种追祖方式的变化应结合北朝隋唐时期时代特征的变化进行具体的考察和分析。

二、 北朝隋唐的胡汉融合与中古士族的种姓认同

      从民族融合的角度而言， 北朝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 “魏晋南北朝是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古代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时期， 也是我国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民族融合。 可以说， 民族融合是贯穿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和发展趋势。 北朝民族融合是对五胡十六国时期民族碰撞、交融的继承和发展。”

       其实， 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不仅是规模最大的， 其程度和影响也应是史无前例的。 陈寅恪曾指出：“北魏的汉化政策， 应当说是一以贯之的政策” ， 然“自 六镇、 尔朱荣之乱起， 北朝曾一度发生胡化逆流” 。

      经由北朝时期汉化与胡化的拉锯战， 以鲜卑为主的胡族最终于隋唐时期彻底融入汉族。 在胡汉融合的不同阶段， 胡汉对彼此的认同观念也会有所不同， 与之相关联的追祖方式及其意义也会发生变动。 

（ 一） 北魏胡族全面彻底的汉化激起汉族士人

      对种姓的自 我认同北魏孝文帝强制推行全面彻底的汉化是北朝民族融合的第一个阶段。 孝文帝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在迁都洛阳后， 对迁至洛阳的鲜卑人强制推行全面彻底的汉化， 尽管这种汉化对于孝文帝本身和其他鲜卑人而言都是迫于无奈， 但汉文化相对胡文化在政治统治上的优越性使孝文帝采取了积极主动向汉文化靠拢的态度， 并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的举措。 也正是基于这种主动性， 北魏鲜卑胡族的汉化是比较全面彻底的， 主要体现在以通婚、 改姓、 赐姓、 认祖、 冒籍、 改说汉话等方式从血缘、 谱系和文化根基上实现胡汉融合， 也就是“把迁至洛阳的鲜卑人从形式到本质上改造成了汉人” 。 其中， 改胡姓为汉姓和认同汉人先祖是从血统谱系上实现汉化的最根本方式， 这在鲜卑拓跋氏和其他一些胡族中皆有体现。 据《魏书》 卷 1《 序纪》 述拓跋氏种姓之由来云： “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 或内列诸华， 或外分荒服。 昌意少子受封北土； 国有大鲜卑山， 因以为号……黄帝以土德王， 北俗谓'土’ 为'拓’ ，谓' 后’ 为' 跋’ ， 故以为氏。 ”

      拓跋氏自 称为黄帝之后， 并改为元氏。 成于北魏孝昌二年（ 526）的《于纂墓志》 记载于纂为河南洛阳人， 是“轩辕降灵” 。 于纂所属的于氏由万忸于氏改来， 出自鲜卑， 在墓志中不仅将其籍贯改为京都所在， 且追叙其祖源为黄帝， 这明显是伪托的说法， 但这恰恰反映了当时其家人汉化的决心和愿望。由此可见，改胡姓为汉姓和攀附黄帝这些神话人物是胡人实现彻底汉化的一种方式， 从形式上反映了其对汉文化的认同。 此外， 他们还需要来自 他者也就是“土著汉人” 的认同。 这些本于胡族的“新汉人”能否被认同呢？ 有学者分析： “魏晋时期进入中原的五胡， 他们寻得华夏的祖先， 但华夏的历史一直记得他们的' 戎狄’ 起源。 假借一个华夏祖先，并不能完全使这些原来被华夏认为是异族的人群成为华夏。 ”

       既然“土著汉人” 不能对这些“新汉人” 产生认同， 就会有意识地去将自 己与其加以区别， 从而证明自 己才是正宗的汉人、 华夏的后裔。 如何证明呢？ 一个最为有效的方式即是将自 己的先祖追至华夏族的祖源， 使自 己黄帝子孙的“正宗” 身份得以彰显。 如北魏《 张宁墓志》追忆其先祖： “帝喾之元胄， 张衡之后焉。 ”

北魏《 张玉玲墓志》 追忆其祖： “深源峻远， 胄自 炎黄。 子房处汉， 秩穷衮命。 ” 北魏韦氏墓志中开始出现类似的追祖方式也应当归因于此。

      由此可见， 北魏时期无论是胡人还是汉人， 都已经开始了追祖至上古神话人物的谱系建构。 只不过对于胡人和汉人而言， 其价值和意义远远不同。

       对于胡人而言， 则主要是为了表示对汉文化的认同， 从而实现彻底的汉化， 以获得“土著汉人”的认同， 尽快融入到汉族当中； 对“土著汉人”而言， 则主要是为了证明自 身才是正宗汉人， 也就是间接表达了对汉化胡人的不认同。 由此可见，在北魏全面彻底地推行汉化的历史阶段， 胡汉对彼此认同的观念显然是不对等的。

（ 二） 北朝的胡化倾向与汉族士人对种姓的自我认同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和强力推行汉化虽然将鲜卑胡族的汉化推向了一个高潮， 却也由此引发了六镇军民对迁洛贵族的仇恨， 最终导致了六镇起义和“河阴之变” ， 使北魏从此一蹶不振， 最终被高欢、宇文泰分为东西两大对峙政权。 由高氏主政的东魏、北齐是以边塞六镇军民特别是高欢主导的怀朔集团为支柱的政权， 而此集团久处代北地区， 其受汉化影响最小， 加之备受洛阳政府歧视， 历来敌视汉人及其文化。 在北齐统治集团的授意下， “扬胡抑汉” 的思潮迅速散播开来。 即使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一些汉人士族仍坚持对自 己种姓的认同，在墓志中明确将黄帝追为先祖， 以示与鲜卑胡族的不同。 成于东魏孝静帝兴和四年（ 542） 的《 薛怀儁墓志》 对先祖的追忆为： “昔黄轩廿五子，得姓十有二人， 散惠叶以上草下扶疏， 树灵根而不绝。 早车赞夏， 功济于生民； 作诰辅商， 业光于帝典。 ” 卒于北齐宣帝天保四年（ 553） 的李静其墓志中追溯先祖云： “帝颛顼之胤， 广武君之后。 ”

      宇文氏虽与高欢同出于六镇， 却只携“少数西迁之胡人及胡化汉族割据关陇一隅之地” ，在势力上远逊于高齐。 所以， 从政权斗争的需要出发，宇文氏必须求助于当地汉人士族高门， 不得不与关陇汉门高第联合以共同抵御高欢， 但又不能逆当时鲜卑反对汉化的潮流， 于是， 在政权斗争的需要和维持鲜卑内部的团结之间采取了折中措施。 一方面在政治、 军事和文化上采取胡汉杂糅， 以赢得汉族高门尤其是关陇豪右的认同和支持， 增强其对抗高氏政权的军事实力。 另一方面则通过保留鲜卑族语言和恢复鲜卑姓氏甚至是改汉为胡等方式获取本种族人的力挺。 宇文泰恢复元氏为拓跋氏， 已改复姓为单姓者一律复旧； 又以有功诸将继承鲜卑三十六国及九十九姓， 除有的将领本来就用鲜卑复姓的不予更动外， 那些已经在太和改制时将复姓改为单姓的将领则重新改为复姓， 已采用汉姓或本来就是汉姓的， 则赐以鲜卑姓。 宇文泰所推行的复以鲜卑姓和赐以鲜卑姓的措施虽然相对高氏政权的“大鲜卑主义” 缓和， 但也是典型的胡化之举， 由此可见宇文泰对自 己的种姓具有强烈的认同感。 据有的学者研究， “西魏北周时期， 仅赐姓宇文氏者前后达二十六人， 其中恭帝时有韦叔裕、 韦瑱、 李彦、 叱罗协四人” 。 据史载， 韦叔裕即前文所述的韦孝宽， 为“京兆杜陵人， 少以字行， 世为三辅著姓” ，曾在与东魏、 北齐的抗衡中有出色表现， 并参与了灭梁、 平北齐之役， 立有大功， 被宇文氏赐以皇族姓氏， 这也是他的侄子韦瓘墓志中写为宇文瓘的原因。 除了宇文氏被作为姓氏加以赏赐外， 其他一些胡姓诸如叱罗氏被赏赐给西魏应州刺史张羡和北周武强公郭衍； 普六茹氏于北魏恭帝时被赏赐给杨忠、杨尚希等人； 贺兰氏被赏赐给西魏镇东将军苏椿、颍州刺史梁台、 著作郎裴文举。

       关于宇文氏将汉姓改为胡姓的动机 , 有的学者据《 周书》 中“魏氏之初， 统国三十六， 大姓九十九， 后多绝灭； 至是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 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 的记载， 认为“盖宇文氏效法魏初兴灭继绝之制， 广赐汉族功臣以鲜卑姓氏，俾恢复其旧日 部落组织， 以加强战斗力” 。

      既然宇文氏在与汉人士族融合的过程中保留着对鲜卑人的种姓认同， 甚至是想以胡文化异化汉族士人。 那么， 也可以推测出那些接受胡姓的汉人士族对于自 己的汉人身份同样具有强烈的认同。 尽管在当时是由鲜卑胡族主政的时期 , 被赐胡姓对一个汉人家族是极高的荣誉， 然而从种姓观念而言， 汉人士族还不能对鲜卑胡族产生真正的认同， 也就不可能实现与宇文氏的彻底合流。 但对这种来自 皇族的拉拢又不能直接表示反对， 那么怎么才能将自己的本姓种族与宇文氏这些胡族加以区别呢？ 通过墓志的谱系建构将祖先追述至华夏族的先祖黄帝等神话人物身上无疑是比较稳妥的方式。 因墓志是埋于地下， 不可能马上见于世面， 也就不能为宇文氏等鲜卑胡族意识到汉人士族对赐姓的真正想法， 同时，还将这种对自 己种姓的认同观念传递给后世， 可谓是不得已的“曲线” 认同。 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如上所述的韦氏成员中， 卒于北周武帝建德三年（ 574）的李纶于西魏时被赐以徒何氏， 其墓志志盖即为“周故河阳公徒何墓志” ， 这说明墓志主人的家属对所赐姓氏的基本认同， 但在其墓志文中却将其先祖追忆为“系本高阳， 祖于柱史”。 由此可见， 在种姓和族性的归属上， 汉人士族并不会轻易摈弃其汉人的族性认同而将自己归于胡族， 见于这些胡姓汉族士人墓志中的谱系建构正是墓志家属这种矛盾复杂心态的反映。

（ 三） 隋唐胡汉融合与彼此认同的加深

      有学者指出， 经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隋唐已经进入了不同于秦汉“华夏帝国” 的“中原王朝” 时期， 这不仅体现在隋唐帝国王室中有北族血缘、 唐太宗与北族结盟以安定长城南北的关系、唐帝国广开与北方草原及西域间的贸易往来帝国内历任宰相也多出身于北方草原部族者等等方面，“一个更具意义但被忽略的变化是在华夏或汉族的族源记忆上， 他们由'黄帝之裔’ 成为'炎黄子孙’ ” 。

      汉晋时，“炎帝” 并非普遍受人们攀附的华夏英雄祖先， 中古时期许多北族以攀附炎帝为本族群族源来有别于自称黄帝之后的华夏家族。 但隋唐时自称炎帝神农氏后裔的贵胄家族逐渐多起来。 修于唐代的《周书》 记载鲜卑宇文氏之祖先由来就称其先出自 炎帝神农氏。 有学者认为： “纪文以宇文氏为炎帝之遗族， 明系附会之说， 自 不待论。 ”

      吕思勉先生也曾指出：“五胡诸族， 多好自托于古帝之裔，其说殊不足信。 ” 然而这也正是宇文氏企图向华夏汉族靠拢而获得汉族士人认同而在世系谱牒上的典型反映。 这说明“在华夏的族源记忆中将炎帝与黄帝并列逐渐普遍， 华夏逐渐普遍接受'炎黄子孙’的记忆， 也表示华夏认同中已容纳许多来自 华夏域外的族群” 。

       随着隋唐大一统时代的到来和民族融合的加深， 鲜卑人已经完全与汉民族融为一体了。 马长寿先生在《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 中曾指出： “北镇鲜卑杂胡入关者多， 来势亦汹， 但一至隋唐便不成其为部落集团， 而仅以一种少数民族部族的成分出现于朝廷、 戎伍、 闾里之间。 有些北族的士大夫如元稹、 白居易之流， 外人尚能指出其为某某部族的后裔， 但他们自 己却俨然以汉胄自 居，不复承认自己的少数部族成分了， 这种情况正可反映鲜卑杂胡的汉化比较更早一些。 ” 至于匈奴、 氐、羌等北方民族与汉族的融合到隋代已经基本大定。

      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 “自 十六国至隋灭周， 在黄河流域建立政权的都是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 但近三百年间历经战乱及融合， 从古老的匈奴、 氐、 羌到乌桓、 鲜卑等族， 都先后融合到汉族之中去， 不再能看到他们的活动。 ” 由元稹、 白居易可见这些典型北族人对自 己身为汉人的强烈认同， 而汉族士人对于汉化胡人的认同也因为自 北朝以来改姓、复姓、 赐姓的姓氏互换和他们汉文化程度的提高已经无法也没有必要再加以区别。

      正如胡三省在《资治通鉴· 晋纪 30》 “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 条注中称： “自隋以后， 名称扬于时者， 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 氏族之辨， 果何益哉。 ” 宋人叶适也指出：“及魏起深北不毛， 以九十九姓为部落， 姓改氏易，周齐继之， 至于隋唐， 凡胡、 丘、 周、 伊、 穆、 陆、刘、 贺、 梁、 寇、 罗、 葛、 楼、 鲍、 何、 高、 潘、 薛、甄、 杜之类， 皆夷狄种， 而三代汉魏之士族荡不复存；纵有存者， 不可识矣。 然则后世所谓谱牒世次， 岂足信哉！ ”

   因此， 尽管隋唐以后的汉人士族墓志中还会保留追祖至黄帝的谱系建构方式， 但已经远非北朝时期那般集中， 至少从韦氏墓志所见是如此，其主要的价值和意义恐怕也不是如北朝时期是为区别胡汉， 而在于满足追求家族世系源远流长的需要。

三、 谱系建构与民族认同的互动关系

      自魏晋时期进入中原的五胡， 在经历了十六国时期与汉文化的直面碰撞和北朝汉化与胡化的交错之后， 至隋唐最终融入汉人当中， 其结果看似简单划一， 然胡汉认同作为中国历史上民族认同的一个重要阶段和组成部分， 注定了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 因为“民族认同之路不是单一的认同， 不是接受汉文化的问题” ， 而是双向的互动过程， “认同与被认同、 接受认同与拒绝认同同时进行” 。

      北魏孝文帝要全面汉化， 强制完成了迁洛鲜卑贵族汉化的自 我认同， 却遭到鲜卑下层官兵的强烈反对和“土著汉人” 的有意排斥； 东魏高氏政权对鲜卑文化的固守和对汉文化的排斥反映了鲜卑人对本我民族文化的强烈认同， 他们对胡文化的刻意渲染和传播使汉人更进一步认识到胡汉文化的差距， 从而更加坚定了对汉文化的自我认同； 西魏宇文氏政权糅合胡汉文化， 并尝试通过赐姓等方式以胡文化异化汉族士人， 结果遭到汉族士人的拒绝。 正是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 各种群体从各自 的认同需求出发在谱系建构上实现了趋同， 即将祖先追至华夏族源的上古神仙人物， 从而导致了这种追祖方式在北朝的集中出现。

      民族认同的复杂性不仅仅体现在它是双向的互动过程， 还体现在这种双向的互动过程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等性， 有学者称之为“不对等的族群文化互动关系” 。 这种不对等性一方面是因为“华夷之辨”的观念， 使汉族士人对华夏边缘的“异族” 文化不能轻易产生认同； 另一方面是因为“汉民族是一个相对恒定的民族实体。 不论政权存在与否， 民族实体都能独立存在， 而北族则不然。 北族虽也有短暂的民族体存在， 但必须与政权唇齿依存， 互为表里。政权灭亡， 民族体也随之消亡” 。 建立北魏政权的鲜卑人作为胡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是在学界被一些学者定义为“北族” 的族群之一， 它与辽朝的契丹、 金朝的女真和元朝的蒙古一样是诸多部落、族群的联合体， 不是民族共同体， “这种联合体缺乏内在的凝聚力， 附着在任何一个民族共同体上，都可以成为这个民族的一部分” 。 无论是因为观念还是实体， 像鲜卑这样的胡族在胡汉文化互动关系中将会处于明显的不平等地位。 因为存在这种不对等性， 所以， 在华夏的历史记忆中接受或是找寻一个华夏祖先， 可合理化自己的华夏身份， 并以'失忆’ 摆脱不利于己的族群身份， 华夏便因此茁长扩大” 。 而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 谱系建构无疑充当了重要的角色。 正如有的学者以满洲（ 族） 为例来探讨世系谱牒与民族认同的建构关系一文中所指出的： “不论是'炎黄子孙’ 的谱系想象， 还是满洲族源与八旗《通谱》 的构建， 抑或是各姓家谱作为凭证以资族属的鉴定， 在民族认同的构建过程中，随处可以看到谱牒作为一种'固化的想象’ 和建构对象在其中所扮演的丰富多彩的角色， 而其价值就在于它的不可或缺性。 ”

结  语

       中古士族的谱牒问题是近年来国内学界在中古士族研究领域开始探讨的基底性命题之一， 而认识到中古士族的谱系存在着层累建构的现象并从中古士族郡望变动的角度去分析它所具有的深远意义都颇具学术价值。 然而， 单就中古士族的谱系建构这一现象而言， 它是历史学、 社会学、 民族学和人类学的一个交叉领域， 因此， 要想对这种现象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 不能单从历史上中古士族郡望的变动这一角度， 否则一些现象就无法加以解释， 比如将祖先追至上古神话人物的追祖方式， 早在汉代的碑刻史料中就已经出现了， 如果再从士族郡望变动的角度去分析显然是不合理的， 因为那时士族和郡望都还没有形成。 笔者通过对中古士族的典型代表京兆韦氏墓志中追祖方式的梳理发现， 追祖至上古神话人物的谱系建构方式集中出现于北朝， 并逐渐淡化于隋唐， 这种动态的变化与北朝隋唐胡汉融合过程中民族认同的复杂性有关， 民族认同的双向性及不对等性使胡汉认同在谱系建构上趋同， 并最终完成了胡汉融合。 中古士族的谱系建构受到北朝隋唐民族认同的深刻影响， 同时， 也在民族认同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双方存在着明显的互动关系。

三国中的“士族”

      易中天，陈寅恪先生在他们对于三国历史的评价中，一直强调的一点就是：从东汉到西晋，是贵族地主阶级向士族地主阶级掌握政权的形势转变的历史。而魏蜀吴三家作为非士族阶级所建立的政权，在其中只能称之为历史插曲。虽然天下大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但是这却是在用结果论的方式进行问题的分析。士族阶级中极为优秀的人才不能正确反映士族整个阶级的表现，多数士族阶级对于这段历史的影响力其实非常有限。到最后，把司马祖孙三代的成功置换为士族地主阶级的成功，这个结论并不能令笔者信服。

       士族阶级在当时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阶级属性。高不成低不就，和现代的中产阶级其实有点儿像，他在身份上是最低一等的贵族（天子，诸侯，大夫，士），最高一等的平民（士，农，工，商），没有大富大贵的前途，也没有担忧生存之虞，老婆孩子热炕头，再加上一身本事，奔个小康讨个生活，说不定还能混得不错。但是正因为处在社会的中层，这帮人的叛逆心理比不上底层庶族人民，能过日子就过下去，什么造反啊，夺权啊这类事儿风险太大，收益太小。聪明人想法多，不到万不得已，没有必要去做这种顾头不顾腚的事情。

       因此在三国这段历史中，士族这个身份基本都是以谋士的身份出现，甚至连名门望族出身的武将在三国历史上都屈指可数，马超，公孙瓒，张任这些已经是硕果仅存的人物了。士这个阶层，他们希望有更好的生活，希望用自己的一份力去完成自己的理想，但是他们不会自己创业，只会选择一个老板替他干活，因为自己挑头风险太大，有谋略不代表有领导力，而靠士族这个身份并没有太多的机会去训练自己的这部分能力。秦末时分为什么是刘邦挑头而不是萧何韩信张良？不就是因为刘邦处于社会的底层，会忽悠，底线低，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么。

       理解了士族阶级的身份背景，就可以慢慢去尝试理解这段历史了。荀彧，崔琰，陈群这些士人，只能够在领导的权威之下做一些遵循自己理想的修正主义行为，从结果上来看，荀彧和崔琰失败了，陈群成功了，但是他们所做的努力其实并没有太大区别，都是为了自己心中的理想和阶级的利益。在三国时期，士族的作用就像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平时，这些人必须服从至高无上的皇权，如果不服从甚至反抗，下场是极其凄惨的，也不存在因为阶级属性就存在特权，杨修孔融天下闻名，还不是说杀就杀；司马懿托孤重臣，也不是说贬就贬。但是到了曹丕篡汉和高平陵之变的关键时刻，这根稻草就开始发挥出自己的决定性影响，扭转历史的进程了。追根朔源，这些事件之所以会发生，关键还是那些关键的历史人物在关键时刻的选择，而人的行为有些出于深思熟虑，而有些时候则是完全被动的对形势的应对，通过不确定动机的行为来判断出必然的结果，似乎不是科学的历史观。毕竟，还有一个重大的扭转历史的事件，它叫做官渡之战——士族的代表人物袁绍，在一张只要选对一题就及格的试卷上全部判断错误，导致了自己的失败，导致了三国最终的形成，导致了法家寒族政权的崛起，那又如何解释呢？

       接下来只剩下两个问题需要回答：司马懿为何会得到最后的成功？士族地主阶级在历史舞台上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司马懿作为和袁氏兄弟一样的为数不多的被推到前台作为士族代言人的人物，其成功的原因究竟是因为他们的出身？还是因为他们的经历？袁绍十九路诸侯联盟首领，四州的地盘，这些有利的因素到最后并不能成为克敌制胜的资本，个人本身的素质和性格导致了最终的失败。

       而司马家族，出身没有袁氏兄弟这么好，是通过军功逐步上升，一刀一枪拼出来的地位。曹芳执政时期，因为曹爽的动作，十多年的苦心经营即将落入旁人之手，自身也会在政治斗争中被人道毁灭。也许司马家族在高平陵之前还没有篡位的野心，但是当出于求生本能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之后，他们却发现，大局已定再无对手，利益集团需要这样一个人来维护他们的利益，而司马家族已经在无形中被推到了这个利益集团的领袖位置上。但是这些经历表明，他并不是因为维护士族的利益而走到了这一步，走到了这一步，只是求生本能的行为，如果曹爽在高平陵稍微过过脑子换个处置方式，如果司马懿在当时不做任何对应策略，晋朝这个政权还会不会存在于历史之中犹未可知。历史对于个人的选择着墨过少，而对于他的出身则判定太多。这些经历可能有他作为士族的身份而存在，但是最终的决策产生并不是仅仅出于他的身份，而是他们在关键时刻的选择。成与败，生与死都在一念之间，而出于蝴蝶效应，这样的选择到最后影响了历史的进程，而非“天下大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种预言式的历史解释虽然省事儿，但是真的经不起认真推敲。

       士族的确在重归一统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魏蜀吴，每家都是因为士族和庶族的政治斗争引起内部不和导致晋朝的统一。士族的崛起本出于机缘巧合，宦官和外戚的争斗让士族渔翁得利。在军阀割据的二十年里迅速做大，成为了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一个阶层，但是个人认为，这就是这个阶层人士普遍的天花板了，除了袁绍之外，又有哪一个士族军阀有这样的野心统一全国？没有，在不变中求变化，只求改良，审慎改革才是他们的追求。至于谁来做皇帝，谁统治江山，他们根本不在乎，保住自己的利益，保住自己的权力，那就够了。但是，一个审慎改革的阶级，碰到了一个强势革命者曹操，他们又能做什么呢？

       历史是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它没有办法证明为真实，也没有办法去证伪，我们能做的只是通过不同的文献交叉阅读，加上逻辑的分析思考，来得出尽可能真实的现场情况。但是即使如此，也只能看到事件的现象，其背后的本质，事件的来龙去脉只能由今度古，代入古人思维来进行分析，导致的结果就是，一千个人的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正因如此，表述出观点，得出结论，进行讨论，才能让历史展示出更加接近真实的一面。